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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by 谭伯牛--总算找到了 -- aniu
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by 谭伯牛--总算找到了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1]
据说，同治三年某月某日，湘阴文庙生出一株灵芝。郭??焘写信给他哥哥嵩焘，开玩笑说：“文庙灵芝，殆吾家之祥”；去年，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焘此语，恰说此事。但是，另外一个湘阴人不乐意了；这年十月，他因肃清全浙之功锡封一等伯爵。较之五等封爵，区区巡抚算个什么事？哪里配得上灵芝瑞应？所以，他说：“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遂致书郭嵩焘，争此吉兆归属。二人互不相下，“以兹小故，??成大郄”。这个湘阴人，便是郭嵩焘的亲家大人左宗棠[1]。
左、郭因此构衅。不出二年，便发生了令郭嵩焘抱恨终生的“大郄”：受命节制闽、赣、粤三省军务的左宗棠参奏粤抚筹饷不力，郭嵩焘因此被罢免。在详述这件因灵芝引发的“倾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此前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一件大厄事，以便更深切的体会郭嵩焘抱屈怀辱的辛酸。
忘八蛋，滚出去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养心殿西暖阁，和郭嵩焘谈毕公事，文宗话锋一转，问起了左宗棠：“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谕之：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相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问：“左宗棠才干是怎样？”答：“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问：“闻他意思想会试？”答：“有此语。”问：“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需一出办事方好”；[2]
二十年前，亦即道光十八年，左宗棠在第三次名落孙山后，黯然神伤，给老婆写信：“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3]；伯牛案：此所谓苦李，盖即酸葡萄也。二十年后，他已经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鼎鼎有名的左师爷，不但名闻湘、鄂，甚且“简在帝心”；但是，未中进士的遗憾，并不曾因此稍减。郭嵩焘据实回答，文宗“何必以进士为荣”之语，似乎对左宗棠这个“进士情结”很不以为然。然而，此次君臣对话，并非专门讨论左宗棠的“进士情结”，其背景乃是一桩参案：湖南巡抚参劾永州总兵樊燮案。
湖北恩施人樊燮能留名史册，一是因为此件参案，一是因为他儿子樊增祥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先说此件参案。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一在贪，一在纵。贪者，贪污也。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馀人，常驻城内约三百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一百六十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此也，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虽大，用费却极俭省，全拜贪污所赐。纵者，纵肆也。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参加音乐会不应中途进场的社交礼仪，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不能厉行节约，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4]；因此，骆秉章迅即上奏参劾樊燮。
但是，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他和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关系非同一般。骆秉章参他之前，官文却已上摺保奏他为湖南提督。看到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奏摺，文宗不免有些困惑，因此见到来自湖南、湖北的官员就要问一声左宗棠何许人也。这就是郭嵩焘召对的背景。
总督要保，巡抚要参，官文心里自是极不舒服。更令他不舒服的，乃是明知樊燮是“官”人以后，左宗棠不但不化刚为柔，反而变本加厉的侮辱了樊燮一次。咸丰九年四月，樊燮赴省接受“双规”，赴抚署请训，骆秉章让他径去左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至左公馆，作揖行礼，而未下跪请安，左宗棠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被依礼驳斥，不由恼羞成怒，大骂一句：“忘八蛋，滚出去！”随即再次奏劾樊燮。
实话实说，左师爷这次做得确实有点过。樊燮堂堂正二品，怎么能向无品无级的师爷下跪呢？武官“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更是大言欺人，纯属吓唬参案在身的樊燮而已。最后那句“忘八蛋”，更是仗势欺人，毫无风度可言。当然，左文襄公一生善骂，这次不过是初试啼声；此是后话，先且搁下。樊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兼且再次被参，不进行反击，势必摘去顶戴，于是，立即向官文诉冤、求救。官文一听，那还了得：区区一个师爷，一再不给我面子，不灭他一道，以后还怎么在湖南、湖北混？旋即兵分两路：樊燮同时向武汉督署、北京督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摺，参劾“著名劣幕”。
“劣幕”这两个字，很犯忌讳。在政府架构中，幕客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幕客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清朝以前，幕客就已出现，不过，历朝历代的幕制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发达：
“清代幕制至为发达，其原因是圣祖、世祖[宗][5]责备臣下异常酷苛，屡兴大狱，稍一不慎，即有陨越。所以，臣下奏章文字都是兢兢业业，不敢作一越分语，而自蹈不测之祸。……仁宗[6]犹深名、法之言，明察刑狱，穷极豪芒，条例滋多，处分益密。而督、抚、司、道、州、县，大都以制义（伯牛案即八股文）起家，法令章程非所素习，不能不另请明习律令的人员辅佐为治”[7]；
在上者“明察刑狱，穷极豪芒”，而在下者俱非法律、经济专科毕业，而“大都以制义起家”，故不得不聘请幕客，帮助处理“非所素习”的刑名、钱谷等诸般公务。政府为控制公务员规模，节省办公经费，故不愿为各级行政长官设立帮办、顾问的职位；而各级长官为了应付职、差，不辱使命，不得不“自费”养一批幕客。表面上看，国家确实节约了开支，可是，这个“自费”既然打了引号，其实非自费，又不待赘言。我们听到的名目繁多的“陋规”、“虚冒”、“苛捐”、“杂税”等等“灰色收入”，其大部分就用来负担幕客的开支。然则，国库虽不因此而虚减，人民实因此而加重负担。当然，民生问题历来不是吾国政治的重点；“肉食者”虽然明知幕客制度乃是一种畸形制度，但在国家开支得以节约的前提下，也就掩耳盗铃，并不严命废除。甚而有才高能显的著名幕客，可以上达天听；例如，被雍正称为“巡抚中第一人”的田文镜，其幕友邬先生就获此殊荣。田上请安摺，雍正批曰：“朕安。邬先生安否？”[8]
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幕客固然是朝廷命官的好帮手，但为善为恶，存乎其心而已；倘若把持官府，枉刑纳贿，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那也令人头疼。故同样是雍正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这样的谕旨：
“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混淆；中理刑狱，则曲直倒置。败督抚之清节，误督抚之功名。彼则置身事外，饱橐而去。殊为可恨！夫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9]
这可算是清朝关于幕客使用的基本大法。幕客如果一心求财，则不免在办理人事（“黜陟属员”）、刑事（“中理刑狱”）这些重要公务时上下其手，一味贪索。倘若悬以功令，在科举以外，给这些编外知识分子（很多幕客出身秀才乃至举人，并非一般“愚氓”）指明一条升迁之途，或许能减少乃至杜绝幕客们“任意苟且”的现象。因此，“效力有年，果称厥职”的幕客，可以绕过科举这道坎，经吏部“议叙”后，“授之职任”。然则，学而优则仕以外，还有一道幕而优则官的后门，幕客们名心一动，官瘾一发，未尝不会检讨自己的行为，以便博取功名。反之，也可见出朝廷早已认识“勾通内外，肆行作弊”的“劣幕”的危害性，一旦发现，绝不会姑息。因此，左宗棠被官文、樊燮这两位一、二品大员以“著名劣幕”、“以图陷害”的罪名告上朝廷，文宗势必要严肃处理。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极为威风；但是，京城、湖南相隔千里，而与之为敌的又是总督、总兵，下情不能上达，命官亲于幕客，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此案一开始被钦命严查，左宗棠就注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骆秉章倒是讲义气，立即复奏为其辨冤；但是，骆、左二人是雇佣关系，不能逃脱包庇的嫌疑，故批谕有“劣幕把持”一语，严加申饬。骆秉章只能噤口不言，再不敢放半个屁。最搞笑的是，“劣幕把持”四字传开以后，左公馆大门左侧就被好事者刷了一道标语：“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10]。搞笑归搞笑，左宗棠还真不敢抹去这道标语。为什么？我先讲段杭世骏的逸事：
“乙酉岁（伯牛案乾隆三十年），纯皇帝南巡。大宗（世骏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11]；
这六个大字，立即被裱起来，悬挂于杭世骏的破铜烂铁店（伯牛按其实则古董店也，在西湖边）。除了“本朝”典故，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前朝案例，即所谓“奉旨填词柳三变（永）”，都能体现出天音御笔的可贵。因此，左公馆门侧的标语，在案情水落石出以前，是不能随便抹去的。
不过，当日的左宗棠，是绝对笑不出来的。罪名查实，判他“陷害”樊燮的话，他就免不了逐出幕府、充军新疆的处罚[12]。那么，如何化解这道灾厄呢？如前所述，官司已经到了御前，要斡旋的话，不去北京是不成的。去北京，也有讲究。一则三人对六面，去刑部辩论一番；一则委托能通天的主，在御前美言一番。左宗棠不像曾国藩，没在京城各部混过，更没有穆彰阿、倭仁那样的奥援；加之他天性倔强，不肯钻营，故致书胡林翼，就说得甚为悲壮：
