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评版】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 梦里依稀

方面重任

　担负起力不胜任的重责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疾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不但穿上了军衣就脱不下来了，而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责任一天比一天重，这可以说是朽木来冲栋梁，我真是负担不起。

　　当我父亲遇难，我方廿八岁。我从无思求地盘之心，所以素无有从事政治上活动之准备。东北军政大事，继我父亲之后，顺理成章，应由张辅枕（作相）担任。当我父亲丧事公表之后，东北各界会议推举负责人选，众议有拟推举我的倾向，我则力主由张辅枕出任，我仅可担负一部分责任。张辅枕坚辞，而其言辞沉痛，忠诚感人。彼言大意是：“我不必对彼的关系有所顾虑。彼诚然是我父亲的当然承继者，如我父亲善始善终，彼绝不辞于承受，但我父亲如此之遭难，彼决心事我如尊我父。如今大家多愿我出任，正合彼之心愿，彼以过去是我的长官，以及在私情上是我的长辈地位，令我不应辞退，必须接受。尔后在公事上，彼一切绝对服从。在私情上，如我不好好做事，彼可退至私室，对我可耳提面命，甚至可加夏楚，有所不顾。”使我感痛泣下，众人亦多为激动。如此的就把这重大的担负加诸我之身上。我有下列种种，真是不堪胜任：

　　．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子恩情，本就异于常人，而我父亲如此的遭难，我内心中之痛苦，不问可知。

　　．毫无准备：　我父亲在时，我素未存有政治野心，自念年纪尚轻，所以不愿与文人政客过于接近，亦未曾留意政治人才之储备，突负方面大任，对于人事问题，多感棘手。

　　．外患内忧：　外有日寇之压迫，内伏反侧之隐忧。自念受地方父老之付托，故旧之期许，不敢冒昧从事，忍辱负重，茹苦含辛。

　　．经济困难：　奉天库存，本有盈余，连年战争，军费浩大，致省库空虚，通货膨胀。迨至我父亲遇难，人心惶惶，钱轻毛荒，日以倍落。而军费开支，原为数省之担负，今皆归于奉天一省，收支相差，几乎一与十之比。

　　．身体衰弱：　我早在郑县驻军期间，曾患有胃病和失眠症，系由于心绪不加和水土不服的关系。正在战争期间，不但不能休养，因战况紧张，仍须应付困难的任务，不得不以鸦片刺激，因而养成不良的习惯，迨至归返奉天，决心戒除，不幸误引庸医，施以“巴比拿尔”（Pavmel）一种麻醉剂，因当时日夜焦劳，职务繁忙，不但未能减戒，而日益加深，可谓饮鸠止渴，然而无药力支持，则又不能办事矣。

　顺服中央助成统一

　　我归返奉天不久，正值当时之国民政府主席，　蒋公介石与阎百川（锡山），冯焕章（玉祥），李德邻（宗仁）四总司令会议于北平，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枝，炮若干百门，尔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返回奉天，夜间　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说：“你不要听冯焕章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词，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张岳军（群）同王商讨。蒋主席曾派何雪竹，张岳军，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中央任命我为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山海关注　《李宗仁回忆录》中如此说：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贻―― 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且已先行离平赴津。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日本人之阻挠

　　藉吊丧之名，日政府及田中首相特派林权助为专使来沈阳。我得到此一通知，深为忧虑，缘林权助乃当年廿一条的主动人之一，为侵华巨蠹，在日本外交和政治上，颇有地位，曾陪同日皇之弟秩父宫周游欧美，此人出马，想非专为吊丧而来，我必须谨慎与之周旋。彼携有日政府高贵的丧礼并有田中亲笔的祭祠。祭吊之后，果如所虑，彼开始向我谈判，申明彼以田中首相的私人代表资格同我相谈，因我在民国十年度日之时与田中曾有一度之往还也。

