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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周刊第四期》

共同奋斗，振兴中华，这是《兴华周刊》的宗旨。《兴华周刊》在2004年春天创刊，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关注国家的整体利益、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华周刊》以原创作品首发，力争深刻、尖锐与独立地分析和评论。《兴华周刊》主张，公器付诸公论，真理越辩越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诸位同仁和读者共勉。

本期目录：

每周掺望（2004/3/12~3/19）

人物臧否：独裁乎？民主乎？――写在普京即将连任俄罗斯总统之际

台海局势：台湾将驶向何方

文化批评：国家间的人情债―― 从“慰安妇写真照”和 “日本军旗装”两个事件看中韩两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社会观察：精英主义制度化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国计民生：农业发展新出路――关于大力发展能源作物的建议

一家之言：积极稳妥地解决――评中央的农资干预政策

一家之言：“过热”还是“分化”――迎接黎明的曙光

外交战略：克拉克工程与石油通道战略

外交战略：中日关系需要怎样的新思维

每周掺望（2004-3-12）

作者：新华声

下周的主要事件应该是台湾的选举，西班牙恐怖袭击的后续消息，美国大选的进展，香港的政局，伊拉克政局和海地政局的状况，阿富汗的战事。

1。台湾的大选将进入高潮，明天313泛蓝大游行，是个看点。游行的规模，会不会冲突，以及此后的民意调查，估计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这几天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很有意思。他的观众主要是大陆的民众，估计对台湾选情影响很小。

美国对于台湾的公投可能还有一些表态，如果泛蓝人气抬升过快，美国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2。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1日早晨上班高峰发生一连串爆炸事件，造成18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此后西方在第一时间就宣称是分离主义运动艾塔干的。未免有点过于想要掩饰什么。西班牙是欧洲除了英国之外极力支持布什伊拉克战争的，曾经在西班牙三人峰会上出了风头。穆斯林武装欲打击西班牙恐怕是准备久远了。现在有消息说是“基地”干的。孰是孰非，不好定论，可以关注。

3。美国大选，慢慢加温。本周可能看到克里怎样选择竞选搭档。笔者今天收到克里的回邮（笔者在超级星期二给克里发了一封邮件），当然是一种自动处理的邮件，克里告诉大家他和迪安见面了。邮件的主题：My Meeting with Howard Dean。有消息说克里已经和爱德华兹也见面了。因此民主党内已经没有什么分歧了。

3。香港的政局由于李柱铭访问美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双方的争论越趋白热化。在机场向李柱铭示威的行动，好象以前没有过类似的情况，香港的政治应该产生激烈的对立，这样才能体现西方民主的特色。

4。伊拉克、海地、阿富汗，都是美国近期非常关注的地区。且看这些地方美国怎么维持。

人物臧否：独裁乎？民主乎？还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写在普京即将连任俄罗斯总统之际

作者：gtssp

1999年8月，曾经是克格勃特工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斯捷帕申手中接过已象接力棒一样在好几位前任那里不断传递下来的俄罗斯政府总理职位。正当人们广泛猜测他会不会是俄罗斯总理人选这个击鼓传花游戏中的又一个匆匆过客，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俄罗斯以又一次令世人惊诧的方式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当时年仅47岁的普京成为俄罗斯代总统，并在第二年举行的大选中以巨大优势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

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普京总统在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初，就以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震撼了全世界。在他刚接任俄政府总理之初，就抓住了车臣非法武装进犯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时机，果断发兵进军车臣，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基本全面解决了其前任历经三年，伤亡数万还刹羽而归的车臣难题。9.11之后，普京总统抓住全球合作反恐的有利时机，大胆与美国合作，换取美国及西方在车臣问题上的让步，再以巧妙的政治军事技巧，通过对昔日宿敌阿富汗北方联盟的支持，从而间接控制了阿富汗北部的大片领土，生生的将美国全力支持的卡尔扎伊政权变成了一个政令基本不能出喀布尔的地方政权，此举与前苏联时期在阿富汗粗暴行事最终惨败而归的惨痛历史也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美国全力搜捕拉登和奥马尔算是醒过味来了，若是留着拉登和奥马尔，美国可真是在阿富汗为人作嫁了。扯远了，这是题外话。

在普京上任之初，其特立独行、充满个人魅力的行事风格，不仅得到了俄罗斯选民的欣赏和爱戴，更因他一定程度上的西方背景，在西方领导人中他也获得了相当的好感。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无论是普京个人与西方主要领导人之间，还是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都拥有了一段几乎堪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有过的蜜月时期。

然而，花无百日红，表面上的亲密无间、言谈甚欢无法长久遮掩固有的地缘矛盾。与上世纪那段蜜月期无疾而终的结局相类似，这次同样短暂的蜜月期以俄罗斯与美英等西方大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公开争吵而告终。而由于普京的个人能力远强于后期尤为昏庸多病的叶利钦，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与九十年代混乱不堪的局面也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数百年来西方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以及俄罗斯虎威尤存的军事实力，这一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更为敌对，批评的态度也更为严厉。

作为美国及西方从冷战后期至今一直高举并屡试不爽的一面大旗，“民主自由”这一次也毫不例外的成为反对普京的武器。普京从自由世界的朋友一下成了俄罗斯新的集权专制的代表，他的诸般作为也成了种种他独裁的罪证。美国可以以欣赏滑稽剧的心态眼看着叶利钦时期走马灯式的政府轮替，却无法容忍普京在大选前解散政府；美国自身对经济寡头的垄断深恶痛绝，对微软和AT&T这样居于垄断地位的公司均欲拆之而后快，却对普京打击以犯罪行为攫取了巨额国家财产的金融寡头的举动大加挞伐，说成是破坏经济自由；叶利钦炮轰政治反对派时，美国及西方默不做声，而这次政治小丑雷布金的失踪闹剧被刻划成他动用国家机器打击政敌的专制行为；普京所依赖的出身前克格勃的行政团队更是俄罗斯重新走上集权道路的如山铁证。

中国那些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自由主义者自然不甘人后，曾经怀有和五十年代哪个美好理想－“苏联（俄罗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类似憧憬的他们，眼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离他们心中那个“民主自由”的理想渐行渐远，而且现时的俄罗斯怎么看怎么有股他们深恶痛绝的专制味道，于是他们也如赖斯般的关心起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来了。当然这其中，作为专制集权、反民主的“罪魁祸首”－普京总统自然是被口诛笔伐、众口铄金的对象，只是可惜的很，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自由主义者中精通英语的自然不少，掌握俄语的实在不多，他们的批评、批判、打倒乃至油煎、火烧、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普京总统既听不懂，也不Care，岂不白费心机。

俄罗斯在经过了叶利钦时代混乱的民主改革后，又回到了普京式的强人政治道路上，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诚然，普京总统能否如他所愿的成为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新“彼得大帝”，俄罗斯的复兴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想是福是祸，都还需要经过历史的验证。然而，普京选择的复兴道路是俄罗斯痛定思痛后作出的历史选择，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历史性的复兴不会因为西方的敌视和无聊者的聒噪而逆转。作为同样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的中华民族而言，俄罗斯人民的这个历史选择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参考和借鉴。

台海局势：台湾将驶向何方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的《联合早报》上刊登了新加坡学者陈岱伟先生要求北京对台独定义的文章，读来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回顾了台湾李登辉时代一系列台独举措，认为北京方面虽然将台独定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始终没有界定台独的含义，为陈水扁不断推行台独制造了空间。北京的喊话不但不能遏制台独，反而会被解读为不敢打的表现。