“‘萧育、杜陵男子，何云诣簿’；乃汉人尚气语，农人不愿学。国人陈天一先人[生][13]潢佐靳文襄治河，曾蒙特恩赏国子监祭酒，后以蜚语上闻，愿就刑部对质，一夕暴死；乃吾师也。不负特达之知，不与党人之祸，不搓丈夫之气，其自处较有道理”[14]；
萧育事，见《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原话是：“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诣簿、诣曹，皆是前往纪委接受调查的意思。萧育此语，若谓：大不了不当官，洒家哪有闲心跟部吏调情？制度、法律，与时俱密；清朝不是汉代，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为名幕，岂不知其中道理？故云：这是汉代人的气话，我不学他的坏样。“农人”，其时左自称“湘上农人”[15]。陈潢，康熙时著名水利专家，是河道总督靳辅的高参，“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后来，靳辅因水利问题与于成龙[16]辨难；按照吾国传统，随即演变为政治斗争。靳辅失势，陈潢跟着倒霉，“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17]即左宗棠所谓“一夕暴死”。陈潢敢于“对质”，却又勇于“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样。敢于对质，表示问心无愧；勇于暴死，则是士大夫不愿受狱吏摧折的传统风骨。所以，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皇帝（“特达之知”）、朋友（不会因审讯引发“党人之祸”，牵连胡、曾等人[18]）和自己（“丈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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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故事由长沙人方表提供，见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方表，字叔章。本书《战天京》一章，引用曾国藩同治三年四月廿日致曾国荃书，即方表从曾国荃后人手中购得者。
[2] 襟霞阁主编《左宗棠家书》同治丁卯《与诸子》附郭嵩焘与左书。
[3] 襟霞阁主编《左宗棠家书》道光戊戌《与周夫人》。
[4] 襟霞阁主编《左宗棠家书》咸丰甲寅《与周夫人》。
[5] 圣祖，即康熙帝；世祖，为顺治帝；世宗为雍正帝。能当得起“酷苛”二字的，当是康熙、雍正爷俩。且按排序，顺治应该排在康熙之前。故此处疑原文误将“世宗”写作“世祖”。
[6] 仁宗，嘉庆帝。
[7] 张纯明《清代的幕制》，见《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8] 徐珂《清稗类钞》。
[9] 《雍正朝东华录》卷二，雍正元年。
[10] 朱克敬《瞑庵杂识》。
[11] 《龚自珍全集》第二辑《杭大宗逸事状》。许指严《南巡秘纪补编》“破铜烂铁”条纪此事更详，云乾隆所书非六字，乃“买卖碎瓷故纸收贩破铜烂铁”十二字。龚较许更近于乾隆时，故不采用许纪。然论详细精彩，许又大胜于龚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取阅。
[12]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九年九月十四日《复胡润之》：“革职逐出幕府，再议以罪名，重至新疆而止。亦无损于我，我自有我在也”；后面一句是强作大言，一望而知。
[13] 伯牛按：陈潢，字天一。此处云“陈天一先人潢”，“先人”当为“先生”之误。据岳麓版《左宗棠全集》，此信录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五集《左宗棠书信二十一封》，则未知此处为左宗棠笔误抑或为校对印刷之误。
[14]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复胡润之》。
[15] 左宗棠一生，以诸葛亮自期，自号“今亮”、“老亮”。这个“湘上农人”的雅号，似乎就借鉴了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出师表》）这句话。
[16] 康熙年间，有两个于成龙。一则山西永宁人，号称“清官第一”。一则汉军镶黄旗人，与靳辅辩论治河者。
[17] 《清史稿?列传》卷六十六。
[1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致胡润之》：“朋党之嫌不可不避。上询澹公，左某系何人荐之骆某？意疑公与涤耳”；按：“澹公”，罗遵殿，字澹村，时由湖北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赴京请训，文宗即以此语询之。他和胡、曾、左等人都有交情，故将此语传达回湘。“涤”，曾国藩，号涤生。
家园 Ding 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2]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2]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亲[1]。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订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几年中，胡林翼自进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抚（咸丰五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但比起三试不第、由塾师（道光廿九）而幕客（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顺利得多。二人的才识学术，固在伯仲之间；然基于个人家世、经历、交际的不同，在眼界、气质上允有差别，对官场政治，尤其是与地方政治明显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认识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应付处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种套路。八、九月间，左宗棠连着给胡林翼写了五封信；字数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激动。胡林翼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
“奉书皆愤懑之词，不能以口舌与公争论。惟觉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则尚非爱身之道也。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济，公其念之哉”[2]；
自左宗棠视之，眼前再无比这更严迫、危险的的事；出诸胡林翼之口，却不过“口舌”、“争论”而已。固可视为安慰之辞，但所以因应之策，俱付阙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过，末云“刘庆到长沙，当知大概”；则透露出其中机栝。刘庆，是胡林翼的亲兵；刘赴长沙，必经胡林翼指示一过，然后将机宜、方略向左宗棠转达。然则，胡林翼早已计划好对策，只是害怕文书不慎遗失，泄露天机，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远淡然之辞。如此慎重，反能见出此事之非同小可，决不是“有忍乃有济”那么简单。然则胡林翼是怎么通过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讲清楚这桩“保左”事件，不能不略为介绍肃顺以及他的幕府。
此时主持朝政者，是户部尚书宗室肃顺。肃顺幕府，则有所谓“五君子”者，为其中翘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赏识[3]。高心夔自始自终参与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后，乃将内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则记录在《庸庵笔记》。其文略谓：樊燮控状、官文参摺抵京后，文宗批谕：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则，左宗棠自忖最重不过充军新疆，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肃顺听闻此语，转告高心夔，高则转告王贻运，王则转告郭嵩焘。为什么形成这么一个传达次序呢？肃顺一贯推服曾、胡、左等“楚贤”，而“楚贤”们则常通过“五君子”以及“肃党”杜翰等人，与肃顺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难，肃顺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谕令官文专办，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对策。对策需要里应外合，上下通气，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与湖南帮稍有隔阂，故告知湖南人王贻运。王贻运此时与胡、左并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亲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嵩焘闻讯大惊，遂又通过王-高这条信息通道，向肃顺求救。肃顺这才指示应对之法：
“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4]；
一往一复，如此麻烦，后世读者不得不批评这种拖泥带水的作风。但是，如此麻烦，实在又是一种必然。中央集权制度中，位于权力金字塔顶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内外形成一种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听命于一人，万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恶痛绝的，则是中外勾结，形成政治集团；虽说这种集团不一定就是篡权夺位的反革命团体，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削弱中央集权。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为“朋党”；反之，攻击政敌，最狠的招数就是将其罗织为“朋党”。历朝历代，都不乏党锢之祸，就是这种政治警惕性的现实反应。当然，历朝历代，又都不乏朋党。政治本就是一项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益智体操，单枪匹马必定斗不过人多势众，不参与由师生、籍贯乃至学问、性情等元素组成的各类“朋党”，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无所施展，甚至会受到排挤倾轧。朋党实在是先求自保、缓图发展的政治学入门功课。故我们可从史书中看到：不分清流浊流，不论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党；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论事，但是朋党之不可避免，则无疑义。然则，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不群不党，根本就违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极不愿看到朋比成奸的党团，身单势孤的臣下却不得不投靠组织，这种矛盾，实在是时势使然，无法解决。但是，正如厚黑学理论家李宗吾所谓：世间固多做得说不得之事；朋党也是只可意会，不便言传，尤其不敢让皇帝看出丝毫破绽。“保左”固然是为国家惜取人才，但由肃顺首倡的话，文宗必定要怀疑一品大员和区区幕客之间的关系，必定要追究这种关系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人际网络，稍一不慎，涉事者就会落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因此，肃顺极为小心，“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方能启齿”。