（按：据日本前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之遗稿》中所记载：张作霖逝世，日本田中首相为了表示哀悼，最初考虑派儿玉秀雄［儿玉源太郎的儿子］伯爵参加葬礼。据张氏称儿玉曾有意与张氏结为秦晋之好，故交谊非浅。但儿玉未接受，乃请林权助担任。林权助于１９０６－１９１６两次为驻中国公使，有名的外交官，且汉学造诣极深，故张氏忧虑者在此。任命之初，其使命只在参加葬礼，只是田中首相私人代表并非政府特使身份。随其同来之佐藤少将是曾长驻奉天，日本有名的中国通，不过是想随时通权应变以左右张学良.关于张学良与林权助之私谊，日后张氏于台湾北投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访问，为向张将军致谢，曾以想以该社别墅，迎张氏伉俪前往度假。张氏告诉笔者唯一想去的地方，是林权助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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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玉源太郎

　　（1852---1908）日本山口县人。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军阀中，以善于玩弄权术著称。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任大本营参谋。1898年2月始出任台湾总督，对台湾统治加强。1904年日俄战争时兼任参谋本部次长，后复任台湾总督。1906年，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筹建委员会委员长。

　　易职原定于七月，在日本的阻挠下未能实现。其实在七月下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久就认为“制止东北易帜已不可能”。但田中义一还是派林权助赴奉，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想要张学良脱离中国本部自成一局。

　　据日本《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记载，田中对林权助所授予的任务内容是：

１．满洲必须由中国本部切断，自成为防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２．日本之支持中国统一，其目的即在于求得满洲可以自由掌握。第三次出兵济南，用意即在此。

　　　３．日本不惜支持牺牲代价以制止南方势力之进出满洲。

　　　４．若张学良能以保境安民为务，则日本可助其裁军及整理财政及一切之必须。

　　林权助提出的问题是：“我不可以贸然地顺从南京政府，我父亲在大元帅时代，有些关于东北问题未解决的悬案，我应当同日方合作，将我父亲遗留所未解决的问题，办理清楚为是。”我答称：“这不是俗所谓父债子还的问题，我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政府似乎无过问的义务。至于关于东北悬案诸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南京政府，凡政府命令应解决之事，我自当照办，日本政府应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林　言：“北京政府我父亲时代之事，恐南京不承认。”我答：“那么你找南京政府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林言曰：“我年轻气浮，出言不加详虑，如我这种态度，恐将于我不利。日政府虽能遵循合法外交手续。东北的问题，自日俄战争起，与日本军方有血缘的关系，恐日本少壮军人，亦不能有所容忍。”我答曰：“林先生这话，有点可议之处。老先生为日本外交宿，政界重镇，贵国为立宪政体，三军大权，操之天皇。老先生认为日本军人，可任意行动乎？假如如林先生之言，那倒不是中国的问题，反成为日本的问题了，我恐怕那也不是日本之福吧？我推想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会谈无结果，只是口舌之辩，现在我仅能记其大略而已。

　　林权助连日再三来访，彼见谈不出结果，遂而改变了话题。劝我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按：《论语，学而》）我父尚未葬，我就认敌为友，归顺国民党，可谓孝乎？”我答曰：“我父亲最后的愿望，退出北京，不再战争，使中国老百姓得以修养，愿中国和平，我今继其愿望，何谓不孝乎？”而况国家重大问题，古人云大义灭亲，我别说未曾为被我父亲救国的遗志，在国家大义上，就是有些违背，我也在所不及。”

　　林权助几番游说献策，既已被我拒绝，在我判断，彼可以休矣。殊不知日方仍不死心，改换方式，双管齐下，想以利害动我。先由军事顾问土肥源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上书与我。土肥源曾上“时事造英雄论”，秦真次的“为王道政体说”，皆系讽我趁势创立满洲独立王国，以建大业。林权助对于汉学有相当的造诣，先曾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责我，此回引用孟子“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之句，告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依归南京，任免之权，操之于人，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引证前清三藩（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故事以动我。又劝我可仿效武肃王之行事，待机观变。并力言，如我有大志，日本政府能尽力协助之，凡有所求，皆可商讨，必得有田中首相的默许，可全权同我谈判。至此彼已明白表露日本政府之阴谋矣。并言，彼之此行，必须得有结果。我当时的答复大意是：“此事体过于重大，容我详为思考。我仓促接承我父亲的大权，系由东北各界所公举，我不能任意所为，恐少数时日，我不能有具体的答复，对于老先生有虚此行，殊深抱歉。”林则说：“比拟日内即将东返，希望我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错失机会。假如自认羽毛未丰，有所顾虑，日方物力人力，皆可为助。