问题在于，北京方面早已错过了定义台独的时机，因为台湾独立已成旧事，和平统一几乎幻想。现在只有等待两岸最终摊牌了。

从法理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在领土的认定上高度重合。因此，两岸５０多年争执的焦点其实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由于台湾长期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大陆方面一直把统一谈判看作了党派之间的谈判，希望通过第二次“重庆会谈”解决内战中遗留的台湾问题。可惜地是，随着李登辉上台执政，两党会谈的气氛已经不复存在，大陆不得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大陆希望通过民主选举找到新的谈判对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推行台独路线的陈水扁上台执政。对既成事实，大陆方面只能“听其言，观其行”，别无他法。

其实，李登辉的“废省”举动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陆，台湾已经脱离中国，成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了。而台湾“总统”的直选更是从行动上说明台湾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因为直选就意味着台湾２３００万人选举自己的“总统”，与大陆没有任何法理上的关系了。台独分子不会愚蠢到先修改宪法上载明的版图尔后再进行直选。等到台独之路已经铺就，公投立法的程序已经准备好之后，大陆再宣布台独的定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从法理上台湾已经实行了直选，现在只需要在大选时依照公投法宣布台湾独立即可。

大陆方面不能总是盯着纸面上的“中华民国”宪法，认为只要词句中包含大陆版图就不是独立，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当作为台湾“总统”的陈水扁喊出“两边三国”时，那最后的一片蒙眼布也不复存在了。大陆下一步还能干些什么呢？

大陆方面从期望党派之间的统一谈判滑落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方面从“废省”发展到直接选举，两岸可以说是自弹自唱。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独立的程序已经结束。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陈水扁已经多次公开高呼台湾独立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如何重新定义台独呢？

需要说明地是，在台湾，“中华民国”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精神家园，但由于“中华民国”几十年的统治仅限于台湾和周边离岛，所以台湾人已经普遍接受了“中华民国”事实上的版图。在一些台湾民主进步党的元老们看来，台湾独立其实就是维持“中华民国”现有的统治区域，至于是否更改国号并不实质上的意义。只有年轻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员才希望台湾更改国号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局势的发展正在朝着有利于分裂而不是统一的方向快速前进。

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于统一，但经济问题从来都不能阻止独立的脚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过去台湾领导人以经济差异过大为由阻止两岸统一，现在他们又以民主差异过大作为分裂的新借口。当大陆民主改进以后，台湾方面还会提出什么新借口呢？其实，维持现状就是分裂，只不过政治领导人不愿意说破罢了。一纸“中华民国”宪法，已经包不住台独的烈火了。

出于选情的需要，台湾的朝野两派在台独的道路上加速飚车，一向稳重的国民党党魁连战和亲民党党魁宋楚瑜已经喊出了“一边一国”的口号。因此，即使大陆方面想要寻找统一谈判的对手，谁能担当呢？当台湾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不仅仅是版图上的一个地理名词存在时，必须考虑到其代言人的合法性问题。推翻一个政府是容易的，但台湾的今后将何去何从？

我有限的政治智慧告诉我，民主的极致必然导致暴政。其实，民主本身就孕育着暴政。当台湾一些人以分裂族群为政治手段，试图通过所谓的民主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时候，暴政就已经产生了。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暴政下面，新一轮的内战即将开始。从紧急状态到军事管制，从戒严到民选，台湾将会在新的世纪重新演绎上世纪的悲剧。

文化批评：国家间的人情债―― 从“慰安妇写真照”和 “日本军旗装”两个事件看中韩两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作者：李寒秋

韩国小姐出身的女星李成延在某艺术公司策划下拍摄了以二战中韩国慰安妇形象为主题的写真集，该写真集尚未正式面世就已经受到韩国媒体的质疑。由此引起了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韩国民众的愤怒，在民众强烈的抵制呼声之下，该写真集的策划人剃发、辞职、道歉并烧毁全部资料，同时李成延在一片“喊打”声中向当年幸存的慰安妇出面跪地谢罪并退出娱乐圈。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三年前，因为在某杂志封面上刊登穿着有日本军旗图案服饰的中国明星赵薇也被韩国人挑出来陪斗。据悉，赵薇已经被韩国媒体称为最不受欢迎的中国艺人，与李成延无差别地享受同等封杀的政治待遇，而且赵薇还与李成延一起成为韩国各中小学校的爱国教育的反面教材。本来，中国公众早就原谅了赵薇，“日本军旗装事件”已淡出公众视野，注定不会在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上留下痕迹。不料三年之后和千里之外的韩国人以特有的不依不饶的劲头把她揪出来示众，却还是让见多识广的中国人民少见多怪了一回。两个极为类似的事件，但是中韩两国的民众反映却大相径庭。韩国是全社会上下同声谴责，表现出了一种在中国人中极为罕见的同仇敌忾的风格。与之相比，中国的公众言论却要温和节制得多。而在童言无忌的互联网上，持个人主义立场的自由派对民众的愤慨一以贯之地冷嘲热讽，保持着一种智力上优越感和情感上的超然态度。这些人未必是亲日的，但是绝对不是亲华的。

朝鲜民族在历史上一贯以极为强硬的手段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同时对大国（主要指中国）也保持着极为恭敬的态度以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民族精神上的二元分裂已经成为朝鲜民族的一个特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后，韩国处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之下，这在韩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反美、反日与争取民主成为韩国国民运动的三大主题，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反对，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最安全的。

由于在美国的统治下，韩国经济获得了起飞，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因此要说韩国人对美国人完全没有感激之情，那是不符合事实的。韩国国民的心理跟当年在大革命后的法国统治之下的比利时人的心理一样，“解放与默从地希望交织在一起。”偶有抗议之举，那不过是一种礼仪化的表演罢了。

对于日本，韩国人的情感就更为复杂。虽然仇恨日本是韩国人的最大特征，但事实上韩国人最关注和模仿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当年朝鲜半岛处在日本统治期间，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为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九十年代初，在日本出版过一本书，叫《丑陋的韩国人》。作者朴泰赫是韩国人，他明言：“‘日帝统治’，我们叫得太过头了”。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从总体上说是给韩国带来巨大的恩惠。他们榨取本国民众的膏血，为韩国人造福。不要老纠缠不幸的过去，那样会失掉人家的信赖和好意。若没有日本协力，韩国维持不下去。日本的月亮圆，问题是韩国人太丑陋了，而一切丑陋都来自“散发恶臭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这种呼声很微妙地表现了近代以来韩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日本和中国的的态度转变。

跟韩国人一样，对于日本，中国人也是爱恨交加。日本曾经是一个曾经极为崇拜和爱慕中国文化的民族，中国人看待日本人是很有一些恩赐者的大方和温柔的。即便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日本在中国之前转型成功，并且持之以恒地把在竞争中落后的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牺牲品的经历都无法彻底改变这一点。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立即向全国人民要求对战败者施以仁政。在这种宽大为怀和以德服人的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国共领导人相继放弃了对日的政府赔款，一心指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

天下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中国具有这种宽容健忘的民族性。同时又缺乏根据地永远幻想着和一衣带水和唇齿相依的邻国携手进入大同世界，这种幻想既古老又年轻，既有传统文化典籍的支撑，又有新兴革命意识形态的阐释。可是事实上，受恩者的表现得不那么配合，施恩者力图永久握有的道德优势大打折扣。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些敏感事件中，也许中国有着悔不当初的遗憾。中国人一贯同情弱者，一向有着施恩天下和教化众生的良好意愿，可是，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弱者。作为弱者，中国人是很有必要如韩国人一样斤斤计较和不依不饶的，中国人对于在国家竞争中你死我活的对手和本国内部的离心离德者一贯是太宽容放纵了。也许中国人民继承的大国心态和中国本身的地大物博和历史悠久能够支撑这种心态，但是韩国人包括日本人都明白他们没有这样的优势，因此他们内部才显得那么团结一心，一致对外。而这种境界，又是中国人梦寐以求而未能企及的。