这句话，就是“保左”运动的指导性方针。“内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这两类人中出来几个代表先行发言，肃顺才好顺水推舟，进行总结性陈辞。郭嵩焘于去年召对时为左宗棠美言，那是举贤不避亲，问题不大；这次却是参劾要案，故应避嫌回避。胡林翼境况与此相同。那么，此事势必要假手于人，找一个传声筒。郭嵩焘和胡林翼，一内一外，不约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此时的南书房侍读学士。他毕生有两个爱好，一则书画古玩，一则才人名士；其癖与翁同??同，故后人合称“翁、潘”。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他对人才、玩物的品评和取舍：
“文勤（祖荫谥号）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5]；
当日，郭、潘俱在南书房上班，有同事之谊；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定下一条“计赚”之策。郭嵩焘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伯牛案：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郭固为素交，多金恰又应急，故“不能无动”，乃纳金入怀。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毕竟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叫起（叫起即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学品质。依他爱惜人才的一贯作风，固应进言；目下拿人手软，则更应进言，遂将此摺递了上去[6]。
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的嫌疑。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此摺略云：
“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璋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宗棠之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致其洁身而退。夫以一在籍举人，去留似无足轻重；而于楚军事势关系甚大，有不得不为国家惜者。请饬下曾国藩等酌量任用，尽其所长，襄理军务，毋为群议所挠”；
其中有一警句，甚为后世称颂：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一个师爷被抬举到如此高的战略高度，确不多见。但是，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首列左宗棠，就说：“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7]；同时，曾国藩奏叙左宗棠“保卫两湖，大有裨益”[8]，奉旨“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并赏戴花翎”[9]；六年七月，胡林翼专摺陈明左郎中才略，说他“才学过人”，除帮办湖南军务外，还“能兼及江西、湖北之军”[10]。八年末，郭嵩焘召对时称赞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这些赞誉，无疑都被文宗记在心里，因此，潘祖荫的警句不但不显得突兀夸张，反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于是，与肃顺讨论此案，文宗便说：“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这一切都出于肃顺的安排，他正等着这句话，遂对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查酌情形办理”；旨允。官文收到最新指示，发现附件里面有一叠保荐材料，自然明白了朝廷的用意，于是偃旗息鼓，草草结案。
由此可知，保左一案，主持其事者为肃顺及其幕客高、王等人；在京奔走者为郭嵩焘；临门一脚，则发自潘祖荫。那么，胡林翼起了什么作用呢？遍查全集，除了上引数语外，找不到他参与谋划的直接证据。而揆之情事，他又不可能置身事外，然则，所有暗箱操作的证据竟未收入全集？胡林翼死后，门生汪士铎为其编订全集，向曾国藩请教编辑规范，曾复书云：
“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景庆云先睹之情。……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尝一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11]；
原来，今日看到的《胡林翼全集》，并非全集，乃是选集，所谓“贵精选，不贵多取”也。而曾国藩的用心，在“爱人以德”四字，则可见当日胡林翼遗稿中不乏弄权用术的内容，不免悖“德”。运用权术，贿赂、笼络官文，令其不掣肘，是胡林翼得以建功立业的前提，此事天下皆知，《清史稿》及诸家笔记从不讳言[12]，而全集中找不着一丝谄媚官文的痕迹。由此推知，当日为左宗棠呼吁、援救的私函密件，必也根据“爱人以德”的编辑原则，全行“为贤者讳”了。幸好，在“反民复清”的满清遗老胡思敬的笔记中，找到这么一句话：
“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13]；
胡思敬为清末御史，以弹劾端方得名；自谓此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而学界也颇为称举其书的史料价值。他固未亲眼见到这张三千两的银票，但此事在同治、光绪年间腾播于京城士大夫之口，则无疑问。郭嵩焘给潘祖荫的三百两，似即取诸其中。当然，要将这笔资金往来帐考证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伯牛自揣学识俱陋，万不可能；读者能以意逆志，知道保左一案中，肃、高、郭、潘诸人出力以外，还有胡林翼提供经济支持，也就不枉这番征引了。出版审查官曾国藩只准后世读者“尝一勺”、“睹片毛”，奈何奈何！
此案从咸丰九年八月发动，经过一番运作，至明年二、三月间才渐息烦嚣。而在此期间，左宗棠并不乐观，他自承：
“昔年旁览世局，知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鄙人气质粗驳，不能随俗俯?n，尤难入格。退处于幕，庶可惜机行素，进退自由；不意仍为世所指目，卒与祸会也”[14]；
并于九年腊月间决计辞去幕职，北上诣曹：
“赴都后有两策：一、不候引见即告病；一、引见后，如遇一召见，则问一句，据实答一句，使上知野人之不足与言，放还乡里，于愿足矣。至所谓公卿大夫之前，则不敢稍有论说，恐其一入荐剡，则断送头皮，气破肚皮，终无益也”[15]；
咸丰七年五月上谕：“该员（左宗棠）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咸丰十年正是“会试之年”，故左宗棠以此借口进京。当然，此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有机会独对天颜，一抒冤懑。可是，这个念头未免太幼稚了点。今日的信访办，昔日的登闻鼓，才是鸣冤诉屈的好去处；什么案子都直接递到最高层，那整个行政、司法体制岂不乱了套？有鉴于此，胡林翼亟加劝阻，可他一意孤行，终于还是浩然上路[16]。但是，走到襄阳，事情起了变化：
“抵襄阳后，毛寄耘（鸿宾字）观察出示润公（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d、马首靡托已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杀贼自效。幸而克捷，并受其福；否则免胄冲锋，求吾死所。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17]；
此为十年三月致郭??焘之信。到襄阳后，胡林翼托毛鸿宾致信，紧急通知他停止北上，理由是仇家“意犹未慊，网罗四布”；意即已经派出杀手，欲得而甘心。其时“雨霰交作，风雪极大”（信中语），左宗棠闻此危语，愤惧交集，心寒气丧。眼见得御状是告不成了，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家也回不去了，“不得已”，只好东去宿松，至曾国藩大营避难。幕职已辞，家不能归，到营中吃干饭又不合适，于是新生一计，投笔从戎。“死于盗贼与死于小人，固有间矣”；叱咤风云、筹济两湖的左师爷，只因得罪小人，遂落魄至此。不能不说，这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但是，官文、樊燮并未真的派遣杀手；“网罗”云云，乃是胡林翼阻其北上的权宜之计。闰三月下旬，胡、左在英山会面，胡告知“近状尚未如所闻之甚”[18]，并安排他去曾营散散心。左宗棠被“诳骗”一次，白白担惊受怕了许多天。但是，二人面谈之时，胡林翼必已告知京城事态的最新发展，己方胜券在握，静候佳音可也。闰三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湘军宿松大营。自此，每日与曾国藩、李鸿章等“鬯谈”，情绪渐渐平复。四月十日，胡林翼自英山来。同时，北京还发下一封谕旨：
“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19]
肃顺的话起了作用，这封谕旨不啻是平反公告。否极泰来，大悲继以大喜，此刻的左宗棠恰似宣布摘帽的“右派”。他立即否定了前此萌发的各类消极念头：
“宗棠频年怫郁之隐，竟蒙圣鉴，感激何言！……如有可出之理，亦未敢固执”[20]；
随即，又奉到上谕：“左宗棠著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21]；这就好像右派平反以后，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的具体政策了。左宗棠遂接统王彗遗下的“老湘营”，并招募一部分新兵，号称“楚军”，开始了东征。
左宗棠因祸得福，完成了从师爷到元帅的成功转型。樊家虽然输了官司，但是也因祸得福，培养出一位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这边给左宗棠平反，那边就将樊燮革职，并勒令回籍。樊燮回家后，盖了一栋读书楼，楼成之日，遍请乡邻，举酒誓曰：