　　林权助在我为他饯别宴会之夜，邀我同他密谈，再嘱我表明态度，彼回国须有正确的复命。我在酒后，闻之心中深为气愤，不能忍耐，遂对林说：“你屡次为我的设想，在私人利害方面，比我自己还考虑的周到。不过有一点，你未曾为我想到。”林闻我言，露出高兴之意，立即问我：“是什么，我未曾为你想到哪？”我沉吟不欲说出，林再三问我，我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林默然片刻，徐徐言曰：“那么，我明天即可回国了。”

　　翌日我亲到林之寓所日本总领事馆为林送行，并表向日政府及田中首相和他来吊丧的谢意。谈话之后，林之随员佐藤少将发言询问我：“听说你要服从南京国民党，改悬青天白日旗，这是什么用意？”我答曰：“我们愿意挂哪种旗，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又何必关心这个呢？”佐藤历色而言曰：“我日本有条约和侨民的关系，对东三省的治安，当然是应该关心的。”我答曰：“我地方治安，你日本依据什么可以关心？”在座间之日本总领事遂即离席，取出译本条约大全类的书，检出一页给我看。乃系日俄战后，日本撤兵中日换文的附件，日本有一函，内容大旨：“日本撤兵之后，在东三省的侨民及权益，对于东三省治安相当的关心，希望中国当局注意维护。”我看完以后，对佐藤及日本之总领事抗言曰：“我今日之来，系为林权助专使送行答谢，并非准备办理交涉，否则我有办理外交的专人，也可以拿出来条约类的书籍几大本，如华盛顿条约，九国公约等等。我非外交专家，我今日之来，你们如此举措，是否符合外交礼貌，有无前例？”我遂向在座之林权助用询问口语：“林老先生为外交届前辈，当可评断。”林权助遂语佐藤及林总领事二人制止之，并语林总领事，此事等，应同张总领事改日再谈。我对林权助表达谢其吊丧，并约我将派专使至日答谢。并请其转达田中兼外相，无论东北政体发生何种变化，我在职之一日，日本在东北的侨民，我当尽力保护，请其安心，并盼双方协力合作。林权助表示谢意。我说这也说不到谢，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林权助返国之后，曾对新闻记者表示，我有不可动摇之性格，难期合作。并发表“家赖家康”之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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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将军晚年对林权助念念不忘，其心态颇堪玩味。

　　“家赖家康”之议论即林权助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东北的局势类似于日本德川家康幕府时期。丰臣秀吉死后，石田三成拥立秀吉之子秀赖为主君，与关东方面的德川家康相抗衡，争夺天下的霸权。1599年秀吉的托孤重臣前田利家病逝，失去了最后制约的德川家康随即开始肆无忌惮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在关原合战中击败石田三成以及其他反对自己的西军诸侯。1615年，行将就木的家康领军围攻大坂城，秀赖兵败自杀，德川幕府时代开始。

主持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在战后接受中国调查的供述中声称：“张作霖被炸死后，有关奉军继承人问题，特务机关情报称，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感情不好，学良对父亲之死并不悲伤，但我个人观察，和特务机关的情报正好相反，我认为张学良想为父亲复仇。关东军参谋部和我均打算以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接班人，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则向村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建言让张学良继承，使张顺利接掌东北大权。另一方面，外务省的林权助为进行杀杨宇霆阴谋而到奉天，说服了张学良。”

　　林权助八月四日到达奉天。在压力之下，八月十日，张学良召开一个会议，会议决定：为避免同日本方面决裂，同南京的和议，暂停三个月。八月十二日，林权助是带着这个结论回东京复命的。

　　十月十日，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委他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任命，这样，南京和东北之间，已经无所谓和议问题了。

