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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余心清及其学生 -- 逸云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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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余心清及其学生

草纹是老河友了,安与之交往的时间,则短些,也许是专心于不同版面的缘故吧。自《蒋万根传》一文开始,慢慢熟悉起来,最近则又看了 《营救余心清》一文,都是难得的好贴子。

草纹文中的余心清,也是中国近代政坛上一个有趣的人物。作为政治工作者,余心清的名气不算小的,不过按个人看法,则似乎有超越其政治能量之嫌。倒不是说他名不副实,这个是有贬义的了,并非我意。我只不过认为,余心清的政治名位超过其实际能量,原因在冯玉祥那里。若冯玉祥集团强势的时间再久些,则冯集团后起之秀的余心清,作为冯的亲信,其政治能量或许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若冯玉祥并非旗手式人物,则冯集团分崩离析后,余很难获得超过其实力的政治名位。

余心清真正有权力的时期,是冯系雄据中原时代,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掌握豫陕甘等省军政大权,势力一度还扩张到山东、宁夏等地。余心清作为冯玉祥的政治秘书,位置不算太显,权力和影响力无疑是不可低估的。不久,余又被任为开封训政学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这个学校,是西北军系统专为训练或培养中高级行政干部(如县长、科长之类)设立的,除了行政课程之外,另有军事训练、劳动、服务等内容。能够主持这个学校,无疑不同凡响,所以当时蒋系对冯系作情报分析时,人事一节中,余院长也是进入雷达屏幕的人物,可见其重要性。

冯系倒灶,冯系各余部在全国的军事存在和重要性,虽然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冯老总本人却是日益形只影单。继续紧跟冯玉祥的余心清,当然也没啥权柄可握,但他的政治名位却是见长的,比如十九路军在福建搞人民政府,余心清就曾位列部长。这事说穿了也简单,冯玉祥走背字,尚有兵权的旧部,好则尚保持表面的恭敬、不好则反戈一击;冯的夹袋中也一样萧条,吃闲饭的另找饭票不说,有才干的幕僚也要择木而栖。不顾利害忠心耿耿的余心清,无疑就要亲上加亲了。而对于其他政治派别而言,冯玉祥虽然不再有多少实力,但基于其过往的地位及散于各处的旧部,总是一面大旗。所以充当冯玉祥代表奔走四方的余心清,名位上的安排上就不会太低了。

建国初,中共第一届政协(当时尚无人大,政协地位远比后来重要,主席是毛泽东)将近两百名委员中,冯系旧人只得冯夫人李德全和余心清,成为旧冯系的代表,两人并获得实职安排。这样的安排,估计念旧的表达要比统战的意味大些了,有关人员与冯的亲疏程度比西北军的旧秩重要,所以冯的家人近臣才获得优先。昔日冯系的左右贤王张之江、鹿钟麟,都远远落在后面,一个在第二年才得到聘书,另一个,则要在胡同里串门串好几年才串到毛主席家。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与中共亲近程度的考量。鹿老总曾跟彭老总摩肩擦背,多串几年门大概也是有原因的。不过余心清能紧跟李德全之后,成为西北军新标志人物,无疑是冯玉祥心腹这重因素在起作用了。其实冯玉祥若还活着,他倒未必有这个地位。

余心清是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副秘书长,以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局局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及北京政协副主席。当然余心清不是党内人员,不能指望他有多大实权,但所受优待,不是张之江、鹿钟麟可比了,也超过几员领兵起义的大将,张克侠等人真正领兵过来的,也是后来才安排到副部长位置上。鹿钟麟死时,余心清还代表中央前往天津致祭。不过鹿钟麟死得其时,尚有哀荣,再多待一阵,这位前冀察战区总司令就不好结局了。余心清多活数月,就落进了文革深渊,是他的不幸了。

余心清是冯玉祥的政治幕僚,虽然也有过中将的职务军衔,基本不是军人了。他在孙连仲处工作时被捕,要是以军人计,难免一死,于是他自辩不是军人,在孙连仲处顶着一个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并不是军事编制,只是孙个人的顾问。不过他能够逃出生天,正如知情人所言:军法局认可他不是军人身份,只不过是一篇表面文章。关键在于他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政治上的事很难讲,死敌之间,留一条通道的事常有,是将来见面的余地。没有处死余,是蒋留给冯的余地,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当然给死人没有留余地的必要,只可能出现念旧情的情形,如中共日后对冯玉祥。而蒋冯之间是没有这一层的。所以说余心清在冯玉祥还活着时出事,总还是他的运气了。

