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by 谭伯牛--总算找到了 -- aniu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5]

给左宗棠画了这么一幅肖像后，继续讲左、郭情事。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就朝廷谕令查办广东督、抚不合一事，他递交了调查报告。郭嵩焘举发瑞麟、卓兴、方耀的劣迹，他一一证实，并添加了两条广东军务贻误的新证据；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会怎么评价郭嵩焘：

“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以时艰同值，宜委曲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1]；

毛鸿宾、瑞麟相继为两广总督，郭嵩焘和他们都不对付，但是，他抱着“时艰同值”的态度，“委曲以期共济”。其实，这种做法，最容易误人误己乃至误事误国，所谓“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共事之人，其首要目的就是将事情办成，倘有人从中坏事，自当通过规谏、力争乃至上告等办法解决争端，一味隐忍，坐观其败，实际就成了纵容包庇的从犯。局面一旦破裂以至于不可收拾，中枢不会也不可能调查到以前的真相，而只会按照涉事人员的级别逐个追查责任。这时候再来撇清，想独善其身，“已无及矣”。郭嵩焘读圣贤书多年，没读懂“和而不同”四个字，只晓得“相忍为和”，讲客气话，搞假团结，宜其被左宗棠骂为“咎由自取”矣。

这是公事公办。私函往来，左宗棠则评价郭嵩焘在粤抚任内的做法是“好官好人，微近迂琐”。世间有很多人很多官，都是好人、好官，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做好事。而所以不作好事之故，则大都出于“迂琐”。郭嵩焘是如何“迂琐”的呢？先看看他的“迂”：

“督于抚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故等夷。遇有龃龉，应据实直陈，各行其是，惟因争权夺势相倾轧则不可耳。老兄（谓郭）于毛寄耘（鸿宾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达其是，岂不谓‘委曲以期共济’？而其效已可睹。兹复濡忍出之。迨贻误已深，而后侃侃有词，则已晚矣”[2]；

郭嵩焘的“迂”，就是没有理解督、抚相处的精义在“分故等夷”四字。“分”者，本分也；总督、巡抚各有其本分，但是，二人本分应管之事又往往重复，如前引胡思敬语，总督的地位很尴尬，免不了要和同城的巡抚产生“龃龉”。那么，只要不借此“相倾轧”，而是一心为公，就无须避讳，当如孔子所说：“盍各言志”；其表现形式就是“据实直陈”，不但对同官“直陈”，还要对上司、中枢“直陈”。我出以公心，言其欲言，行其当行，至于是非对错，都交给上司乃至时间来判断。郭嵩焘则不然，对毛鸿宾、瑞麟都是“心知其非”，却以“濡忍出之”，若无预其事者；直到事情黄了，上头要追查责任了，才想起己有责焉，赶紧辩白。可是，错已铸成，再说什么都晚了，且有规避的嫌疑。这就是“迂”的害处，一不小心，好人就成了迂人。迂谨自守之人，干不了大事，眼光所到，思虑所及，都在细微末节上下功夫，自然就流于“琐”：

“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高果臣，粤东提督也，粤东欲其赴粤，则以提督二字截之；比过粤，则以饷事尽归之闽。闽不辞也，亦不与吝者言财之说也，今见闽饷至，而欲扣其垫发四万，一何可笑！然则何解于迂琐也？郭子美，福建提督，奉命援闽，弟未尝调之，李少荃以其军八千人之饷自任，而以军米、夫脚谓之琐事，委之闽。闽之供者，月几四万，未尝见诸章奏，亦未以告李少荃。至郭、杨在闽，战绩不及高果臣之大之久，而弟奏奖则与高、黄并称，阁下亦有闻乎？否乎？”[3]

