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代王威发】站在胡锦涛的高度谈新疆问题 -- 张七公子

蒋介石退居台湾以后的经济建设

时间：2009/09/23 出处：历史研究

作者：王作荣

无论蒋介石的出身如何，亦无论各方面对他的评价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许多缺点，但老总统在我的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终受到我最高的崇敬。不是我这一代的大陆中国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与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侮辱与屠杀之惨，也不会知道其他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侵略与屠杀，使我们过的日子比亡国还不如。老总统一如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救国志愿。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有能力实现他的志愿。

在老总统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与日本人血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得到最后胜利，虽然胜得很惨，胜得日本人不服气，心中仍然看不起中国人；但无论如何，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所给与我们的屈辱，外国人所强行加诸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人所侵夺的我们的土地，全部得以洗清、取消与恢复。也使得中国得以在国际上列名大国，成爲联合国的发起国家及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使我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尊严得以恢复，真正地实现了民族主义。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广播：「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民族。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摘自《傅安明先生纪念文集》）这是对久被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长久欺侮的中国，何等的讚扬与钦佩，而这个打不倒的中国正是老总统所领导的中国。这将使他在历史上永垂不朽。那些爲个人与政党的私怨而贬抑他的人，绝对无法剥去他的历史地位；这些贬抑他的个人与政党，实在无知到不足以了解老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当然，我也知道老总统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国文化与传统，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脱离不了旧式军人的专权作风，缺少对民主政治的了解，深受宗族家庭观念的束缚，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国家；以致专制独裁，喜用同乡、亲戚及学生干部，不能广开贤路，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行政及军事系统，造成军政两方面的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製造派系互斗，以便于控制；来台以后，更培养自己的儿子继位。在大陆时期，终于因此种种而失去人心，爲共产党所乘，失去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自己得之，自己失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一个悲剧。

但另一方面，他不爱钱，自奉俭朴，折节读书，努力吸收新知，尊重专家意见。来台以后，更汲汲于行政革新及国家现代化，在历史上也不失爲一贤明之主，可惜残照馀晖，爲时己晚。但无论如何，他对台湾的贡献是巨大而永久的。他应是自郑成功开疆闢土以来，第二位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郑成功当时率领大陆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军民，来到台湾，开疆闢土，建造此一遗民世界，子孙繁衍，移民不断，遂使台湾收入中国版图。老总统也率领两百万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军民，播迁来台，一方面捍卫台湾，免受中共侵占统治；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台湾，使台湾从一战后破败不堪、人民啼饥号寒的困境中，一变而爲富裕及逐渐现代化，成爲举世称讚的经济奇蹟。一个开疆，一个再造，其贡献同垂不朽。老总统对台湾的具体贡献有如下述：

一、儘管少数本省籍人士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与中国没有关係，这是他们的自由，无人敢说他们对或不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老总统领导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使得本省人由日本的三等国民、亡国奴的地位，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等国民，能自己当家作主，站在日本人面前可以抬头挺胸，不再有自卑感。这点作爲一个人的尊严来说，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场合是很重要的。

我所谓三等国民，係指日本人爲一等国民。日本政府特准皇民化的本省人爲二等国民，人数并不是很多，直到二次大战后期，日本人爲利用本省人力及资源从事作战，皇民化的人数才大量增加。其馀绝大多数本省人则爲三等国民。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三等国民不准与日本人同住一个地区，同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节火车厢，上大学也有学系的限制，据说还不准吃蓬莱米与鲳鱼，日本公司可以任意徵收土地经营糖业，日本警察更是任意打人耳光，开口就駡清国奴、支那人。我就有个已故的同事王孝崑，因个性倔强，做点小生意，常挨日本警察的耳光，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些都是典型的亡国奴待遇。所有这些行爲都是对本省人在人格上的羞辱，对稍有志节的人来说，比杀头还难过，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因此有志气的本省世家子弟当然受不了，纷纷回归大陆，如谢东闵、连震东诸位先生就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光复初期来台的外省人对待本省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诚然。但那是不同性质的对待，与日本人歧视羞辱本省人，不以平等地位对待完全不同。政府在大陆时代，党、政、军、情四种公务人员品质参差不齐，尤以党工与情治人员爲最，军队亦复如此，视一般无知百姓如土芥，尤其在较偏僻地区，对善良百姓更是生杀予夺，所谓下民易虐，爲所欲爲，百姓只有逆来顺受。但这是普遍性的，不分省区，没有等级。这些人来到台湾固然如此，在大陆各地区更是如此，其虐待百姓的程度远远超过对本省人的若干倍。换句话说，他们是普遍地欺压老百姓，不像日本人专门欺压台湾的三等国民，羞辱本省人的人格；当然还有韩国，是以韩国人迄今对日本人仍恨意未消，毫不假以颜色。而有一部分本省人却对日本人怀念不己，真不知道爲什麽民族性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当年老总统不在开罗会议上索回台湾，则台湾就会像琉球一样，仍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也一定会像对琉球人一样，给与一等国民待遇，既可过着进步国家人民的生活，也不怕中共来统一。是耶？非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假如台湾现仍由日本人统治，本省人必受到一等国民待遇，是日本国民，但不会变成日本人。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人是优秀的大和民族，而本省人是低劣的支那种，在种族的优越感之下，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

