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评版】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 梦里依稀

这同样是一年前本人录入，加注的版本，以山海关的ID在其他网站发表的。

同样在西西只给出过连接，没有发过。

回想当初，正是因为我关于小张的一些文字，引起老铁的重视的，

这次转过来，也为答谢当初老大的一片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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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随感漫录

著: 张学良 校补: 张之宇 录入: 山海关

（按：此目录与内文标题，都是张学良所亲拟，前后文字略有不同，并遗漏了“后叙”，均为原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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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注：

张之宇姐妹在张学良旅美负责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工作，但本文并非口述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原稿张学良将军写于 1957年,为奉蒋介石之命而作。九十年代在作口述历史时，张将军本准备将此稿付之一炬，在张之宇的劝说下留存下来。书中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述很简单，采用的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共产党的观感，也采用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给中共贴的标签，即苏俄的工具。至于对蒋介石的恭维，在本人看来，字里行间，显然是全书最言不由衷的一段，此稿的第一读者，蒋氏，未必就看不出来。

张将军的原稿文字流畅，一气呵成，所以全文照录。张之宇的校补（凡注明“按：”处）则有些地方引典过多，文字晦涩，本人偷懒，录入时有所节略。原稿中凡提及孙中山，蒋介石之处，前面都空一格，是当时台湾流行的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张之宇在张学良旅美负责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工作，但本人并非口述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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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之宇

撰补这部初稿，思绪抢然，张学良将军使用自述式口语文体，由于写作时，张氏认为不是满意之作，并未加意于文字的润饰，也没有做出版的准备，所以落墨时的真情，使爱，憎呼之欲出。象无限辛酸下的语重千金，满膛恨血下的触目沮丧，意雄孤傲下的刺骨豪气，但文中藏情，写作时期的日记就是张氏《杂忆随感漫录》的心路历程了。

有关张学良将军之论著，往往即或关于某一件事情，诸多亲历其境者的文字记载，也都大有出入。这本初稿系张氏由笔端记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做法。笔者以张将军以后口头的解释与补充为整理时首要资料，用来反映张学良将军文字以外的心貌。同时遵循张氏要“实话实说”的原则指示，对经不起推敲的传讹之误，做一些补正。

案积山堆关于张氏父子的著述中，张学良将军以《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一册，签名赠与笔者，嘱曰：“这一本还可以拿来作参考。”（系陈崇桥，胡玉海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得见张氏之不轻许可。

其他诸多作品，张氏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往往使一部巨著由于一件叙事失实，波及全书，实觉可惜。......

《杂忆随感漫录》不幸有虎头蛇尾草草结束之感，且这部初稿濒临于一焚。几经笔者建议与解说，才保存下来俟日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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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身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认为是比较重大者，分别写下。我虽尽力排除主观，然以我自己写自己之事，必然是有我自己的观念和我自己的言论在内，尤其是目下我自己的心情。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我半生戎马，又未曾致力于诗文，今日伏案写著，此诚东施效颦，文笔拙陋，词不达意，势在必然。再有现时我缺乏参照询谘，但凭个人记忆，年月日期，姓氏名号，无法写得清确，只得如此，以备补正。此记述之目的，旨在供献真实材料，所以不顾瑕疵。务请大雅谅之。假如有更好历史的同道，加以纠正补充，实所至望。

张学良　四十六年元旦于清泉

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

我们原是河北人逃荒逃到辽宁的

我的家世，既非望族，亦非阀阅。我们的老家原是河北省大城县，在前清初年， 因遭逢荒年，流迁到辽宁省海城县的家掌寺地方。世为贫苦农民，除耕种之外， 以烧◆为生，仅能糊口。（按：「扫土熬◆」者的生活辛苦，比垦地开荒者犹过之）

我们本来是姓李

我的祖宗，原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时代，张、李两家原本是亲戚，又同为是由大城逃荒而来者，张家无子绝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灯（按：即香烟），遂冒姓了张氏。

我的祖父之死

我的祖父为人慷慨尚侠义，对于乡里凡有不平之事，虽不干己，亦多挺身而出，到后来也就是为了替人家打抱不平而死。缘因：有王姓者，恃强凌弱，我祖父出而论理干涉，王某怀恨在心（按：王某在赌局中作弊，为张学良祖父识破，与王某结仇）。某晚路遇我祖父于野外途中，要挟向彼赔罪，我祖父本已衰老之年，王某乃年青（按：轻）力壮者，我祖父怒骂不已，被其殴伤，仍迫赔罪，我祖父始终不允，遂致重伤而死。

彼时我家贫苦，王乃地方富户，当时的官府，如俗所云：「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少进来。」我家糊口都成问题，那里敢同一个富户去打官司哪！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亲雨亭公，讳作霖，同胞弟兄三人，我的大伯父早死（按：张学良将军大伯父，人长得体面，乡人一女子与丈夫作「打虎」生计，张之大伯父误落圈套，事为张之祖父知晓，对一家之长子期望很高，恨铁不成钢，十分气恼。一天张之大伯父正在炕头吃饭，张学良之祖父，怒气按捺不下，自背后以门栓拦腰一棒，打得其大伯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不日就因内伤致死），二伯父同我父亲决心誓报我祖父之仇。

于某一夤夜，兄弟二人，持一土枪，潜入王姓宅院，不幸被同住的佃户老太婆发觉，出而强行阻拦，我父亲不慎，黑夜之间误将老太婆击毙。报仇未果反误伤他人。我伯父被捕，我父亲逃去，王姓遂控告我伯父等抢劫杀人。

我伯父声辩，为谋复父仇，并非抢劫。虽抢劫杀人之罪得直，但仍被判为误杀之助手，有罪入狱。我二伯父作孚公，在前清末年为地方保卫团团董，追剿土匪阵亡，得荫为世袭云骑尉。

避祸投军

我父亲既定为误杀之正犯，因而逃走，投入毅军宋庆部下。曾参甲午之役，后积功得升为哨长。数年后辞差回里，自以为衣锦荣归，殊不知到家之后，王姓知晓，惧我父再来复仇，投官府报案，请求逮捕我父亲，幸乡里得知，通告速为躲避，不得已再事逃亡。我父亲曾习过兽医，以医马为糊口，因之结交了好些江湖朋友。时逢庚子之乱，我父亲同几位好友，共营保险生涯。（何谓保险？当庚子之乱，官府不能控制地方，秩序大乱，盗贼蜂起，豪强者聚集同

志，保护地方，人称之曰「保险」。即是驻守某地，由某地供给饷粮，此地之治安则须负责保护。）彼时我父亲驻扎于八角台（现已改为台安县，即我的出生地也。）后来有一夥豪强，由一名为海沙子者率领过境，向八角台徵索粮饷，如不交出，即行攻打。我父亲向海交涉说：「我在此地，受父老之托，受人家的供养，保卫此地，你的勒索，我决不应允，如相攻打，必致糜乱地方于心何忍。」相约二人单独决斗，在郊外同时以枪互相射击，如我死你则领我

之众，领受此地之供养，如你死则你众归我率领。何必攻打，使无辜人民受苦，使部属受灾难乎？海则同意，二人在八角台郊外互相对击，我父亲虽受微伤，海沙子死焉，我父亲遂收其众。（按：海沙子部，包括了一度反张作霖的汤玉麟在内，汤日后在热河督军任内，使张学良将军大为掣肘。一九三三年热河一役，日军以百馀士兵、战车十一辆，从容进入承德，汤玉麟失踪，使张学良因守土失责，自请辞职。)

编为巡防营管带

迨拳匪乱平，我父亲部众，经官府收编，委我父亲为巡防营之管带，驻扎新民府。当时的知府为增韫，我父亲已竟（按：经）到了民国，对增从来礼敬之。后来蒙匪陶什陶、牙迁，猖獗肆虐，东三省及热河等四省会剿，皆未有功。我父亲被调至洮辽，加入剿匪。

剿蒙匪有功升为统领

陶什陶（又称陶克陶胡）被我父亲击散，逃至外蒙。将牙迁拿获献贡，以功升为巡防前路统领，我亦因此得荫了一个小小功名，我祖母得到诰封，在那个时代，可谓光耀已极。（按：清廷朱批「予部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据张将军持赠之《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第十七页，称赏银五千两并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系计擒杜立三之嘉奖。但该书注４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戊戌之引证，则大错特错，该年为一九○七丁未，并不是一八九八的戊戌。）

迨至宣统末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奉天驻军协统蓝天蔚，准备响应，拟举当时之东三省总督赵次帅（按：尔巽）为临时都督。

赵次帅之为人，持身廉正，忠贞不移，我父亲终身以师礼事之。能对我父亲加以约束教训，我所见者只此一人而已。赵死时我父亲在北京大元帅时代，亲为吊祭服丧，抚棺痛哭。当时赵次帅，决不承允，拟死节。时值我父亲因事在省，赵召见告以明日谘议局将开会，拟举彼为都督，彼决心死节，托以后事。因为我父亲不但是赵之喜爱部将，曾拜为他之门生。