果臣，高连??字，时授广东陆路提督，为左宗棠麾下大将，左守节制三省之命后，遣其入粤助剿。自咸丰四年湘军出援外省乃至东征以来，军饷补给一直是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主要由中央财政困绌所致。中央不能拨发专款，那么，军饷只能来自派兵之省和征战之省。可是，出于各种原因，被兵之省在供饷方面往往不爽快；于是，湖南一省不但出人出力，还出钱出米，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甚至成立一个名为东征局的专门机构[4]，供应湘军（包括楚军）饷需。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突破地域局限、操办大事的气魄，真能称得上谋国之忠。而在外的湘军各部之间，也就养成了互相接济、互相援助的传统。郭嵩焘在高军入粤以后，要求“饷事尽归之闽”，就是对这种传统的体认，无可厚非，所以左宗棠说“闽不辞也”。但是，高军入粤之初，闽饷未能及时供应，先由广东垫发；后，闽饷继至，郭嵩焘却要求从中提取垫款，却就是“一何可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闽饷粤饷，都算是国家财政用于军事的专款，广东垫发之款，完全可以作帐报销，并冲抵依例应缴的“国税”，不致造成地方财务赤字。然则，郭嵩焘提出扣除四万垫款，对上而言，不能膺获善于理财的表扬，于友军而言，反增锱铢必较的嫌恶，不正是“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下举郭松林（字子美）援闽的例子，就是让他向李鸿章学习，不要囿于“吝者言财之说”，而要分得清什么是大事、什么是“琐事”。例如，军队所需粮食、夫力之类“琐事”，由于运输、员限等困难，不便由派出省提供，受援省则应妥为筹办；而弹药、饷银之类大事，义由派出省发放，毋庸麻烦地方，这才是并肩作战、同心应敌的和衷之道。

左宗棠此信的语气，亢直不恭，甚而有轻侮之意。但是，郭嵩焘如此处理军事饷务，又不无可骂之理。若经此当头棒喝，依然自以为是，不改旧辙，那么，与之共事者是否会认为换人或能稍补于时务呢？那么，与之共事者提出人事更换的建议，是否不能简单目为公报私仇呢？而且，郭嵩焘从闽饷内提取垫款，理由是广东财政困难，不得不撕破脸皮摆出抠门姿态。但是，郭嵩焘“开府两年”，竟不如湖北胡林翼、湖南骆秉章、江西沈葆桢、江苏李鸿章等人，一上手即能革除弊政，生财有道，军事吏事均有起色，然则，换一个“明干开济之才”代替郭嵩焘作广东巡抚，岂不是当务之急？所以，四年十二月，左宗棠再次推荐将浙江饷务办理得卓有成效的蒋益澧，说他“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5]。明年正月八日，上谕：“浙江布政史蒋益澧，已明降谕旨，饬令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军饷矣”。二月二十六日，郭嵩焘召京，另有任用。

事后，左宗棠致书郭嵩焘，毫不自愧，末云：

“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何益之有？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听之而已”[6]；

流行歌曲唱道：“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左宗棠之于郭嵩焘，颇相类此，甚而过于此。盖不仅“一笑而过”，还吐了一口唾沫也。但从表象而言，左宗棠不仅将郭嵩焘从巡抚宝座上赶将下去，还振振有辞地说郭不但不能自知（“才不副其志”），而且不能知人（“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根本就是个不懂事的人（“不达”），落到今日田地，全是咎由自取。毫无疑问，郭嵩焘不能接受这种评价，并不得不绝交以明其怒。于是，直到光绪八年，距此十六年后，两人才再通音问。而在此期间，郭嵩焘每每念及此事，便难以为怀，并屡屡向二人共同的朋友论及此事，希望找到一个稍能自慰的说法。以事功、道德、文章而言，最合格的仲裁人非曾国藩莫属，于是，郭嵩焘给他写了一封饱含血泪的控诉状，略谓：