写到这裡，正巧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央日报》副刊载了一则小消息，谈在日朝鲜人作家柳美里受到种族歧视一事，作者辜振台说：「在日本社会中，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具有夸大妄想的心理，他们相信只有『纯日本人』，才会有成就，至于境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值一顾。」依此类推，本省人归化爲日本人或仍受日本人统治，最多只是在日支那人而已，说不定还是在日清国奴哩。英国人对香港中国人及对整个中国人也是同一心态，看不起中国人。

总之，没有老总统率领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就没有资格出席开罗会议。没有出席开罗会议，台湾就不一定会归还中国，本省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当家作主，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种族的轻视与歧视了。

二、一九四九年大陆撤守，老总统率领两百万军民播迁来台，这两百万军民都是効忠老总统，信任老总统，自愿追随的。他们在老总统的领导之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对台湾作了如下重大的贡献：

㈠ 确保台湾的安全。两百万军民中，有六十万军人，成爲当时保卫台湾的长城。一九四九年十月金门古宁头之战，将来犯共军全部歼灭，以及数十万大军布防全台湾岛，日夜防守，阻止了共军进一步攻击台湾的计画，延迟到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台湾始转危爲安。以后即以来台的军队爲基础，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下，训练成防卫台湾的国防劲旅。一直到今天，中共不能像对香港一样地取得台湾，这支劲旅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而追源溯始，不能不归功于老总统。

要附带说明的，古宁头之战，我军伤亡亦重，几乎全部爲外省籍，他们有些未曾踏上台湾本土一步，即爲保卫台湾而战死，埋骨他乡。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及几十万外省籍军人佈防台湾，台湾早在一九四九或一九五○年初就爲中共所占领了，但是现在谁还记得他们的牺牲与贡献呢？

㈡ 带领一批技术官僚与技术人员全力从事台湾经济建设，打开台湾经济繁荣之路，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正式光复，回归中国。当时的台湾经济，受到日本人战时的压榨，物资供应战争之用，人员抽调前线作战。再加上美军夜以继日地毯式的轰炸，所有稍具规模的工厂与生产设备、铁路、电力及大建筑物均被炸毁，而赖以维持农业生产的灌溉系统，亦因无人维护而荒圮，肥料极端缺乏，是以农工生产及电力交通几乎全部瘫痪，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部分居民赖番薯充饥，美援麵粉袋则抢着拿回家做衣料。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事实上经济已等于崩溃。一九四六年，即光复后的次年，米产量仅约九十万公吨，棉纱四百一十吨，肥料五千吨，发电量四亿七千万度。

即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老总统带来一批操守廉洁、现代知识丰富、忠爱国家人民、生活简朴的高级技术官僚及中、高级技术人员，建立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系统，及在公民营企业中从事实际经济建设，不仅使政治社会安定下来，并进一步从事有计画的建设。一部分运用政府及民间带来的黄金、美钞，一部分运用美援，先修复被美军炸毁的工厂及公共设施，如铁路、电力等，迅速恢复生产，再在此一基础上从事农工建设，很快就控制了通货膨胀，大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当时追随老总统来台的高级技术官僚，如叶公超、俞大维、尹仲容、蒋梦麟、严家淦、杨继曾、徐柏园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属，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中外文俱佳，雍容大度，而又爱国守分，操守廉洁，现在的官员与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那时我追随他们之后，只听到他们如何忧国忧民，如何尽忠职守，开闢新出路，从未听说有卡位之争，更未听说官员一夕之宴，等于寻常百姓家一年之费的豪华生活。大战残破之后，日本人的物质建设全被摧毁，而且大军初败，能在短短几年之内，造成中兴之局，爲台湾建造经济奇蹟，爲居住在台湾的全体国人创造了富裕生活，永远脱离了贫穷，就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

