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兴华周刊第四期》 -- gtssp

一家之言：神话中国――危险的银行改革

作者：益西彭措

一、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再是计划经济了，这一点，上至总书记，下至普通平民，似乎确信无疑。经济学家们也在喋喋不休地，但这在目前的中国仅仅是个神话。

从一般特征而言，计划经济就是经济运行以权力调拨为主，货币调拨为辅。市场经济则主要是货币调拨。

为衡量货币调拨的程度，本文使用货币强度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数量化衡量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参考。

中国从57年到77年20年没涨工资，工人、农民却一天也没闲着，按一般评价的中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左右的速度（本文选用6%）。77年是原来57年的3?q2倍。国家统计数据1957年是1068亿，1977年是3201?q9亿，倍数是3?q0。

而银行57年的现金流量是收入516?q7亿、支出512?q2亿，（货币水平取支出数）；77年没有数据，而78年是收入1336亿，支出是1352?q6亿。倍数是2?q6。

纵向比较，货币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货币倍率落后13%，计划调拨增强。

横向比较，57年的“货币强度”=GDP/现金流为2?q0；77年（按78年算）GDP/现金流为2?q4，货币紧缩20%。

这是两个有意义的数据，因为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77年是文革结束。应该说货币强度的减少标志计划经济的成熟。强度数值越大，代表计划性权力调拨也越大，越小则表征市场性越高。

到2001年（因为国家网站只给到2001年），已经是市场经济，原则上没有了调拨，应以交易货币M1作为调动工具，数值为59871?q6亿，“货币强度”=GDP/M1为1?q58。与57年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比较，货币强度系数增加了-21%。与77年计划经济结束，货币强度系数增加了-34%。

这表明，货币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支配能力确确实实提高了，但仅仅提高了20%到30%的水平。那么，试问，中国经济运行中，计划经济仅仅调配了20%到30%的经济运转么？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仍然是处于计划经济状态下，但却没有了调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在57年是计划调拨为主，货币调拨为辅，而2001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已经加入WTO，而货币调配的比例仅仅增长了20%到30%的水平。货币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中国处在恶性货币短缺中，货币调拨对权力调拨的退出只补充了20%到30%的空缺。这就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到处缺钱，公务员、国企、三农、医疗、教育、科研、国防，这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未来的重点部门处于危险的境地，而危险的转嫁就是高收费和发行国债、对外借款。

二、荒唐的银行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银行改的最早，但也是最为荒唐的，荒唐到国家主席和总理不能过问银行的政策，被哧之以“外行”。

银行成了从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先分离出去的独立王国。从而导致国营企业、农村经济全面失血，教育、医疗全面失血。

按理说，银行改革是好事，但银行改革很奇怪：

第一、首先是它的改革并不解决人力素质问题。中国大学生毕业数量持续增加，应该是银行业提高人力素质，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时机。银行这个行业也主要是靠智力经营的行业。但银行业依然故我，内部亲族是其员工的最大来源。

第二、是为自己设定一个更加可笑的建立资本市场的目标

中国并没有大量的闲置资本，引资不仅是国家的政策，也是各地方的政策。如果不进行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化改造，资本短缺是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必然结果。

但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下，大力建立资本市场成了银行业改革的目标。国债事件使中国最大一个证券商万国证券死亡。

为了达到建立资本市场的目标，银行业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作假帐，增大M2的帐面数目。而M2表征的存款数量正是社会的闲置资产。

这不仅使货币短缺得到了掩护，同时也使国家确信，发行国债是有条件的。而国债发行的生产性投入不仅加重了社会消费的困难，更加扩大了社会产品剩余。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发行国债是最为可笑的事，仿佛一个人做完自己的饭，吃饭时再掏钱买饭，吃完了饭再把钱要还给自己一样。

而M2增大，就使贷款指标有了理由。没有钱却要贷款，国有四大商行只能借款，而货币短缺，市场利率的高水平使银行每贷一次款就要赔付双重利息，一是存款利息，二是借款利息，从而，制造商业银行巨大的亏空。

若贷款15万亿，银行就亏空1?q5万亿，累计贷款额达到100万亿，中国商业银行就亏空10万亿的货币。

而这个亏空就成了银行上市的理由，成了国有银行改制的理由，从而变相地改变了中国银行的产权性质。银行从全民所有变成了股东寡头所有。完成了对产权制度的第一步演变。

货币短缺使国内生产资金回收极端困难，从而助长了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从而导致中国生产，美国印钞消费。而国内却无力消费，人民困穷的局面。