“左君在漳州，初拜督办三省军务之命，合广东督抚而并倾之，其言曰：‘天下危，注意将’云云；必得李某任两广总督、蒋某任广东巡抚，方能望有起色。其后两保，皆以便言之。都门言朝廷疑子文[7]不任疆事，以太冲[8]求之甚坚，不得已应之。最后一摺，直谓广东军务专以骗饷为事，毫无筹画，非得蒋某经理，万不能有补益。此摺尤为丧心病狂，盖以瑞（麟）君一书相构，肆其淫诬。前后两摺稿所在有之，公岂未见耶？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如此两摺之排挤，而曰实未劾及鄙人者，犹其羞恶之良所发端，规以自解而已。吾谓左君之服膺蒋军，宜也；所不可解者：左为浙抚、蒋为浙藩[9]也，朝夕与处，又用其力，克服一省城、四府城、十馀县，非惟没其功，又摧折之、辱詈之。蒋君屡致鄙人书，深怀怨怼。已而左为闽督，相距二千里，漳州一保，乃遂信之之深如此。蒋君至广东，为鄙人言：‘生平受左君挫折至多，始则相与争胜，继乃一力周旋之，不论其信否。其赴闽也，定浙饷每月二十万，供给年馀之久，皆以每月十二日起解，未尝一日后期，安得而不保我？’即蒋君所言观之，左君之前后矛盾、轻重失伦，居心果何等也！粤中使者至其营十余辈，每见，必呼贱名而诟之，且言：‘归语而（尔）抚：放贼入粤者，乃渠亲家。贼至闽，我赴闽剿办；今又赴粤剿办，汝抚知之否？’退庵言：在（左）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谓曾），动至狂诟。其于鄙人（谓郭），似尚从末减。吾谓：‘左君豪杰，惟曾公始足当一诟，我岂惟不受其诟，正当反诟之。左君之诟曾公，以怨报德；我则直讨有罪耳！’公与解释旧嫌，以‘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附会左君，以咎鄙人，则过矣。左君曰：‘吾未尝相倾，彼罪自应逐耳’；公亦曰：‘左君未尝相倾，汝罪自应逐耳’；是知燕之当伐，而不悟伐燕而取之者，齐也。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疑公之断斯狱也，未得其允，谨钞录全案附呈，以备处断。其于左君之凶横，亦可略得其梗概”[10]；

郭嵩焘尝自我标榜，说：“自南宋以来，七百馀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当然，这说的是“控御狄夷”的洋务之才[11]。晚年被骂为“汉奸”，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跟这种自负大有关系。不过，以今日眼光视之，不得不谓郭嵩焘是第一流的国际战略专家。但是，以今日眼光视此信，又不得不谓郭嵩焘于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先进人力资源理论毫无所解。我们看看他引用的案例：蒋益澧在浙江，先被左宗棠“摧折”、“辱詈”（原因不外乎办事不力），然后“一力周旋”，于此后左宗棠入闽之军的饷需供应，尽心尽力，“未尝一日后期”，遂由左宗棠推荐为广东巡抚。用今日眼光来看，属官不得力，予以批评；既得力，予以重任，这有什么问题？执行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事政策，怎么谈得上“前后矛盾、轻重失伦”呢？像潘祖荫那种“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才当得上这八个字吧？如前所述，左宗棠做事作人，秉行刚直之道，宜其对蒋益澧有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同样，宜其对亲家郭嵩焘有“未尝相倾，彼罪自应逐”的评论。广东军务吏事疲废，历两年之久不能改观，其领导人自应负责，其上司自有荐贤代之的责任，故不能称为“相倾”，而是能力不符的领导者“彼罪自应逐”。然则，郭嵩焘只知道“控御狄夷”，而不知道“狄夷”内部的“控御”之术，恰恰就是左宗棠这种做法。