中国、日本和朝鲜，东亚地区这三大民族，有着亚洲人特有的礼尚往来和文过饰非的作风，都拥有那种死要面子的“知耻型文化”的人格。事实上这三国人民互相之间最为了解，那些历史恩怨最后成为国家之间人情债的道具，因此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爱恨交加，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社会观察：精英主义制度化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作者：老田

（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范：老田先生，您好！我是乌有之乡的范景刚。我们乌有之乡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和沙龙，给予主流视野之外的声音得以表达的机会，这是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的一个平台，得到了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的支持，您就是其中的一位，特别表示感谢。近几年来，“三农”问题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难题。我们知道您是民间关注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者，还专门办了一个“乡巴佬看世界”的个人网站。现在，正值2004年两会召开前夕，我们想采访您几个问题，以期能为社会舆论和决策人士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老田：范先生，你好！乌有之乡的存在就表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探索，当然就需要有新声音表达的空间，你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十分可贵，特别是你们坚定地追求“公平、正义和民主”，为弱势群体利益鼓与呼，为人类的命运而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志同道合者，所以就谈不上支持和感谢，我们其实是并肩战斗。当然，我很乐于接受你们的采访，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过，要说到影响社会舆论和决策人士，我没有那么乐观，也不作太大指望。

（二）作为农民的思考

范：首先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听说您曾经做过职业农民，这是什么时期？对您思考“三农”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老田：我在高中毕业之后，第一次高考没有考上大学，就在家里做了三年职业农民，在生产队和自家的责任田里都干过活，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企业去工作，后来又到深圳去打工，也对从农村出来的“打工仔”生活有一个完整的经历，所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不持乐观态度。换句话说，我有几年“职业农民”和几年“农民工”的生活经历。

在所有社会领域的研究当中，由于信息搜集和处理方面的困难，大概没有一个研究者真能够占有全部或者多数的实际资料，来支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们看到的研究过程，总是研究者自己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知识背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去筛选、提取部分资料来展开研究过程并得出结论。

在研究过程中间，是什么样的事实和问题通过研究者必然要有的筛选标准，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他的重视，最终要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判断。有完整的、深入的农村生活与“职业农民”的经验，我认为更有助于把自己还原到一个农民那样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研究对象本身的困难与希望，更好去理解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选择作为或者选择不作为的现实理由，也许能够因此少犯一些“自以为真理在手，总是比农民高明”的错误。

范：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思考“三农”问题的？请谈谈您关心思考这个问题的背景和您对这个问题认识变化的过程好吗？

老田：我在1980年代末期的观点，认为中国问题解决路径只能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这就是今天中国精英阶层和主流学术界论证并宣传的观点。我得到这个观点，倒不是如邓小平先生在1989年所断言的?D?D是受到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影响的结果，而是1980年代中国主流媒体和主流学界进行“非毛化宣传”的结果。因为邓小平主政之后就把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探索和努力，都宣传界说为无效的和负面的，那么在毛泽东努力方向的反面?D?D就只剩下西方的发展道路了。我是从邓小平的“非毛化过程”宣传中间，自己推导出明确的结论，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对这个结论还是非常自信而且从不怀疑的。

我毕业之后，刚刚好去企业里面工作，在国企和三资企业里面都打过工，并且在时间上刚刚好见证了国企的衰败过程，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作出的解释和得出的结论绝然相反，在这样的强大事实面前，我不可能不检讨主流经济学指向的、也是我一贯信奉的“私有化”与“市场化”信条。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大使馆被美国蓄意轰炸，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再次凸现出来。而农村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陷入衰退和破败之中。我忽然发现在一夜之间，中国仁人志士近百年前赴后继要解决的“民生、民族与民权”问题，三大问题一个不少，又都回来了，我感到非常困惑与彷徨。

这个过程中间，我不可能不对西方进口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产生怀疑，因此我转而寻求中国人自己的叙述，寻寻觅觅的结果是：我最后发现只有毛泽东对中国问题把握得最好，他本人真正具有完整的问题视野和非常务实的眼光，始终注意在中国民众中间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力量和路径，这样我就逐步试图在“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是如何着手”这样的基础上，去重新解读毛泽东的著作和他的探索与努力过程。由于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农村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原来的记忆被重新激活，结合我在农村新看到的事实，我写过几篇文章张贴在网上，受到一些专业做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如贺雪峰教授等人的重视，我们由网友而成为朋友，最后还在他的大力“拖动”之下，更多地关注三农问题方面的研究，并参加一些专业学术会议。

（三）精英主义制度化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范：关于“三农”问题，您能否先概要介绍一下您的基本判断、结论和主张是什么？

老田：在分田到户二十多年来，中国整个的社会体制向一种竞争性的方向转换，这样的体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推动并发展的，当然这样的社会体制有利于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改变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来“变现”。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更加集中于精英阶层手上的同时，社会财富和物质资源的分配，也相应地向有利于社会上层的方向倾斜。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因此被铸就，也因此注定了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利于农业和农民，农村的衰败过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也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分散化和弱势地位，使得基层干部过度提取农业有限剩余成为可能，结果出现了李昌平大声疾呼的“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状。

一方面是中国出现现代化的中心城市和暴富群体，一方面是衰败的农村和没有明天的农民，这其实正是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必然后果：一个地方资源集中多了，必然是以其他地方所得资源减少为代价，毕竟可供分配的资源是有限的。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这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改善方面，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资源支持的这一事实，失去资源支持的农村不可能不与城市的鸿沟越来越大。

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在政治体系和市场经济的相对弱势地位，决定了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最终导致了他们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维系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我的判断相联系，我的结论是：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若目前这样一种体现精英阶层意志的竞争性政治经济体系无法改变，将无从改变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弱势地位，从而三农问题也将无法得到解决。

（四）西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范：有人说，“三农”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太多，根本出路就在于减少农民，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化从而减少农民；另外，有人认为中国21世纪仍将是小农社会，根本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老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特点是以精英阶层追求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生产方式为发展方向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支撑点是人均资源消耗迅速增加。由于中国本土人均资源有限，而且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体系中间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无法有效寻求外部资源初期流入以支撑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扩张，因此中国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上，就无法接纳中国的庞大人口进入，注定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而多数人则注定是被遗弃者。

与农民从事农业相比，一个工商业体系中间的就业机会，需要多出许多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作为支撑；为维持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每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多出十倍以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才足以维持。如果中国无法取得大量的外部资源，中国又无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间的不利地位，不仅无法获取外部资源，还将无法改变国内资源大量流出的局面，以中国本土资源减去流出部分能够支撑的城市化人口必然难以满足农民进入城市的要求，因此大量人口必然要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去掉人与资源的关系视野，盲目地从愿望出发，或者“言必称欧美如何”指望中国步欧美日之后尘实现“西式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创造和宣传了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新版本。

无论是从经济竞争态势，还是军事力量对比看，中国都没有可能把欧美日“边缘化”，让他们把资源消耗降下去，自己占据全球资源分配的更大份额，获取足以支撑多数人步入现代化的资源数量，因此不仅是21世纪，而是直到地老天荒，中国将是多数人口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占GNP比重）急剧攀升到超过50％。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以竞争性低价进入国际市场的，而进口产品却是所谓“国际名牌”和“高科技”等“高附加值产品”（实际上就是垄断价格产品），在这样的“低价”换“高价”的产品交换过程中间，“价格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必然要发挥作用，中国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通过国际贸易流出国境，国内可供分配的资源趋于下降，结果中国工业普遍陷入“边缘化”的困境。中国工业边缘化的集中表现是工业企业“净产值率”急剧下降，根据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1985年中国工业企业净产值率为36％，到1995年工业企业的净产值率下降到24％。边缘化的工业企业出现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并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张，二是缺乏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三是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出现所谓的“打工仔现象”?D?D这些人在城市和工业机构中工作，但是无法挣到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费用，必须在农村娶妻生子，以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

