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丰岛迷雾——一段被扭曲的历史，引自陈悦《沉没的甲午》 -- rabbitsohu

捷音变奏曲1894年7月16日，鉴于日本就朝鲜交涉所持的强硬态度，在主战的清流派影响下，清廷做出“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决心，严辞饬令李鸿章迅速准备对日战守。针对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据汉城、仁川等朝鲜南部重镇的情势，李鸿章从北洋陆军中抽选精锐，一部从北路进军，意图进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的制衡局面。另选一部，由海路直接运往朝鲜牙山登陆，增援最初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希望以此和北路驻军南北呼应。

7月23日凌晨，日军连日威逼朝鲜政府改革内政不成，悍然出兵占领王宫，建立傀儡政权。取得所谓驱逐在朝清军的授权后，又于25日在牙山湾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国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广乙”号鱼雷巡洋舰力战重创，被迫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自焚，租用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被俘虏，惟有“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全身而退。

26日早晨5时49分，伤痕累累的“济远”舰回到北洋海军驻泊基地威海。得到战事发生的消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急忙于当晚7时率领“定远”、“镇远”等海军主力舰只出发，前往战地一带搜寻日舰。 “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 有关丰岛海战的具体情况，则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向李鸿章作出直接汇报。

“二十三日，突有倭兵船多只，在牙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人，并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处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倭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又运送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掉。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山寸峻西南，亦被倭船击中三炮，遂停轮而沉。”

方伯谦的这份报告后经李鸿章转奏，是清政府决策层对丰岛海战所获知的最初印象。报告里除去无武装的“操江”、“高升”的损失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济远”远比“广乙”突出的奋战情形，尤其是午时用尾炮击中、击退日舰的情况，则简直是反败为胜的重大战果。

北洋海军效仿英国制度，舰上都有完备的航海日志，定期还需要上缴作为重要文书档案归档备案。“济远”舰在海战当天的日志中对战事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可以视作对上述报告的重要佐证和补充。

“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依山而行，方向不定。

上午五点半，看见远处有烟。

上午七点，见倭船三艘前来。七点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

上午七点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战到十点，彼此停战。

十点一刻，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敌船一见‘操江’，即来追赶。行缓故不及追开也。

十一点，见倭督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敌，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

从日志中的描述看，“广乙”开战后就“自行驶去”，给人“济远”独自作战的印象。另外，尾炮击毙日舰提督，以及日舰挂中国龙旗逃跑等记录进一步加深了此战反败为胜的性质。最后“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则圆满地解释了为何击伤日舰后，没有进一步追击获取更大战果的原因。

时隔4天，7月30日回到威海的丁汝昌经过分别询问“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及舰上的官兵，做出正式报告。

“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

丁汝昌报告表面上看是对方伯谦最初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出的大致信息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丁汝昌报告里称“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不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

丁汝昌为正式具文报告，必然会调查“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志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显特殊。

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电表达自己的看法，电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即表示对方伯谦电报的尾炮击退日舰事件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告诉丁汝昌，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

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没有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追查。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清流舆论压力。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并且对李鸿章北洋海防驻军中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有意争夺。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上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入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 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志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保守策略，为了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上的捷音不管真伪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为丁汝昌抵挡一阵，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称丰岛战报有假，清流言官将会发起一场怎样的舆论攻势，则是李鸿章所不敢设想的。

在清流阵营内，7月28日，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翁同龢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 30日，翁同龢的门生张謇给老师写信，建议“‘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的捷音实际对保护丁汝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负面作用，张謇在末尾暗示翁同龢“（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

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龢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

就在丰岛海战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则不得而知。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

揭 伪

尽管官方对丰岛海战做了最终评价，但就在方伯谦受到传旨嘉奖前后，一连串证人证言陆续出现，证明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丰岛海战战况存在重大问题。

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野蛮击沉，舰上船员和搭乘的中国陆军官兵死难者众多。极为侥幸的是，该船的船长，以及当时搭乘该船前往朝鲜帮助指导工事营建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等人遇救脱险，8月6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登出了一篇“高升”船长高惠悌和汉纳根等人遇救后对济物浦英国领事所作的证言，详细叙述了他们经历的海战情形。

汉纳根说“……九点钟，我们看见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

这个情景“高升”的船长也亲眼目睹，不过他判断出那艘挂白旗和日本旗的军舰实际是中国军舰“济远”，“……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

在还没有能够确认日本军舰是否挂白旗和龙旗而奔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旗逃跑的消息，已经足够惊人。