我父亲力谏赵次帅请暂缓一时，明日谘议局之会，自身亦去出席，观看情势，如能挽回则不成问题，否则大家同死不晚。赵次帅嘉许之。

只身斥退蓝天蔚

彼时我父亲之部属，只有卅几人，在省城讲武堂受训，部队皆驻防于洮辽一带，距省城近者五、六百里，远者千里。遂请赵次帅，急调军队进省，令受训卅几人出堂，发给枪枝。彼时蓝天蔚驻于省城北大营之军队则在一标（团）以上。翌日在渖阳南门外谘议局开会，军队林立，气象森严。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选赵尔巽为都督，徵询有无意见。我父亲时在主席台上，坐于蓝天蔚之旁，突然立起，抽出手枪，力拍主席桌案，大声疾呼，我张某反对请（按：有）何人敢再言此议者。会场则哑然无声，蓝天蔚悄然退出会场。我父亲急返入城，告赵次帅速令城门关闭，以防万一。赵次帅乃命我父亲为城防司令指挥警察以及赵之卫队，并急调辽北军队，星夜进省。我曾记得，曾为当时的老军官，告诉我说，他们曾日夜行军，多至一百馀里！

四天的工夫，达到渖阳。而蓝天蔚亦未曾有何动作，蓝之内幕，我未闻知其详。我想当时参与蓝之事者，应该有个真实记载也。（按：一九一二年诱杀革命党人张榕，抄得张家财产约「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见《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二十八页。)

我父亲后来扩编为陆军廿四镇，被任为统制，再改编为陆军廿七师师长。迩后升任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军务事宜，再兼任奉天省长。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奉军之扩大及入关参预内战，殆为「劫械」一役。彼时我只十几岁，正在读书时代，整个事情，我不知其详，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述写。

大概是北京政府因参战向日本购买了一批军火，步枪约为三万枝，炮和机关枪若干，海运由秦皇岛进口，徐又铮携同吴鼎昌、王永泉来渖阳。我想是因为皖派恐怕此批军火落于直派之手。徐又铮同杨宇霆为士官同学而又是好友，游说我父亲劫留此批军火，并商议扩充军队，此事虽为我父亲势力扩大之根源，亦启奉军入关干政参预内战之开端也。

我对于徐又铮之才气，深为钦佩，我当时虽然是未冠的书生，我的性情，自幼就喜欢观审人物。我脑海中不能忘的是：徐又铮风流潇洒，才气纵横，真够得上「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我十分钦羡。惜死于非命，□志而没，否则对于国家必当有更大的作为。

劫械的成功。由第廿七师为基干，又扩编了五个混成旅。以五个混成旅，皆驻于关内。成立了一个奉军总司令部，我父亲自兼总司令，徐又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此奉军二字出现于关内之初始也。司令部设于天津附近之军粮城。彼时此一实力为皖派一大支柱。后来因为徐、杨二人诱杀直派要人陆建章于奉军司令部（陆为冯玉祥的舅氏，后来冯亦藉此事擅杀徐又铮于廊房车站），我父亲闻而大惊，怒责彼等过于跋扈，再加上其他的摩擦，因而同徐又铮发生龃龉。徐遂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杨宇霆因恐惧而未敢返回渖阳。孙赞尧、张叙五相继为奉

军副司令。至此时与直派相当的接近。迨至皖直两派战争将起，我父亲曾亲自入京，拟作调人，被段芝泉（按：段祺瑞）大为申斥，几至遭祸遂立返渖阳。未几直皖战起，奉军先是中立，后来援助直军，皖军战败，此乃民国九年之事。彼时我已充任团长，迩后有些事情，我已渐渐的参预，以后所写述的，多为我亲身所经历者。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迨直皖战事结束，我父亲到保定同曹锟会见，就起了一场不快愉的事。缘在保定曹之光园开会，商讨善后诸问题，我父亲是不主张对战败者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尤其是对于段芝泉应与以相当的颜面。（彼时段芝泉仍居北京，并未逃避。）曹仲珊之为人，唯唯诺诺，而吴佩孚在会议席场上，飞扬跋扈，大发激烈言论，主张逮捕段芝泉，严惩某某等等。我父亲则问曹仲珊：「此位发言者为谁？」曹则愕然而答曰：「这是我部下师长吴佩孚，你不认识吗！？」我父亲说：「今日之会，是我等高级层的会商，你未曾告诉我，师长们可以出席，否则我的师长，还有好几个哪！」曹则令吴佩孚退去。

后来在北京曾开过一个三巡阅使会议，当时我父亲是东三省巡阅使，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王占元是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直皖之战，取观望的态度，彼时直方有以吴佩孚代王之风传。某一夤夜，在顺承王府我们的家中，曹仲珊同我父亲二人闲谈，彼时我曾侍立在旁。这个时候我家已同曹家联婚，我父亲称曹为三哥。我父亲对曹说：「三哥，迩后北方局面，我二人可左右之，不可再弄战争，大家好好的练兵，把地方好好的治理，使老百姓过点太平日子。王子春（占元）彼即 (按：既)应邀来京，我们应该以诚相待，使他安心在湖北为对南方的屏障，你切不可轻听部下的怂恿，再拨弄是非。」曹则微微点首承诺。我父亲则正颜厉色，对曹言曰：「三哥你如口是心非，假如你有对王子春不起，你可小心，到那时我可会对你不起，你可不能说我不讲信义。」当时我在旁，听他二人之谈话，我对我父亲的豪爽态度，深为崇敬.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其随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收复外蒙之志未遂

缘外蒙取消独立之后，由褚其祥旅驻防库伦，民国十年，褚军被白俄恩琴所袭溃，白俄军遂占领库伦据有外蒙。而当时之苏俄屡宣言，如中国不将恩琴驱除，苏俄势将派军征讨。大总统徐东海（按：世昌）徵询我父亲意见，我父亲甚为兴奋，愿立功边疆，为国家收复失地，以遏外患。我父亲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组征蒙军。一路由张景惠率领集中于张家口，经滂江向叨林进军。主力则由我父亲自己亲领，集中于海拉尔，然后转向克鲁伦、车臣汗进军。彼时我的第三混成旅先头部队，由郭松龄率领，经铁路输送，已陆续抵达札赉诺尔矣。

正当此时，湖北王占元之第二师发生哗变，直派趁势驱逐王占元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我父亲闻之大为气忿，怒曹锟趁东北军征蒙外调，而失信排挤王子春，夺取地盘。决心停止征蒙之师，调军回转，向关内集中。以张景惠为西路军指挥奉军第一师、邹芬师、第二混成旅及第九混成旅。我父亲自兼东路军，共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张作相指挥廿七师、廿八师之一旅及第六混成旅；第二梯队为我指挥第三、第四及第八三个混成旅；第三梯队为李景林指挥第一及第七两个混成旅。骑兵司令为许兰洲。继为吴佩孚通电反对梁士诒内阁，战事爆发。东北军战败，张景惠被俘，遂退至秦皇岛附近，拒守山海关。仅馀我及李景林两部，小加整补，再度在榆关附近激战，大挫直军，最后媾和，退至山海关外。此即称之第一次奉直战争也。

回顾这一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地盘，而东北军之征蒙事遂，彼时将库伦收回，安有今日之外蒙伪共和国乎！同时我父亲眼光已向外注视，（那个时候奉天省库存约有三、四千万，此乃奉天省长王岷源理财之功绩也），甚想经营外蒙，如此志愿实现，当然不可能再参预内乱。后之研究民国史者，请勿忽略此一件大事也！

三角同盟以及第二次奉直战争

　　奉军退出关外，我父亲被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整军经武，创设航空处，兴建兵工厂，改善军事教育，训练青年干部，派遣东西洋留学生。迨至曹锟贿选，同 总理中山先生及皖系之浙江督军卢子嘉结为三角同盟，反对曹之贿选政府。总理曾派伍朝枢，汪精卫，李石曾先后来过沈阳。我父亲曾以经济力量协助总理回粤。迨至江苏之齐变元突向浙江进兵，卢子嘉向总理及我父亲呼吁求援。彼时东北之整军计划，尚未完成。我父亲召开会议，我们都说“军备整理尚未如计划完成。”我父亲力主即刻行动，向关内进攻。他的理由是：一则援助浙江，配合广东，不失信盟言；二则如待直系在全国得手，而东北孤立，虽军备完成，亦无用武之地。如他日之败，则不如今日之冒险，败则全信义，力言我已坚定决心，成败不计，汝等为我计划准备行动可也。我等再三请问说：“你老既下决心，我等即当遵命计划矣！”我父亲答曰：“然，军贵神速，一切越快越妙。”我等彼此面面相觑，抢然退下。因为皆知实无胜利之把握。当时之东北军全力动员只七万人，而曹吴对东北用兵，我等预计他可以调动廿万人以上。到后来确证实，直军到战场上的兵力，共计廿一万余人，正是我军之三倍。而我方还是要采取攻势。我们虽无胜利把握，但大家是一条心，愿以死赴之。古人云：“两军作战，哀者胜也。”当吴佩孚到北京寓于四照堂，“举趾高”之气概，可相对照。当我们出发时，到我父亲前齐集请训后，都含泪而别。因为不知此一去还是否再能相见。但皆同下决心，誓死一战。（我将在他日另述我同姜登选，杨宇霆，郭松龄，翰麟春，张宗昌，李景林等诸人之轶事。）

