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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评论的误区——对比着谈《红楼梦》与《红与黑》 -- 明日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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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化评论的误区——对比着谈《红楼梦》与《红与黑》

今天晚上看《名家及其作品概述》的时候,又看到了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啼笑皆非地看评论时候,也多少想起些以前看过的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原作、评论,还是电影,都把于连当成了正面人物,即使是司汤达本人吧,据介绍说于连身上多少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想来他也不会将之当作坏人来写吧。心里就不由得冒出一句话来:“真不知道这些文化人的脑袋怎么构成的?”我决定写篇文文谈谈自己的看法,为了减免打字的疲劳,就和在中国同样被吹捧为反封建的叛逆的贾宝玉对比着谈谈。

先说对封建社会的反叛吧,我认为于连身上固然有反封建的思想意识,但是更多地体现的是个人的野心和封建等级歧视下的逆反心理,不同于那些把封建社会作为敌人来反对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甚至,当于连利用卑鄙手段得到贵族地位以后,就开始为贵族服务了:“几乎每一个研究《红与黑》的专家都会注意到小说下卷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所描写的那个戒备森严的秘密会议和于连把压缩成四页的会议情况装在脑子里到德国所执行的神秘任务。这正是贵族、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绝望挣扎中所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扑灭将燎原的大火。这个会开了几乎一整夜,到凌晨三点才收场。参加会议的人员虽然没有用真名。”所以说,于连这个文学人物在反封建方面连《笑面人》里的格温普兰都不如,格温普兰好歹还勇于在公开怒斥后,以死来同他反感的贵族彻底决裂。

至于于连的死,我也认为更大的动机是出于强烈的逆反心理,而非对封建社会的反叛。这样有人也许就说了,于连的意识形态是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到复辟期间的,怎么会不反封建呢?不过,大家不要忘了,他的思想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的野心和不平,当个人的野心满足后,尽管他的思想意识与贵族仍然不同,但是仍然认同贵族的统治,并为贵族服务——也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举个我们日常的例子,我们对各自企业的官僚也很不满意,许多人思想意识与这些官僚是不一致、甚至对立的,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说我们是在反叛这些官僚吗?呵呵!另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封建贵族不起诉他,连他最后的欲望,即与德·瑞娜夫人结婚也满足了的话,他会怎么样?当然,于连这个人是彻底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最后爱上德·瑞娜夫人,是因为她能够不顾一切地爱他,她能比德·拉莫尔小姐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也就是说,他的标准在于取,而不在于予,所以就根本不考虑已经是他法定妻子的德·拉莫尔小姐的感受了。在近些年港台片里,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也有不少,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年轻是怎么把他们当偶像的?设想一下,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即使纯洁点只说感情方面吧,这样的人如果认为别人能给他更多的满足,或者是说在他人生的其它阶段的需求下,给他更大的满足,他不管犹豫不犹豫,最终都会以他自己的需要作为行为准则的,你就会觉得多年的付出还不如给宠物狗了。

那么贾宝玉呢?我也实在看不出来他是怎么反封建的,当时中国没有近现代思潮,曹雪芹先生也没借贾宝玉的嘴说出他对反封建的思想意识有什么创见,文中他最多是反感那些八股文章和灰色下官场的所谓经济学问,并不反对封建思想和秩序,反而是在维护和享受,曹先生赞赏的薛宝钗姐妹姑嫂处理大观园事务的方法,就是最正统的儒生士大夫齐家教条——也许还隐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自负也未可知。

最可笑的是《名家及其作品概述》文中,以及其它文章中对贾宝玉这段话的评述:“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第三十六回)。”

宝玉的意思很明确,朝廷既受命于天,也就代表天,若不圣不仁,就犹如天有破损,根本就不必为它“死谏”“死战”,亦即不必“补天”。换言之,就是不必为残酷的封建王朝卖命。可见,宝玉“无材补天”,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补天”不感兴趣,对“天”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这种大胆的叛逆思想,出自“康乾盛世”,确实惊世骇俗。在这方面,贾宝玉与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心灵相通。而且,宝玉是从精神上背叛封建统治阶级,他所动摇的是支撑苍天的四极,因此,贾宝玉是较共工、孙大圣更进一步的逆子贰臣。

我见过的其它文中的评述也是类似的,我实在看不出来贾宝玉哪里反天命观念了,曹先生只不过说了前人早就说过的见解,就是那些死谏有陷君父于不义之嫌,历史上一些明智的大臣就尽量避免这种局面,说来也谈不上什么创见,只不过把皇朝的命运归于天,什么也不做的观念是一种“创见”,但是却毫不动摇天命观念,只是大概曹先生鉴于家族的遭遇,给自己和儒生士大夫的明哲保身不作为找了个新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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