中国边缘化的工业，无法有效支持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结果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2000年，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NP的85％，但是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仅仅占36％，而根据户籍统计具有城市户口的比例更低至26.7%。这些统计数据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而且已经完成的人口城市化在质量上也是很差的（具体表现为在城乡之间往返的“打工仔”一族）。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上，不仅对未来的指望无法乐观，过去的记录也是足够让人寒心的。特别需要指出，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里去，使得中国今天严重的“三农问题”通过农民的大量减少而自然消失，实际上是主张在那里消极坐等，什么事也不做，等于是不解决。

范：有人提出解决“三农”问题要有市场经济利国利民的信念，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和道路，要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让他们掌握的优势资源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依此来使得农村精英和农民群众学会合作，从而并肩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们特别提出要防止出现农民群众排斥农村精英发挥作用的局面。对于这种主张，您如何评价？

老田：科层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市场化的服务体系，是作为现代化信念的支柱而存在的。愿意正视农村问题的朋友会发现，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上就是基层农村政权，在1980年代中晚期由人民公社演变成为体现现代管理信念的科层制模式，科层制的政府机构按照“分权”与“监督制衡”的要求“叠床架屋”地设置起来，结果带来了官员数量的急剧膨胀；原来由人民公社内部“8大员”（如农技员、机械员、植保员等）承担的农业技术服务职能，按照建设市场化的服务体系的要求，膨胀成为“七站八所”，大量的人员和服务设施建设成本，最后也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了。换言之，1980年代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按照现代化要求，结果是给剩余非常有限的农民，强加了一个高成本的政府管理模式和一个高成本的市场服务体系。结果是在农民负担急剧上升的同时，服务和管理的效果却急剧下降，结果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持续恶化。

许多人都能够认识到：乡村财政由于要面对分散的广大农户，实际上收税成本非常高，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最好是取消农业税。然而在谈到农业技术服务的时候，一些人就忘记了各种服务机构，实际上也一样要面对这样的高成本困境。在人民公社时代，由于服务只面对生产队，因此服务对象数量只有今天的几十分之一；而且服务实施过程中间，不需要进行合同管理和结算，生产队也多不会对作为上级管理机构的公社违约，服务提供的一方也不需要考虑违约风险，因此成本当然就非常低。所以迫切需要从真正服务农业和农民的起点出发，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着眼，检讨这些“不容置疑”的、与西方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的市场化信条。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是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剩余有限，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却很多，这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能够为农民带来好处和福利改进的管理和组织工作，肯定不是在既定的收益分配中去翻花样，而是要在如何有效利用农民大量的剩余时间上去做文章。如果基层政权不是生产性的组织，可以肯定是难以增加农民福利的，那么这样的政权机构显然以“小”为好，以运行成本低为好。然而我们看到却是相反的事态发展过程，从人民公社非常有限的几个专职干部，到设立乡政府的时候机构定编却有36人，结果是农村基层政权在取消了生产指挥职能的情况下，人员急剧膨胀增长300%以上。这样的乡政府与人民公社相比，更象一个正规的职能机构健全的政府，而人民公社却象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很不正规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在改革之后，原本是公社里面某个干部的分工职能之一的技术服务职能，根据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需要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就是通称的“七站八所”，结果是这些机构为了能够覆盖农村的广大区域，不得不把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进行大幅度的膨胀，这实际上一方面减低了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政府官员一样，依靠把地方政权改造而成的收费体系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身的运转，这些机构的人员和其他吃皇粮的人一样，也参与榨取和瓜分农民的有限剩余。

不是农民不愿意合作，而是合作组织的管理成本无法解决；也不是乡村精英不愿意实施对农民管理，而是在农村特定条件下，最有效的管理手段难以实施。在人民公社时代，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解决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来源问题；也同样是外部强大的舆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是压制了农村内部难以为管理者所控制的“自主舆论”，免除了农村基层管理中间难以解决的管理难题。有人提出的“农民排除精英起作用”的问题，大概是指农村舆论氛围难以为精英所控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城市和工商业中间相对突出，舆论容易为专业人员控制，管理者相对容易找到操纵和控制舆论的机会，并作为管理手段来起作用；而在农业这样的低技术产业和乡村居民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间，“信息不对称”没有多少现实基础，群众舆论是相对“自主”和难以受精英操控的，这个恐怕是无法“防止”的。毕竟源自西方的所谓“现代社会科学”，是跟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起成长起来的，是“信息不对称”发展到人们不仅难以把握自身命运、而且难以理解自身处境的程度下繁荣起来的，乡下人的“不明白”的地方远远少于城里人，因此发展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学术并操纵舆论的困难就要大得多。

范：还有人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土地私有化，将土地集中于少数种田大户，从而加速实现现代化。对于这种主张，您如何评价？

老田：中国只有不足1.3亿公顷耕地，却有2.14亿个农户，户均土地只有0.6公顷，经营规模确实太小。至于通过土地私有化方式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先撇开政治问题不论，集约化经营的方式在经济上也是有问题的，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和土地用于种植粮食，来满足13亿人口的需要，2.14亿个农户耕种1.3亿公顷土地，使用的“精耕细作”方式，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地单产，要高于机械化的农场；而且人工劳动可以方便地利用“先育苗再移栽”的方式，加上运用间作和套作等方式，缩短作物占用土地的时间，大量提高土地复种指数，这样中国才得以利用仅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如果扩大户均土地数量的集约化经营方式，采用机械化农场方式，在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下降方面带来的产出降低，将足以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

如果仍然希望保持精耕细作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地主－佃户”模式，这样的“复辟”恐怕在操作上和管理上都有不可颠覆的困难，毕竟中国经历过的“土改”还为期不远，而且在土改时期曾经进行“到底是谁养活了谁？”的全民大讨论得出的结论，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间；而且这样的地主复辟过程，也无关现代化，还是无法超出小规模的家庭耕作方式。

为了实现土地私有化基础上的集约化经营，即使考虑户均2公顷的低水平土地集中，那么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要占据农民总数量的四分之三，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结果，中国城市与工业缺乏接纳他们就业的能力，而且中国今天也没有象英国圈地运动时期那样具有对国外转移的可能性，因此失去土地对农民而言将意味着失去生存机会，这样的过程在政治和社会稳定方面将要引发的后果，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范：去年冬天，在北京昌平开过一个新乡村建设研讨会。在村民自治问题的分组讨论会上，很多民选村委主任都讲述了自己冲破乡村干部黑社会式的恐怖阻挠和暴力镇压的辛酸经历，甚至有人现场展示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痕，控诉地方的暴政。可是，一个官员模样的人竟然发言说，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农民的素质低下，需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教育。他的发言令人气愤，立即遭到了反驳。您对村民自治问题是否也有一些思考研究，请您围绕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老田：“自治”来源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这部行政法律内，并没有严格按照词汇本身意义去使用，结果被学界援引过来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这是极为不严谨的。目前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并根据这个理解在研究过程中依照先定的视野去搜罗材料的弊病，因而在中国的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突出一个典型的“假大空”问题。农民并不在处在国家政权的覆盖范围之外，怎么可能自治呢？而且从村级政权目前承担的主要工作内容看，根本就不是什么自治组织。在集体经济组织解散之后，农民的生产和分配问题落在家庭内部解决，已经无关乎“治”了。基层政权无论国内还是海外，都不可能被赋予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中国农村即便是矛盾调解多数也是在初级群体内部完成的，在这样一个级别的政权机构里，实际上不可能指望承担或者接受什么日常治理事务和施政权力的。说农民“自治”完全是在躲在好听的词句下，做自欺欺人的空谈。

