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by 谭伯牛--总算找到了 -- aniu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4]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1]赐予“极权”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极权”，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2]；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哭笑不得，说：

“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3]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不想承担“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4]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宿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批??入山，誓不复出矣”[5]；

左宗棠于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四月，来犯之太平军败于湘潭。七月，湘军在岳阳大胜。随后，湘军出湖南援湖北，开始了十年的东征[6]。曾国藩汇保两次战役有功人员，准备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武侯”，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诸葛亮自我期许，故自称“武侯”。“蓝顶”，四品官帽顶以蓝宝石为饰；“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赏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饰物。然则，曾国藩原计划保举左宗棠为知府（从四品），并求赏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谓长沙防守、浏阳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正五品）用。湘军克复岳阳，抚署并未与谋，此时，左宗棠个人也未直接介入湘军的后勤事务，曾国藩却替左宗棠申请晋级，可谓是贿恩市德的不正之风。此前，曾国藩因不通人情、不晓时务兼且不明战事，被他嘲笑为“猪子”[7]、“书憨”[8]（书面语则为“质厚”），怎么一胜以后，立即就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猜测这个歪点子必出自“喜任术，善牢笼”的胡林翼，而煽风点火者则为郭家嵩焘、??焘两兄弟（即信中“两诸葛”）。左宗棠既自称“武侯”，则不仅在经济之学上向诸葛亮看齐，行藏用舍这些人生大关节必也以诸葛亮为榜样。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皆许之为“绝世奇才”，但科场三次败北，令他官兴阑珊，遂退归家山，以务农、教读为事，俨然“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慕左先生大名，数次“遣使持币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俨然是三顾茅庐以后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则，半品之加，一翎之赏，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况来路不正，迹近交易，正所谓“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严词拒绝，说“大非（朋友）相处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点，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过区区一介之廉，不足以说明他的志向和原则。“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这句话，必出于实干家之口，亦只出于真能办事者之口。知县为亲民之官，即今日所谓基层党（政）组织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对百姓来说，知县就是可以触觉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于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则，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畅，知县之为用大矣哉！然则，知县之得人与否，关于国计民生者，岂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举人中“大挑知县”的程序，即知其时政府对知县人选的重视：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余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9]；

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10]，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

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饷急、千钧一发之时，他会借此机会私而忘公、修怨报复么？

建立了这么一个印象后，我们继续讲左、郭情事。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就朝廷谕令查办广东督、抚不合一事，他递交了调查报告。郭嵩焘举发瑞麟、卓兴、方耀的劣迹，他一一证实，并添加了两条广东军务贻误的新证据；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会怎么评价郭嵩焘：

“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以时艰同值，宜委曲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1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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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实，咸丰末、同治初下放大权给曾、左二人，令其可以放手去做，决策人都是慈禧，跟天子没关系。咸丰十一年末，文宗已经死了几个月；同治四年，穆宗犹是十岁幼童，权柄操于二太后之手，重要决策盖都出于慈禧。但是，所有谕旨都以天子名义发下，因此，文中用“天子”二字，虽不近于史实，却更忠实于史料。

[2]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仍请收回节制三省成命片》。

[3] 同治四年七月九日上谕。

[4] 语出《论语?述而》。

[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七月《答刘霞仙》。

[6] 参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

[7] 李详《药裹慵谈》卷四。

[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答胡润之》。

[9] 徐珂《清稗类钞》。

[10] 如果以为八股出身的举人在个人综合素质上比不过今日大本出身的公务员，实为大谬。但本书不能借此分析古今教育制度优劣及党政与教政的异同，只好请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放下此书，移驾取阅何怀宏《选举社会》相关章节。

[11]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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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下接左对郭历次评价。然后讲郭左私函。然后讲郭自述语。接郭请曾裁断之信。加曾国藩不信任郭嵩焘能胜任江苏管制一信。然后以左“所患异时”信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