主题：[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by 谭伯牛--总算找到了 -- aniu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2]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1]。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2]；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

此时主持朝政者，是户部尚书宗室肃顺。肃顺幕府，则有所谓“五君子”者，为其中翘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赏识[3]。高心夔自始自终参与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后，乃将内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则记录在《庸庵笔记》。其文略谓：樊燮控状、官文参摺抵京后，文宗批谕：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则，左宗棠自忖最重不过充军新疆，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肃顺听闻此语，转告高心夔，高则转告王贻运，王则转告郭嵩焘。为什么形成这么一个传达次序呢？肃顺一贯推服曾、胡、左等“楚贤”，而“楚贤”们则常通过“五君子”以及“肃党”杜翰等人，与肃顺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难，肃顺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谕令官文专办，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对策。对策需要里应外合，上下通气，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与湖南帮稍有隔阂，故告知湖南人王贻运。王贻运此时与胡、左并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亲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闻讯大惊，遂又通过王-高这条信息通道，向肃顺求救。肃顺这才指示应对之法：

“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4]；

一往一复，如此麻烦，后世读者不得不批评这种拖泥带水的作风。但是，如此麻烦，实在又是一种必然。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狠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历朝历代，都不乏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政治警惕性的现实反应。当然，历朝历代，又都不乏朋党。政治本就是一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益智体操，单枪匹马必定斗不过人多势众，不参与由师生、籍贯乃至学问、性情等元素组成的各类“朋党”，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无所施展，甚至会受到排挤倾轧。朋党实在是先求自保、缓图发展的政治学入门功课。故我们可从史书中看到：不分清流浊流，不论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党；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论事，但是朋党之不可避免，则无疑义。然则，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极不愿看到朋比成奸的党团，身单势孤的臣下却不得不投靠组织，这种矛盾，实在是时势使然，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厚黑学理论家李宗吾所谓：世间固多做得说不得之事；朋党也是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尤其不敢让皇帝看出丝毫破绽。“保左”固然是为国家惜取人才，但由肃顺首倡的话，文宗必定要怀疑一品大员和区区幕客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追究这种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稍一不慎，涉事者就会落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因此，肃顺极为小心，“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方能启齿”。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5]；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6]。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7]；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8]，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9]；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10]。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11]；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12]，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13]；

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

“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n，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14]；

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

“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15]；

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16]。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d、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17]；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18]，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19]

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

“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20]；

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21]；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彗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

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

“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22]。大儿子樊增??“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23]。

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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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林翼是道光间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左宗棠则是陶澍子陶桄的岳父。

[2] 《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致左宗棠》。

[3] 参见本书《祺祥故事》一篇。

[4] 薛福成《庸庵笔记》。

[5] 李宝嘉《南亭笔记》卷六。

[6]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

[7] 《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

[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遵旨汇保克复义宁州城攻破湖口县城出力员弁兵勇请奖摺》。

[9] 咸丰六年正月十一日上谕。

[10] 《胡林翼全集?奏疏》咸丰六年七月十七日《附陈左郎中韩知府才略疏》。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复汪士铎》。

[12] 胡林翼运用权术之妙，远迈曾、左，李鸿章差能继承衣钵。伯牛拟在此书续编中专章论及，今不赘言。

[13]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胡文忠权变”条。

[14]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与胡润之》。

[1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九年十二月七日《致胡润之》。

[16] 《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致罗忠祜》：“正月初间，（左）即拟挈陶少云入都；吁门挽留十日，今不知作何行止”；陶少云，即陶桄，左宗棠女婿。

[17]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与郭意城》。此信当作于咸丰十年三月间。

[1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年《答李希庵》。

[19] 咸丰十年四月一日上谕。

[20]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年《答李希庵》。伯牛案：根据信中内容，此信当作于四月上旬。

[21]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上谕。

[22] 汪辟疆《近代诗人小传》。

[23] 樊家故事，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