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复旦诞生于上世纪早期半殖民地社会，原本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早在登辉先生执掌校务之初，学校内就因为生源中的侨生缘故而同国父派革命党人联系密切。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谓关系悠远，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国民党势力在全国学界的早期代表。但这种关系到了蒋公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变得日益疏远了。

登辉先生毕竟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终身信奉西方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校务自主，学术自由的方针坚守至终。为了办学，可以接受任何势力的资助，但不接受任何势力对校务管理的插手，这显然不符习惯掌控一切的蒋公脾胃，随着“中央大学”等嫡系国立高等学府在全国学界地位的确立，坚持私立的复旦便不再入政府大员的法眼。

更何况，随着蒋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确立，原本国父倚重的老同盟会与南洋侨界政治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逐遭排挤，从枢机要职中渐渐退出，而与之同气连枝的复旦管理层对蒋记政权自然没有多少心理上的亲切感，产生距离感就显得自然而然。

大学自立，理想很好，可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一方学术的世外桃源谈何容易，而先生主张的治学于世服务社会的学风让复旦与社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一方政治势力的淡出就是另一方势力的乘虚而入，“九一八”狠狠的推动了一把，终使复旦在蒋记专制时代陷入建校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平心而论，复旦在抗战前为了办好校务，其实是努力保持好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夫做足。例如，通过关系千方百计拉党国要人陈立夫、吴铁城、孙科、张道藩诸公入校董会；借校庆广邀社会人士，顶着“滥施国家名器”的舆论谴责，公开授予政府显要与官商“名誉博士”头衔；而先生本人也在蒋氏夫妇驻留上海时，以“宋父旧友”（还记得先生初回国时建立留学生社团时的共同发起人宋耀如先生吗^o^）“社会贤达”身份多次应邀参加蒋公私人茶叙，并在过程中不断用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同蒋夫人交谈——这里补充点花絮，蒋夫人终身以能够用流利熟练的美式英语读阅交流为荣，谁如果能用同样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与之交流，会使夫人甚有面子，从而对其人产生好感，若做不到则最好一句英语都不要在其面前讲，否则内心必恶之，所谓贵族气质彰显无余——然后由蒋夫人翻译给蒋公听，蒋公则每每以长辈外宾礼之，言谈甚欢。而先生每次回来，同亲近者多次以“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自嘲，无奈之色溢于言表。

表面功夫做足，但一涉及复旦根本“校务独立”，先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抗意识。例如对于国民党在学界的要人朱家骅几次三番的插足校董会，先生就与之抗争到底。

优秀的国民党高级党务工作者朱家骅先生

朱家骅先生说起来也是民国时期一传奇人物，早年毕业于同济，留德，回国应聘北大德文教授；再赴德，获地质博士，再返国，任北大教授及系主任；后离京赴南方，参与筹建民国“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与中央大学，参与组建民国中央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术团体创始人之一，多个国立大学校董，几届政府教育部长，在地质建筑水力多个学术及文化组织长期任职。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一个与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的学者，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朱公早在中学时期就是同盟会的激进成员，参与同盟会在江南地区的几次刺杀行动；任北大教职同时亦是国民党北方地区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主持民运工作，为配合南方国民党北伐军事活动参与实施了多次群众运动；遭北洋政府通缉后返回南方，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参与南方革命政府军火生产工作，秘密组织对德军火采购，直至抗日战争；而且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党务人员，CC系的干将，先后主持过广东、浙江等地地方党务工作，以及中统、三青团、中央党部组织部等机要部门的事务工作，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具有丰富民运知工及青工工作经验的高级党务人员，多年的国民党中执委员，TG43人战犯名单排名20位，是国民党活动于学界、文化界的当权人物与智囊人物，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名副其实的学阀。

可就是这样一位权势人物，富有才华的士人，在先生的嘴中就成了“身为地质博士，不好好从事研究，为国谋力，却喜欢做官，争权夺利”的官僚小人。先生不糊涂，放此公入校董会，就是把黄鼠狼请进鸡窝，凭借其能量与组织能力，复旦只会步步陷入“官学”桎梏，无非又成为一个为党所控的“中大”，这是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几次改组校董会，始终不聘用朱公，甚至私下拒绝见面，半点面子都不给。

一个谈不上权势背景的私立大学，一次又一次公然排斥主管部门领导，而且是实权人物，即使在今天都是可以想见后果的。而1935年复旦学运中一次后果类似后世文革“安亭事件”的铁路中断事件成为复旦关闭危机的导火索。

（不好意思，土鳖还是要扛一会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