“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如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所谓“波及先人”，即指“忘八蛋”三个字。樊燮为了让儿子把书读出来，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激励机制。首先，在祖宗神龛下侧另置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带领两个儿子跪拜行礼，祈祷文必有此句：“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两位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于书楼，其他人众一概不许上楼。再次，两位少爷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裤”。中秀才入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儿子樊增祥七年后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最终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而且，樊增祥作得一手好诗，所谓“近代诗人隶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过人之天才，盖无逾于樊山（增祥别号）者”[22]。大儿子樊增??“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23]。
一句“忘八蛋，滚出去”，竟骂出一位统帅、一位诗人，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味乎斯言哉。有味乎斯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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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林翼是道光间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左宗棠则是陶澍子陶桄的岳父。
[2] 《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致左宗棠》。
[3] 参见本书《祺祥故事》一篇。
[4] 薛福成《庸庵笔记》。
[5] 李宝嘉《南亭笔记》卷六。
[6]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
[7] 《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
[8]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遵旨汇保克复义宁州城攻破湖口县城出力员弁兵勇请奖摺》。
[9] 咸丰六年正月十一日上谕。
[10] 《胡林翼全集?奏疏》咸丰六年七月十七日《附陈左郎中韩知府才略疏》。
[11]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复汪士铎》。
[12] 胡林翼运用权术之妙，远迈曾、左，李鸿章差能继承衣钵。伯牛拟在此书续编中专章论及，今不赘言。
[13]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胡文忠权变”条。
[14]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与胡润之》。
[1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九年十二月七日《致胡润之》。
[16] 《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致罗忠祜》：“正月初间，（左）即拟挈陶少云入都；吁门挽留十日，今不知作何行止”；陶少云，即陶桄，左宗棠女婿。
[17]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与郭意城》。此信当作于咸丰十年三月间。
[1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年《答李希庵》。
[19] 咸丰十年四月一日上谕。
[20]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年《答李希庵》。伯牛案：根据信中内容，此信当作于四月上旬。
[21]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上谕。
[22] 汪辟疆《近代诗人小传》。
[23] 樊家故事，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3]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3]
谥之迂琐，不亦宜乎？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焘离京回湘，曾国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归序》，末云：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I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1]；
“五谷”句见《孟子?告子下》，意即画虎不成不如狗也。说这话的现实背景是郭嵩焘连考两次会试，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则是，他早看出郭嵩焘的性情才学更适于求道论学，作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去其”“?I格”、“至于纯熟”，由此“达于时轨”，博取世俗功名，则似非其所长。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于是为道其深”，不作泛泛应酬语；这固然是曾国藩爱人以德的诤言，却也是不幸言中的谶语。二十年后，郭嵩焘“自揣既熟”，适逢朝命优渥，派署广东巡抚；本拟拳打脚踢，建勋立业，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证实了曾国藩非所敢知的隐忧。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军克复湖州；明日，克吉安，是为全浙肃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自己率军入闽，正式履行闽浙总督的职任。其时，太平天国将领李世贤、汪海洋所部会同从苏、赣等地“窜出”的余党，多在福建境内盘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东向西的推土机式战法进行“追剿”，太平军且战且退，分别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为江西，省内有本省防军以及鲍超的霆军，防堵尚无大虞。福建以南为广东，省内只有一支战斗力不强的粤军，眼看左宗棠以邻为壑、“驱贼入粤”，不免又气又怕。广东巡抚郭嵩焘就数次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闽军“调派劲旅，严密分布，截其西窜之路，以便方耀等军专顾粤疆，力保完善”[2]。
一般来说，追杀比围歼易于致力，肃清本境又比消灭全敌易于建功；故左宗棠斩钉截铁的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本省腹地渐清，自必与邻省共谋夹击”[3]；
此为同治四年五月间事；篇首所述“灵芝”事件，恰发生于去年。左、郭二人，兼有乡人、姻戚、邻官三重关系，即算不能或者不愿帮忙，神色辞气之间，固然应该委婉一点；而“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则隐然在说“邻省”官吏、将领缺乏设置“藩篱”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称职。然则，一株灵芝惹下的麻烦，真真不小。但是，这句话不过不留情面而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证了传言所谓的“以兹小故，??成大郄”。
在福建追剿太平军，除了左宗棠的楚军以外，还有李鸿章派来助剿的郭松林、杨鼎勋两支军队。郭嵩焘被左宗棠拒绝后，遂将希望寄托在郭、杨二部，希望他们在福建肃清后移师粤东，帮助堵剿。郭、杨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焘就已和李鸿章商量好淮军入粤的计划[4]；郭、杨既至，他又与营务处的段起取得联系，并发去借调咨文。这个备用计划若能依约进行，广东军务必不致贻误。谁知左宗棠下手极狠，在肃清福建后，竟然主动上奏，请求将郭、杨二部调派回苏。其摺略谓：
“兹查由闽窜粤之贼，实只汪逆海洋伙党数万，纵各股尚有漏出人数，谅必无多。（闽、赣、粤）三省合力，或可将此股就地歼除，不致久稽天讨。臣前闻直（隶）、（山）东军务吃紧，捻逆??猖特甚，时事方殷，似两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杨鼎勋所部多勇敢之士，所习洋枪炮队必非捻逆所能当；且淮北、皖北之人实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无疑。臣愚以为：就天下大局而论，直、东为重，闽、粤、江西为轻；就此时贼势而论，闽、粤、江西为缓，而直、东较急。是苏省援闽之军仍应调回苏州，以备曾国藩、李鸿章调度明矣”[5]；
此时为四年闰五月。北方捻军纵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僧格林沁战死，曾国藩受命担任“剿捻”总指挥，李鸿章则担任后勤总调度；此即左宗棠所谓“吃紧”的“直、东军务”。捻军固难对付，但这毕竟是曾、李的任务；近邻广东的“藩篱”，他不能“代固”，数千里之外直隶、山东的军务，他却设身处地，尽心谋划。如此舍近求远，居心何在？我说，这是一石二鸟的高招。首先，表彰闽军的功劳。经闽军剿除以后，“窜粤之贼”，“谅必无多”，可见闽军是一支战斗力强、责任心重的劲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中央批评疆吏、统帅，以及疆吏、统帅互相攻击，有个术语叫做“拥兵自卫”；意即不顾大势，惟重辖区，前引左宗棠“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之语，便有“拥兵自卫”的嫌疑。现在，他说太平军余党应当由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自行了断，请将淮军调离，不要拖了“剿捻”的后腿；则显非“拥兵自卫”的自了汉口吻，而是大公无私的谋国者胸怀。因此，中枢“览奏”，极为欣慰，立即“谕知李鸿章檄调”郭、杨回苏[6]。
只是，淮军调回后，怎么对付逃到广东境内的“汪逆海洋伙党”呢？说是要“三省合力”，具体施行起来，麻烦可不小。军兴以来，出境征剿的客军统帅，在未奉节制用兵之地军政事务的钦命之前，都有军事、饷事处处掣肘的痛苦经验。例如，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就以客军身份在江西受尽了煎熬，最终不得不动用权术，借口父丧守制，向皇帝申请总督、巡抚的实任；不幸的是，皇帝刚愎自用，视其为要挟，一句“知道了”，将其打入冷宫[7]。因此，未得节制他省军务的授权，各省长官都不敢轻言越境征剿。然则，“三省合力”云云，暂时只能是各防己境的局面。江西、福建兵力雄厚，防堵有余；广东则将玩兵疲，形势可危，且“贼匪”适在其境，倘因此败战失地，地方官必受严责。由此可知，撤调郭、杨，对郭嵩焘来说，不啻釜底抽薪；但是，左宗棠此举打着照顾天下大局的招牌，郭嵩焘不可能在公务层面与之争辩，只有在私底下大发牢骚：