很快，又有一则证据出现。“操江”是北洋海军的运输舰，7月24日下午2点离开威海，负责运送叶志超等部陆军的饷银，以及递送丁汝昌的密令给驻防牙山湾的“济远”等军舰。25日上午，“操江”误入丰岛海战战场，于11时40分被日舰“秋津洲”俘虏。被清政府委派去朝鲜接任电报局总办的丹麦人弥伦斯当天就搭乘“操江”，和舰上官兵一起被俘押解往日本，8月14日弥伦斯在日本长崎拘留地写出了一封长信，追述自己亲历的丰岛海战情况。

“二十三早九点，见‘高升’轮船为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该船等与‘操江’相离约有三英里。

‘操江’管驾即行转舵驶回，向西约行一点钟之久，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

……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时，该船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相离约半英里。‘济远’悬白旗，白旗之下悬日本兵船旗，舱面水手奔走张皇。

‘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

弥伦斯的说法，与“济远”航海日志中“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的记录完全不同。而且“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军舰旗逃跑的情况，和“高升”号幸存者的目击竟然一致。

丰岛海战中参加战斗的除“济远”外，还有一艘鱼雷巡洋舰“广乙”。但在战斗中失去踪迹，生死未卜，“济远”航海日志称“广乙”一交战就自行驶去，方伯谦说这艘军舰“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使人很容易产生“广乙”作战并不积极的感觉。对此，“广乙”舰因为不知下落，舰上官兵也无法就此对证。

1894年7月底，负责管理电报局、前敌军队后勤等要务的盛宣怀接到一份特殊的英文信，在丰岛海战后首次得到了“广乙”的消息。来信人称“广乙”作战受伤，在朝鲜海滩停泊，10余名舰员到达牙山，可能已搭乘1艘英国船只返回烟台。 没过几天，8月4日，9名“广乙”舰水兵乘坐雇佣的朝鲜民船抵达山东荣成成山，告知丰岛当日的情况是“三倭船将‘广乙’打坏，复打‘济远’……幸船主、大副俟船搁沉十八岛，即起岸得生。” 8月9日，又有一批54名“广乙”舰官兵由朝鲜地方官雇船送到荣成成山。 至9月初，“广乙”舰的管带林国祥终于现身，一行18人被英国军舰“阿察”（Archer）送回烟台。

伴随着管带林国祥等官兵的归队，一篇采自他们在仁川时的访谈新闻稿，在不少报章上公布，关于丰岛海战的情况描述与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完全相异。

“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

落单之后，林国祥指挥“广乙”与优势日舰搏战，因受伤过重被迫退向朝鲜西海岸的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而自焚战舰，率领余部登岸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陆军，到牙山后发现叶部已经转移，此后经历颇多波折才得以辗转回国。

来自“高升”、“操江”、“广乙”三方的证据，共同指证“济远”不仅没有配合“广乙”坚持作战，而且遇到己方的运输舰和运兵船时还不作停留和明确示警，只顾自己逃跑，甚至逃跑时舰上还挂出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

尾炮退敌的真相

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舰船的军舰，是由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指挥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当天以“吉野”作为司令舰。战后，各舰舰长以及司令坪井航三都做了相关报告，这些档案文献成为了解丰岛海战真相的另一把钥匙。

坪井航三在8月8日的战斗详报中综述了海战的经过。25日战斗打响，“广乙”舰勇猛地冲入日军阵列，依次向三艘日舰发起挑战，试图采用鱼雷攻击。利用“广乙”冲乱敌阵的机会，“济远”在海战初起时略作还击后，便高速向西方逃跑。这一情况，与“广乙”舰幸存官兵所述完全吻合。

“广乙”重创退向朝鲜海岸后，日方三舰集合一起追击远逃的“济远”。将近上午9时，因发现西方海上驶来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坪井航三下令日本三舰自由行动，于是出现了“秋津洲”回头追击“广乙”，“吉野”减速观望，“浪速”追击“济远”的局面。9时30分，判断出远处驶来的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后，坪井航三从旗舰“吉野”上发出号令，召集军舰重新分派使命。决定由“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吉野”追击“济远”。11时40分“操江”被俘，12时43分“吉野”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停止追击“济远”而折回，下午1时“浪速”击沉“高升”。

“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对他的军舰追击“济远”的情况，在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这时遇到一艘英国船，我舰鸣空炮令其投锚停船，该船乃立即停下。我舰更加紧追击‘济远’号，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此时司令官命令我舰靠近旗舰，因此停止进击，等待司令官的命令。”

“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甚至两面旗帜悬挂的位置，都和“高升”上的目击者汉纳根、高惠悌描述的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

日本“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战后也有一份提及追击“济远”具体情况的报告。

“8时6分，以12节（12海里/小时）航速尾追‘济远’……8时10分，‘济远’发射的1颗炮弹在我舰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8时20分，‘济远’150毫米尾炮射出1颗铁弹，打在我舰右舷外海面上跳起，穿入舰内，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