信中引用了曾国藩当时的表态：“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曾国藩固然不如郭嵩焘那么深谙洋务，但对“筹饷不力”的危害则知之甚深。他在江西前线期间，多赖左宗棠在湖南后方筹饷，早就佩服左宗棠的经济之才；左批评郭不会办饷，郭自称能办饷，他必然要以筹饷专家左宗棠的意见为意见，而不会以亲家郭嵩焘[12]的意见为意见了。二十几年前，他送郭嵩焘南归，写了序言，就隐然不以郭的干事之才为然；三年前，李鸿章亟求郭嵩焘赴苏帮忙，曾国藩就警告他：

“渠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若爱其人而善处之，宜令其专任粮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13]

李鸿章本意是让郭嵩焘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藩却叮嘱他只能“令其专任粮道”，尤其不能管“军务饷务”。结合左宗棠以“迂琐”二字评价郭嵩焘，不能不慨叹英雄所见略同。因此，曾国藩才会用“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来评判左、郭此次的争执。

至于郭信中搬弄口舌，说左宗棠在营中“未尝一饭忘公”，每日至少骂两次曾国藩，希图以此小报告换取曾国藩的支持，未免露出小人嘴脸。当然，气急败坏，口不择言，我们也应对他的失态报以“理解之同情”，不要过于苛责。曾国藩回信，就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回应了郭嵩焘的“不君子”行为：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十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14]；

以暴制暴，鲜能奏效；鉴于史事今事，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以骂止骂，未为善法；观乎网络论坛，我们自能深有会心。左宗棠为当日第一善詈者，虽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嫌疑，但也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耿直，故所以对待之法，无如“但闻其绪”，而“不令竟其说”。“但闻其绪”，是要知道他批评的大概，反躬自省，有则改之；“不令竟其说”，则过滤掉各种刺耳的“语词”，免惹烦恼。此种境界，则类似心理素质极好之网虫，从不介意各类用作语气助词的字母缩写，始终保持平心静气的泡网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高高兴兴上网来，平平安安关机去。曾国藩就用这种平和态度消解了郭嵩焘的搬弄是非，并温柔敦厚的表达了对此案的立场。

然则，曾国藩和左宗棠在某些大原则上，实在持有相同的态度，并不因他的粗鲁而愤然改观。大关节处一丝不苟，细微末节则一笑置之，以修养、风度而论，自然是柔道高手曾国藩占了上风；事无巨细，俱以直道处之，“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终身保持愤怒青年姿态的左宗棠未尝不是可人。然则，曾、左二人在几近二十年共事、同官的过程中，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如金刚怒目，如切如磋如水火，其事必有可观，其心必有可述。且左宗棠尝曰：

“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15]

这是左宗棠出幕从军不久后的夫子自道。他说曾、胡、郭诸人都未能知己，深以身后毁誉失真为忧。伯牛忝为“异时形诸纪载”者，不揣固陋，请以曾、左情事结束此篇，庶几能传播“忠介先生”之“真”、“实”于万一，则数万言之拙文未必全是扯淡，于知人论世不无少裨云尔。

--------------------------------------------------------------------------------

[1]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摺》。

[2]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四年九月《答郭筠仙》。

[3]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四年十一月《答郭筠仙》。

[4] 东征局设立于咸丰十年，结束于同治四年。五年之间，为东征的曾、左两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

[5]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陈明广东兵事饷事片》。

[6]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五年正月《答郭筠仙》。

[7] 蒋子文，东汉人。此以切蒋姓，谓益澧。

[8] 太冲，晋人左思字。此以切左姓，谓宗棠。

[9] 藩，即藩司，为布政使之别称。按察使则称臬司。

[10] 郭嵩焘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致曾国藩书。此书由柳诒徵从陶风楼藏书录出，见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

[11] 《致龙??臣书》，引自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

[12] 曾女嫁于郭子。然则曾、左、郭三人都是姻亲，这段公案，在义理以外，不必再问亲疏，判断起来少了几分纠葛。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同治元年闰八月九日《复李鸿章》。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复郭嵩焘》。

[1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一年二月《与郭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