不过余心清能活下来,可能还有更深的一层,那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发了声音。司徒雷登伸过援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猜一是冯玉祥在海外呼吁,指控蒋欲借谍案谋杀政敌。余心清和孙连仲手下几个将校不同,他不是为中共搞情报的,这个,史公鸡已经打过鸣了,不提。冯玉祥既然言明蒋是迫害政敌,美国人就可能出声干预,这是其一。其二,余心清跟美国人之间本来就有通道,摘一段周恩来的文章:

李任潮先生有一个时期还对蒋介石认识不足,认为可以和他谈判,但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了。余心清不听我的劝告,去和孙连仲、美国领事馆谈兵变问题,结果几乎送命。

这里顺便说一句,搞兵变是余心清的一厢情愿,自己两手空空,所以去向孙连仲借船、美国人借风,想驶顺风船。后人讲故事,说西安事变第二未遂,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借张杨故事做题目,总是戏剧化了,怎么能找孙连仲搞西安事变呢?西北军大将中,与蒋的关系,以孙连仲、刘汝明最近;而要是论老实,则孙铁头不算第一、也有第二。当年投老蒋时,也要说明:俺山穷水尽了,若蒙蒋老总收留,一定好好干活,就是千万不要派俺去打冯老总。过去之后,蒋老总对他算是不错的,当然也是看他老实肯干。宁都出了那么大事情,以后还是夺了别人的兵给他带。所以孙铁头对蒋还是感恩的,虽然歧视杂牌的闲气一样不少,但再有意见,重新排一排队的可能性也有,却很可能要说一句:若蒙朱老总收留,一定好好干活,就是千万不要派俺去抓蒋老总。以孙铁头的个性,怎么可能搞西安事变呢?

再者,即便孙铁头有心,他也没力嘛,在华北,孙铁头早变了孙空头,手下蟹脚都木有,拿什么去搞七念三?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可以的,可要是说玩空城计可以玩到反守为攻,还要百万军中取蒋光头,骗赤佬去?这一点,其实看一看李猛仔的回忆录就清楚了,他当时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是孙铁头的上司,两个人都是玩空手道的,兼做雀战,白板对杀。退一万步吧,就算孙铁头有心也有力,也绝没有机会,蒋老总在西安属于自信心爆棚,以为吃定张公子,才阴沟里翻船(其实张公子就算看上去象加肥猫,他爹毕竟是张老虎,老虎再小,PG不可乱摸,何况有人一摸再摸,总归要出问题),蒋老总靠天大的运气才逃出生天,怎么会把这个天大的教训忘了呢?在广州吃顿饭还把粤系吃得鸡飞狗跳,不会给孙铁头机会的。

说远了,回来余心清。当然,看周公文章,也不能理解为美国领事馆出卖余心清,无论美领馆还是孙连仲都没有卖他,而是余心清的活动引起情治单位注意,其联络员被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截获,拿到手写电稿,联络员在稽查处处长亲自审讯下亦供出有关情况。至于谢士炎等情报人员被捕,是碰巧串在一起了,余心清并不是与他们一起的,他只是想把中共、孙连仲、美国领事馆几个方面联在一起反蒋,即使不出事,估计也不会成事的,这点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

除了余心清与美国方面事先有联系,司徒雷登能够帮余心清说好话,恐怕也是出于余心清的背景。我是指余心清的教会及海归背景。余心清是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的神职人员。年青时以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代表的身份,出席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举办的夏令营,引起当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的注意,进而被招入帐下,成为随军牧师。余心清是将门之后,对军中生活,看来还是有点DNA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成为众矢之的,被迫下野期间,余心清曾前往美国留学,所以是正版海归,其太太也是留美学生。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余心清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相互有所期望,是比较好理解的,司徒雷登在余心清蒙难时出手援助,也就说得通了。

当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与直系主将吴佩孚闹反,丢了河南地盘与督军位子,幸好得到直系老大曹锟和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的庇护,得以保留部队,进京担任位高而权轻的陆军巡阅使。余心清随冯军进入北京后,任陆军巡阅使署的牧师。冯玉祥是基督将军嘛,宗教为统军服务,全军官兵,通与不通,一起拜拜;余牧师不仅是上帝的仆人,还担任军队的政治指导和道德监督,题中应有之意了。这是余心清由宗教工作者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不久,余心清又被任命为冯军子弟学校的校长,从此又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事实上,以我个人的意见,教育很可能是余心清最获有工作成绩的岗位了,比宗教、政治两方面都大,只不过这个,就有那么一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