“左帅会江、浙各军入闽剿贼，仍假苏军之力，数千里浮海转战，一收廓清之功。由闽达粤，比邻相接，而迫以浮海北归，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所以用心！而前后具报军情，随时咨报，独此一节，隐秘为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左帅此举，辜数省之望，遣累无穷，深所不解”[8]；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浙、闽之余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
“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参奏，以一事权”；
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余，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9]；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10]。当此之时，总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余，朴勇不足”，并未做到“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本职[11]，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郭嵩焘。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12]；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多病蹇诎，请准开缺”摺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13]；
方耀、卓兴，名在瑞麟推举的“粤东三大将”中，而疲玩塞责如此；参以左宗棠“骄怯有余，朴勇不足”的考语，应属可信。瑞麟“概不查问”，让尽心王事的郭巡抚在一边干着急。郭嵩焘作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14]的勇气，要求率军进驻惠州。瑞麟却加以指斥，并称要“整顿”巡抚，否则会激反武将。然则，郭嵩焘徒有谋国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种调和督、抚关系的权变之术；碰到事态激化，无力转圜，恼怒之下，遂只能托病求去。但是，中枢竟不批准他的辞呈，说：“览其所奏，语多负气，本日已明降谕旨，将郭嵩焘严行申饬”，并命左宗棠“就近将郭嵩焘所参各节确切访查，该督抚因何不协，究竟为公为私？据实复奏，请旨遵行”[15]。
辞职要受“申饬”，藏拙要被“访查”，当官当成这样，真不如回家烤红薯来得自在。而奉命调查之人恰是“假公济私”的左宗棠，公牍私函之间，二人何以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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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同上。
[4]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同治四年三月六日《复郭筠仙中丞》：“承嘱分军由汕头进，以纾粤患；义何可辞？……（若）粤境必须添兵；即请我公一面咨商左帅，一面檄行郭、杨，令其间道入援。……若须调遣之处，可令段小湖商办。弟断不遥制也”；段小湖，即段起。
[5]
[6]
[7] 参见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
[8] 郭嵩焘同治四年六月八日致丁日昌书（此书不载郭集，引自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丁时任苏松太道；郭致书之意，则在探讨有没有调回苏军的可能。然木已成舟，回天无力，此议遂寝。
[9]
[10]
[11] 官阶相等官员互相代理职务，称署理。清制：督、抚可以互相署理；曾国藩任钦差剿捻大臣，离署北上，李鸿章便署理其两江总督职务。以低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职务，以下级代理上级职务，以小官代大官篆务，谓之护理。同治二年，曾国荃授浙江巡抚，留办江宁（南京）军务，巡抚之职便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兼署。三年，克复南京，曾国荃旋即请假开缺，回乡养病，升授安徽布政使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未到任前，由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护理。
[12]
[13]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
[14] 因李秀成进攻杭州被逼自杀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城破前复奏有“臣在城在，城在臣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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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4]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4]
左宗棠和曾国藩对待天子[1]赐予“极权”时的态度大相径庭。所谓“极权”，即在非常时期授予地区长官超乎本职事权的权限，一般表现形式为节制数省军务、吏事。咸丰十一年，谕令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曾国藩再辞不获。同治四年，又让他节制直、鲁、豫三省，他四次固辞，终于蒙混过去。第三、四次辞命时还有个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辞摺中说，倘不蒙批准，“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2]；随后，又耍了个消极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戏，惹得“圣慈”哭笑不得，说：
“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3]
慈禧眼明心细，一下就看出曾国藩“藉此获咎”、不想承担“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狯，行迹如薄情男子；谕旨措辞，则逼肖怨妇口吻。两厢对照，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次辞任，曾国藩实有调度不灵的苦衷；随同“剿捻”者几乎都是淮军人马，更愿接受李鸿章的统率，而不听奉他的号令。不过，与咸丰末那次辞任一样，曾国藩对待权力的态度非常谨慎，秉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4]的圣训，追求一种不居其名、能行其实的境界。咸丰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权专一的“实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馀；再度出山后，汲取教训，一心讲求敬慎畏惧之学，终于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则一反其道而行之，却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其中奥妙，不可不参详一番。而且，不将这个道理说分明，继续讲述左、郭情事，才疏笔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从何著手的困惑。
道不可知，其在迹乎？我们先看一封作于咸丰四年闰七月间的信，看能否辨认出左宗棠纯以至刚之道，作人行事的心路：
“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宿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批??入山，誓不复出矣”[5]；
左宗棠于是年三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四月，来犯之太平军败于湘潭。七月，湘军在岳阳大胜。随后，湘军出湖南援湖北，开始了十年的东征[6]。曾国藩汇保两次战役有功人员，准备列上左宗棠的名字。“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武侯”，诸葛亮也，左宗棠素以诸葛亮自我期许，故自称“武侯”。“蓝顶”，四品官帽顶以蓝宝石为饰；“花翎”，有功者蒙恩特赏之孔雀翎，也是官帽饰物。然则，曾国藩原计划保举左宗棠为知府（从四品），并求赏戴花翎。去年五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以“防守湖南”功（即信中所谓长沙防守、浏阳剿匪之功），得旨以同知直隶州（正五品）用。湘军克复岳阳，抚署并未与谋，此时，左宗棠个人也未直接介入湘军的后勤事务，曾国藩却替左宗棠申请晋级，可谓是贿恩市德的不正之风。此前，曾国藩因不通人情、不晓时务兼且不明战事，被他嘲笑为“猪子”[7]、“书憨”[8]（书面语则为“质厚”），怎么一胜以后，立即就学会了这些歪门邪道？因此，他猜测这个歪点子必出自“喜任术，善牢笼”的胡林翼，而煽风点火者则为郭家嵩焘、??焘两兄弟（即信中“两诸葛”）。左宗棠既自称“武侯”，则不仅在经济之学上向诸葛亮看齐，行藏用舍这些人生大关节必也以诸葛亮为榜样。早年，他深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皆许之为“绝世奇才”，但科场三次败北，令他官兴阑珊，遂退归家山，以务农、教读为事，俨然“躬耕于南阳”的“卧龙”。张亮基、骆秉章先后抚湘，慕左先生大名，数次“遣使持币入山敦促”，他才出山入幕，又俨然是三顾茅庐以后方出山任事的“臣亮”。然则，半品之加，一翎之赏，本非他此行的目的，何况来路不正，迹近交易，正所谓“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所以，他一开始就要严词拒绝，说“大非（朋友）相处之道”了。
但是，此信的重点，尚不在此。不苟取、不妄得，不过区区一介之廉，不足以说明他的志向和原则。“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这句话，必出于实干家之口，亦只出于真能办事者之口。知县为亲民之官，即今日所谓基层党（政）组织也；位置卑下，作用巨大。对百姓来说，知县就是可以触觉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帝力于我何有哉”？即在是也。对中央来说，知县就是可以量化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统计样本，黄仁宇所谓“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则，政治是否清明，行政是否通畅，知县之为用大矣哉！然则，知县之得人与否，关于国计民生者，岂可忽哉！了解一下清代在举人中“大挑知县”的程序，即知其时政府对知县人选的重视：
“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三人）既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余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9]；