同　总理会见于天津

　　迨至曹，吴战败，我父亲同冯焕章（玉祥）联名欢迎　总理北上，共商国事。我父亲同　总理在天津初次会面，相见甚欢。先是我父亲到张园拜访　总理，二人密谈甚久。尔后，　总理到曹家花园答拜我父亲，二人又密谈时间甚长。所谈何事，我等则不知也。事后我曾探寻我父亲对　总理之感想。我父亲对我说： “大家都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他一点也不大炮，此人确实与众不同。”言之深为钦佩。不幸，　总理就是在拜访我父亲那次，感受风寒，致一病不起。　总理之对于我父亲，我父亲之对于　总理，互相尊重。凡涉东北问题，对内对外，　总理皆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归。对于国家问题，我父亲认为应当征询　总理意见。所以战事方束，立即敦请　总理北上，相见之下，尤为欢恰。言念及此，我心里想，假如　总理不死，我父亲能同协作，中华民国史当另辟一页，亦未可知？因而止笔三叹焉。

同冯玉祥的合作以至冲突

　　我父亲同冯焕章（玉祥）的合作，以及后来为什么同他又打了起来？这件事不但我都亲自参加过，最初同冯之结合，可以说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也使我在冯勾结郭松龄倒戈之后，立志非将冯玉祥打垮不可。因为当初我促成冯与东北合作，而他反来勾结我之部将倒戈。

　　缘由民国十二年时，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美国人）到沈阳演讲，同我谈到当时所谓之“基督将军”冯玉祥跟我之抱负多有相似之处。彼同冯系好友，愿从中给我们彼此介绍。我表同意。尔后冯密派一北京教会牧师刘芳来沈，同我相谈甚恰，互通信使。此乃为同冯焕章最初之关系。迨至第二次奉直战起，我统兵在前线。同冯接洽，我并未亲为参预，系由马翰荣，张树声等相奔走。我父亲拨给冯玉祥回师开拔经费日金七十万元（按：有书记为五十万元），在热河滦平，密为签字。相约我军急攻山海关，冯军立即回师北京（关于冯焕章，我他日将另写专章，此处不拟多谈）。迨至奉直战事结束，我父亲同冯会见于天津，感情甚好。彼此从中挑拨者，大有人在。曾有人向我父亲上条陈，将冯焕章杀之以谢天下，为后之倒戈不义这戒。我父亲说：“曹锟可称一夫，全国人皆鄙弃之，冯则说不上倒戈，更谈不到不义，假如我来杀冯，那才真可称不义哪。”我曾记忆，焦易堂的挑拨举动。焦先告诉东北人士说：“冯之军队已向北仓移动，有袭东北军之阴谋。”以电话通知北京冯方人士说：“冯玉祥在津已被扣留，速集中军队以挽救之。”后来冯同我方坦白开城说穿，双方皆不直焦之为人，其计不售，得免立起冲突。迨至郭松龄倒戈，乃同冯玉祥事先相勾结，当郭向奉天进军同时，而冯之国民军进攻热河以及直鲁。郭松龄变平，我父亲已声言，专一建设东北，不再从事内战。方我受命防守滦河，竭止国民军，临行之时，曾向我父亲问意旨，令我不可渡河，仅为防守，对直鲁军声援而已，我到秦皇岛之不久，忽奉电令，即刻渡河，向天津急进，攻击国民军之后背，应援直鲁军。我深为诧异，同原来出军时之训谕不同，遂用长途电话向我父亲直接请示。我父亲责诘我，如何逗留不进？我遂答以前曾奉不渡河面教。我父亲则云：“目下直鲁军困苦万状，来人向我哀告求援，我不忍坐视不救。如你不愿渡河。我则自来指挥。”限我一星期之内，攻下天津，以解国民军攻山东之围。我奉命后，在敌前强行渡河。击溃了唐之道和郑大章的两个军，我也曾遭受重大损失。迨我军到达开平，国民军则撤出天津，向北京退却矣。

同吴佩孚会见以及就任大元帅

　　郭松龄事变，国民军向直鲁军进攻之时，冯玉祥又驱逐段芝泉执政。前后以黄膺白，贾德耀组阁，摄行政府职权。迨至国民军退至南口，北京已成无政府状态。

　　缘国民军进攻直鲁时，吴子玉（佩孚）在鄂豫收容其残部复起。而张宗昌因山东孤立，遂同吴结合。吴军由河南北上，威胁国民军之后侧背。迨至国民军退出北京，由张宗昌之斡旋，我父亲同吴子玉会见于北京，我乃初次瞻仰领教了这位吴大帅。

　　北京既成无政府状态，吴同我父亲会见之后，吴提出恢复杜锡桂之内阁，暂时摄行政府职权，以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我父亲皆允吴之请求。我得知之后，则十分反对，因杜本曹锟时之内阁，曾下讨伐令者，此岂不是承认了曹之正统呼？但我父亲说既已应允之事，不可食言变更。此事之发生，张宗昌，李景林二人皆有关，我深为气愤。吴子玉在我父亲面前大言夸口，彼负责攻下南口，生擒冯玉祥来献。但迨至南口陷落，吴亦未有一兵一卒到达前线，仅其本人在长辛店呐喊而已。迨至张家口占领以后，我回师北京，因藉王怀庆南苑驻军闹饷之故，将王军包围缴械。王怀庆及杜锡桂皆离京辞职而去，由顾少川（维钧）代理国务总理。北京再成无政府状态。为期不久，自称五省联帅之孙传芳在江南不能立足，率其残部退至江北。有张宗昌，杨宇霆之斡旋（张为孙之同乡，杨为孙之同学），孙亲来天津向我父亲请罪，由彼等计议，举我父亲为大元帅入京执政。此事，我因正统军在京汉线上，未曾参与，但我甚不赞同，我父子之间因之发生不愉快感。我对杨宇霆的恶感，更为加深。

搜查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之元凶

　　民国十六年间据确报，北方共产党的大本营潜藏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我父亲怒苏俄违反中俄和奉苏协定，干涉我内政，藉外交特权，掩护共产党人。遂密遣军警，突然进入东交民巷之苏俄大使馆。此为满清以来，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乃为首次，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搜获甚多苏俄对中国阴谋之文件，惜当时有一部分的文件，正在开始焚烧中，军警虽竭力抢救，但有一些已经烧毁矣，公布之文件乃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皆存于北京宪兵司令部。李大钊等交于北京之地方法院，审讯法办。（按：中国当时无绞刑台，据张氏称借自国外运来北京者，同时张氏称曾拟挽救与李大钊同时被捕之女性免除死刑未果。）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挟求索

　　迨至北伐军渡江北进，日本政府趁机向我父亲要求所谓满蒙五大铁路权益。我父亲盛怒之下，曾对芳泽公使恶言相加。后来日本向山东出兵，向北京政府提出维持关外治安的照会。我父亲曾抗议日本干涉中国之内政。因而自觉日本人之居心险恶，趁机窃取权利，遂决心退出关外，不再继续作战。因之引起日本少壮派之嫉恨，认为不可能为其傀儡，致遭皇姑屯之难。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我父亲本于农历四月十七日（六月四日）拂晓，被炸流血过多，到家之后，不数小时即逝去。临终之时，说了两句话：一云我要走啦！一云不要告诉小六子（小六子那为我的乳名）。当时沈阳情势，十分险恶，日本浪人以及便衣队到处滋事。奉天省长刘海泉值我父亲逝时，彼为奉天政治负责之人，气愤填膺，欲将我父亲被炸逝世之详情，公告天下，以期世人知晓日本之险恶和某夺侵略之事实。当时军事负责人为军署上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臧式毅（臧之为人，沉着谋勇，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惜其未能全晚节，但其有可原之处，世人多不知也，此处不拟多叙）力阻，遂秘不发丧，一切计划布置，统由臧之主持。沈阳得免于难。日人竭力侦询，未能确知我父亲已逝去之事，否则恐九一八之变，当早在当时爆发矣。迨我乔装潜抵沈阳。将奉天黑龙江两省军政大事，皆布置妥当，于六月十九日，公布我父亲之丧。