进一步，中国贸易顺差无序扩大，美国还要装模作样一番，制造抗议，制造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制造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麻烦。而中国却特意申明对美国有好处，其实美国心知肚明。

第三、第二改革目标的可怕后果

货币短缺必然导致国内货币价格高企，一般农村地区30%到40%的货币价格。严重地区有价无市，邮局汇款要排队等日子。

在国家控制货币价格的情况下，尽管资金紧张，但关键企业依然可以贷款维持生产，企业的问题解决了，银行系统赔钱。一旦市场化，银行挣钱了，而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法利用这个市场价格的贷款，中国企业的日子更加难过，生产体系招受打击的日子正式来临。同时，利率市场化以后，国债成本将高达20%左右，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不过在6%到10%，国家税收将破产。

综观银行业的一系列作为，故意维持一个紧缩的货币环境，却又做假帐扩大M2掩盖这个紧缩。这种行为是有目的、有计划、有长远考虑的。

人民还是人民，政党有的逃吗？

一家之言：“过热”还是“分化”――迎接黎明的曙光

作者：益西彭措

一、首先，社会主义中国49年建国，是在战火和90%的农村、农民基础上开始现代化建设。

1、尽管GDP持续高增长，但目前的农村局面改观不大，9亿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人均年收入平均只有2400元，恩格尔系数尚处于高水平状态。教育、医疗、养老几乎无缘问津，特别是在穷困地区。因此，限制甚至人为否定GDP的增长是错误的。

城镇人均年收入伴随GDP增长工资水平不断升高，好于农村，但这其中有50%是由国家补贴的。换句话说，城市工资收入有国家补贴粮食、蔬菜、洗礼、医疗，但农村从来没补过农资、农具、洗礼、医疗。人为地拉大了城市和农村收入。是故意的贫富分化的第一部分。大面积农村、农民，生活在大城市贫困保障线以下，却高言经济过热，不知是何居心？

2、即使是城市，也存在极大不平衡，大企业、高企业集中，城市基础被建设比较好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相对繁华，而其他城市，尤其是没有大企业，国家也不给予基建支持的众多中小城市，凭本地税收维持生活都困难，存在巨额财政、货币缺口。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货币、资源配套又以大城市、大企业为主，其他中小城市和市镇建设根本没份，是故意贫富分化的第二部分。

3、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什么过热，而是极度分化。这个分化，是故意的。但这个故意不是说党和政府有意造成贫富分化，而是实施的“重点建设”、“抓大放小”的直接后果。

二、当前中国经济的出路就是国家的出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出路。

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的发展思路有重大的根本缺陷，需要加以彻底扭转。而这个扭转不是扭断用“小米”换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所导致的高增长GDP的脖子。而是把高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转到普遍地区和人本基础行业：

1、为普通的大中小城市提供市政基础建设和配套建设资金。

目前的世界经济，货币是经济三大要素之一。中国目前也的确具有相对经济增长所储备的巨额货币发行储备。这些货币不能再投入过去的一般生产企业中，不是提供给经济产品的供给方，而是提供给需求方。完善市场经济中的需求能力。

如果说，过去50余年的经济总体上是把货币、资金提供给供给方，设厂、建设、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供给能力和制造了庞大的卖方，那么后50年，中国经济建设主要是把货币和资金提供给需求方，城市市政建设、办医院、学校、科研机构、实验机构，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制造强大的需求能力和新生能力。从而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仅有卖方的市场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从来不制造买方，而永远制造卖方，因此，在生产能力强大后，要么寻求国际新市场，要么缩减生产能力，产生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危机。

必须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而是半部。这是由西方国家文化、制度、观念不发达、不文明所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全民共有为基本理念，是以先制造卖方，后制造买方为发展循序。当生产能力极大发展，基本能满足全社会总体需求的前提下，就进入到制造买方的建设阶段从而达到全民共同富裕、共同文明。

3、社会主义的货币作为资金，在经济建设中既不属于生产者的卖方、也不属于消费者的买方，其主权和使用权属于全民，由国家根据需要决定优先给予卖方还是优先给予买方。从而达到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进而达到极大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理想。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货币作为资本是属于私有的，永远属于卖方，是基本固定的，是所有权的属于。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货币作为资本既属于卖方也属于买方，这种属于是使用权的属于。货币主权属于全民，由国家代表全民占有。既可以作为生产资本也可以作为消费资本。