实际上目前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催粮派款、刮宫流产”，而“催粮派款”主要是干部群体自身利益的体现，只有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要求。而这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成本是上升的，同时执行的效果却是迅速下降，在1973年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开计划生育工作，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就迅速由1970年的5.18下降到1980年的2.5（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水平），但是1980年代用了整整十年，到199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才下降到2.3，这个期间在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是非常严厉的，关键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的不能顺利落实，使得整个国家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不彰。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成本急剧上升，是因为普遍对政策和管理目标认同下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干部和农民两个方面：干部失去对政策目标认同的表现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政策目标之前或者与之结合，失去了自觉执行政策的主动性；农民出于对国家权力代表---基层干部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对国家政策目标的达成，难以表现出相应的自觉性，结果使得需要强制执行的对象和事件大量增加，这两个方面都极大增加了政策执行的成本。

目前在农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缺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已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失去了生产队这样的生产性合作组织作为依托，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村干部都已经难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了。而1990年代根据上级官员想当然，或者是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富民新闻”为依据的决策，曾经导致试图强行赋予乡村政权以发展经济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为考核指标的“治理目标”，结果却引发权力寻租和乡村债务危机，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没有经济剥削就不需要政治压迫，剥削越严重，政治压制需要同步上升，相应的反抗也会越激烈。那个官员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意志的明确表述，他的话已经说明在他自己的心目中间，农民已经没有了适当的地位，表现了对垒阶级之间的处于一种不兼容的竞争或者斗争状态之中，如此而已。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是极端危险的。

（五）低成本服务和受人民监督的低成本政权是良好的方案

范：有人说现行的基层官员干部已经成了吃农民的蝗虫队伍，他们认为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因而提出要减少乃至取消乡村两级政权，回到中国历史上“吏不下县”的传统，在基层实施农民自治，发展农民组织，变现在的上级政府向农民要钱为农民自治组织向上级政府要钱。您认为这个方案如何？（谈基层政权的作用和意义，蜕化后负面作用；该方案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及其可行性）

老田： 在对基层干部的行为判断上面，我没有意见，但是对于“吏不下县”的建议则需要进行分析，这样的建议有几个隐含的前提：一是高成本的管理模式是无法改变的，低成本的管理是没有的，而且除了撤除一级政权机构之外还无法把干部数量减下去；二是农民不需要进行合作，或者农民能够完成自组织过程并实施合作，无须行政权力的帮助。

由于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舆论”对人民公社这个历史上仅有的外生型农业组织，进行了长期的负面宣传，所以许多人对外生型组织本能地加以拒绝，愿意把眼光全部盯在农民自主组织的内生型组织上。然而内生型组织并不是在真空里面成长的，因此并不能避免与外生型组织的纠葛。如果组织强有力的内生型组织，足以强化农民的谈判地位的话，所需要突破的正是外生型组织的障碍。毕竟在政治上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是绝对地具有排他性的，正如《诗经》所言关于政治影响力的竞争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内生型组织在农村的兴起和影响力的成长过程，必然伴随着基层政权组织的影响力的衰退和瓦解，这样的过程肯定是不会水到渠成的，肯定要受到基层政权组织本能的反对和阻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内生性组织去替代或者接管政权组织的影响和组织能力，实际上是希望一个强大到足以瓦解现政权的自组织出现，这样的组织确实在历史上出现过，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军。这些人从追求自组织型的民主和排斥外生型组织---人民公社开始，结果却在逻辑和事实上盼望着革命时代的强大内生型组织降临，这样的胡言乱语和头脑发昏竟然长期在中国学术界通行无阻，实在是叫人吃惊。

当然有许多人试图在现有的基层政权之外去寻找农民自组织的空间，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思路，毕竟组织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于：要在个人和家庭努力之外去寻求合作努力的机会和空间。中国是一个具有2000年以上小农经济历史的国度，小农经济对于自组织发展有什么限制因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小农经济无法解决组织成本和管理手段问题，也因此中国虽然有2000多年小农经济的漫长历史，也从来没有发展出来什么像样的农民经济组织。而且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规模上，不仅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下降，而且这已经影响到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在家庭内部的学习和传递过程，连传统耕作技术的传递都已经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不能顺利进行了，因而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殷切希望中国学术资源浪费在一些“假大空”问题上的现状，能够早日结束，学者能够真的去面对悠关中国农民切身利益、悠关中国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的真问题。

范：有人认为 “三农”问题是个伪问题，要害的本质是农民问题，是农民没有平等的公民权问题，因此要争取农民平等的公民权，使农民成为一个职业名词，而不是身份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提出要取消户籍制度，给予农民平等的自由迁徙权等一系列公民权。在这种思路下，他们打出了维权的大旗。在您看来，户籍制度、公民权和“三农”问题存在这样的关系吗？您认为农民的正当权益包括哪些内容呢？农民群众又能怎样维护自身的这些权益呢？

老田：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值得仔细探讨。“体制决定一切”是中国“改革舆论”和“改革学术”的最强音，最开始实际上是为了洗脱官僚精英群体身上的历史污点，宣称“体制和路线决定一切”是为了把官僚精英群体应该承担的执行责任洗掉，进而把历史责任推卸给路线制订者，换句话说，“体制或者路线决定一切”是为了否定广大执行者应付的责任，主要是服务于把历史责任推给毛泽东。同时，“体制决定一切”的思维，也是一种执政合法性辩护的要点，这是为了把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长成绩，与“拨乱反正”的高层领导者和改革的“设计师”联系起来。从历史起源上看，这样的思维方式本来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学术界接过这样的旗帜并长期“高举”，也有为自己职业利益辩护的考虑，设计方案或者制度，书写规则或者章程，乃是知识精英的工作特点，如果制度或者体制就决定一切的话，这样的“脑力劳动”的价值就要大大升值了。舍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隐蔽心理诉求，如果体制真的决定一切，那么只要找到或者设计出一组合理的程序，就能够消弭人世间的一切矛盾和纠葛，解决一切冲突和竞争，世界可以方便地归于“大同”。

与“体制决定一切”相联系的思路，还包括划分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民主和人权理念等等。这些关系实际上都是一组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程序，这样的程序要起作用，甚至特定程序和制度的废黜和确立，都从属于现实社会中间不同利益群体的力量对比，对于维护弱势群体权利和地位的程序，必须能够排除其对立面?D?D优势社会群体或者精英阶层的阻扰，毕竟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中间，一方的所得就是对垒方面的所失，伸张了农民的权利就是限制了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优势，减轻农民负担，必定要以降低官员和教师等的工资和福利为代价。“体制决定一切”的思维，实际上是指望在某一组特别的程序里面，要精英阶层的优势自动地失去作用，或者在这样的特定制度框架里，精英阶层自动失去了竞争意志，或者精英阶层由“经济人”摇身一变成为“道德人”。

人世间所具有的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实际上不过是依托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进行的，按照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总结，优势主要是依托“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建立起来的。因为交易费用不为零、信息成本不为零，精英阶层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能够解决组织起来的成本（交易费用）问题取得力量优势，实现“有组织的少数胜过无组织的多数”，精英阶层也能够突破信息成本的限制；而平民阶层的弱势地位是无法突破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限制，在组织程度上达到精英阶层的水平因而处于弱势地位。

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在”的，中国人也曾经相信“鬼神”是法力无边而且无处不在的，只有他们才不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限制。相信在某一组程序底下就能够实现公平，实际上是假定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在这种条件下为零，那么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力量和信息差距不再存在，这实际上是假定“上帝”和“鬼神”又回来了，不过这已经不复是尘世和人间的景象了。当然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只关注生产费用而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不过这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1990年代以来，主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科斯、道格拉斯和其他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学者如斯蒂格里茨等，连续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确显示了他们的研究成就和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视野。