举人，在科举制国家中，绝对是“精英”人物，而在其中挑选知县，中签率竟只有15%。由此可知，清代知县的平均素质非常高。冒昧一点说，今日吾国公务员，就平均素质而言，不可能比得上当日的举人[10]，然则分别从两个候选团体里挑选出来的亲民官，其素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清代中后期捐纳之风大开，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官，甚至道、府之类职位也能合法购得，遑论知县；由此，清朝政府基层组织的有效性受到极大破坏。像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那种程度严重到动摇国本的起义接连发生，不能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知县――的选拔制度受到极大破坏的恶果。今日报章不屡云某处买官某处卖官么？较之清代捐纳，其合法非法则异，其害民误国则同，为政者亟当凛之戒之。当然，这是题外话，点到即止。
正因为认识到知县才能的难得，正因为认识到知县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左宗棠才会说“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当然，真能胜任知县者，其能力必不限于一县；若一为知县，终身知县，那整个国家的政治必有其制度性缺陷。在一个设计合理、运行顺畅的文官制度中，称职的县官必能通过正常渠道逐级晋升，由县府而道司而督抚部院乃至“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调鼎”之臣，故左宗棠要说“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意思就是，做知县最见功力也堪称握有实权，知县做好了，尚须经过州府道司等职位的历练，用来熟悉行政程序，才能为“展布”自己的谋国治民之策。所谓“非一蹴所能得”，并非说他只能走极端，不作牛头，就做鸡头；而是说他也承认伯牛前述的升级阶梯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那么，回到最开始引用这封信的原意；所以引用，目的在于通过人微言轻（其时彼刚入幕，尚未如后来数年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也）时的表现，探求左宗棠行事作人的风格，是否始终偏于刚直一路。他不希罕苟得的利禄，是为刚。他的政治追求，以能具体办事为标的，无所介意于官阶之高卑，是为直。他直言二十年交情的胡林翼心术不正，“不及我者以此”，他直言同乡兼亲家郭氏兄弟“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是亦为刚为直。身处半品闲职、几根鸟毛之际，毫不苟且，不惜为微咎小眚破坏友朋间的和衷之道，当彼兵凶饷急、千钧一发之时，他会借此机会私而忘公、修怨报复么？
建立了这么一个印象后，我们继续讲左、郭情事。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就朝廷谕令查办广东督、抚不合一事，他递交了调查报告。郭嵩焘举发瑞麟、卓兴、方耀的劣迹，他一一证实，并添加了两条广东军务贻误的新证据；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会怎么评价郭嵩焘：
“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以时艰同值，宜委曲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11]；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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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实，咸丰末、同治初下放大权给曾、左二人，令其可以放手去做，决策人都是慈禧，跟天子没关系。咸丰十一年末，文宗已经死了几个月；同治四年，穆宗犹是十岁幼童，权柄操于二太后之手，重要决策盖都出于慈禧。但是，所有谕旨都以天子名义发下，因此，文中用“天子”二字，虽不近于史实，却更忠实于史料。
[2]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仍请收回节制三省成命片》。
[3] 同治四年七月九日上谕。
[4] 语出《论语?述而》。
[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七月《答刘霞仙》。
[6] 参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
[7] 李详《药裹慵谈》卷四。
[8]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四年《答胡润之》。
[9] 徐珂《清稗类钞》。
[10] 如果以为八股出身的举人在个人综合素质上比不过今日大本出身的公务员，实为大谬。但本书不能借此分析古今教育制度优劣及党政与教政的异同，只好请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放下此书，移驾取阅何怀宏《选举社会》相关章节。
[11]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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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下接左对郭历次评价。然后讲郭左私函。然后讲郭自述语。接郭请曾裁断之信。加曾国藩不信任郭嵩焘能胜任江苏管制一信。然后以左“所患异时”信完篇。
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5]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5]
给左宗棠画了这么一幅肖像后，继续讲左、郭情事。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就朝廷谕令查办广东督、抚不合一事，他递交了调查报告。郭嵩焘举发瑞麟、卓兴、方耀的劣迹，他一一证实，并添加了两条广东军务贻误的新证据；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会怎么评价郭嵩焘：
“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臣曾以圣明在上，遇事宜慷慨直陈相勖；而郭嵩焘复函以时艰同值，宜委曲以期共济，颇以臣悻直为非。兹因粤事贻误已深，忧惧交集，始侃侃直陈，而已无及矣。谕旨责其负气，责其不据实陈奏而称疾乞退，是郭嵩焘咎由自取，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亦不敢因亲好私情稍涉回护也。……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1]；
毛鸿宾、瑞麟相继为两广总督，郭嵩焘和他们都不对付，但是，他抱着“时艰同值”的态度，“委曲以期共济”。其实，这种做法，最容易误人误己乃至误事误国，所谓“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共事之人，其首要目的就是将事情办成，倘有人从中坏事，自当通过规谏、力争乃至上告等办法解决争端，一味隐忍，坐观其败，实际就成了纵容包庇的从犯。局面一旦破裂以至于不可收拾，中枢不会也不可能调查到以前的真相，而只会按照涉事人员的级别逐个追查责任。这时候再来撇清，想独善其身，“已无及矣”。郭嵩焘读圣贤书多年，没读懂“和而不同”四个字，只晓得“相忍为和”，讲客气话，搞假团结，宜其被左宗棠骂为“咎由自取”矣。
这是公事公办。私函往来，左宗棠则评价郭嵩焘在粤抚任内的做法是“好官好人，微近迂琐”。世间有很多人很多官，都是好人、好官，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做好事。而所以不作好事之故，则大都出于“迂琐”。郭嵩焘是如何“迂琐”的呢？先看看他的“迂”：
“督于抚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故等夷。遇有龃龉，应据实直陈，各行其是，惟因争权夺势相倾轧则不可耳。老兄（谓郭）于毛寄耘（鸿宾字），心知其非，而不能自达其是，岂不谓‘委曲以期共济’？而其效已可睹。兹复濡忍出之。迨贻误已深，而后侃侃有词，则已晚矣”[2]；
郭嵩焘的“迂”，就是没有理解督、抚相处的精义在“分故等夷”四字。“分”者，本分也；总督、巡抚各有其本分，但是，二人本分应管之事又往往重复，如前引胡思敬语，总督的地位很尴尬，免不了要和同城的巡抚产生“龃龉”。那么，只要不借此“相倾轧”，而是一心为公，就无须避讳，当如孔子所说：“盍各言志”；其表现形式就是“据实直陈”，不但对同官“直陈”，还要对上司、中枢“直陈”。我出以公心，言其欲言，行其当行，至于是非对错，都交给上司乃至时间来判断。郭嵩焘则不然，对毛鸿宾、瑞麟都是“心知其非”，却以“濡忍出之”，若无预其事者；直到事情黄了，上头要追查责任了，才想起己有责焉，赶紧辩白。可是，错已铸成，再说什么都晚了，且有规避的嫌疑。这就是“迂”的害处，一不小心，好人就成了迂人。迂谨自守之人，干不了大事，眼光所到，思虑所及，都在细微末节上下功夫，自然就流于“琐”：
“阁下开府二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高果臣，粤东提督也，粤东欲其赴粤，则以提督二字截之；比过粤，则以饷事尽归之闽。闽不辞也，亦不与吝者言财之说也，今见闽饷至，而欲扣其垫发四万，一何可笑！然则何解于迂琐也？郭子美，福建提督，奉命援闽，弟未尝调之，李少荃以其军八千人之饷自任，而以军米、夫脚谓之琐事，委之闽。闽之供者，月几四万，未尝见诸章奏，亦未以告李少荃。至郭、杨在闽，战绩不及高果臣之大之久，而弟奏奖则与高、黄并称，阁下亦有闻乎？否乎？”[3]
果臣，高连??字，时授广东陆路提督，为左宗棠麾下大将，左守节制三省之命后，遣其入粤助剿。自咸丰四年湘军出援外省乃至东征以来，军饷补给一直是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主要由中央财政困绌所致。中央不能拨发专款，那么，军饷只能来自派兵之省和征战之省。可是，出于各种原因，被兵之省在供饷方面往往不爽快；于是，湖南一省不但出人出力，还出钱出米，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甚至成立一个名为东征局的专门机构[4]，供应湘军（包括楚军）饷需。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突破地域局限、操办大事的气魄，真能称得上谋国之忠。而在外的湘军各部之间，也就养成了互相接济、互相援助的传统。郭嵩焘在高军入粤以后，要求“饷事尽归之闽”，就是对这种传统的体认，无可厚非，所以左宗棠说“闽不辞也”。但是，高军入粤之初，闽饷未能及时供应，先由广东垫发；后，闽饷继至，郭嵩焘却要求从中提取垫款，却就是“一何可笑”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闽饷粤饷，都算是国家财政用于军事的专款，广东垫发之款，完全可以作帐报销，并冲抵依例应缴的“国税”，不致造成地方财务赤字。然则，郭嵩焘提出扣除四万垫款，对上而言，不能膺获善于理财的表扬，于友军而言，反增锱铢必较的嫌恶，不正是“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其所以近于迂琐也”。下举郭松林（字子美）援闽的例子，就是让他向李鸿章学习，不要囿于“吝者言财之说”，而要分得清什么是大事、什么是“琐事”。例如，军队所需粮食、夫力之类“琐事”，由于运输、员限等困难，不便由派出省提供，受援省则应妥为筹办；而弹药、饷银之类大事，义由派出省发放，毋庸麻烦地方，这才是并肩作战、同心应敌的和衷之道。