4、当制造了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耻做法：压缩生产，毁掉和压抑生产能力。而是积极地制造买方，在普遍的地区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市政建设、交通建设，从而转化、安置农民。兴办学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水平、开发水平，为继续提高生产能力，产生新的满足人民需要的供给提供文明和人才保证，从而实现生产能力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代表全民把过去货币作为资本主要用于生产而逐渐改为主要用于消费。当发生这个转换时不是破坏了主要用于生产的货币，而是加速了生产货币资本和消费货币资本的相互转化。从而把货币循环无限制地发挥出来，从而通过货币的中介，有秩序地创造社会财富和消费社会财富，进而达到人民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处在关键的转换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步骤的开始。那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专家犯了邯郸学步的错误，必须在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同时重新学习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部分人先富”已经实现，共同富裕在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已经迎来黎明的曙光！

外交战略：克拉克工程与石油通道战略

作者：余澜涛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中国有意要参与甚至主导位于泰国南部的克拉克运河开发工程，而各方专家对此问题意见不尽一致，中国政府也就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最近又有报道说，新出来个克拉克输油管道方案，投资少而且工期短，可以取代运河方案，中国又有了参与的意向。中国对此趋之若筝又进退维谷，应该是石油供给问题急迫性和忧患性并存所至。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是不争的事实，国家各个方面对石油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说石油供给问题会成为中国发展和生存的否决性因素之一也不算过分。在本国石油资源和产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的状态下，进口石油的可靠性就越来越重要了。石油进口的最主要来源是位于亚洲西端的波斯湾地区，运送进口石油的船只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这两个地方又都是中国所鞭长莫及的地方，再加上中国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不合协和隐患就变得突出起来。

对于用克拉克工程，不管是运河方案也好，输油管道方案也好，能否达到预期的解决石油进口的安全和可靠性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领土所有者的泰国，在可能出现问题的关键时刻，能否愿意和能够保证中国石油供给的安全和有效；克拉克工程，对中国还是对中国的潜在对手――日本更有利，也值得深思。相应地，此工程对于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的地区要冲的影响问题道是可以放到次要地位了。克拉克工程确实绕过了马六甲海峡，但是没有绕过中南半岛，我们也不能肯定泰国因此工程而会与中国的关系更密切，中南半岛尤其是半岛南端的不利局面也并没有改观。按中国目前的能力，顾及南沙群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克拉克工程远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支那半岛之外，中国如何有效顾及形成疑问。克拉克工程看似解决了马六甲海峡的问题，实际却有选择了中南半岛这个政治沙滩上的建楼阁之嫌。

要绕过中南半岛，一个可以考虑的战略选择就是缅甸输油管道方案。缅甸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正在打压的对象，也是与中国有着类似巴基斯坦那样特殊关系的国家（当然重要性方面似乎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与泰国不同，缅甸与中国直接接壤，与缅甸合作也有利于缅甸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取道缅甸可以避开中国的海上弱项，发挥陆上优势。因此取道缅甸输运石油安全上比泰国更可靠。在运作经济性上，缅甸输油管道方案能直接与国内的石油管道连接成一体，运输石油就变成了海湾上船，缅甸下船，接下来的就是连成一体的国际――国内输油管道。这比克拉克输油管道方案的在出波斯湾后二次装船卸船、二次进出输油管道应该更经济。选择缅甸印度洋沿岸的实兑、仰光等现有港口，或是另建新港作为石油输入港都是可行的。从投资上说，在领土和人口规模都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缅甸建设输油管道和一个中型石油专用港，对中国都不是大问题。而对于缅甸这样的贫穷国家，采取中国投资双方受益的合作方式也容易被缅甸所接受而达成默契。

一个比通过缅甸绕过了中南半岛更进一步的方案，就是巴基斯坦输油管道方案。不但能绕过中南半岛，还可以绕过印度洋的不安全地区，甚至可以通过伊朗（又一个与美国不够协调一致的国家）绕过波斯湾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当然，此方案因为有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还因为有美国以反恐为借口占领了阿富汗的现实而变得状况大不如前。躲过克什米尔又躲过阿富汗的方案就是新欧亚大陆桥，那一区域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一连串的新国家，而且那里就有大量的石油资源。这又有利于中国改变对单一石油产地的依赖。