“我舰重新高速追击‘济远’（指坪井航三9时30分重新分派任务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500米时，以右舷火炮炮击‘济远’，我发射6弹，‘济远’回击2、3弹，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

“吉野”舰就是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中提到的那艘午后追击“济远”的“倭督船”，但是这艘“倭督船”上的倭督坪井航三在海战中毫发无损，舰上日本官兵也无一阵亡，根本不存在“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事情。

根据河原要一的报告，能够与“济远”舰尾炮退敌的说法有稍许关系的，只不过是海战开始后不久“吉野”所受的几次间接损害。不仅伤情不如方伯谦所说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那般严重，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午后，更不存在“吉野”被“济远”击退的情况。（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很快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等行动，丝毫看不出受重创的迹象。）

作为对日方这一记录的佐证，中国方面亲身经历“济远”参加丰岛海战全过程的一位当事人，曾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回忆。“济远”舰的英籍洋员哈富门，事后回忆当天“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是去而又返，“‘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至此，综合中日各方当事人的目击证据可以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存在严重的编造事实问题，所谓的主炮退敌一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丰岛海战当天“济远”舰的航海日志显然也是编造，其不仅制造主炮退敌的虚假功绩，而且把发生在“济远”身上的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事件，转嫁给日本海军，情形可谓极度恶劣。

余 音

方伯谦丰岛捷报涉嫌造假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随着一些知情人不断透露消息，方伯谦在海战中躲避到舱室内等其他丑闻，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李鸿章曾告知丁汝昌，在天津“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不过李鸿章本人却不愿意自找没趣，向清廷承认自己最初对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问题失察，而是颇有些推卸责任地私下斥责丁汝昌“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忧之。”

面对李鸿章这份指责，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丁汝昌做过积极的反应，有一种说法认为，丁汝昌是因为考虑到丰岛海战时寡不敌众，这才饶恕了方伯谦，未进行深究。

丰岛海战报告存在问题的消息，清流言官们也很快知晓。对已经发出的奖赏方伯谦的圣旨，不方便撤回，一向严辞锋利的言官们对此事干脆采取了冷处理，再不提及。私下里，一些言官借此看中了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奋勇的“广乙”管带林国祥，盘算着如何以林来取代丁汝昌。

由于清政府没有明确就丰岛海战方伯谦的表现重新定论，以至于这件本来证据确凿史事在很多时候成了糊涂的公案。方伯谦大东沟海战逃跑被处死后，在一篇为方伯谦鸣“冤”的著作中，仍然有“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这类荒诞不经的文字。

时至今日，一些始终抱定方伯谦甲午被杀是“冤案”的方伯谦旁系后裔，仍然在根据方伯谦伪造的丰岛海战报告，不时拿出一些与之配合显得非常默契、且旁人无法考究的“自己儿时的回忆”，来证明方伯谦海战报告的真实性……

“方俪祥女士记忆犹新地追述：八岁时……记得一次一位军官猜错了，主动表演‘方管带打日本兵’，他显示打炮，打呀，打呀，日本军舰逼近了，炮弹打光了，他问我们姐妹，没有炮弹怎么办？姐妹两急了说不出什么办法，他启示地说：不要紧，你伯公方管带忽然想起弹药舱内还有德国造船厂试炮剩下的四发炮弹。就叫水手下舱去搬运炮弹……炮弹搬上后甲板了，迅速交给了后主炮炮手，他们借着表演将炮弹推进炮膛，炮手在瞄准敌舰，有人喊着方管带命令开炮，轰，轰，轰，三发炮弹在敌舰上爆炸了，将日本军舰打跑了。大家拍手叫好，十分高兴地喊道：‘打胜仗了！’”

尾炮退敌说的确立，和未经清政府追究，事实上最后的受益者是“济远”舰的普通水兵王国成、李仕茂。目前尚无法了解丁汝昌在报告中称王国成等为功魁的直接理由，也无从确定王国成是否实际是8时10分以后间接击中“吉野”的炮手。相对于这名水兵百年来逐渐被塑造而成的高大英雄形象，1979年，王国成之孙王守谊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可能更接近真实。

“……（王国成）少年游荡，游手好闲。幼年务农，家境不济。成年在‘济远’当兵，后回家取（娶）妻姓姚。甲午战争时，他在‘济远’当炮手，丰岛海战中，一炮击毁敌舰舵楼。与李仕茂共得赏银1000两。1895年回文登营，老婆25岁，已死，无子。又取（娶）张氏，花300两银子买了40亩地。1898年他不愿务农，跑到旅顺，想找熟人。1900年有人捎信回家，他死于旅顺。大哥国庆、二哥国兴。国成吃喝嫖赌死后，国兴去旅顺找尸，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