山海关注：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扣留，逼迫其参与“新政府”。臧坚持数月而不屈服，曾绝食抗议。臧之母亲让人捎去物品，暗藏鸦片，暗示其自杀以全名节。但臧没有自杀，最终还是出任了伪职。臧曾带秘信给张学良，表示若国军反攻，彼愿为内应，可见臧未必是一心为日本服务的。这些人的堕落，张将军应该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我父亲在皇姑屯中日两铁路十字交叉处遇炸。该十字交叉为南满铁路架桥行其上，京奉（北宁）路行其下，南满铁道两侧素为日本铁道守备警戒区域，中国军民从不许在该处逗留，如其被发现，射杀无论。所以该桥梁属于日本警戒，中国人不可能停留之区域。日本方面声称，皇姑屯炸弹为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曾弄死两名中国无辜，置尸于桥下。此真滑天下之大稽，犹如九一八事变，日人诬我军，破坏南满铁道。殊不知南满铁道线上，我国人除可在指定之道口通过外，从来不可以在其铁道附近停留。日本守备队时常射杀中国无知的百姓，此种事实多为东北人所目睹。谁能去埋藏炸弹？谁能去破坏铁道？自然，这两种重大事实，今日不只是我，举国人皆已知其真相，即全世界都已明了矣。我如今顺便提一提，是欲说明日本军人用些无聊小伎俩，欲掩天下之耳目，结果毁人自毁，到最后自食其果，孰谓无报应因果乎？日本军人在南满铁道之桥基上，安装了电泡发火的爆炸物，待我父亲的专车从桥下经过时，引火爆发，将桥梁炸毁，致桥下列车同时被摧毁。这里我说一说，不可思议之事，该列车搭乘人员，约为四，五百名。这一强大的爆炸，桥梁横飞。车厢被炸数节，尔后起火，全列车被焚。在想象中，必致死伤多人。然令人不可思议者，被炸死之人，仅列车中最重要的两位：一为我父亲，一为黑龙江的军政首长吴兴权（俊升），即令用枪射击，恐亦无如此准确，此岂人力所能致之乎？而主持东北前后事变之日本军人，如白川，土肥原，本庄，东条，板垣，河本等等，到后来，或为授首，或不得其死。使你不得不信因果爽然。这里恕我奉劝世人，无论大事小事，千万不要亏心，我们有句俗话：“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扪心自问，上不愧天，俯不诈人，这是最痛快，最舒服的事。你如自己清夜省察，你就会发觉，在你之上有一个主宰，你不可敬畏也！（按：当时张氏尚未信仰基督教。）

　　我写到这里，心情痛苦之余，我愿以超然除去我父子的感情，说一说我对父亲的观感。他老人家有几桩事，使我衷心敬佩，这不是我以儿子的地位来恭维他。反过来，他老人家也用不着我来恭维的。

　对海沙子的决斗，不愿意糜乱地方，涂炭生灵，使我佩服他的慈祥豪侠。

　　只身对抗蓝天尉，维护赵次帅，使我佩服他的忠义胆壮。

　　对外蒙之出兵；对苏联使馆之搜查；对日本要挟之不屈服。使我知他爱国并不后人，敬佩他大义凛然，这里关于他老人家，还有两件事情，我来补述一下。

义释刺客

　　我父亲为盛武将军时，曾被人投掷炸弹，后来将投弹之人捕获，我父亲亲自审讯。问该人为什么要来炸他？该人慷慨答称：

“我是革命党人，反对帝制，你同张勋勾结，图谋复辟，所以我要炸你。”我父亲再问他：“你就是问这个吗？是否有人主使？”该人答言曰：“我堂堂七尺，无人可以指使我，亦无人可以用金钱来买我的命，我是爱护中华民国，不惜性命，要打破你们的复辟美梦。”我父亲答该人说：“那么你是误会了，我同张勋不但是好友亦是亲戚，可是他的复辟思想，我从不苟同。你是误听流言，几乎白送了有用的性命。你是个爱国者，你是个好汉子。我现在已经对你说明，我今放你自由，请你以后详细调查，如我真有复辟事实，你可以在来炸我。”即当堂将该人释放。

视民如伤告天求带

　　每逢农历除夕，我父亲必齐戒礼神。某年的除夕，我父亲令秘书长谈铁隍替他作一篇告天文，大意是“他痛伤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此岂人民之罪乎？或系群魔作崇乎？自恐亦是群魔之一，甘愿先去，否则祈祝上天开恩，降福除灾。如人民有罪，我愿以身代之云云。”请当时之奉天省长莫柳忱（德惠）为证，共同祈祝。此文我未亲见，此事我亦不知，此乃莫柳忱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绝不是这短短篇幅所可能写得完的，也不是我这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象出来的。总之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我不想往下写了。一则我文笔拙劣；二则我是他的不肖儿子。现在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下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具有项羽，陈有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我的生活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我幼年失恃，十一岁生母赵太夫人见背。我父亲对于我甚为疼爱。因为公务纷忙，

把我的教养，委托我的一位家庭教师杨景震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曾当过我父亲的启蒙先

生，我生性顽皮，常戏弄我的老师，我时遭捶苔。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成立已十余

年，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引为这是奇耻大

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

体发夫，受之于父母，不可任意毁伤。”我说： “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你那

一半头发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

子那才是政府的法令哪。”我这位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帝的朝廷，还能会有

多么长久呢？”

　　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大相迳庭，我对于我这位先生自然不会悦服，他在诸生之中，也

是最不喜欢我的。我读书虽然相对聪慧，可是我不好好用功。我自幼就对于时事关心，

喜欢观察人物，我父亲常常宴会中外名人，设宴征妓，高谈阔论，载歌载酒，有时我常

深夜不眠。观听他们的畅叙，钦羡那些人物，我的老师最讨厌我的那些举动。他的教授

方法，除背诵章句外，就是夏楚。我对于这种读书生活，十分厌倦，可是我父亲很信任

我这位冬烘的老教师。我既无生母，无法倾诉我的志愿，于我十六岁那年，因为我的一

篇论文，起了一场风波。这回我的老师可是真发火了，向我父亲辞馆。我父亲一听大怒

，认为我是大逆不道。俗所谓“天地君亲师”，对我准备痛加责罚。我自己亦决定承受

夏楚，待我父亲息怒，我要痛切陈述，我个人读书之志愿，解决我这个苦恼私塾生活。

　　我父亲先去办公室再批阅公牍时怒形于色。秘书长袁洁珊（金凯）问我父亲为何如

此盛怒？我父亲告诉他说我不听教训，违抗先生。袁给我父亲讲述一段年羹绕的故事。

我父亲怒气稍息，袁又问他们师生是为什么呢？我父亲这才研询，是为了作文事而起。

袁乃说：“学生作文反抗老师，我们是应该看，他写的是些什么文章。”我父亲把我的

作文薄索去，在秘书厅大家阅看那一篇论文。老师的课题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

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 “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

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

事实，声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

老朽昏庸作崇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昧于不

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

亲讲：“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在教这位学生了，此非学生之过。”于

是我不但免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随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

，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

山海关注：

袁金凯

外链出处

臧式毅

外链出处

　　袁洁珊所推荐的新教师白佩言（永贞）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由其生

活不充裕，可知其持身廉正。他的健康不大好，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

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作人他时加劝诱指

导，他对我有了相当认识。他曾对袁洁珊和我父亲亲谈过 “我（按：指张学良）是不宜

再在书房读书的人了。”因之我父亲对我甚不高兴，曾问我：“你是打算作什么？”我

表示想学医，我父亲时不赞成的。

　　我父亲曾有意把我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方面表示欢迎我入学习院。那时我不愿的

，因为我十分厌恶日本。我自己很想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因为我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同

时我接近的多为英美人士。可是我父亲也未同意，我自己决心渡美留学。私自准备，除

学英文外，补习算学和理化。给我补习的两位先生，都是同我有友谊关系，我自己请求

他们帮忙的。一位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先生（Ｊ．Ｅ．Ｐｌａｔｔ），一

位是奉天测量局局长陈惠生（瑛）先生。这二位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但他们的学识，他

们的人格，我也十分敬佩。他们是我的朋友而兼先生，他们对我十分爱护，对于我的生

活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因素，

　　普赖德是美国朋友会的教徒，他非常的鼓励我到美国去留学。很赞成我自立的观念

（因为我打算不顾我父亲的反对，不用家里的钱，潜行渡美，自助求学），启发我救世

救人的思想。他奖励我，嘉许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可以对社会有重大的贡献。

　　陈惠生是浙江青田人，留学德国习军事，他是赞成我学军事的，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是不想当军人的，他巧妙的促进我走上军人之途。他对我讲：“我不应该使我父亲不

