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挖个“戏说”的坑——周公与晚年杨度的交往 -- SkyWalkerJ

杨度是近代史上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洪宪称帝的主要操盘手之一。早年湘中名士王闿运，才调绝伦，研究历代政治沿革，自创一门天下绝技，号称“帝王术”，说的是如何在乱世之中寻找、辅佐“非常之人”，帮助他成就帝王之业。当曾国藩威镇东南半壁、即将剿灭太平天国之时，王闿运曾经劝说曾国藩起兵反清，事不成，回乡设帐收徒，门下的大弟子，便是杨度。

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

然而王、杨的帝王术真的失败了吗？

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时揭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在1929年秋，正当白色恐怖最为严重之时，杨度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得以秘密入党，并直接与周单线联系。周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后，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有人还回忆说，当时就有人讥讽杨度加入中共是投机，杨度反驳说：“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王闿运的祖籍是湖南湘潭，而杨度也出生在湘潭。在杨度辞世18年后，也就是在1949年10月，另外一位湘潭人，比杨度小19岁的毛泽东真的统一了中华，且成就了堪与秦皇汉武相比的帝王伟业。

网上有人闲言，其实晚年杨度与周公是半师半友，将其毕生所学倾心相授。观夫本朝太祖自遵义会议后崛起的全过程，周公先有避位让贤，后有忠君不贰、鞠躬尽瘁的辅佐，起了关键作用，是否与当年杨度的影响有些关系呢？

(我党历史上，直至今天，实际的掌舵人都是军委领导人而不是政治局的领导人，太祖在遵义会议结束时仍是周在军事方面的副手。十大元帅中，周的门生故旧即直接或间接得周之影响加入革命的可数出7人，而周公所掌握的社工情报系统，其影响力更是及于蒋军每一大战区，甚至远至大洋彼岸。可以说，周公对太祖无保留的支持，是东方红太阳升的决定性力量，也有力地避免了党内出现蒋系那样相互倾轧的局面)

中国古代帝王术和君主立宪其实非常接近，明时达到巅峰，清时皇帝过于勤政，使得官僚的作用不明显，但是事实上主事的应该还是官僚。周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官僚阶层，但显然在核心思想上更多地弃孔孟黄老而尊马列，因此与蒋的官僚体系有了显著差别，而事实证明，这个新的官僚集团比老蒋那帮老朽要高效得多，忠诚得多，所以也就构成了TG成功的要素之一。

据说是本来也有资格评元帅的，

和邓公一样都推辞了，呵呵

解放军指挥系统中的第二顺位和常务工作负责人。

历史上，作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缔造我军的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十大元帅之中：

朱德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

贺龙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

陈毅是周恩来旅欧时候的铁杆小学弟。

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周是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黄埔一期，周的正牌学生。

叶剑英，黄埔军校期间周的同僚(教授部副主任)，后来一起策划广州起义，自称是受周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的。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中周选定的参谋长，后来四次反围剿时二人又联手打了个漂亮仗，这也成为后来两人历史上比较沉重的一页。

反观真正属于毛派的只有三个人：秋收起义的老班底罗荣桓、对毛最服膺的湖南同乡彭大将军、毛一手提拔的后辈林彪。而林彪出身黄埔四期和南昌起义，名义上也是周的学生和部下，只不过距离太远，反而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一幕：

我手头正好有本书—《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台湾出版的，作者是黄中兴。这本书说实话，很有点硬伤，不过值得一读。

书中作者对杨度是这么概括的，“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温和型知识分子；一个出仕欲望极强的野心人物；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个关系广阔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激进的君宪派领袖；一个国学及近世政法之学皆有造诣的技术官僚；一个颇受袁氏信任的高级幕僚；一个诉诸情绪的爱国者。”

至于说杨氏的帝王术，其实也没那么神秘，说起来什么，上可以拯君父之厄；下可以垂永久之统，内可以雪臣民之愤，外可以立非常之业。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大棋派学说罢了。说起来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做起来就一塌糊涂。杨氏的老师王闿运，帮肃顺搞宫廷斗争，连妇人孺子都摆不平，直接把肃顺送上断头台，后来去曾国藩那里打秋风，没几天就让曾国藩送走。