　　同时南京政府和日本的关系也有了变化，来自日本的压力逐渐缓和。１１月６日，日本天皇登极大典，张学良派莫德惠访贺。莫德惠会见田中义一时，也曾奉命有意谈及东北易职，此时田中对易职已经采取了默认态度，只提防俄防共。莫则表示，东北决不容赤化，易帜则为遏制苏俄之野心也。

　仇愤填膺几酿大祸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艾隆大将拟来吊孝。我因仇愤，闻之冲动万分，欲杀之以祭家父。被张辅枕，王维宙二人秘为劝阻。张以强制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北父老，多我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北父老之遭殃。不可图逞一时之愤，殃害无辜。而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袭杀之，此非丈夫之所为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艾隆祭毕去后，我行家祭，曾昏倒于父亲的灵柩之前。

　实现易帜

　　我对于日本的理解，认为日本系立宪国家，一切大权操之国家，调动军队，亦须帷幄上奏。假如使日方无由藉口，是不能滥用武力，尤以我父亲死难之事为证，彼时日本野心军人，虽想制造事端，藉故挑衅，而我如不给与机会，彼亦无法。所以我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决不受其利诱威逼，有失国权。至于我个人的荣辱利害，置之度外，而况我还有不共戴天之仇乎。

　　我的腹案是：对外取不合作，消极抵抗，有机会即设法收回已失的权利；对内坚决促成统一，建设地方，休养生息，自力更生，以期富强。当时我对日方，亦存戒慎之心：一必须谨慎从事，使其无由藉口；二处处戒备，使其不能制造事端，藉故挑衅。三严密防范内部反侧之谋者，同日人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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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本大作声称：“炸死张作霖为关东军组织性的意图；河本为掩护司令官而站出来表明自己为主谋。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若奉天发生局部冲突，即强行干预，但满铁沿线因有20万日本人居住着，为防止冲突发生，所以决定暗杀张作霖以搅乱其的指挥系统。”

　　首相田中义一对此事上奏称是“蒋介石军的便衣队搞的”及“有部分日军涉及此事，查明真相后将严重处罚”，但是因为军部立场强烈，河本大佐等仅遭行政处分；对于田中一再的上奏，昭和天皇（裕仁）表示“再也不想见田中了”，最后演至田中内阁总辞。

　　关东军的用心显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乘炸车事件引起东北社会动乱，并趁乱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用武力将东北攫为己有。因此，继皇姑屯事件之后，奉天城内日本侨商会等几处地方也连续发生投弹事件；五日深夜，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不能通车；九日晚，从商埠的一角又传来轰然的爆炸声音，相隔几分钟之后，又传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爆炸声；十日，日军又接连在奉天制造炸弹案；十六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奉天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

　　总之，继皇姑屯炸车之后，奉天城内发生的一系列投弹爆炸事件，都是日本人为制造出兵的口实而蓄意策划的。但天皇批准出兵的「大诎奉敕令」一直未颁布，关东军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未能实现。

　　易帜问题，日方再三阻挠，我虽不理，但不得不慎密从事，防其滋生事端。我思利用新年元旦，商民悬旗机会，突然更换旗帜。在新年前一日，我令被服厂厂长，连夜赶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六千面，如有泄漏，军法从事。元旦拂晓，令沈阳警察所所长，将此六千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分发与沈市商民，立即悬挂。十八年元旦清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飘扬于沈阳全市，日本总领事亲来提出抗议，质问为何事前不通知彼方？我答说：“该悬旗帜，使我的内政问题，我有什么义务，必须告知你方呢？你又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我哪？”林总领事则说：“我前曾在该领事馆，许有协力合作之之诺言，我今片面行动，可谓合作乎？”我说：“所谓协力合作者，是系对日本侨民保护问题，你不能任意曲解引用。”林又言：“敝外务大臣所关心者，系治安问题。”我笑着答曰：“如今国旗已经改换，东北政体已鲜明确定，治安正常，请贵总领事转达贵外务大臣，可以不必关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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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将军此处记忆似乎有误，东北易职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原定是在元旦，但蒋说今年事今年毕，令其提前三天。于２９日举行的易帜典礼，唯日本政府代表未到。张学良在典礼上作即席演讲，说他是效法“某先进国”“军阀奉还大政于中央”之典故，表明他谋求中国真正的统一，致力国家富强之志。