加重农民负担不是因为官员被授予这个权利，或者农民有这一义务，而是农民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对抗。相反土地私有化在名义虽然否决了土地集体所有，但是并不能改变农民在依托政权的官员面前的弱势地位，也当然无法阻止官员扩张自己的利益边界去剥夺农民。农民无法克服组织成本带来的问题，当然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之下，不仅重申了宪法赋予平民阶层的结社权利和言论权利，而且也在实际上组织了强大的群众组织，结果仍然没有突破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优势，由于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没有改变，结果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就开始被清算。在文革结束之后，原来被赋予给人民群众的重大政治权利，迅速就被从宪法中间删除了。今天对文革的主流叙述，仍然从属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精英阶层优势决定的规则，基本上是根据中国精英阶层的意志和特殊感受在进行表述。

在越是贫穷的国度里，精英阶层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份额就越大，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优势就越发明显。没有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实际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和法律就越发要受到精英阶层优势地位的挑战。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其中头脑清醒的一些人，实际上要做的是：给老百姓一张选票，以周期性的追认精英阶层的政治优势地位，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给他们。所以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必须要区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实质民主是肯定多数人合理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而程序民主只是一组政治参与程序，我们主张程序要服务于实质，没有实质的程序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主张实质民主优先于程序民主，并且不得不和中国精英主义者以程序民主去批判和否定实质民主的主张划清界线。

一些头脑清醒的精英主义者利用人们对户籍制度表面上的不公平感受，要在“迁徙自由”这样一个“相当正面”的口号下让农民充分进城，借以加剧蓝领工人的就业竞争，把所有工人的工资率降低到农民工的水平，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把平民阶层的弱势地位发挥到极致，再把全部工人一举赶进“贫民窟”。天则经济研究所曾经召集过许多“自由主义大腕”开会，明确表述这个主张，参加会议并明确持有这个主张的，有清华的秦晖、北大的贺卫方和天则所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乌有之乡”网站查看到他们自己整理的会议讨论记录“把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

范：最后，请问您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何在？怎样使得合作思路贯彻下去而不发生向竞争思路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和民众各自的作用何在？就中国当下的现实条件而言，您能提出什么样的可行方案？

老田：如果把眼睛投向农村的现实，无论人们在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方面的差别是多么巨大，各个方面的人士倒是在实际把握上具有高度共识。换言之，虽然人们提交的解决方案各异，但是要解决的问题总还是共同的。这可以简单归结为两大问题，首先是农民承担的费用负担与他们得到的服务是不相称的；其次是现在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太小，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不足，由于承担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甚至农民连学习和采用新技术意愿都非常欠缺，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前一个问题是农民与政府关系问题，主要牵涉到政治方面；后一个问题是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主要牵涉到经济方面。

因为我们的农民人均耕地数量少，农业生产的剩余有限，无法承担高成本管理与服务。我们在前面谈到“高成本管理与高成本服务”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有没有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存在。

我刚才分析了土地私有化方式扩大农业经营的方式不可行，但是今天单个农户确实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合作生产模式，实际上是要恢复生产队搞“社会主义复辟”。许多人可能会争辩说，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存在许多管理问题，在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也不理想。但是这个干部－群众关系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也更难以解决了，看来群众监督干部的难题，并没有因为实现分田而有了回避的可能。如果最终证明无法在根本解决生产队管理给农民带来的不快和问题，那么就把这个作为合作组织的成本来加以考虑；首先在与非合作方式带来的代价进行比较之后，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同时也要与合作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看是不是可以部分抵消对合作成本的排斥。

1、 乡村精英的激励与监督问题（政治方面）

人们中间总是会有不平衡的情况存在，一些人相对具有更多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或者更高的文化素质，所以精英总是存在的，而且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努力，最好还是要精英出来起作用。问题为了让精英发挥自身的作用，是不是必须制造财富分配的阶梯，去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使用，平民是否能够掌握有效的反向管理或者激励方式？按照美国管理学家雷恩的意见，管理手段自古及今都没有什么创新，主要局限于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三种方式（见于《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根据毛泽东的总结，管理手段实际上只有“物质刺激”和“精神鼓舞”两种方式。

而精神鼓舞作为对乡村精英的激励因素来起作用的条件，需要一致个人身份与地位的分化。例如在集体经济时代，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都是享受与普通社员一样的待遇，每个劳动日是由所在生产队记10分工，放假期间还与农民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中间的一员，大小队干部根本不脱产，公社干部和技术员多数人是半脱产性质的，只有少数公社干部是拿工资，多数是拿一点津贴。这个时候是存在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由于这些人本身就是农民身份，就没有社会地位与身份分化带来的鸿沟存在，农民对他们的评价和友善态度对他们而言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他们的工作热情主要受到乡村舆论评价的激励，真正的物质激励作用是几乎没有的。今天的干部和教师，多数人是拿工资的，他们是“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与农民中间具有明显的阶层地位分化，只要有可能他们找对象都要避开在农村的职业农民，因此他们对来自农民的评价，就不可能再象从前那么看重了。这个时候，乡村舆论的激励作用即使还存在也非常有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空前突出出来，真正的服务意识反而淡漠了，服务的素质和对农民的服务态度都相应成问题了。

从正面讲，精神鼓舞可以作为一种对精英的激励因素起作用，从反面讲舆论也要能够形成有力的监督，有了地位的分化之后，这些作用都淡化了。今天的干部和老师、医生对农民的态度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社会身份方面的分化使得来自农民的精神激励因素，多数人对精英最有效的反向管理手段丧失了应有的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因。这使得除了追求物质利益之外，干部似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结果推动了基层政权向利益主体方向发展。看来让农民自己当干部，农民自己当老师，消弭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与农民的身份地位分化，是反向监督与激励生效的前提，是乡村舆论发挥制约作用的关键。我以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个成功经验的背后是使用“农民或者半农民”去当干部、教师和医生，有意地防范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出现身份分化，实现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毛泽东时代在社会管理中，普遍强化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措施，而且还有降低管理成本和强化低成本的反向监督手段，也是一种简便易行而且有效的管理和对象之间的意见交流方式。这一措施一直被精英主义者咒骂为专制和多数人的暴政，实际上除了那些精英主义者之外，还有什么人特别不愿意接受舆论监督呢？普通民众并不必然与他们看法相同。精英主义者宣扬“法律第一”，实际上意味着拒绝日常管理与监督，因为法律向来就是一种作为对例外行为进行强制纠偏的硬性管理手段，是一种日常管理失效之后的不得已的最后救济手段；同时法律作为一种司法手段，应用成本极为高昂而且缺乏及时、灵活的特点，不可能作为替代日常管理的手段。

毛泽东对精英主义者的毛病一清二楚，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群众的监督是成本最低也是最有效的监督，而且要解决问题仅仅给群众一张选票是没有用的，必须落实到日常管理与监督中间去，舍此之外去鼓吹什么高妙的民主制衡和依法治国，实际中的执行结果就是放弃对权力最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这也是最近20年精英主义者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惊人的腐败就是这种如意的代价或者是成就。乡村债务问题、腐败问题严重到最后足以导致基层政权瘫痪的危险地步，就是中国精英主义化改造成就的一个部分。