左宗棠此信的语气，亢直不恭，甚而有轻侮之意。但是，郭嵩焘如此处理军事饷务，又不无可骂之理。若经此当头棒喝，依然自以为是，不改旧辙，那么，与之共事者是否会认为换人或能稍补于时务呢？那么，与之共事者提出人事更换的建议，是否不能简单目为公报私仇呢？而且，郭嵩焘从闽饷内提取垫款，理由是广东财政困难，不得不撕破脸皮摆出抠门姿态。但是，郭嵩焘“开府两年”，竟不如湖北胡林翼、湖南骆秉章、江西沈葆桢、江苏李鸿章等人，一上手即能革除弊政，生财有道，军事吏事均有起色，然则，换一个“明干开济之才”代替郭嵩焘作广东巡抚，岂不是当务之急？所以，四年十二月，左宗棠再次推荐将浙江饷务办理得卓有成效的蒋益澧，说他“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5]。明年正月八日，上谕：“浙江布政史蒋益澧，已明降谕旨，饬令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军饷矣”。二月二十六日，郭嵩焘召京，另有任用。
事后，左宗棠致书郭嵩焘，毫不自愧，末云：
“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何益之有？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听之而已”[6]；
流行歌曲唱道：“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左宗棠之于郭嵩焘，颇相类此，甚而过于此。盖不仅“一笑而过”，还吐了一口唾沫也。但从表象而言，左宗棠不仅将郭嵩焘从巡抚宝座上赶将下去，还振振有辞地说郭不但不能自知（“才不副其志”），而且不能知人（“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根本就是个不懂事的人（“不达”），落到今日田地，全是咎由自取。毫无疑问，郭嵩焘不能接受这种评价，并不得不绝交以明其怒。于是，直到光绪八年，距此十六年后，两人才再通音问。而在此期间，郭嵩焘每每念及此事，便难以为怀，并屡屡向二人共同的朋友论及此事，希望找到一个稍能自慰的说法。以事功、道德、文章而言，最合格的仲裁人非曾国藩莫属，于是，郭嵩焘给他写了一封饱含血泪的控诉状，略谓：
“左君在漳州，初拜督办三省军务之命，合广东督抚而并倾之，其言曰：‘天下危，注意将’云云；必得李某任两广总督、蒋某任广东巡抚，方能望有起色。其后两保，皆以便言之。都门言朝廷疑子文[7]不任疆事，以太冲[8]求之甚坚，不得已应之。最后一摺，直谓广东军务专以骗饷为事，毫无筹画，非得蒋某经理，万不能有补益。此摺尤为丧心病狂，盖以瑞（麟）君一书相构，肆其淫诬。前后两摺稿所在有之，公岂未见耶？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如此两摺之排挤，而曰实未劾及鄙人者，犹其羞恶之良所发端，规以自解而已。吾谓左君之服膺蒋军，宜也；所不可解者：左为浙抚、蒋为浙藩[9]也，朝夕与处，又用其力，克服一省城、四府城、十馀县，非惟没其功，又摧折之、辱詈之。蒋君屡致鄙人书，深怀怨怼。已而左为闽督，相距二千里，漳州一保，乃遂信之之深如此。蒋君至广东，为鄙人言：‘生平受左君挫折至多，始则相与争胜，继乃一力周旋之，不论其信否。其赴闽也，定浙饷每月二十万，供给年馀之久，皆以每月十二日起解，未尝一日后期，安得而不保我？’即蒋君所言观之，左君之前后矛盾、轻重失伦，居心果何等也！粤中使者至其营十余辈，每见，必呼贱名而诟之，且言：‘归语而（尔）抚：放贼入粤者，乃渠亲家。贼至闽，我赴闽剿办；今又赴粤剿办，汝抚知之否？’退庵言：在（左）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谓曾），动至狂诟。其于鄙人（谓郭），似尚从末减。吾谓：‘左君豪杰，惟曾公始足当一诟，我岂惟不受其诟，正当反诟之。左君之诟曾公，以怨报德；我则直讨有罪耳！’公与解释旧嫌，以‘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附会左君，以咎鄙人，则过矣。左君曰：‘吾未尝相倾，彼罪自应逐耳’；公亦曰：‘左君未尝相倾，汝罪自应逐耳’；是知燕之当伐，而不悟伐燕而取之者，齐也。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疑公之断斯狱也，未得其允，谨钞录全案附呈，以备处断。其于左君之凶横，亦可略得其梗概”[10]；
郭嵩焘尝自我标榜，说：“自南宋以来，七百馀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当然，这说的是“控御狄夷”的洋务之才[11]。晚年被骂为“汉奸”，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跟这种自负大有关系。不过，以今日眼光视之，不得不谓郭嵩焘是第一流的国际战略专家。但是，以今日眼光视此信，又不得不谓郭嵩焘于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先进人力资源理论毫无所解。我们看看他引用的案例：蒋益澧在浙江，先被左宗棠“摧折”、“辱詈”（原因不外乎办事不力），然后“一力周旋”，于此后左宗棠入闽之军的饷需供应，尽心尽力，“未尝一日后期”，遂由左宗棠推荐为广东巡抚。用今日眼光来看，属官不得力，予以批评；既得力，予以重任，这有什么问题？执行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事政策，怎么谈得上“前后矛盾、轻重失伦”呢？像潘祖荫那种“他送我的鼻烟壶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才当得上这八个字吧？如前所述，左宗棠做事作人，秉行刚直之道，宜其对蒋益澧有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同样，宜其对亲家郭嵩焘有“未尝相倾，彼罪自应逐”的评论。广东军务吏事疲废，历两年之久不能改观，其领导人自应负责，其上司自有荐贤代之的责任，故不能称为“相倾”，而是能力不符的领导者“彼罪自应逐”。然则，郭嵩焘只知道“控御狄夷”，而不知道“狄夷”内部的“控御”之术，恰恰就是左宗棠这种做法。
信中引用了曾国藩当时的表态：“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曾国藩固然不如郭嵩焘那么深谙洋务，但对“筹饷不力”的危害则知之甚深。他在江西前线期间，多赖左宗棠在湖南后方筹饷，早就佩服左宗棠的经济之才；左批评郭不会办饷，郭自称能办饷，他必然要以筹饷专家左宗棠的意见为意见，而不会以亲家郭嵩焘[12]的意见为意见了。二十几年前，他送郭嵩焘南归，写了序言，就隐然不以郭的干事之才为然；三年前，李鸿章亟求郭嵩焘赴苏帮忙，曾国藩就警告他：
“渠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若爱其人而善处之，宜令其专任粮道，不署他缺，并不管军务饷务。使其权轻而不遭疑忌，事简而可精谋虑，至要至要！”[13]
李鸿章本意是让郭嵩焘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藩却叮嘱他只能“令其专任粮道”，尤其不能管“军务饷务”。结合左宗棠以“迂琐”二字评价郭嵩焘，不能不慨叹英雄所见略同。因此，曾国藩才会用“济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来评判左、郭此次的争执。
至于郭信中搬弄口舌，说左宗棠在营中“未尝一饭忘公”，每日至少骂两次曾国藩，希图以此小报告换取曾国藩的支持，未免露出小人嘴脸。当然，气急败坏，口不择言，我们也应对他的失态报以“理解之同情”，不要过于苛责。曾国藩回信，就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回应了郭嵩焘的“不君子”行为：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十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14]；
以暴制暴，鲜能奏效；鉴于史事今事，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以骂止骂，未为善法；观乎网络论坛，我们自能深有会心。左宗棠为当日第一善詈者，虽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嫌疑，但也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耿直，故所以对待之法，无如“但闻其绪”，而“不令竟其说”。“但闻其绪”，是要知道他批评的大概，反躬自省，有则改之；“不令竟其说”，则过滤掉各种刺耳的“语词”，免惹烦恼。此种境界，则类似心理素质极好之网虫，从不介意各类用作语气助词的字母缩写，始终保持平心静气的泡网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高高兴兴上网来，平平安安关机去。曾国藩就用这种平和态度消解了郭嵩焘的搬弄是非，并温柔敦厚的表达了对此案的立场。
然则，曾国藩和左宗棠在某些大原则上，实在持有相同的态度，并不因他的粗鲁而愤然改观。大关节处一丝不苟，细微末节则一笑置之，以修养、风度而论，自然是柔道高手曾国藩占了上风；事无巨细，俱以直道处之，“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终身保持愤怒青年姿态的左宗棠未尝不是可人。然则，曾、左二人在几近二十年共事、同官的过程中，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如金刚怒目，如切如磋如水火，其事必有可观，其心必有可述。且左宗棠尝曰：
“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15]
这是左宗棠出幕从军不久后的夫子自道。他说曾、胡、郭诸人都未能知己，深以身后毁誉失真为忧。伯牛忝为“异时形诸纪载”者，不揣固陋，请以曾、左情事结束此篇，庶几能传播“忠介先生”之“真”、“实”于万一，则数万言之拙文未必全是扯淡，于知人论世不无少裨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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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复陈广东军务贻误情形摺》。
[2]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四年九月《答郭筠仙》。
[3]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四年十一月《答郭筠仙》。
[4] 东征局设立于咸丰十年，结束于同治四年。五年之间，为东征的曾、左两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
[5] 《左宗棠全集?奏稿》二《陈明广东兵事饷事片》。
[6]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同治五年正月《答郭筠仙》。
[7] 蒋子文，东汉人。此以切蒋姓，谓益澧。
[8] 太冲，晋人左思字。此以切左姓，谓宗棠。
[9] 藩，即藩司，为布政使之别称。按察使则称臬司。
[10] 郭嵩焘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致曾国藩书。此书由柳诒徵从陶风楼藏书录出，见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
[11] 《致龙??臣书》，引自黄?F《花随人圣庵摭忆》。
[12] 曾女嫁于郭子。然则曾、左、郭三人都是姻亲，这段公案，在义理以外，不必再问亲疏，判断起来少了几分纠葛。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同治元年闰八月九日《复李鸿章》。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复郭嵩焘》。