另一个方案就是中俄石油供给合作了。谈到此就会使中国人的感情和思维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中俄之间有太多的恩怨，即使在石油供给上，石油开发合作也好，安―大输油管线工程也好，有很多的看似煮熟实际却是夹生、就在嘴边却吃不到的饭。但中俄毕竟有着类似的国际棘手问题，也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用出口石油来维持脆弱的国内经济。一个一心要出口石油，另一个一心要进口石油，但两个国家在石油供给合作上却一直谈不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与石油进出口问题相比，在武器进出口上，俄方对中方的顾忌更大，合作却愉快些，所构成的事实上的依赖关系不可忽视。对于俄罗斯来说，武器出口的大客户只有两个――中国和印度，对前者既有所顾忌又受美国限制，对后者则无此问题，对二者出口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差别明显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俄方对中方顾忌再大（那是潜在问题），也无法回避经济窘迫的现实，切断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就意味着切掉一大部分外汇来源和毁灭部分军工企业，中国是在俄方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受了益，形成的互利的关系在此显得重要起来。

而这种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在俄罗斯对向中国出口的问题上并不特别突出。在没有互利关系或者互利关联度不够的前提下，要参股甚至控股俄罗斯的石油企业、合作建设安大输油管线等就会使俄方对中国的顾忌占上风，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在谋求获得俄罗斯的石油供给上显得过于急促。与此相反，在通过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达到通向日本海的紧迫问题上，中国政府又表现得漫不经心起来，反而使得倡导此项目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变得进退维谷了。

中俄石油贸易通道合作就那么一个安大线似乎太单一了点，利用现有的铁路――新老两个欧亚大陆桥、穿越蒙古的铁路，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应当先铁路石油通道，形成事实上的依存关系后再搞输油管线。即使在输油管路上也应当增加西北线、蒙古线作为安大线的补充方案，可以借补充方案将俄方否决安―大线的保护环境借口封住。通过石油输送渠道也应当会对增加蒙古、中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产生正面效果。

中国经济起飞的时间较短，受国力制约中国缺乏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主导能力，地区范围的经济主导能力具备一些，但还缺乏主动运用的经验。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沟通渠道体系（甚至东亚的国家关系体系）几乎都是西方列强为瓜分和奴役中国而建立起来的，而为中国自身发展服务的对外沟通渠道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也就出现了中国和列强共用一套沟通渠道的状态――列强用起来顺手、中国用起来别扭。在如此现状下，中国似乎是按与日本处于同样地缘区位思维对外联系通道格局之嫌：那个马六甲海峡只是对日本的石油通道才构成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格局，如此说来更忧虑马六甲海峡安全的应当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中国应该有更多的渠道来有效连接波斯湾产油基地，而且中国周围除了波斯湾还有其他大的产油基地，中国一直在他国划定的马六甲游戏规则内寻求突破令人困惑。

按照地缘政治关系，一旦中国舍弃克拉工程而转向缅甸通道之举形成定局，日本就会迫不及待地实施克拉克工程开发，中国也就可以通过投资缅甸一处来达到获得克拉克和缅甸两处石油通道的效果。对于北部的俄罗斯石油供给，中国也不必为日本抢到俄境内的输油管道走向控制权而沮丧，待到使俄方形成石油换外汇依赖关系的铁路输运石油成为事实，急于建设连接两国输油管道的可能就不再是中国一方了。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石油通道战略实施起来都是个大工程，要实现全面布局就更是长期的艰巨任务了，而且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对于谋求争夺东南亚石油通道的掌控权来说――包括经济和军事手段，通过谋求石油供给来源的多样化――供给基地和通道的多样化、购买石油方式的多样化，对中国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

外交战略：中日关系需要怎样的新思维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日前，日本政府修订了1992年制定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简称ODA）”，将援助的“人道目的”改成了“国民的利益”。在新大纲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新的政府援助方案，将对华援助在今年减少25%的基础上，再次减少25%，从而使对华援助总额控制在8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将对印度的政府援助增加了25%，从而使印度获得超过10亿元美元的日本援助。日本外务省的新闻发言人在解释这一变动时，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的决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而中国将其开支用在军事和其它领域，日本民众反对将援助给中国”。

研究中日关系，这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细节。在这个政策变化的背后，隐含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日本的政府援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日本人为什么看重中国军事开支？日本人为什么突然加大对印度的援助？

从一般常理来看，援助与接受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单务合同”，援助人似乎有权随时中止援助，而接受方则没有要求继续援助的权利。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人道援助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援助的背后是一条通往世界各地的商业大道，在这条商业通途中，日本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了世界各地的市场。而一旦铺就了商业坦途，或者日本可以凭借现有的国际规则进入一国市场发展时，“人道主义”的援助就退居了幕后，日本商人就可以粉墨登场了。