放弃说服教育工作，放弃认同感建设的努力，依赖简单粗暴的强制作风来执行管理职能，这本身就足以恶化干群关系，导致管理对象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下降，使得政策执行变得困难，成本上升。今天乡村干部由于“催粮派款、刮宫流产”在执行上日益困难，结果干部又更加倾向于依赖强制手段，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反过来管理机构膨胀的成本又会分摊到群众头上，进一步恶化干群关系，认同感继续下降，最后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干群关系恶化---认同感下降---管理成本上升---农民负担加重---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改革后20年来，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的部分现状。

2、 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空间的设定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大问题一直都是：劳动繁重、收获不多且不稳定，对应的派生问题是没有抵御饥荒的能力，在灾害年景其生存受到威胁。所以在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基本问题上，今天的工业基础已经能够作到而且必须做到---部分使用机械替代最繁重的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具备意外风险的能力，这两者是无法以物质福利做数据统计的，但是对农民尤为紧要，是最重要的“非物质福利”。

生产队比单个农户的规模要大几十倍，对于个体农户难以承受一些常见的风险，如役畜死亡、家庭失去劳动力等，是具有天然抵御能力的，扩大基本生产单位本身，就能够自然提高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

同时集体经济时代管理方面的重大教训就是：农业劳动力过剩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还毫无意义地要农民长年累月下田，因为最后增加的劳动投入实际上不可能导致产出增长，在这样的认识面前结果是农民干活窝工，不仅积极性丧失，而且导致农民对集体管理感到难以忍受。需要考虑在农村劳动力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依托合作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和体育活动，在合作组织里能够发展体育和文艺事业，让农民在生产之外能够实践有价值的生活样式。依托合作组织在农闲时期广泛开展体育和文艺活动，在农民的物质福利之外增进非物质的福利，寻求人生意义的支点。盲目主张农民进城是不现实的，没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无法让农民在城市立足。这样城市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方式对农民有利，没有稳定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必然导致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即使物质福利方面有进步，也要考虑这一方面的损失带来的影响。

繁重的劳动和易于实现机械化的，要逐步进行机械化替代。在远距离输送---肩挑担扛---方面，首先是具备条件实现机械替代，高扬程取水抗旱和机械脱粒曾经在1970年代实现了机械化的，此外部分的机械翻土耕田和农作物收割也是具有实现条件的。这些机械化的替代成本都不是很高，不会对农民人均福利发生比较大的抵消效果，技术上也不困难，但是对把农民从传统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意义很大。同时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还不能放弃，西方那种全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对中国而言，不仅在资源消耗方面是不现实的，而且粮食产量不如精耕细作方式下的产量高。大规模的生产队存在，能够带来对工业机械的需求，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地享受工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避免城乡“断裂”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农业和农村能够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有意义的物质和技术传递关系。

合作带来的管理困难和问题是明显的，但是效果也是可以预期的。例如减少对农具和役畜在分散田块之间频繁转移代带来的时间浪费，完成同等工序可以减少劳动时间。此外合作组织能够为低成本服务和管理提供基础，例如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能够方便地实现水利设施的维护，甚至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部分机遇。而在合作组织内部，在监督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问题上，可以方便地消除身份分化带来的问题。这一点从属于乡村政治层面，我们刚才已经谈论过了。

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以下各项工作，是农村能够接受和推广的，只要具有相应的生产性组织来主导，从人力物力限制方面看，无疑是具备实现条件的：

1） 注重秸杆还田，减少对化肥的依赖：中国农村每年秸杆产量在5-7亿吨之间，这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资源，目前主要是用于焚烧，是最不经济的利用方式，而且还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通过养殖（如舍饲牛、羊等草食性肉用动物）利用秸杆---动物粪便---沼气生产---余料还田方式，这不仅可以减少焚烧过程产生的废气，而且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农作物品质，减少化肥的使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有人估计，如果将2亿吨秸杆进行青贮、氨化处理，即可满足4000万头牛的粗饲料。由于“恩格尔系数”是随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呈下降趋势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城市人口在支出分配上用于购买食品（即农产品）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城市通过城乡贸易能够回馈给农村的比例，也会逐步下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强调商品农业和市场农业，是不能给绝大多数农民提供出路的，在理想状态下也只是仅仅具有个案意义，那也许能够为一小部分农民和少数地区提供出路和机会。1990年代城市市场禽蛋肉产品“产量翻一番、价格降一半”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立足于“自给自足”的“非市场化”发展方向上，通过合作组织内部的生产发展为农民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把眼睛盲目盯住市场，一个方面固然是市场化信条在起作用因此遮蔽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处在小农经济中间，除了市场之外难以解决低层次的分工和内部交易问题，这确实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合作组织来在内部解决这些问题。

2） 如果做到秸秆部分还田，那么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对减少对化肥的依赖，防止土壤流失也具有的巨大作用。研究表明，如果土壤含有机质达到2%，就能够有效抵抗雨滴的溅蚀，如果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4%，那么即使土壤结构遭到破坏，也能够自行恢复。另外的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方式是种植绿肥，由于绿肥最后要通过腐烂在水田里来起作用，这个过程产生的大量甲烷无可避免地要排入大气，有人研究认为甲烷是一种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上百倍的温室气体，对环境的有害影响极大，因此种植绿肥的方式需要谨慎评估，大概必须让位于秸杆---沼气---余料还田方式。

3） 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中低产田改造：加强池塘、水库和渠道的减淤清淤投资，加强清淤机械研究和开发，保障中国农业灌溉设施的长期有效性，对于稳定农村和增进中国粮食安全，均具有战略意义。此外土壤改良与中低产田改造，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在家庭层面上是无法进行这种投资的，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做到。中国的中低产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9%，改造中低产田不仅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渠道，也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一条重要出路。

4） 加山地和丘陵的生产力，种植优质速生用材林和果树。在分田到户之后，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已经找到了更经济利用山地的方式，而是因为以家庭的力量，无法看护山林，保障树木和林果收益的最终实现，而司法救济成本又太高。实际上是因为山林管理困难，所以最有效的山林利用方式被放弃。

5） 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在农村的推广，都要求扩大基本农业经济单位的规模，增加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学习能力。如节水农业推广，降低地下水水位的“井灌井排”方式（华北农民发明的防止土地盐渍化的有效方法），技术的学习和掌握，都需要根本改变农村生产单位家庭化的现实，在集体生产单位内实现分工和协作。由于传统大家庭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今天农户的规模已经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小的小农经济。今天在家庭这样一个生产规模上，不仅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下降，而且这已经影响到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在家庭内部的学习和传递过程，连传统耕作技术的传递都已经在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不能顺利进行了，因而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耕作技术退化现象，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个人物质利益的膨胀解决不了人生的全部需要，何况农民能够得到的物质利益，由于受到人均资源数量的限制，本身就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农民人口规模巨大，财政和工业的转移支付能力不可能占到重要地位。因此在政治上，要注重乡村管理成本的下降和认同感的上升，在经济上要在充分组织农民进行发展生产，还要利用合作组织利用农闲时间在开展文化活动，换言之就是要突出这个生产性组织的文化与政治潜能。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受自然因素的决定性制约，生产的增长终究不可能达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足以缓和人与人矛盾的程度，因此要在农民个人生活“免于匮乏”之外，突出“免于忧惧”?D?D增加农业防范风险能力建设的重要地位。在增加农民的人均物质福利之外，也要依托合作组织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为人生意义寻找新的支点，增进农民的“非物质福利”。