[15] 《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咸丰十一年二月《与郭意城》。
家园 【文摘】相 期 无 负 平 生 [6] 相 期 无 负 平 生 [6]
相期无负平生
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突然，两腿一麻，摔倒在地，曾纪泽将他扶起，搀入内室。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 。
人死了，就得准备灵堂。布置灵堂，除了皇帝追封赐谥的诏令，最重要的就是生前友好书赠的挽联。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嵌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可是，活人都忌讳死，谁愿意触这种霉头呢？于是，他得偷偷的写，不敢让人发现。不幸的是，坏事干多了，总会有暴露的一天。某年新春，好朋友汤鹏到曾寓拜年，延入书房聊天，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的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这不是诗文稿，而是挽联稿，曾国藩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鹏跟他熟络的很，也不顾礼节，一把抢将过来，只见包括本人在内不下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国藩“敬挽”了一番。新正吉日，吉祥话没开场，竟先看见一篇“悼词”，那还不勃然大怒？于是拂衣而去，自此断交。同时，江忠源在北京，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一定亲自或者派人护送其尸骨还乡；时人便撮合两人事迹，造了两句广告词：“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俨然视二人为殡仪服务公司的东主了 。
现在，轮到他人“敬挽”曾国藩了。众多挽联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左宗棠写的那一幅。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平乱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挽联呢？传言说左宗棠听到曾国藩赠谥“文正”，极为不悦，说：“他都谥了文正，我们将来不要谥武邪么？” 左伯爵的挽联要是捎带讽刺之意，先不说别的难堪之处，单单是否在灵堂悬挂就够曾家人斟酌几番的了。终于，左宗棠的挽联寄过来了。想看热闹的大失所望，忐忑不安的放下心来，他写的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除了“攻错若石”四个字，其他都是恰如其分的赞扬，而“攻错若石”，也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二人“和而不同”的交往实况，无所寓其褒贬。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和他书信往来，从来就是称兄道弟的平辈称呼，不讲官场前辈、晚生那一套。同治元年，曾国藩奉旨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算是兼管地方的“国家领导人”，左宗棠当时不过浙江巡抚，写信过去还是自署“愚弟”，并说：“依例应‘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 。这幅挽联的落款，却自署“晚生”，更是给足了曾家面子。
斯人已矣，风波不息；直到今日，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左宗棠这幅挽联就是他的心声，而认为这不过是照应场面的客气话。伯牛无意翻案，谨就读书所得，略为爬梳，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曾、左之间三次最为重要的冲突。孰是孰非，孰枉孰直，读者自能判断。
咸丰七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父曾麟书卒。十一日，讣至江西瑞州湘军大营。十六日，曾国藩上报忧摺 ，请假守制。旋即不待批准，于二十一日离营回湘。清制：官员父（母）丧，则应离职回籍，居丧三年（丁忧二十七个月后除服）。督、抚、司、道等重要官员，或者军务在身官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居丧而令在职守制，则称为夺情。曾国藩时为兵部右侍郎衔，且督办军务，依例不得擅自回藉奔丧，而应请示朝旨再行定夺。他竟置江西军务而不顾，不待准假，遽行回乡；其原因乃如本书《每闻春风之怒号》一篇所述：曾国藩以客军寄食江西，与地方官龃龉，又得不到朝廷的谅解和支持，军事、饷事俱无起色，遂藉口守制，不待命而行。然则，曾国藩此次奔丧是一种任性、冲动、不负责任的负气之举。左宗棠闻知此事，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对他这种“逃兵”行为进行谴责：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纲目》，即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是吾国“正名学”的集大成著作 。其论“夺情”要“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则根源于《礼记》：“金革之事无辟（通避）也” 一语；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曰：
“此一经，是权礼也。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故从权事”；
“经”，是原则；父母丧，居丧三年，就是原则。但是，“若值国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礼”，公事和私礼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就要引进一个“权”的概念。“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原来，在非常时期，“反于经”而“从权”，乃能“有善”。故国家有“金革之事”（即战事）的时候，涉身军务的“孝子”（兼忠臣）就毋庸遵守居丧三年的“恒礼”，而应遵循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的“权礼”。故左宗棠说：“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他根据“经义”立论，预先杜绝了曾国藩恤于人言（即“拟议”）的借口。
前此，曾国藩归藉之时，已经知会在湘筹饷的左宗棠，说明此次回乡的三个理由。首先，奔丧守制，以尽人子之道；其次，“临戎以来，过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饶干济者自比”；第三，“大局较前为佳，己可不出”。第一条理由，被左宗棠用“金革之事无辟”驳正；第二条，表面上是说自己德寡能鲜，无济于大局，实则透露了一腔怨气无处发泄的消极情绪。第三条，则纯乎负气昧心之谈；当日大局：江西大半被太平军占据；江南大营屡被攻溃，岌岌可危；安徽境内名城多“沦于贼”，实在称不上“较前为佳”。左宗棠此信，尤其对第二条理由进行了重点批判：
“子无贤、智、愚、不肖，其有父一也。遭父之丧，其不可夺情一也。今谓贤、智可夺情，而愚、不肖不可夺情，此何说乎！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又时局所值，亦有非心所能虑力所能赴者，天下之人亦未尝不共为谅之。……孝子之于亲也，不以病不起而废药石；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
骂人，最毒的就是诛心；打人，最狠的就是打脸。左宗棠就做到了这最狠的两点。你曾国藩不是扭捏作态，说什么“过多功寡”，不宜比照“饶干济者”实行夺情么？那好，我就告诉你，你还真就是个“过多功寡”的“愚、不肖”者。但是，承认自己“愚、不肖”就搪塞过去了？没有。人皆有父，你“愚、不肖”可以不夺情，比你贤明比你聪明的就该夺情；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再说了，人蠢一点没关系，“过多功寡”没关系，运气不好也没关系，只要“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朝廷与天下之人“未尝不共为谅之”。可是，你怎么做的呢？就像长辈一告病危，子女立即代为申请“安乐死”；国事一告不支，你立即就“奉身而退”，这还有人味吗？这还有臣德吗？因此：
“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
这等于是口沫横飞骂了大半天，还不解恨，临走前再重重揣上一脚。俗云忠言逆耳，又云打亲骂爱；我讲了一箩筐道理，自然是希望你迷途知返，再度出山。但是，希望你出山，并不是认为你“一出有济”，就能扭转颓局。地球缺了你照样转悠，大局没有你也不至于立马崩溃；我希望你出山，不过是笃于友道，不忍看到你成为一个“非礼非义”的人而已。前面的斥责，未尝不能理解为诤友激愤的劝谏，对稍有气量的人来说，剔除掉那些过当的成分，尚可视为爱之深恨之切的激将法。而且，内心深处，未尝不能将之转化为一种被需要的虚荣；毕竟，我再愚再不肖，前线还是需要我，国家还是需要我。可是，最末这句“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竟将曾国藩聊以遮羞的最微薄的一点虚荣（自尊）也尽行剥夺。你让他脸往哪儿搁？一般来说，骂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左宗棠前面骂了那么多，骂得那么狠，其目的无非就是让曾国藩赶紧回到军队中去。然则，骂到“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立即打住，转而说几句软话，如“老兄之出必有济，则我所敢知”之类，恰如给曾国藩递上一根竹竿，他难道不感激万分的“哧溜”一声就滑下台来，还非得呆在上面遭受臭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左宗棠偏不，他反而要将整个台子都拆掉，逼得曾国藩只能从那高台之上直生生摔将下去，跌得个鼻青脸肿屁滚尿流。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尊；曾国藩作为宋学出身的高官，自尊指数更当高于平均指标，至此，一点自尊都不给他留下，他不和左宗棠绝交才怪呢。
绝交，首先就要绝音问，故左宗棠此信发出后，曾国藩就没给他回信。事后，左宗棠也发现这番话说得太狠了：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
“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刚不能柔，得理不饶人，正是左宗棠一贯的风格。这时候的曾国藩，尚未完成由申韩之学向“禹墨为体、庄老为用”之黄老之学的转变，故不能即刻原谅左宗棠的“不善道”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守墓“读礼”，曾国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术愈柔，其道愈广；咸丰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经过长沙，与左宗棠在一周之内数次深谈 ，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