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 -- 犀光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前面对内蒙古长城地带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资料的介绍中提到的这些相关古代居民与东亚、北亚甚至东北亚蒙古人种的关系问题，应该理解为仅指这些古代居民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在形态特征上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古代居民即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或某些现代人种的混血类型。关于这方面的道理，笔者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一文中作过详细的阐述， 故在此不予赘述。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如果究其根源，很可能与北匈奴人所代表的古西伯利亚人种类型有关。

通过前面的叙述，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先秦两汉之际是内蒙古长城地带人种地理变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之窗，现在就让我们结合人类学、考古学、环境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讨论一下该地区古代居民中“古华北类型”和“西伯利亚类型”这两种种系成分的形成过程。

首先，我们来分析“古华北类型”居民的形成问题。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在内蒙古长城地带该类型居民最早期的代表是庙子沟人,由他们所创造的庙子沟文化在仰韶时代晚期阶段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从庙子沟文化的房屋、窖穴、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遗址内出土的一定量的羊、鹿、牛、猪、狗、马、羚羊、野猪、狍、狐、貉、鼢鼠和鸟类等动物骨骼分析，该文化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应当是农业，但狩猎、家畜饲养和捕捞业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于庙子沟文化居民的种系渊源问题，严文明先生曾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分析做出推断，认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富有特色的远古文化的形成是由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繁荣发达时期，部分仰韶农人沿着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来到富饶的河套地区安营扎寨，与当地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 本文作者曾对庙子沟文化人骨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的人骨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表现出若干不容忽视的差异。例如，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此外还具有中等的面部扁平程度，而庙子沟文化居民却拥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以及很大的上面部扁平度等不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庙子沟居民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恰恰是他们所代表的“古华北类型”与由中原仰韶文化居民代表的“ 古中原类型”之间在种系特点方面最主要的区别之所在。因此，笔者曾推测这些相异的体质因素“或许就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原住居民所固有的性状”。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期待于在该地区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古人骨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从早期青铜时代的朱开沟居民到东周时期的毛庆沟、饮牛沟居民，“古华北类型”的种系特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种系基因流的主干。尽管在此期间，该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以及人类的群体构成、经济生活方式、物质文化类型等社会因素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从庙子沟的新石器时代农人到毛庆沟、饮牛沟的所谓“先匈奴”的农牧兼营人群，他们的基本种族类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从而暗示出这种大幅度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的转化很可能并未伴有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和群体更迭的背景。田广金、史培军先生在论证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时代之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们经济类型的影响时曾指出：“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农业文化逐渐被畜牧业文化所代替。由此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出现，与龙山时代晚期以后冷干环境的普遍存在有直接关系。龙山时代以后的人类适应这种环境，首先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方式，由农转牧。” 古人种学的研究结果从人类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支持了上述论断。

自早期青铜时代开始，“古华北类型”的居民在内蒙古中南部以外的长城沿线及其邻近地区也不断出现，例如：河北张家口地区的白庙墓地 I组居民（白庙墓地II组居民当属“古东北类型”）、西辽河流域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小黑石沟、龙头山等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以及下辽河流域辽宁彰武平安堡 的高台山文化居民等。在这些地区，“古华北类型”与“古东北类型”居民的分布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他们甚至可以共生于同一个人类群体结构的内部（如白庙墓地）。这些事实或许折射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古代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的融合与基因交流的情况。

汉代以降，内蒙古长城地带的种族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西伯利亚类型”的出现。该类型广泛地存在于鲜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之中。这是一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其典型特征的人群，在先秦时期的长城地带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人种学资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的踪迹。这种低颅类型的人群特征十分明显，他们立刻就会使得人类学家们联想到在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 所不同的是，上述匈奴人的颅型特征是中长颅型与低颅的结合，而“西伯利亚类型”却是短颅与低颅的结合，因此，前苏联的人类学家称前者为“古西伯利亚类型”，以示与后者有别。如果按照“短颅化”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解释，则“西伯利亚类型”或许正是“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稍晚时期的一种“短颅化”的地方性变体。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我国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先匈奴”人骨（如毛庆沟、饮牛沟A组）与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发现的匈奴人骨的种系差异问题。如前所述，生活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这些东周时期的“先匈奴”人群属于高颅的“古华北类型”，他们与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低颅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匈奴人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种系来源。众所周知，匈奴人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而使用“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这些人群却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一些农牧兼营的定居人群。这些族团或许逐渐被匈奴人所征服而加入匈奴共同体，但他们绝不是匈奴的本体。林?V先生曾在他的一篇专论中指出，匈奴本体的早期遗存应该到内蒙古中部偏北的地区乃至更遥远的中国境外地区去寻找。 站在人种学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一推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