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山重水复？以史为鉴！——1987年拉萨骚乱纪实（1） -- 双石

　　王志谋实在坐不住了，他关了对讲机，站在院子中央大喊：“集合，快，去八角街。”

　　对讲机里各个执勤点告急的声音此起彼伏。王志谋后来告诉我们，他听到对讲机里情况很严重，决定带人去增援，去救困在火中的同志。

　　“我不信那个邪，太阳明光光的，几只苍蝇就想遮天？”瘦瘦的王志谋是西安人，有通常北方人的急性子。

　　王志谋带了二十几个自己挑选的棒小伙子，从清真寺小巷冲进八角街。一进街口，迎面一阵乱石掷来，三个警察立刻受了伤。他身后的一些警察哗啦啦拉响了枪栓，“处长，打吧！”王志谋咬着牙，躲开迎面一块飞石，说：“朝天鸣枪！”他一挽袖子，跑动着端着冲锋枪朝天打了一个点射。

　　迎面冲来的骚乱人群，在警察的鸣枪警告中，乱叫着四散躲跑，王志谋紧绷的脸现出轻蔑的微笑，他一挥手，“冲进八角街，给派出所解围。”

　　过去繁华的商业街区，现在到处是骚乱的人群，有的人在围打记者，相机扔在地上，镜头被砸碎，有的人在追打警察。一个高大的汉子，头上缠着红穗，肩着毛毯，抱着个收录机往小巷深处跑。

　　派出所门前的情景让王志谋吃惊得眼镜几乎掉下来。那幢漂亮的花岗石藏式楼房，每个窗口都吐着黑烟，火焰不时喷出窗外；沿街的七八辆汽车燃着大火，浓烈的胶臭几乎让人窒息。十几个年青人吆喝着在掀翻一辆完好的北京吉普，街口一些桌椅堆积燃着大火。

　　王志谋带人冲进派出所南侧小巷子，民房顶、街道上交叉打来一阵又一阵石块。又有几个警察受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对面的人群中砰砰砰向警察开枪，三枪都打在石墙上，弹着点高了一些。王志谋身贴在墙，拿着对讲机喊：“有人向我们开枪，是手枪。”

　　对讲机：“注意安全，但不许开枪还击。”

　　四下一看，王志谋指着一个居民院，“把大门撞开！”二十几个警察吆喝着肩扛脚踹，撞开院门。院子和派出所、办事处一墙之隔。

　　一进院子，后面小学楼顶上扔来石块，打得几个警察跳来跳去。“上房！”王志谋命令。一个满脸惊慌的中年妇女从屋里出来，双手乱摇，伸出拇指哀求，“别上，别上，上去我们房子也完了。”以往温和的王志谋铁青着脸，粗暴地拉过一个简易木梯，“派出所都快烧完了，不去救他们，你这儿也保不住。”一抱头命令警察，“上！”

　　警察们爬上房顶，跳到八角街办事处的屋顶，办事处前院就是燃烧的派出所。石头打过来，平坦的屋顶无处藏身，十几个警察不是头破就是脚上、身上被石块击伤。

　　王志谋抬头一看，对面小学是三层楼，楼顶起码有八十来个暴徒，每个窗口也有人。他左右一看，这是制高点，必须占领这座楼，派出所里的人才能安全撤出。他喊一声：“占了这座楼！”二十几个警察呐喊着从房上下来，和巷道里一些武警一起，冲进小学大楼。

　　楼里的人见警察冲进来，喊着叫着往外跑，有的竟从二楼跳下窗子。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尖叫着从十几级高的楼梯上直接跳下来。好的，动真格的你们就熊了！王志谋劈手揪住一个年青人，年青人手中的石块还没砸下，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枪托。

　　迅速上到楼顶，刚才骚乱的人都跑光了。对面派出所、办事处楼顶的干警欢呼起来，王志谋挥了一下手，老康正好从挖开的墙洞里爬出来，他也挥手。

　　兴奋的警察占领了楼顶，下面的人群中又响起枪声，几发子弹啸叫着从楼顶飞过，王志谋大喊：“趴下！”一颗子弹正好从他耳边擦过。“鸣枪警告。”几个警察手枪朝天鸣响，围在派出所三面的人群涌动，后退几十米。

　　那天，王志谋揉着腮帮从楼上下来，唾一口血水，刚才打在脸上的那块石头份量不轻，他咬咬牙，还好，牙没脱落。下到二楼，一个警察报告说抓了三个外国人。

　　十月一日这天，在八角街区，有五十多个外国旅游者混在骚乱的人群中，也许能赶上神秘的西藏出点政治性乱子，他们感到不虚西藏之行。我在八角街的人群里，看到一些外国人转来转去拍照，当然这些照片将来会很有价值。有个高个子美国人，戴着大檐礼帽，双手做着手势，嘴里“乒乓”地叫，让拥挤的人们散开一些，他的意思是汽车要爆炸。不知是什么心理，有个金发外国男子拾了个啤酒瓶，做手势教几个青年往里装汽油，然后塞上布条点燃，果然推翻的那辆越野车燃得大火熊熊，黑烟蒸腾。

　　王志谋回忆说，那三个外国人，两个女的是法国人，一个男的是加拿大人。他们兴奋地也在窗口向外扔石块，当然也拍了不少照片。王志谋当时问：“你们国家如果出点乱子，是不是也喜欢外国人起哄掺合在里面？”高个子外国男子摊开手耸耸肩。警察没收了这三个旅游者拍的骚乱现场胶卷，让他们离开了闹事区。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公安厅一位姓王的主任聊天。

