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 梦晓半生

多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同国家，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所谓“异质”是不同民族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同构”是性质不同的各民族结合於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服从同一主权。异质和同构是一对矛盾。完美地处理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在於二者的平衡。异质和同构缺一不可，不应该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许和保证异质存在，尊重民族差异，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发展的空间，又能够抑制防止民族对抗和分离，保证国家主权的稳定与巩固，从而实现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治架构下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这就是异质与同构的平衡。

用“异质同构”的观点看，我国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平衡。大致从1980年分为两阶段，80年以前的失衡在过於向“同构”倾斜即在确保政权同质性的同时，强制性地消除民族异质性；80年以後的失衡则在过於向“异质”倾斜即在开始宽容民族异质性的同时，又放松了政权同质。前一种失衡造成少数民族内心怨恨，但因为那时政权保持着绝对的同质性，因而具有强控制力，即使不断产生问题，也都能有效地进行压制，总体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

改革开放纠正了强制少数民族同质化的错误，给了少数民族保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由於缺少“异质同构”的平衡观，又导致矫枉过正，鼓励和放纵了政权异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西藏相对更为突出。

1980年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速迅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在主权稳定的民族地区，政权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构成威胁，还应该视为民族平等的进步表现。但是对於强异质的民族地区，问题性质就有了变化。西藏的严重性，尤其还在於西藏特有的“怪圈”。因为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麽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後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针对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充分宽容（尊重和保护西藏民族的异质性之同时，理智、谨慎并且有效地加强西藏地方政权的同质性。二者的地位应该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始终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对民族异质越宽容，对政权同质就要越保证，而且二者比例相同。这样的平衡不是调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干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仍又回到“无人进藏”的老问题。上一次中国解决“无人进藏”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决？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上，也已充分体现出西藏问题将困扰中国的长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则中国就不得不遥遥无期地面对这种困扰。

摘自《战略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