阻止直鲁军入境：

　　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退至冀东一代，号称廿万，番号十余军。彼时我军防守滦河，张宗昌要求渡河退入东北，我则不允。张责我见危不救，不顾友谊。我答复是，你的无纪律乌乱部队，在平时驻处，百姓皆不堪其苦，而况退败之余乎？此非私人情感互相授受的问题。我受东北父老之托，负责地方，非东北父老有利益于我，是希望我能休养生息，保境安民。如我准你的杂乱部队入境，我何以对东北地方父老乎？我今有公私两全之策的两项办法，任你选择。（一）将你的部队，严加淘汰，按良好枪支，确实改编，经我派员点验之后，指定地点，集中训练，训练完成，仍归你统率。（二）将该部队，我给资遣散，如你仍愿带兵，你可指定东北军任何两军，编组一个军团，归你统率。往返商洽，张向我请求五十万元的经费，彼自行整缩。待我将款拨付，直鲁军突然强渡滦河，拟向东进，与我于学忠等军，发生冲突，彼众我寡，情势相当的危机。

　　我正在丧间，而内外问题交迫，不便离开沈阳。遂经政委会大众议决，令杨宇霆赴榆关带师。后来同白健生军东西夹击，将直鲁军完全缴械。白健生曾派叶翠微，何千里二人携表来沈。由叶，何谈话中，知悉杨宇霆曾同白健生会过面，张宗昌曾逃匿于我军中，我闻之愕然，此二事，杨皆未对我言及。我乃询问杨宇霆，彼承认有此二事。彼言：同白会面，未谈何事，所以认为不必向我报告；张宗昌确投来我军，彼已嘱其离去，现在逃往大连，因恐我在处置上发生困难也。尔后张宗昌之宪兵司令王琪同我详述张宗败走的经过，张宗昌同杨宇霆曾经会面，杨告张说我欲杀张，嘱其勿赴沈阳。我因此洞见杨之用心也。

　　九一八之后，张宗昌不愿为日人所用，逃至北平，我询问之，证王琪之言不虚也。

（按：阻止直鲁军入境之举，张氏对于张宗昌出现了爱，恨交织下的决定。其中北伐战争徐州之役，张宗昌败走到北平，在碧云寺见到中山先生灵柩，气从中来，令其部下搬柴草，欲一火焚之，幸守灵人快报在北平之张学良，飞骑阻止。但棺盖已受损坏，真空棺失效，遗容改变，乃不得不改为土葬。遗体换穿长袍马褂重新入殓。原所着之中山装安放棺中，葬后称“衣冠冢”者是也。

　　另张学良每为张宗昌之粗犷狡慧，却重情义赞之不绝。在张宗昌失去军队，闲住北平期间，张学良将军称按月供其开销，后张宗昌潜走山东为韩复渠派人暗杀。直鲁军褚玉璞明知张宗昌不能成事，但念及生死交情，义助张宗昌，失败后被敌活捉勒赎。张学良义之，出钱赎褚。但钱得到，褚仍然遭敌者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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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将军，即不知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早年曾经主持暗杀陈其美。张宗昌靠奉系起家，后来自成局面，他的军队被称为直鲁军，一直是张作霖的忠实追随者。

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在其回忆录《我的北洋军旅生涯》里面讲了很多张宗昌的事及其与奉系的恩怨。李藻麟，陆军大学五期毕业，曾任保定军校教官，亲历目睹了整个北洋系统的兴衰，参与了直，奉系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该回忆录从战术角度描写了这些战争的经过得失。李藻麟在二次直奉战争中为直军参谋长，负责山海关正面防御，曾给与正面敌军，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很大的打击。后来直军失败，李被俘，送到秦皇岛。出乎他意料的是，奉军主将张学良，郭松龄居然在车站迎候他这个俘虏。从此，李成为奉军的一员，后来又成为张宗昌的参谋长。