在中国，日本政府援助的这种作用表现尤为明显。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日本的家用电器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许多过时的生产线被拆散安装在中国的各地，日本一举占领了中国的整个家电市场。如今，随着欧美等国商人加入竞争，中国的家电市场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逐渐地夺回了一些失去的市场，日本产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种带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并且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密切联系的援助方式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一贯思维方式。

现在，日本国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与国际相适应的贸易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中，世界各国的商人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因此，日本政府的援助在对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减弱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调低对华援助的数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日本在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时已经十分明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新思维，那就是去掉“人道立场”的幌子，直接将援助的目的表述为“国民的利益”，从而将让援助更好地实现“开发”之目的。

面对这样一个极端务实的邻国，任何空泛的“友好”说教对毫无价值。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政府过去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今后将会做什么。如果割断历史，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根基；如果无视眼前，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意义；如果不能放眼未来，就无法走出历史的危局。

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中日关系新思维的问题。在我看来，中日两国在现实博弈中从来不乏“新思维”，从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江泽民提出的面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都是针对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提出的新思维。问题在于，一些学者的新思维侧重于清算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旧账”，认为中国人应该忘记那段历史，将日本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看待。如果这些学者是在沙龙中做没有任何假定的发言，我们大可不必深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学者直接采取向决策者建言的姿态，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更为严重地是，日本方面已经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多次邀请这些新思维的倡导者到日本本土讲学布道。这些要求中国人正视历史、将日本看作是正常国家的中国学者，已经向日本方面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其流毒的影响将会十分深远。

第一， 中国人需要对日新思维吗？

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中日两国的发展，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必须有新思维。但是，新思维必须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如果新思维的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的新思维应该是日本人的新思维。在当今以国家为基本利益形态的国际社会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而以世界居民自居，抛弃国家观念，奉行所谓的世界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问题，那么讨论中日关系毫无疑义。我们的一些学者，一方面企图脱离国家的范畴，而另一方面却在讨论国家的关系。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别有企图。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当然希望有一个友好的近邻。但是，现实情况一次次地粉碎了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事件，还是新近发生的毒气弹泄漏事件，都反映出我们这个近邻并没有认真对对待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并没有积极地清算战争罪行。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一些日本人还沉浸在昔日对中国人烧杀抢掠的“辉煌”之中，他们将中国看作是可以任意蹂躏的弱国，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形式羞辱中国和中国人（珠海买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如果中国一味地向日本示好，其结果将会是倍受凌辱。所以，中国的对日新思维，首先应该是挺直腰杆的思维，而不是无视过去的一味讲和。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无优劣，但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则有好坏。日本人在推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从来没有做到与邻为善。与这样的国家交往，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只有当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示愿意遵守国际公认的准则，并且真诚地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道歉之后，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不能透过历史总结经验，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还会遭受同样的苦难。

第二， 在对日关系上，我们如何实践新思维呢？

在以往的中日交往中，每当出现重大挫折，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种处理中日关系的做法虽然有利于稳定中日关系，但也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地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事后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直接目的。日本人的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表现的尤为娴熟。面对日本有组织的挑衅活动，日本人将责任归结到“少数人”的身上，并以此来应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如果中国放松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日本通过事实上的控制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日本人似乎早已摸透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处理一系列中日关系时，都采取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逐步地获取国家利益。这种策略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优势，凸现了中国社会一元化的劣势，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挑战中国人的极限。

其实，民间的强硬与政府的友好恰恰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于中国现行的体制以及外交上的过于僵硬，导致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发表中国对日政策白皮书，明确而又坚定地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并且重申中国的国家利益，旗帜鲜明地应对日本政府的各种小动作。

第三， 日本是一个正常国家吗？

按照国际法，日本早已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的不正常表现在日本历届政府对待本国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上。而这种态度又导致亚洲各国无法放心地与日本进行友好的交往。因此，日本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就应当拥有政治大国的气度，通过官方正式文本对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清算，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的信赖。只有这样，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才会以平常的心态与日本交往。

在讨论中日关系时，我们必须认真厘清国家利益，企业之间的商业利益以及公民之间利益关系，在处理国家利益问题时，要遵守国际通行的准则。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商业利益时，应该严格依照合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处理公民之间的利益时，应该平等相待，互谅互让。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出现了“三多三少”：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总量越来越多，而日本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少；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根本性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中日两国公民之间的纠纷将会越来越多，而政府介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民间救济渠道，依靠国际规则，努力捍卫中国公民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积极修改自己的外交战略，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处理日本问题。

本期责任编辑：新华声

本期出版时间：200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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