至于老总统本人，在经济状况紧急时，经常召开财经会议，亲自主持，听取财经首长的报告，详细讨论问题，然后作决定。宵旰勤忧，令人感动，我们背后常戏称此种会议爲「御前会议」。

当时主持这些建设的，几乎全爲老总统带来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士参加，这当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当时缺乏这样的人才。即使是现在，要找这样品格、知识与气度的人才，仍有才难之歎。这是因爲日本人长期压制本省人，不培养奉省籍人才。据说台湾光复时，本省籍官员达到简任级的只有三位，又说只有一位，而做到一个乡镇长，或法院法官，已经是光耀祖宗几代了。连大学教授、企业中级主管及技术人员都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遗下真空，只好由外省人暂时填补。而国家领导人物之培养历练，需很长一段时间，故想要起用本省人士，亦一时无从着手。而由大陆返台的本省籍人士如黄国书、谢东闵、连震东、黄朝琴、吴三连、游弥坚等人，及原在台湾稍有地位的本省籍人士如蒋渭川、杨肇嘉、陈尚文等人，都曾得到政府重用。

㈢ 带来了一批民间企业家与大量资金，成爲发展台湾经济的主力。

有人说外省人是光着屁股来台湾的，这句话距离事实太远了。除了人尽皆知，政府曾将在大陆汇集的大量黄金、白银与外汇运来台湾外，追随老总统来台的两百万军民中，只有部分士兵们也许没带什麽钱来，其馀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一些储蓄来台，全家来台者，很可能带着全部的储蓄。以我家爲例，全家来台，便带有约一千五百美元的储蓄，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惜不会运用，每月在衡阳街黑市卖一、二十美元补贴九口之家用，就这样贴光了。这些外省人带来的储蓄，很多都变成了建设台湾经济的大小投资。

大陆撤守时，大资本家分成几股应变。大部分留在大陆，结果都很惨。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爲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美国《新闻週刊》曾有如下一段话：「当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宣布对中国大陆禁运时，作爲大陆通往外界大门的香港立即面临死亡，而香港的反应则是在无数由大陆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的领导之下，转变成爲一个製造业的中心，在以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殖民地开了将近十五万个工厂……。」（Special Commemorative Edition, Newsweek, May～July,1997）

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撤退当时，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老总统来到台湾，而成爲当时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任何研究台湾经济或那一段时期台湾史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当时最主要的产业是棉纺织业。这些纺织业在一九五○年代供应台湾最缺乏的民生物资之一——布，也提供了大量的劳工就业机会。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代，又变成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工业，直到一九八○年代由电子业取代第一位出口业爲止，但迄今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工业之一。

当时几家大纺织厂或公司，据我的记忆所及，有大秦、中国、雍兴、远东、台元、申一、六和、台北、工矿公司台北厂、台南等家。其中仅工矿公司台北厂爲接收日人之产业，设备小而陈旧，可能是本省企业经营的仅台南纺织厂，不过五千不到的破纱锭而已。其馀除中国係政府在大陆经营之厂迁来台湾外，全部爲大陆民间或银行在大陆投资迁来台湾之纺织厂。

这些厂除大秦、中国、雍兴、台北等厂以后因经营不善而次第关闭外，其他如远东、台元（裕隆集团）、六和（六和汽车集团）、申一等公司都以其盈馀转投资于其他产业，而成爲大财团，亦有由其内部分出之股东自行经营企业，而成爲大小财团者。当然，外省人当初来台之企业不仅限于棉纺织业，还有其他大小企业，只是纺织工业太重要，太凸显而已。所有这些大小企业，无论以后经营是成功或失败，都对当时及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正如外省人在香港所作之贡献一样，殆属毫无疑问。

读者也许要问，那麽本省的企业呢？我要坦白地指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大企业都在日本人手中，中上层企业经理人才也都是日本人，本省所谓大财主，大都是大地主而已。日人所留下的工厂设备都被美军炸毁，日人离去也带走了技术与管理，留下一堆废铁，主要係由外省籍的技术与管理人员来修复生产。那时属于本省籍有规模的企业，北有大同，南有唐荣，再加上几家煤矿与金矿公司而己。政府爲求平衡，对本省稍有规模的企业都刻意予以扶植。大同与唐荣都是受扶植最多的本省籍企业，当时对他们的融资以千万计，唐荣甚至以亿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唐荣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后倒闭，欠台湾银行巨额资金无法清偿，乃改组成省营唐荣公司，苟延残喘至今日。

在老总统领导之下的政府，爲平衡外省与本省籍企业的发展，在当时既少本省籍企业人才，又缺少资金的情形下，乃将有利的新投资计画，配以银行资金及美援，规定由本省籍人士经营。