　　李藻麟自称郭松龄为平生一知己。但又庆幸没有留在郭的部队工作。他说“郭松龄倒戈也将陷我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郭松龄倒戈，我势必要跟着他干。但我是一个反对“犯上”的人，郭松龄不该倒戈，至少是时机不成熟。一是不该有负张老帅的信任和重托，二是不该陷少帅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该有负少帅言听计从、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三是正当张老帅吉星高照、蒸蒸日上时，反张岂有成功之理，四是过高估计自己，人心思“张”的胁从之师，哪有不败之理，五是枪杀姜登选以泄私愤，怎能不有失民心；六是郭、冯合作是针尖对麦芒，前途不容乐观。

　　据李藻麟记载，对抗北伐军之战役，主要分为津浦线战场和京汉线战场。张宗昌，褚玉璞的二七军团在津浦线上和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作战，张学良，翰麟春的三四军团在京汉线上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作战。张宗昌在津浦线上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京津危在旦夕，张作霖决心全面撤退，在撤军会议上决定让张宗昌退守热河。张宗昌对此很不高兴，他一方面对张作霖感恩不尽，念念不忘报答张作霖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出生入死为张作霖打天下，支撑半边天，总算对得起张作霖。但事到如今濒临绝境，竞然不肯让自己进入东三省。这分明是不信任自己，纵有卓著战功，也是枉然；不是嫡系，纵然忠贞不二，也难得一视同仁。李藻麟建议接受退守热河的安排，以使部队有一个安身之地，可以休养生息。但张宗昌负气之下，拒绝退守热河，表示要死守京津，与北伐军血战到底。

　　后来张作霖被炸死，东北决定易帜，张宗昌又与张学良在军队整编问题上发生冲突，张宗昌既不愿意接受张学良的方案，又不愿意向白崇禧投降，结果和张学良反目，被国命革命军和奉军夹击消灭。张宗昌后来又试图回山东起事，结果反而累老部下褚玉璞死于非命。张宗昌逃往日本，后居住于大连。

　　中原大战以后，奉系再次入关，张宗昌在北京的财产，亲属都受到张学良照顾，二人关系有所恢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人尚在大连的张宗昌派李藻麟进见在北平的张学良，李遵照张宗昌的嘱托，将日本增兵东北和大连社会上的谣传以及张宗昌的关于日本可能动武的分析和看法，一一陈述。张学良听后，大不以为然。他说：“一个小小的日本，有国联组织存在，它还敢吞掉东北，即使强行吞掉，国联也不会答应，定能从日本手里把东北要回来I”。李再次申述张宗昌的看法，说他在日本住了一年，朝野情况有所了解，深知日本少壮派军人野心勃勃，请少帅密切注意，千万多加小心。张学良对此等说法，似乎很难接受，此刻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最后说：“我知道了，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和我是自己人，他的话都是向着我!”。岂知，话音未落，当晚即发生事变。

此后，张宗昌回到北平定居，张学良每月拨给生活费四千元。实际上，张宗昌月月超支。 　　　

据李藻麟总结：张宗昌最后失败时，错过三次机会，犯了三次大错误。他有“三不该”：一不该拒绝张作霖叫他退守热河的安排；二不该拒绝白崇禧叫他投降的具体办法；三不该拒绝我叫他撤离铁道线，相机行动的建议。这三者都是保存实力，免遭围歼，随机应变的好办法。以后事实证明，阎冯倒蒋等等，都是他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坐失良机，咎由自取。

进谒　蒋主席于北平

　　十八年夏间，　蒋主席北上，我亲至北平进谒请训，此为我初次与　蒋主席会面，当时，蒋夫人亦同在。会谈之下，甚为欢恰。彼时阎百川亦在北平，曾数度会谈，关于党政军诸问题，皆曾论及。又曾会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儒堂讨论过日俄外交上的诸问题，拟定对中东路的方针。关于日方要求拟在内蒙设两处领事馆以我国在韩国设两领事馆为交换，我坚决反对，得蒋主席之同意，交换设领问题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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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这次北上应该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