快愉，我应该博得老人家之欢心，然后再谋图达到我的志愿。我的健康不佳，到美国去

也不方便，何不先请求入国内军事学校，不过只是一年的工夫。一则迎合老人家之心理

；二则锻炼锻炼自己的体格。毕业后再求去英美学习军事，老人家一定会乐许的。到外

国之后，再改学什么，那还不是由你吗？并且将来要是打算给社会有所贡献，亦是应当

依藉他老人家的财富和权势，那是容易有成效的。

　　我听从了陈惠生的话，又因白永贞已曾表示过，我不宜在坐在书房读书。我向我父

亲请求报考保定军官学校。确如白所料，我父亲甚为欣悦。立即电请陆军部长段芝贵。

我们同学五人，一齐到京补考（因军校已考试完毕，尚未放榜）。

　　我们考试，这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我们五人到京进谒段部长报道，部长立下手谕给

军学司长，此五人必须皆录取。在考试中，不但把试题先给我们看，就有的连原答案都

一齐交给我们，我们不过一抄写而已。

　　录取之后，分发奉天入伍。在入伍期中，奉天为训练在职军官，重新开办讲武堂。

我父亲亲自兼堂长，熙格民(洽)为教育长，熙格民为陈惠生之好友。我彼时乃从陈惠生

习理，算。他劝我不必远去保定进军校，进奉天讲武堂不是更好吗？他们就近仍可给我

补习，这一下子，他终于把我推进了军队的大门。我原本要想作“唯恐伤人”的医疗事

业，结果一百八十度的转角，变为了“唯恐不伤人”的军人，虽然是陈惠生他从中的促

成，这也是天命也！我可以大胆说一句，这好似把我自己估价太高了，假如不是我走上

军人之途，我父亲后半记的事业，东北的局面，甚至影响了整个华北－－亦许跟过去的

历史不是一个样，这岂不是命也夫！

山海关注：熙洽本人是清朝宗室后人，是溥仪的远房亲室，受日本影响较多，曾在日

本士官学校接受培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长

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治丧，军政大权统由驻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代理省主席和

副司令之职的熙洽掌管。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是熙洽在日本时的教官，而进攻吉林

的恰好是日军多门师团。在日本人大迫通贞的策动下，熙洽公然投敌卖国。21日，暂代

张作相主持省政府的熙洽勾结日军进入吉林市。26日，熙洽在日人操纵下，将吉林省军

政两署合并，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任长官。

　　我认为陈惠生说的有理，向我父亲表示，愿入讲武堂。我父亲甚为高兴，我庶母和

我姊妹们都讥笑我身体如此衰弱，不能够终业。我父亲对我讲，假如我能够有始有终，

毕业出来，许给我高级军官职务，我遂以营长名义进入讲武堂。在第一学期，因为同学

中多系行伍出生的军官，我侥幸履列前茅，这不但使父亲心中欢喜，也引起当时我父亲

高级干部们的重视。

　　早婚

　　我十四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他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

源县经商，我才九岁，她十二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定了婚。他十七岁时，我的岳丈不

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廿一条之后，日本军阀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进占辽源。到处

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

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上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

活。

　　立志之始

　　我年青时，身体不太好，患有肺病，也曾吐过一次血。一因为自己的读书和生活环

境不如意；二因廿一条之后对于国事时报悲观，认为东北人已经走向亡国奴之途径，十

岁那年曾大病数月不起。经我父亲的军医王少源（宗承）处长医治，他这个人给我一生

前途的影响不小。他不但以治疗我的身体，他也医治了我的心灵。王少源是一位诚笃的

基督徒，他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的会长，他看明白了我心中的忧闷，劝我可以

到外面走动走动，散一散心，不要一天尽在床上看小说。我的答复是：国家前途无望，

活着将来也是给人家作奴隶，不过是朝鲜人第二而已。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张演讲入场卷

，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前途之希望”，演讲人是天津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地点是青年

会。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伯苓是谁，可是这个演讲的题目使我动心，因为我心目中认为中

国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我心中想这个张伯苓他能讲出什么希望来？我倒时感觉兴趣的，

所以我就去听他的演讲，这是我初次踏进基督教青年会之门。在演讲时，张伯苓曾

问中国前途是什么，他自己大声答曰：“中国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前途的希望，是

有我！”他说到这里停了停，我的情绪十分紧张，我几乎要站起来质问他，你是什么东

西？敢如此狂言。

　　中国前途希望是你？这是因为我初次在那里演讲，人地生疏，未敢乱动，可是我的

心气澎湃不已。张先生再接下去讲，大家对于国家失望悲观，自暴自弃，你也认为没办

法，我也认为没办法。大家都座视着没办法，那么，中国岂不是真完了吗！如果大家都

奋勉图强。自己勉励自己，牺牲一切，为国家为大众服务，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到自

己的肩上。自己坚定信念，中国的前途就是我。中国亡不了－－有我。你也如此，我也

如此，万众一心，哪怕中国不强哪！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谁也不想牺牲努力

，认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强国的光荣，国

家他自己会强吗？那是要人去工作，若是我们多数人，自暴自弃，都想坐享其成，那才

真是会招来亡国之祸。也就是今日国家不强之原因也。愿大家从今日起，决心立志，说

中国不强有我！这一番的演讲，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演讲之后，王少源给我介绍认识了

青年会的总干事普赖德，由普介绍我去同张伯苓先生个人去谈话。张先生问我：“对于

他的演讲有什么感想，于是乎我坦白的说明了我前后的心情。他大大鼓励我，是个有为

的青年，切不可自暴自弃。说我可以改善中国前途的，劝我奋勉努力。

　　尔后我同普赖德结为好友，青年会成为我常常出入游玩之所，凡有名人演讲，风雨

无阻，我必去聆听。白永贞先生从不干涉我。而普先生必介绍跟演讲者个人谈一谈，中

国的名人如余日章，程静一，晏阳初，顾子仁；西洋人如穆德，艾迪，朴克门，劳滨逊

诸先生，我皆亲临过教益。尤以余日章，张伯苓二位给我的教诲甚多。余日章曾同我有

过一夕之谈，是我永生不忘。我现在写在这里，一则算我纪念余先生；二则我要把他的

明教垂诸后人。他告诫我：”一不要作伪，伪来伪去，最后伪到你自己头上；而要遵从

舆论，不要假造舆论；三要牺牲自己，为大众解决痛苦，不要为解决自身的痛苦，而来

牺牲大众。”余日章先生后来为九一八问题，到美国去奔走呼吁，因为疲劳兴奋，在白

宫同美国大总统会谈席间，脑溢血病发，死于美国。张伯苓先生给我说：“中国人只是

顾面子，而不要脸。只是要虚伪的金子牌匾，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则不知羞

耻。我们必须自勉把他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又讲过说：“中国社会的习惯

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

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任凭那坏人在台上唱戏。”张先生就是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

，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我每一想起这二位先生，使我心向不

已。

山海关注：南开先贤――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

大学校长，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张伯苓面对蒋介石去台的邀请，和周恩来留

下的请求，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张伯苓应该是没有受到什么运动冲击的，张学良得到的

是错误的信息。

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曾经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五四运动期间

，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当局逮捕。出狱后，张伯苓即想法资助周恩

来出国。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想让张伯苓去西安劝告他的这两位学生。

余日章:　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是蒋介石、宋美龄宗教婚礼的主婚

人。主张改良主义，提出“人格救国论”，认为，只有信奉基督，修身齐家，才能富强

国家。

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地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

，影响不小，我当时对于青年会建筑会所的募捐，我个人曾慕得七万余元，创青年会在

中国募捐的最高数字。因为这一宗事，和综错着诸位中外人士过去给我的鼓励，教诲，

启发我一个信念－－我是可以作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的能力过人，是我的

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达到，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

。我为什么不评藉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是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生活，

投身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山海关注：

张学良成长日本的势力范围奉天，从小的文化熏陶却完全是受英，美的影响，甚至“对

中国礼教，殊少承受”，这不能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力量。张氏执政后的幕僚王卓然

，掌管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帮他主管东北大学教务的宁恩承，九一八之后影响他思想走

向左倾，后来的中共高官阎宝航，都是他通过青年会结识的朋友。

（按：在张氏年轻时，与外籍人士来往，洋化之第一步特权，是参加了不许华人入内的

俱乐部。张氏是唯一中国会员，因年极轻，面目姣好，个子小，为洋商误会为娈童，屡

施轻薄。幸为一资深外籍老者所目睹出面干涉之：“你知道他是谁吗？”方解了张氏之

围，这是张氏难以忘怀的一件旧事。而在教会传教活动成为条约保护的条款之下，来华

教士，本身持有专长之学识与素养，结识高层权贵，是传教用心之一。当时蒙张作霖大

元帅礼遇之牧师青年会总管韦鹤礼（Hollis Wilbur），在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与东

北王之子长谈了数小时，不想韦牧师的后人韦幕庭教授，即是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张学良

