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挖个“戏说”的坑——周公与晚年杨度的交往 -- SkyWalkerJ

另一种推论可以理解为：周总理病重期间仍然关注《辞海》的编纂工作，尤为关注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前朝人物的臧否本来就是今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杨度又是这些近代人物中情况最为特殊的人物。周总理以他为典型也算正常，同时也兼具统战的意义。如王冶秋文中所述：“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我所不能赞同的是杨度与周总理“半师半友”之说中的“半师”。而半友嘛，这东西很难说，毕竟属于私人感情，有一见如故，亦有白首按剑。现有的资料很难说清。

不过，“半师”一说还是值得说道的。如果说杨度为周总理“半师”，那么他有什么值得周总理学习的呢？先说说“帝王术”，杨度的“帝王术”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吧，是他从王闿运那里学到的一种中国古代政治的思想，这套思想是王闿运多年治史，从中国历史中归纳总结的心得。属于传统历史观的变种。之所以说是变种，其区别在于和正统的价值史观不同，这套历史观更讲究实用。纠其大者而言，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在政治操作上不为“善恶”“是非”观念所囿。政权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选择自己最相信，而是选择最利于统治且接受程度最为广泛的。所谓“挟持浮说”。就一种理论来说，揭示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这一真相，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可能有一定教育意义，但对30年代的周恩来似乎就不需要这种启蒙了吧？

而这套理论由于是王闿运治史所得，深受传统史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缺陷，特别是在解释应对近现代社会尤其显得无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对列强瓜分中国，杨度依据这套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四夷交侵，中国将强之时也。”当然他老师也高明不到那儿去，比如说王闿运谈中日关系的结论是：“匈奴轻汉，正其来朝之机也”。

杨度本人后来对王氏之学的缺陷也有相当的反省，后来留学日本，希望用西方的宪政学说来弥补王氏学说的不足。当然这也引起了其师的不满，以至有“误收杨儿”之叹。而杨氏的西方宪政之学，也未必能入周总理法眼，毕竟当时的共产党人自认为所秉持的学说是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学说。而杨度本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受，也是从其晚年学佛的角度加以理解。

揆以杨度一生之学，真不知道，周总理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顺便说一下，周总理离开上海时，将联系杨度交给夏衍。以夏衍对杨度的回忆是：“高谈阔论，奇语惊人”。说到底，杨度就是个知识分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