抗俄之役

　　先是苏俄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共产党人在该馆秘密开会，经我东省特别行政区（注：哈尔滨当时设为特别行政区，以张景惠为特区长官）长官公署派警围捕，当场搜获阴谋文件，宣传共产主义，煽动破坏我国秩序，而参加之人，多系东省铁路的高级职员，此乃违反中俄，奉苏协定。我方将参加阴谋之人员逮捕看管，并封闭掩护共产党之机构。俄方向我抗议，宣布绝交，双方布防，于十八年十月间，俄军侵入我国境，突向我防军进攻。先后有满洲里，同江，富锦，绥芬，呼伦等役。以呼伦，同江两役最为壮烈：呼伦则为韩斗瞻（光第）旅，英勇抗御两倍于彼之俄军，韩旅长及林团长郁文等死之；同江则为沈成章（鸿烈）所部之江防舰队与苏俄江防舰队冲突，曾将俄之旗舰击毁，逮其舰队司令，我陆战队亦有壮烈的牺牲。我遂由辽宁派遣两军前往增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由日本公使使馆须磨参事，曾表示日方欲出面调停，外交部征询我之意见，我立即反对，我认为这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此一调人，比俄寇更为凶狠。后经谈判，和平解决，俄军退出国境，东省铁路恢复原状，俄方撤出我方所逮捕之人员。

　　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时间。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山叛变

　十九年夏间汪兆铭（精卫）同阎百川（锡山），冯焕章在北平召开所谓扩大会议。屡次敦促我参加，曾先后派陈公博，傅作义，薛笃弼等同我商谈，并应允优越条件，而我都婉言拒绝，我之所渴望者是中国统一，不愿再起内战。迨至秋间，汪兆铭等在北平成立政府，与中央军事冲突扩大，我不愿再见中国分裂，进军关内，援助中央，我就任陆海空副司令之职。战争结束，阎百川下野，汪兆铭。华北善后事宜，中央令我负责办理，此为又一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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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之徐永昌回忆录云：奉军历史上四次入关，以这第四次军纪最好，足见张学良之不同于乃父也。

　　晋军冯军以及其他各军，号称六十万，虽有一部分在陇海，平汉线上，已遭解决，但大部分皆退集晋直境内。须整缩至少得裁汰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当时腹案是：晋军缩为四个军，计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宋哲元，石友山各编为一军；庞炳勋，孙殿英各编为一军。最难对付的是石友山，孙楚，孙殿英等人，幸赖宋明轩（哲元），徐次宸（永昌），傅宜生（作义）诸人，深明大体，从中协助，次番缩编，费时月余，终达到圆满的结果。

　　我于廿年夏间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归返北平后，突发肠伤寒症，卧病协和医院，经该院内科主任赫尔大夫（Dr. Hall）医治。我正在重病期间，石友山叛变。我彼时正在昏迷状态中，所有一切军事调动，乃由军政高级干部所组之委员会执行之。将辽宁边防军除少数外，借调入关内，参加对石战事。而晋军及其他军队未参与石变者，系由于徐次宸（永昌），宋明轩（哲元）等之仰体时艰，老成持重。否则华北局面，必又是一番劫难也。后来经刘经夫（峙），商启予（震）率军夹击，将石友山解决。待我病状稍痊能坐起时，万寿山（福麟）方将石军叛变前后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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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蒋介石操纵的“国民会议”期间，广东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蒋被蒋软禁于南京之汤山。陈济棠、李宗仁等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另一个国民政府，并将石友三、韩复渠也拉为一伙。这样，在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宁粤之争。

　　石友山叛变是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和粤方的拉拢下发生的，日方之意在于牵制东北军于华北。日本还曾策动晋军，冯军的其他将领叛变，但这些人并没有策应石友山的行动，不过阎锡山似乎知道一些日本人的内幕。阎锡山当时仍然受南京政府的通缉，他是由日本人的飞机从大连送回山西的。当时部下同他商量如何应付张学良，阎说：张汉卿就要自顾不暇了。这是九一八事变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