口述历史及张氏伉俪纪念馆 “毅荻书斋”的支持者。）

军人生活

　穿上军衣就脱不下来了

　　我十九岁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在学期间,深得教育长熙格民及本班战术教官郭茂宸（松龄）的赏识。尤以郭氏，我二人由师生关系，进而结为密友。他对我时加游说劝导说：东北军事，旧式腐败，应加改革；我既然有志救国，应当立志先救东北；能使东北军事改革，军力加强，对内对外均有重大意义；我父亲既已应允给我军事职务，我应当振起精神，一心一意，作个真正军人，从事改善我父亲的军队，这比什么事业都重大；而且我比任何人机会都好，也比任何人都容易作得成功的。陈惠生同郭茂宸本系旧友，从中力赞其说。我本人已踏入军事之门，在学习上得有相当的成绩，兴趣自然提高。又内得家人外受师友之鼓励劝诱，因之改变初衷，真的作了军人。不但我的思想逐渐地改变，就连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我本来接近的多系教会人士，我已几乎成了基督教徒，自从入军校以后，接近的多是军人，渐渐的鲁莽放荡。在学期间，我即升任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这是由于张辅枕（作相）的提掖。

　　张辅枕为我父亲最重要的干部之一，可称左右手。彼乃是锦西人，与我们同姓不同宗，跟我父亲的名字巧合，也有个作字，使人误会他是我们一家。彼为人诚厚，能力虽然不太高，可是他的忠义，在今世为我仅见之一人。尔后在它章中，我另有述及。

　　他之对于我的提掖，是有计划的。当时他是东三省巡阅使总参谋长兼第三旅旅长，后来他升任第廿七师师长，他不辞第三旅旅长，任我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先嘱我推荐一位第三旅的参谋长，我推荐了郭松龄。尔后军中重大事件以及人事等问题，彼皆嘱郭向我商议。迨至我充任团长一年以后，彼乃令我代理彼之旅长事宜，后来他辞去旅长兼职，保荐由我升任。我之步步升迁，多由彼之推荐。到民国十三年，彼升任吉林督军，我则继任彼之廿七师师长之职。

　　我毕业以后，就任团长，只廿岁，人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黄嘴伢子团长”。当时我属下的一个营长，他本来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位老号兵。我童年时代，他时常背抱提携一块玩耍。现在我成了他的团长，我方新任军官，庄严自重。他对我是相当的爱护，可是他时常把我看作小孩子，有时使我非常的难堪。到后来我是一直受着这种情形的束缚。这些个老前辈们，多系看着我长大成人，对于我幼小时抚慰戏耍，既长也提携爱护。使我对于他们，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他们多系守旧，顽固，腐败，一向为东北改革上之障碍。当我负东北政治上责任之时，就是在地方行政上，也深受到这种影响的苦痛。

　派赴吉林剿匪

　　吉林土匪猖獗，曾袭破晖春，杀死日本外交副领事，惹起外交问题。吉林省军不能制，当时吉林督军鲍霆九（贵卿）请求我父亲支援。民国九年冬我被派率第三旅赴吉剿匪，进驻于一面坡附近，兼哈沈路护路事宜。我到那里剿抚并施，曾剿灭袭破晖春之大股土匪“占中华”等二千余人；收抚江东一股一千余人。改编为“山林警备队”，由我兼代总队长。

　　这一次调吉剿匪，在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和变迁。我不但结交了好些各色的朋友，也学会了嫖赌烟酒等坏习气。统帅那种土匪军队，跟那些绿林兄弟厮糜接触，使我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个角落。（按：张氏对绿林豪强狂行捍举，每每深表同情。当年张氏带兵剿得一匪，执行枪毙之前，该犯要求先系好鞋带，为往九泉之路上好走路。后此事渲染为削足断趾。）

　赴日观操

　　民国十年日本秋季机动大演习，邀请参观，我奉派渡日观操。我虽然只是参观团员之一，而是受到日方的特殊优待。大演习终了之后，我们参观了日本陆，海，空，兵工等等军事设施和军事教育，以及实业，文化，古迹名胜等等。除进谒当时摄政的皇太子－－如今之“昭和”及皇太后，摄政会赐宴外，我单独地进见过陆军重镇萨派的上原元帅，常派的田中大将，以及皇室等人黎本宫殿下。临行时日政府赠授我二等瑞宝勋章。虽然仅短短的一个多月工夫，走马看花的游览，可是，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用心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人如果不甘愿作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

　　当时日方曾表示欢迎我进日本陆军大学肄业，并许以特殊待遇的方便。我已确定踏上军事之途，十分崇拜日本军事的教育，因而接纳日方之意见，归而商议我父亲，已蒙允准，后因征蒙军事，继之奉直战争而未果。

　　（按：日本对张学良之用心，其一以误认张学良为昭和太子，而奏太子乐以迎张氏，使张氏陶然。其二，向张氏威示军备与武器，使张将军骨惊心折，震慑至老不忘。观操之间，本庄繁陪张学良等进谒神社，坚请按日本礼节行礼。张学良不愉，适经一朝鲜祠，张氏进去即行大礼，使本庄繁无可奈何，只得依样跪地磕头。张氏青年气盛，呈一时之快，使后来本庄繁对张氏倚老卖老的态度，更加专横。）

　山海关注：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第一次奉直战争

　　第一次奉直战起，我被任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指挥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旅。彼时奉军编制甚小，又因空额及留守等杂役，这三个旅实到战场上的共计不过五千余人。

　　在战斗正酣之际，我梯队奉命退却，我左右翼的友军已溃散，幸当时我的当面之敌，正被我击退，所以我之梯队需渡过七道河川，虽在困难之中，得全师引退。达到山海关后，稍加整训，再度同敌激战，得以谒敌。尔后奉直谋和。

　　此役也，我在奉军中博得声望。在事实上：冲锋陷阵，率军引退，皆为郭茂宸之功；运筹帷幄，多为韩芳宸（麟春）之谋；我不过承受其名而已。

　　这一次的战事，给我在军事问题上，得到好多的教训：

　　（一）古人云：“佳兵不详”。假如没有作战决心，切不可耀武。我父亲本无对直作战之决心，只不过进军直境，把兵陈列起来，对曹仲珊给以威胁，使其就范。当我的梯队向指定地信安镇集中，路经天津，当时直隶省长为曹昆之四弟曹锐，亲曾令我亲向曹锐进谒问安。并禁令我军不得稍干直隶地方的行政。迨我军已集中完毕，而直军尚未集中，我则立主即向保定挺进。大本营令我不得越雷池一步，人不犯我，不许犯人。坐失良机。

　　（二）没有指挥能力之军官，切不可因其地位名望而使其担负方面的主将。彼时我父亲的两位左右手－－张景惠，张作相，彼二人的忠诚皆可称道，但对于大军阵地战，则无经验素养，只是选择有军事智慧的参谋长，希以补助。但是到了那军事变化紧急关头，间不容发之际，还得要主将独断和决心，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三）作战是要有冒险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绝没有先具有十分把握的战争。咬紧

牙关，争取最后的五分钟。譬如摔跤，我虽困顿喘息，须知对方亦是精疲力竭，切不可自绥，再鼓余勇，胜利即属我矣，这一次的失败，并非皆由于战斗的失败，多由于指挥官们缺乏作战的经验，不能坚忍。

　　（四）在前线的指挥官，切不可兼职。此一役，多为兼职，譬如我吧，是以旅长兼任梯队长，而旅的指挥无人，以中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致指挥统帅和指挥的威信都发生动摇。

　　（五）编制要大，师旅三三制，我认为最合宜。该时到达战场上的兵员太少。旅以两团制，对于预备队的以及旅长本身指挥的等等都发生有不方便的问题。

　担负整理军队之责

　　迨军队退回奉天，大加整理。我经由众袍泽之推荐，奉命为整理处参谋长兼讲武堂监督以及教导队队长等等之职，实负军队教育整理之责。我将作战不力之军队改编，重新改善讲武堂，聘请优秀的教官，创设军士教导队，着重于基层干部之训练。成立航空学校，编制航空队，致东北军事面目一新。

　　我彼时血气方刚，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体认，致使古参前辈对我有不满之感。我之得掌握军权，实由于彼等之共同推荐，殊不知我对于前辈亲友故旧，豪无情面，因之，东北军中有新旧之称。

第二次奉直战争

　　战起，我被任为第三方面军的军团长，担任进攻山海关的任务。姜登选被认为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为指挥方便，合组三，四方面联合军团。苦战月余，最后大获全胜。前后击溃敌军共计约八个师和五个混成旅，夺获步枪四万余支，炮一百余门，俘虏三万余人。彼时我的联合军团兵力共约三万五千人，敌之总兵力比我军高于两倍以上。

　　概举此役胜利有关敌我之原因：吴佩孚实非大将之才，徒任妄大言，而不深明战略战术，又不能善用人才。山海关直军之败，实非败于兵力，直军兵力不但倍余我，其士兵战斗力亦甚坚强。由于交通运输繁乱，直军虽有京奉铁路及海运之便，但运用不灵，没有指挥系统，运输军队的车辆拥挤堵赛，给养补充缺乏，援军不能按预定到达，致军队逐次使用，被我军各个击破。彼总兵力虽厚于我，但每一度的会战，我皆为优势。吴佩孚只知严令山海关的直军，死守待援，而增援的军队，不能按时到达，亦不知集结使用，每次的援军，逐次加入战场，皆被我军各个击破。迨至我军攻入九门口向秦皇岛迂回之时，我山海关正面甚为薄弱，彼不知利用时机，出击反攻，亦不知往后集结，仍死守待援，坐以待毙。我军达至南戴河秦皇岛之线，将直军迫至海滨狭窄地区而歼灭之。所谓历史上的北洋练军之精华，被吴子玉将军此一役断送丧尽矣。