3、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现实选择

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一些分析，下面就这些分析起点，做一些进一步的归纳。虽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农村要“多予、少取、放活”，但是“多予”肯定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来一个政治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也不可能获取可观的资源，用于支持消费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除非中国能够把欧美日边缘化，然而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分析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不得不服从农民数量难以大幅度减少，而同时流入农村的资源也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限制条件。为此我们需要探求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同时根据历史经验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结论，农民是不可能完成自组织的成本和管理问题问题，农民的合作组织将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来解决管理权威问题。我个人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将更可能引发官员不对下负责，滥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也要比“自下而上赋权”方式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的分析前提是农民无法克服交易成本问题的障碍，在组织运行上面也难以利用“物质刺激”和基于舆论控制的“精神鼓舞”手段，因此外生型组织和自上而下的赋权方式是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我自己关于农村未来建设的一点设想，实际上也是复活了的历史记忆。是对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所作出的艰难探索里程的反省与思考，是总结了公社时代给农民提供低成本管理与服务的重要经验?D?D抑制身份分化发挥乡村舆论的激励与反向监督作用；也根据自己的感受，注意了当时农民最为不满的僵化管理模式?D?D一年到头都要下田，所以突出了农闲时间的文化体育活动开展的设想。同时我的设想，都是基于农村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里面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而且农业产出也难以迅速增长的限制条件。

曾经有人把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说成是“庄园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注重合作与自给自足方面是有道理的，毕竟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率比较低，只是没有给封建主预留位置，而且还要把取消“贵族化”的公职人员作为一个主要努力方向。其实人世间没有多少新东西，人们要么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选择合作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来起来领导作用，其他的选择要么是一盘散沙，要么是大规模的私营农场，我们认为私营农场不可行，一盘散沙不可取，剩下的选择无论组织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都恐怕和庄园有些类似之处，毕竟是一个在农村进行农业方面的生产组织。我对于一个组织形式是否很“前卫”很“现代化”不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解决农村中国实际问题的组织形式。

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社会早已没有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体”存在了，许多人热衷于谈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叙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府背后起作用的是权力，而在社会和和所谓市场背后起强有力驱动作用的是资本。这种叙述实际上从属于“权力”与“资本”的对比，在社会现实中间，我们都看到工商业组织基本上是资本主导的，运作方面也服从资本积累的需要；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基本上是权力主导的，运作资源来自某种形式的“税收”，舍此之外，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了。

资本进入需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否则资本是拒绝进入的，以农村教育为例，资本进入大概能够解决5％或者10％的乡村富人的需要，此外大量的农民是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资本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权力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在权力与资本的对比上，资本服从“所有权封闭规则”只能是“私器”，而权力从性质上来说是“公器”，权力当然也会蜕化演变成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但是监督权力的基础是尽人皆知的。

自从人世间设置了国家机器出现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一直存在被少数人垄断用以牟取私利的问题，正如老子所言“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社会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世间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和话语权总是为精英阶层所掌握，也总是在向精英阶层的利益倾斜，而因此确立的“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也决定了多数人在精英阶层面前的弱势地位，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悬殊使得“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为可能。但是相比较而言，权力监督还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性质上决定了权力是“公器”，不涉及资本财产权和知识精英话语权的“封闭原则”。只要考察一下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情形就会发现：对程序民主迷信的人，要远远多余迷信“均贫富”的人士，民主之所以可以成为迷信的对象，其基础还是在于这样一个认识：权力就是公器而资本不是公器。问题总是出在权力使用方向上，而且权力的监督也确实有困难，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最近二十年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因此就试图避开权力去解决问题，那是比较幼稚的想法。许多人坚定不移地宣称喜欢民主，却一方面要求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权力）退出，一方面要求市场和社会（实际上是资本）跟进，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傻子就肯定是骗子。

范：好的，这次采访就到这里，谢谢你。

老田：不客气，合作愉快！

国计民生：农业发展新出路----关于大力发展能源作物的建议

作者：陈建敏

三农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全国上下关注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其不但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威胁到农村的安定稳定，而其中一大原因是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1997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连续下降，农民种粮纯收入大幅度减少。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 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而且同时其他农副产品价格也是大幅度下降，而使农民收入进一步减少。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再加上加入WTO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据此，据国外有关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农民失业人数将高达几千万人。

虽然目前政府也在试图引导农民通过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来摆脱困境，但现在的农业种植调整方向大多是增加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而这些却是种什么就什么多，以致增产难增收，此类例子真是举不胜数。这种种情形不禁让人担心，思考我国农业的出路何在呢？

对此，笔者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些有关能源作物报道的资料：

1,大洋网讯 据广州日报报道：阿联酋大学的瑟林姆教授和他在埃及开罗荷尔万大学的同事最新研究发现，一种从希蒙得木果实中提炼出的油如果在机动车引擎中燃烧，残留废物更少，噪音更小，持续时间更长，能效比柴油还高！希蒙得木是生长在沙漠中的一种灌木，大约4到5米高，寿命长达150年。其结出的坚果含油量高达50％，提取出的油脂无毒，被广泛应用在润肤品、化妆品和洗发香波中。工程师们选中希蒙得木果油，是因为其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能量，而且化学性质稳定，适合机动车引擎中的高温高压环境。--瑟林姆认为这种替代燃料值得开发，因为它比柴油含碳量低，这意味着燃烧时会放出更少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煤烟，更加环保。同时，希蒙得果油不含硫磺，因此不仅不会释放有害的氧化硫，而且不会产生腐蚀汽缸的硫酸，可以大大延长引擎的寿命。另外，由于希蒙得木果油燃点更高，其储存和运输时也不容易爆炸，更加安全。 ……当然，如果真的要用希蒙得木替代石油，必须大规模种植这种植物，以获得足够的果实。希蒙得木的环境适应力极强，适合种植在气候炎热的地区、盐碱地和沙漠中。在沙漠面积大的国家，大量种植这种植物不但不会占用耕地和其他经济用地，还可以起到环保和提供能量的双重作用。

2，据《青年必知科普知识手册》的介绍：许多海洋藻类植物和陆地野草，都可提炼燃料油。例如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利用当地野生的黄鼠草炼油，每公顷生长的草料可获得燃料油1000公斤，如果人工种植，草的产量和油产量还会提高--每公顷生长的草料可提炼出石油6000公斤。为此亚利桑那大学还设计了提炼植物石油的工厂雏形。

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的卡尔文教授，198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亚洲大学建立了一个人工石油植物种植物场，他种植了一种名为“尤加利”的树木。据介绍，这种树木的茎和种子中均含有可燃物质。在卡尔文的种植场中，1000平方米土地可年产5桶“绿色石油”，每桶成本20美元，而当时的石油价格是每桶30美元。

我国科学家在向植物要油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在海南岛找到了一种能产柴油的树种叫油楠树，只要把树干砍伤或钻洞后，油就会源源而来。通常每株油楠树可收“柴油”34公斤左右。

因此，联想到我国国内能源供应方面的困境，笔者不禁认为发展能源作物或许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条新出路。因为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困难是需求不足，容易生产过量以致增产不增收。而能源方面的需求就不同了，据有关资料显示：205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30亿吨油当量 ，而国内能源供应却将面临潜在的总量短缺，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供应将面临结构性短缺，我国长期能源供应将面临严重的挑战。2002年原油进口高达６９４１万吨，而据世界石油大会原来预期未来中国在2005年、2010年、2015年将分别进口0.7亿、1亿和1.3亿吨原油，而自给率则将逐步滑落到70.8%、64.3%和59.4%。

因而，只要能生产出在经济上合算的能源作物，那么市场需求则将不成为问题。虽然，目前能源作物的生产效率可能还不够高，以致在经济上不太合算，得不到大规模应用。但这至少也为我国农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考虑到这方面的发展既有助于农民增收，减少农民失业，又有助于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改善我国能源安全，那么我国政府就有必要大力加强能源作物方面的研究，开发，积极利用新的生物，基因技术等来进一步提高上述能源作物的产油效率，甚至可创造出新的高效能源作物；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能源作物种植，提炼的规模化，产业化等等；而不要将农业科研，农业扶持政策等局限于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上，以使我国农业发展能有机会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