余心清办教育的起点,在冯军的子弟学校。那时候在他身上,宗教色彩无疑要比教育色彩来得浓厚些,至少也是等量齐观的。学校里,宗教教育是一大特色,《圣经》是必读的,每次饭前要祷告,逢有集会要唱《赞美诗》;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要参加教会受洗礼。当然,这是冯玉祥的主导,事实上冯玉祥选定余心清去当校长,就是基于按教会学校的模式办学的思想,不同的,是学校比较军事化,冯玉祥派有军事教员驻校,学生也是穿军衣、食军粮,闯了大祸,还要吃军棍。

余心清后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学习,从此,应该算是科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了,以后也确实担负了一系列教育机构的领导工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开封训政学院,又如草纹外婆文中的训练班。只不过这些机构,军政意味又是大于教育意义的。并且这一时期余心清本人的注意力,明显也是在政治上而非教育上。所以说余心清并不能算是一个专注于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因这些经历而桃李满天下,比他从政传教的成绩,恐怕要来得大了。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蛰居泰山,余心清随伺在旁,抗战爆发,各方联合,冯玉祥复出军政舞台,余心清也由冯的旧部韩复榘任命为三路军政训处处长,并搞起一个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韩复榘自兼班主任,余心清则为副主任、主持工作。训练班目的是培训民众动员的干部。听上去是不是TG味道很浓?没错,韩复榘自己是想不来这个主意的。当时中共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对韩复榘部用功,而余心清本人则也与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挂钩。训练班一共搞了三期,有1500余人参加培训,绝大多数是流亡学生,其中更有大量平津和山东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至于余心清聘请的教官张友渔,则是中共北方局新设立的山东联络局的书记,专管对三路军的统战工作。

余心清聘请的训练班教务员齐燕铭,后来是中共中央城工部、统战部的秘书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与余心清一起出任新政协筹备会的副秘书长、中央政府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文革后齐燕铭出任政协秘书长,上任不久就亲自抓了余心清的平反昭雪工作,举行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时,齐燕铭已病势沉重,仍不顾医生劝阻,出院亲往主持,几天后自己也离开了人世。

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陆续被分派到临清、德州、惠民、聊城等地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其中有两百多人去了聊城,这是应范筑先的秘书、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张维翰的安排去的。张维翰本人,则是西北军的子弟、余心清早年的学生,后经彭雪枫发展加入中共。范筑先牺牲后,张维翰率范部第十支队坚持抗战,后汇入八路军,任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冀南三分区司令员。建国后经历比较坎坷,曾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司司长,基本上是冷宫中人物,去世时昔日上级邓小平致送花圈,才陡然拔高追悼会规格,和当年追悼陈毅的情况,有那么一丁点相似吧。

当然余心清学生中,最出名的要算彭雪枫。彭雪枫的族叔彭禹廷在冯玉祥师当秘书,彭雪枫于是也得以进入西北军的子弟学校念书,不过后来来源断绝,多亏校长余心清帮助,让其在学校小学部教国文,每周七小时,月酬十元,才得以继续学业。五卅惨案发生,学生们在北京大学生的影响下,要求成立学生会,终于在余心清支持下成功,彭雪枫被选举为学生会的会长。彭雪枫的军人生涯,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了,不用我来多嘴了。

搞同盟军之前,下野的冯玉祥有一段时间困居在山西汾阳,与教会合作搞铭义中学,派余心清去当了一段时间校长。这个学校是美国教会支持的,比较典型的教会学校,教学设备教学质量都不错,余心清是牧师,又受美国教育,去那里当然是合拍的,但他也带去了以前子弟学校的一些作风,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当时冯玉祥身边还剩下一个教导团(应该是支应遴的那个),余心清组织学生与西北军官兵联欢,搞军事夏令营,学习军事常识。这批学生中有一个名叫郭庆兰的女孩,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印度医生柯棣华的夫人。郭庆兰女士对当时余心清的描写:

余心清,安徽合肥人。时届30岁,身高中等偏上,年轻英俊,风度儒雅,长得一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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