杨氏自己也好不到，民初袁氏那么好的局面，最后呢。

所谓杨度与周公半师半友，这可真就有点戏说了。。。。

且不说军委领导交替有张国焘外在威胁的因素，其他的毛周歧见也不少。看高华的《红太阳》一书，当时周与王明搞在一起，那个长江局号称第二政治局，让人忌惮。延安整风针对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其实都有所指。

说长征时期还好，如果说红太阳在抗战时期的真正上升，还要看毛自己的努力和陈云、任弼时等改变态度，竭力支持。

至于说情报。毛主动用亲信王首道及时卡位不应忽视。而水木也有人提出过，情报系统不算周独揽，分几条线。周的影响在老特科，而康、毛等人则分别在社会部注入了新的内容，比如KGB经验之类的。

这段就很有毛的特色

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说杨度和杨昌济是亲戚,可惜现在查不到了.

一个人被晚期癌痛折磨，将近油尽灯枯之时还能够惦记的人和事，一般对于此人应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我党数十年统战情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心中埋藏的惊世骇俗的秘密何止千百，这件事却够资格被拿出来剖白，叮嘱部下办好，而杨度其人当其时在政治上已无任何显著意义，因此唯一合乎常理的解释，就是周公与杨度的交情匪浅。

另一种推论可以理解为：周总理病重期间仍然关注《辞海》的编纂工作，尤为关注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前朝人物的臧否本来就是今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杨度又是这些近代人物中情况最为特殊的人物。周总理以他为典型也算正常，同时也兼具统战的意义。如王冶秋文中所述：“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我所不能赞同的是杨度与周总理“半师半友”之说中的“半师”。而半友嘛，这东西很难说，毕竟属于私人感情，有一见如故，亦有白首按剑。现有的资料很难说清。

不过，“半师”一说还是值得说道的。如果说杨度为周总理“半师”，那么他有什么值得周总理学习的呢？先说说“帝王术”，杨度的“帝王术”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吧，是他从王闿运那里学到的一种中国古代政治的思想，这套思想是王闿运多年治史，从中国历史中归纳总结的心得。属于传统历史观的变种。之所以说是变种，其区别在于和正统的价值史观不同，这套历史观更讲究实用。纠其大者而言，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在政治操作上不为“善恶”“是非”观念所囿。政权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选择自己最相信，而是选择最利于统治且接受程度最为广泛的。所谓“挟持浮说”。就一种理论来说，揭示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这一真相，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可能有一定教育意义，但对30年代的周恩来似乎就不需要这种启蒙了吧？

而这套理论由于是王闿运治史所得，深受传统史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缺陷，特别是在解释应对近现代社会尤其显得无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对列强瓜分中国，杨度依据这套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四夷交侵，中国将强之时也。”当然他老师也高明不到那儿去，比如说王闿运谈中日关系的结论是：“匈奴轻汉，正其来朝之机也”。

杨度本人后来对王氏之学的缺陷也有相当的反省，后来留学日本，希望用西方的宪政学说来弥补王氏学说的不足。当然这也引起了其师的不满，以至有“误收杨儿”之叹。而杨氏的西方宪政之学，也未必能入周总理法眼，毕竟当时的共产党人自认为所秉持的学说是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学说。而杨度本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受，也是从其晚年学佛的角度加以理解。

揆以杨度一生之学，真不知道，周总理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顺便说一下，周总理离开上海时，将联系杨度交给夏衍。以夏衍对杨度的回忆是：“高谈阔论，奇语惊人”。说到底，杨度就是个知识分子罢了。

老毛在场呢，许世友这么狂，跟王洪文无关，应当是针对老毛的。许世友敢？以周的政治敏感，这时候出来，不是有点得罪老毛？周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吧。。。。。。

广泛流传，倒也没看到有权威渠道证实。

但客观上能说明当时的形势，太祖希望委张王以重任，却完全得不到军内宿将的支持(例如许世友和上海造反派是有宿怨的)。时间上，73年底，周公也去死不远了。

事实论点相映成趣，各表胸襟，说得真好。

前两年在网上看过顾城评论毛周的言论，发人所未发。

越来越佩服周总理了。

ps，李志绥好像提过，他找过邓颖超谈毛泽东的什么事情，被其严肃地批评了一通，觉得邓很虚伪。也算是某些人对周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