我还记得有两个着名的例子：

㈠ 台湾塑胶公司。这一生产PVC投资计画，係由工业委员会委员严演存所推动主持的，生产方法、部分资金来源、设备规模等等都设计妥当，要找一本省籍企业家出面经营。先找到南部何家被拒绝，改由王永庆先生经营，王先生以其经营天才，在经历一段艰苦日子后，终于成爲国际性的大企业，而王先生也成了台湾的经营之神。

㈡ 新竹玻璃厂。约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时任中央信託局局长的尹仲容先生爲美援物资到达基隆港口，仓库容纳不了，乃至基隆海关仓库亲自查看，发现仓库一隅堆满装箱机器，问管理人是何物，答以係大陆耀华玻璃厂向美所订购之製玻璃机器全套，装船运至中途，上海失守，乃在基隆卸货，堆放迄今，无人过问。时台湾因战争影响，公私房屋门窗均破损，而又无外汇进口玻璃，乃用纸煳，破布补，颱风来时则钉木板，故需玻璃十分迫切。尹仲容先生立即查询台湾有无製玻璃原料，经查新竹有，又查有无人知道製玻璃技术，经查温步颐原爲製玻璃之工程师。

于是设备、技术、原料、市场齐备，乃由中信局拨款两百万元筹设新竹玻璃厂，一切就绪。至于由何人经营，尹仲容先生坚持二点：一是民营，一是鑑于外省人经营的大企业太多，玻璃厂必须交由本省人经营。但因係新工业，遍觅不到本省企业界愿意投资，最后乃看中刚卸任建设厅长职务的陈尚文出任董事长。不料陈尚文坚拒。据传陈尚文躲在卧室牀上不接见来请他出任董事长的代表，最后係从牀上捉出来始应允的。结果新竹玻璃厂在当时是利润最高、待遇最好的企业，曾送巨额酬劳金给尹仲容先生，被拒收；尹先生逝世，又送巨额奠仪，亦被拒收。

我举出这两例，足以说明当时本省资金及企业人才两者皆缺乏的情形，新式大型企业绝大部分在外省人之手，哪裡是光着屁股来到台湾的？在政府刻意运用台银资金及美援之下，本省籍大企业乃逐渐发展起来。今日有名的本省籍财团如台塑、大同、和信、新光等等，无一不是在政府强力扶植保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而政府的这种决策在当时都是在御前会议下决定的。

我这样叙述当然不是轻视本省企业界的才能与努力，更不是轻视本省一般人民的勤俭与敬业所作的贡献。相反的，我是在默默旁观中，最能欣赏与佩服奉省籍同胞的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的人。我常思索本省籍同胞如何会有这种企业精神，我的答桉是一半由于血统；一半由于台湾的自然环境。所谓血统，是指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大陆移民过来的。这羣移民如果没有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就不会远渡重洋到一座荒岛上求新生路，就会留在老家穷苦一辈子。

所以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都有企业家所特有的天赋，以及勤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及其子孙有这种血统。所谓自然环境，係指台湾的天然资源并不丰富，专就环境而言，台湾是美丽而贫乏。走出大门，所见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要谋生，就得靠智力、靠努力、靠冒险、靠吃苦。总之，靠爱拚才会赢，也因此而养成了好斗的特性。我因爲致力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工作，对本省籍同胞这一方面性格的观察，少有人比我更深入。

但是所有了解一点西方进步国家经济发展史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人士，都会同意一个残破不堪的落后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领导，如果没有外来的企业人才、技术与资金的输入，儘管有勤劳的劳工与富有企业精神的本上企业人才，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困境，创造新局。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有学养而又态度公正持平的学者，对当年的经济发展作一深入研究。

「日据时代与光复后重要农工产品产量比较表」（本帖从略）说明了几个关键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形，也最足以代表老总统领导台湾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是台湾光复的次年，仅凭农工生产与电力运输等统计数字，与日据时代最高产量相比，便可知道日本人交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破烂，实际上已经破产的经济。那时所有重要硬体设施可说全被美军炸毁，日人撤退后，管理与技术均呈真空，生产资金更是匮乏，甚至连果腹都难。即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台湾经济重建的。

一九四九年，距离光复已有四年，由于台湾本身既缺乏重建资金与管理技术人才，而中央政府又因内战自顾不暇，致台湾经济复甦进程缓慢，人民生活仍在穷困不堪中，恶性通货膨胀更日形恶化。这些也可从表列统计数字中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