　患难易共安乐难

　　我军以少数的兵力战败数倍于我军的直军后，各将领多趾高气扬。而张宗昌，李景林大肆扩充：张以一旅扩为三个师；李以一师扩为四个师。更夺取地盘！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我的三四方面军团，须受我父亲直接约束，我同郭松龄既丢地盘，而军队亦未大加扩充。军官们自郭松龄以下，多认为战胜之功，多属于三四方面军团，损失太大，而他人坐收其成，遂致愤愤不平。我已察之此种情绪，殷切焦虑，曾对我父亲陈说献策，惜我不善于说词，被我父亲申斥为是我怀有地盘野心，而不知约束部下。

　　迨至杨宇霆在江苏失败，所统帅南下之邢士廉，丁喜真两个师，悉被缴械，杨宇霆只身逃回，大家哗然。彼时我在沈阳代理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务，在关内的军队全权交与郭松龄统率，而命令皆以我两人的名义行之。迨郭松龄变起，所有他的通电，宣言，命令等等，皆由我的名义领衔。当时我之处境，十分困苦，东北老辈军人，不但振词攻击，有人疑我同郭互相表里。就是我之部署亦多不明真相，曾发生些莫名其妙的事，令人啼笑皆非。我除少数干部外，所有我的直系部属尽在关内，统归郭之掌握。我因责任关系，必须肃清叛变，因京奉铁路中断，我由葫芦岛拟由秦皇岛登陆，向部下说明真相，期彼等脱离郭之掌握。正在海程途中，忽接沈阳来电，我当时所受的刺激，几乎蹈海。电文大意，“倾接郭松龄等通电拥举贵官为东北军政首长，余等准备引退，请即归来交替，云云。”下款是我父亲和奉天省长王永江的署名。我睹此电，难过的心情，如今无法可以形容，痛哭一场，被同行者鲍文樾，朱光沐等竭力劝解。

　　迨至郭变平后，我心灰意冷，消极万分，避至汤岗子，通电引咎辞职，并请惩处。同演等多为慰留。我父亲将我叫回，痛为责骂，言国民军蹑郭军之后，除攻直鲁热外，已向滦河进军，三四方面军团的残破军队，待我收拾，责令即刻负责收容整理，不可玩弄官样文章。我则归返新民县，收容整编，抚恤两军死伤。改编完后，即奉令率此在十天以前，曾与我对战之官兵，入关屯军于滦河左岸，防谒东进之国民军。

　纪律破坏重大的损失

　　我说指挥的东北军三，四方面军团之部队，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后，纪律严肃，为东北军之冠，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曾奉命率军至上海滩维持治安，纪律修整，为当时中外人士所共许。迨至郭松龄变起，军队随郭叛变，旋又叛郭反正，原皆我之部属，分离为东西敌我，人事纷纭，原有之建制，尽为破坏，长官部下，多有颠倒。变后我受命收容改编，未足旬日，即奉命率此残破军队，入关防敌。我本拟屯军滦上，加以整训，不意，忽奉命向京津进军，则无暇顾及矣。又因郭变之后，东北币值毛荒，薪饷低落，同直鲁军共处之下，彼等皆发实币，我军士气大受影响。我不得不勉为设法补救之，战事连续不停，致纪律问题直转而下。如今言之，我心仍痛惜不已。

　不断的战争

　　我驻守秦皇岛，奉令渡河进攻，击破唐之道，郑大章各军，同张宗昌之直鲁联军会师于天津。继之会攻北京，转军京绥线上，攻下南口。援助山西，解大同之围。迨收复绥远之后，又转军于京汉线上，进取河南。我顺利地渡过漳河，进驻于卫辉。靳云鹏，高汝桐扼守黄河南岸，拒抗我军，我艰苦在敌前渡河，进至荣泽，不幸我第十军由于长官昏庸，溃败于中牟。我已半渡，不能撤守，决心急攻郑县。以期救第十军。令该军反攻，而该军擅自退向东明。于是我军团在郑县陷于三面被围，背后迫于黄河，苦战经旬，几乎被歼。幸为一名士兵的英勇，将敌人的总指挥的指挥列车击毁，致高汝桐及其参谋长全部人员毙命，俘获其列车及尸体。我见良机，即令各战线，猛烈反攻，敌人崩溃，俘获其军长马文远，师长刘培绪等人。我本已困苦万分，否极泰来，反败为胜。假如该役，不坚定支持，动摇北退，交通只黄河一线铁桥，其结果必致不可收拾。为军人者，至之死地而后生，非虚语也。曾文正公曾说：“三分在人，七分在天。”此一役的事实经过给我的感觉是： “九分再天”，人哪只有一分而已。所以万般只尽人事，听天命，不可违心强求。有决死之心未必死。我常见怕死的军人，结果反是不名誉而死。既已投身为军人者，只问义之所在，把生死须致之度外，否则最好不充军人。

　　郑县会战之后，得唐生智，贺龙之约，互不相攻，我军亦正需休息。后来因为援救田维勤的军队在绥平等处之被围，战事再起。相继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八军对战，尤以许昌一役最为激烈。（我于出国在伦敦中国使馆，郭公使曾与我同张向华（张发奎）介绍。张向华说：“我二人虽未曾谋面，但互相早已有过认识。彼此抢然对笑。）尔后冯焕章出潼关，白健生（白崇禧）军由陇海线西进，我又遭三面被围之形势，我不得不退出郑县，撤至黄河北岸。我临行之处置，派田维勤维持郑县一带治安，以待国民革命军之到来。亲笔写了一封长信，交当时的陇海路督办章牯转交到来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书中大意说明：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粮食，我们同系中国人，假如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他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我们的罪孽。我有些重伤患的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请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恐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我遂撤退至河北磁县，再同冯焕章军激战于安阳。韩陵山一役，我已将韩复渠军击败，正拟追进之际，接获大本营电令，因晋军有出娘子关之行动，训令我军速撤退越过正定之线，以保安全。我遂退至保定。

　　迨至晋军发动攻势，我已稳住脚步。晋军之作战计划，甚为良好。惜其将领，有之未能达成任务，有之未能运用灵活，至遭失败。战斗开始，晋军第三路出师：一路出雁门关攻京绥线，与我方张作相军团相持于广灵之线上；另一路出紫荆关袭我后方，此一支军队，给我方致命的打击，晋军李服膺师已达门头沟，当时的大本营所在地之北京，甚为空虚，由京师宪兵开往抵御，方一接触，李自动退回。晋军傅作义师突然出现于涿县，威胁我之背后，切断我军团之联络线，惜其到迟，即入涿县城闭门固守，我急由前线调回第八军将其包围于城内，迫其投诚。假如其时傅军在涿县附近竭力活跃，或袭保定，或破坏京汉铁路，其结果不堪设想矣。

　　方晋军出娘子关向保定进攻之初，我军团密令第十九军潜道安国，袭取定县。待该军抵达定县，未遇抵抗，已达成任务，然确知系军团被迫退却，晋军已迫近保定矣。该军长戢翼翘，副军长何驻国，判断我军团情况危急，不待请命，独断决心，立即切断京汉线，袭击晋军背后，进攻石家庄，迫晋军向龙泉关山地退去，使整个发生重大的转变，转危为安。

　　此一役也，重大地教训了统兵的将领，需要有独断精神，敢负责任。傅宜生（作义）虽较李服膺为强，能达到指定的任务，使我军团抽回一个军，未能努力追击，消极地保全了晋军主力得退回山西。但如果傅宜生敢独断专行，不固守成命，在涿县平原游击活动，立即向北京或保定袭击，当时我军团正在危难之际，实不易应付。而戢劲成（翼翘），何柱国，当机立断，因战况瞬息万变，不待请示之复命，立即行动，该军到达定县之后，而任务已经完成。能体会整个军团治安危，不计一己之利害，超出受命范围之外，敢负起责任，独断专行，此城可垂为良好之战例。

　撤出北京退回关外

　　迨至日本军队在青岛登陆，占据胶济路，发生济南事变，我大本营决心终止战事，放弃北京，撤军返回东北。命令我军团退至滦河左岸。因国民革命军尚未到来，北京为文化及外交重地，恐发生治安问题，遂留鲍硫麟旅协助警察维持北京秩序，待国民革命军到达交替后，再为退出。尔后不幸，鲍旅被冯玉祥不讲信义，欺骗缴械，使北京商民永留一不愉的怀念。

　厌弃内战

　　我初为军人，存学剑一试之心，经过连年内战，身经目睹，感慨多深，使我心情上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无目的的互相厮杀，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双方所牺牲者，多为英俊有为之士，自相残伤，实深痛心。