　　这位年富力强的中年警官，在西藏工作多年，他忧心重重，似乎有很多话，对骚乱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在他舒适的办公室，我们聊得不是很顺畅。

　　他说，西藏是民族自治区，但各种法律条文不健全，有些条文模糊，语义不明确。中央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规，在这里可以变通执行，治安当然复杂化，也困难。骚乱中许多参与者可以说是法盲，有的干脆就是发泄平时的不满情绪。当然不能否认，我们公安队伍里，有些干警素质差，执法犯法现象时有发生。在西藏要考虑到特殊的民族关系，执法的警察应该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政治观念和文化素质。

　　王主任叹一口气，煽动骚乱的背景当然是国外西藏人的组织，他们利用了藏族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手腕很高明，而我们总是一股劲批达赖，搬出文革的宣传词藻，“愤怒声讨滔天罪行”，“坚决不答应恢复农奴制。”可以说国外藏独组织钻了我们工作中的空子，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这几年政策的失误？我们的政策得民心、顺民意，骚乱恐怕也闹不起来。这段时间，藏汉民族关系很糟，一些混迹街头的流浪少年、无业游民常常无端欺侮汉人，挑起民族纠纷，稍有争执，便拉扯到民族关系上，动不动就说：你是汉人，滚，这是西藏。 　　西藏可以说是中国最特殊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藏汉关系如此下去，还谈什么发展西藏经济，建设西藏边疆呢？

　　我问：您认为目前西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主任：从自治区领导上至中央，对西藏可以说不是很了解，他们制定西藏政策恐怕还是五十年代的看法，“翻身农奴热爱党。”中央领导来藏，也都是听上层的汇报，到预先有准备的乡村工厂看看，很少开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会，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你们记者不是知道一些情况吗？可以反映反映。

　　我苦笑一下。

　　王主任继续说：现阶段西藏问题的主要症结是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对历史问题纠缠过多。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达赖喇嘛流亡西藏政府召开第十五次工作会议，会上把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寻求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列为头条决议。

　　同年九月十九日，达赖喇嘛访问美国。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会上，系统地提出他的五点和平计划。

　　这个会议是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以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名义召开的。这个小组有一百多名成员。

　　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地位”的五点计划是：

　　1．使整个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自由；

　　4．恢复和保护西藏自治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5．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藏惨遭浩劫，一百多万藏胞，即六分之一人口死于非命，至少还有一百多万藏胞在集中营里受难。

　　“今天，在整个藏区，迁居去的中国人已达七百五十万，而藏族人只有六百万。中部和西部藏区，即在中国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中国人士也承认，藏族只有一百九十万，在该地区的人口中已经居少数。

　　“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歧视，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他们在一个殖民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在那个政府中，所有的实权都由共产党和军队里的中国官员掌握。”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些数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称：中国境内的藏族为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二人。

　　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境内的藏族为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人，其中西藏自治区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五百人中，藏族有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人，在西藏的汉人为七万九千七百人。

　　目前西藏自治区七个地区、市和七十五个县的专员市长、县长全部由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担任，拉萨骚乱时主持西藏工作的热地，是一位来自藏北牧区的藏族干部。十月二十六号我采访热地时，他仍然住在区党委值班室，他告诉我他三个晚上没有睡觉，随时接电话处理一些事情。坐在简陋的铁架床上，热地抽着烟，他说：“二十八年来，西藏分裂与统一的斗争没有间断过，分裂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无疑是有害的，一小撮过去的统治者又可以重操政教大权，重新奴役西藏人民。十月一日的骚乱，把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公开化了。一九五九年是全区性的分裂祖国的活动，这一次是局部的分裂活动。”他抽着烟，一边思索一边说：“西藏正在开放改革搞活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西藏经济明明发展很快，为什么会出现政治意图很鲜明的要求‘独立’的游行和骚乱呢？看来斗争很复杂。”他吐一口烟，“当时我压力很大，如何处置，得考虑西藏以后的工作，稍有不慎便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难做。”

　　我问：“您作为西藏的领导，对这次骚乱给西藏带来的影响有何评价？”

　　热地：“这几天我心情一直不平静，我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骚乱。”

　　西藏几十年的封闭使它成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这不仅是西藏的遗憾，更多还是整个中国的遗憾。六十年代以来，巨大的政治悲剧降落给中国，受害者是整个中国的公民。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使中国偏离了世界进步的轨道，在中国相对落后封闭的西藏高原，自然更是远离了世界。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西藏的大门也向世界开放，相距甚远的外界信息，强烈地撼动了高原上近乎冬眠的人们。大量涌入西藏的外国游客，很多是带着探秘游览原始部落一样的心情来到西藏的。一九八五年我采访了一些外国游客，他们带着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西藏历险奇遇之类的小册子，说是来西藏清静一下现代化社会嘈杂的心情，体验中世纪的生活。

　　我们在宣传上的失误，使西藏的形象在外界朦朦胧胧。不是一味宣传歌颂“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善良勤奋的民族”，就是宣传“在内地兄弟省市帮助下西藏如何有了惊人的变化。”口径几乎一致的正面宣传，久而久之在公众的心理上呈现逆反现象，宣传媒介的信任程度相对也降低。

　　落实政策面面俱到，一些藏族人有了这样的看法：寺庙是共产党毁的，当然得共产党重新修，五十年代是救星，八十年代是罪人。一些平反从监狱释放的人辗转去了国外，他们声泪俱下向国外藏人介绍，把监狱的生活描述成整个西藏人民的生活，几十年在监狱积累的愤懑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于是国外一些报刊有了耸人听闻关于西藏是座大监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