　　（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挑拨待机，某夺权利，我曾为南京，济南事件，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全国放弃阋墙之争，一致团结对外。

　　（三）因军事之破坏，殊少建设，大伤国家元气。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沉思反问，这是何人之过失？时而疚心如焚。

　　（四）死伤官兵，虽有抚恤，皆无完整妥善的处理，尤以失败的军队，伤患官兵，时流为街头乞讨，虽系敌人，但皆属同胞，同系中国军人，触目伤情，不能自抑。更进一思维，此种无畏死伤英勇壮士，是何为乎？

　　（五）物力人力，如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使那些英勇军人，为国牺牲，忠魂可慰，而况外患频仍。我们何苦自相削弱，为仇者所快乎？

　　基于上述种种的心情，我遂立下决心，不再从事内战，致力团结统一，建设地方，促进民主，竭力图强，以御外侮。

方面重任

　担负起力不胜任的重责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疾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不但穿上了军衣就脱不下来了，而地位一天比一天高，责任一天比一天重，这可以说是朽木来冲栋梁，我真是负担不起。

　　当我父亲遇难，我方廿八岁。我从无思求地盘之心，所以素无有从事政治上活动之准备。东北军政大事，继我父亲之后，顺理成章，应由张辅枕（作相）担任。当我父亲丧事公表之后，东北各界会议推举负责人选，众议有拟推举我的倾向，我则力主由张辅枕出任，我仅可担负一部分责任。张辅枕坚辞，而其言辞沉痛，忠诚感人。彼言大意是：“我不必对彼的关系有所顾虑。彼诚然是我父亲的当然承继者，如我父亲善始善终，彼绝不辞于承受，但我父亲如此之遭难，彼决心事我如尊我父。如今大家多愿我出任，正合彼之心愿，彼以过去是我的长官，以及在私情上是我的长辈地位，令我不应辞退，必须接受。尔后在公事上，彼一切绝对服从。在私情上，如我不好好做事，彼可退至私室，对我可耳提面命，甚至可加夏楚，有所不顾。”使我感痛泣下，众人亦多为激动。如此的就把这重大的担负加诸我之身上。我有下列种种，真是不堪胜任：

　　．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子恩情，本就异于常人，而我父亲如此的遭难，我内心中之痛苦，不问可知。

　　．毫无准备：　我父亲在时，我素未存有政治野心，自念年纪尚轻，所以不愿与文人政客过于接近，亦未曾留意政治人才之储备，突负方面大任，对于人事问题，多感棘手。

　　．外患内忧：　外有日寇之压迫，内伏反侧之隐忧。自念受地方父老之付托，故旧之期许，不敢冒昧从事，忍辱负重，茹苦含辛。

　　．经济困难：　奉天库存，本有盈余，连年战争，军费浩大，致省库空虚，通货膨胀。迨至我父亲遇难，人心惶惶，钱轻毛荒，日以倍落。而军费开支，原为数省之担负，今皆归于奉天一省，收支相差，几乎一与十之比。

　　．身体衰弱：　我早在郑县驻军期间，曾患有胃病和失眠症，系由于心绪不加和水土不服的关系。正在战争期间，不但不能休养，因战况紧张，仍须应付困难的任务，不得不以鸦片刺激，因而养成不良的习惯，迨至归返奉天，决心戒除，不幸误引庸医，施以“巴比拿尔”（Pavmel）一种麻醉剂，因当时日夜焦劳，职务繁忙，不但未能减戒，而日益加深，可谓饮鸠止渴，然而无药力支持，则又不能办事矣。

　顺服中央助成统一

　　我归返奉天不久，正值当时之国民政府主席，　蒋公介石与阎百川（锡山），冯焕章（玉祥），李德邻（宗仁）四总司令会议于北平，我派王维宙（树翰）为代表赴北平进见，陈述服顺中央之志愿。会谈席间，冯玉祥对王说：“东北军军备甚丰，须缴出步枪若干万枝，炮若干百门，尔后方能谈到投降的问题。”王维宙徐徐答称：“我本文人，对于军事内容不甚知晓，不过听说，像冯先生所索要那个数目的武器，可能是有的。但车辆缺乏，交通现在不大方便，运送如许多的东西，有点困难，还是请冯先生自己到关外去取吧。”王维宙即拟返回奉天，夜间　蒋主席单独约王谈话。对王说：“你不要听冯焕章的那一套无谓的言词，政府大计，是由我负责主持，不必归去，我们要从长计议。”遂派何雪竹，张岳军（群）同王商讨。蒋主席曾派何雪竹，张岳军，吴铁城，先后来到沈阳，组成东北政治分会，中央任命我为分会主席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山海关注　《李宗仁回忆录》中如此说：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贻―― 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且已先行离平赴津。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日本人之阻挠

　　藉吊丧之名，日政府及田中首相特派林权助为专使来沈阳。我得到此一通知，深为忧虑，缘林权助乃当年廿一条的主动人之一，为侵华巨蠹，在日本外交和政治上，颇有地位，曾陪同日皇之弟秩父宫周游欧美，此人出马，想非专为吊丧而来，我必须谨慎与之周旋。彼携有日政府高贵的丧礼并有田中亲笔的祭祠。祭吊之后，果如所虑，彼开始向我谈判，申明彼以田中首相的私人代表资格同我相谈，因我在民国十年度日之时与田中曾有一度之往还也。

（按：据日本前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之遗稿》中所记载：张作霖逝世，日本田中首相为了表示哀悼，最初考虑派儿玉秀雄［儿玉源太郎的儿子］伯爵参加葬礼。据张氏称儿玉曾有意与张氏结为秦晋之好，故交谊非浅。但儿玉未接受，乃请林权助担任。林权助于１９０６－１９１６两次为驻中国公使，有名的外交官，且汉学造诣极深，故张氏忧虑者在此。任命之初，其使命只在参加葬礼，只是田中首相私人代表并非政府特使身份。随其同来之佐藤少将是曾长驻奉天，日本有名的中国通，不过是想随时通权应变以左右张学良.关于张学良与林权助之私谊，日后张氏于台湾北投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访问，为向张将军致谢，曾以想以该社别墅，迎张氏伉俪前往度假。张氏告诉笔者唯一想去的地方，是林权助之墓。）

山海关注：

儿玉源太郎

　　（1852---1908）日本山口县人。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军阀中，以善于玩弄权术著称。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任大本营参谋。1898年2月始出任台湾总督，对台湾统治加强。1904年日俄战争时兼任参谋本部次长，后复任台湾总督。1906年，出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筹建委员会委员长。

　　易职原定于七月，在日本的阻挠下未能实现。其实在七月下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久就认为“制止东北易帜已不可能”。但田中义一还是派林权助赴奉，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想要张学良脱离中国本部自成一局。

　　据日本《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记载，田中对林权助所授予的任务内容是：

１．满洲必须由中国本部切断，自成为防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２．日本之支持中国统一，其目的即在于求得满洲可以自由掌握。第三次出兵济南，用意即在此。

　　　３．日本不惜支持牺牲代价以制止南方势力之进出满洲。

　　　４．若张学良能以保境安民为务，则日本可助其裁军及整理财政及一切之必须。

　　林权助提出的问题是：“我不可以贸然地顺从南京政府，我父亲在大元帅时代，有些关于东北问题未解决的悬案，我应当同日方合作，将我父亲遗留所未解决的问题，办理清楚为是。”我答称：“这不是俗所谓父债子还的问题，我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政府似乎无过问的义务。至于关于东北悬案诸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南京政府，凡政府命令应解决之事，我自当照办，日本政府应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林　言：“北京政府我父亲时代之事，恐南京不承认。”我答：“那么你找南京政府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林言曰：“我年轻气浮，出言不加详虑，如我这种态度，恐将于我不利。日政府虽能遵循合法外交手续。东北的问题，自日俄战争起，与日本军方有血缘的关系，恐日本少壮军人，亦不能有所容忍。”我答曰：“林先生这话，有点可议之处。老先生为日本外交宿，政界重镇，贵国为立宪政体，三军大权，操之天皇。老先生认为日本军人，可任意行动乎？假如如林先生之言，那倒不是中国的问题，反成为日本的问题了，我恐怕那也不是日本之福吧？我推想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会谈无结果，只是口舌之辩，现在我仅能记其大略而已。

　　林权助连日再三来访，彼见谈不出结果，遂而改变了话题。劝我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按：《论语，学而》）我父尚未葬，我就认敌为友，归顺国民党，可谓孝乎？”我答曰：“我父亲最后的愿望，退出北京，不再战争，使中国老百姓得以修养，愿中国和平，我今继其愿望，何谓不孝乎？”而况国家重大问题，古人云大义灭亲，我别说未曾为被我父亲救国的遗志，在国家大义上，就是有些违背，我也在所不及。”

　　林权助几番游说献策，既已被我拒绝，在我判断，彼可以休矣。殊不知日方仍不死心，改换方式，双管齐下，想以利害动我。先由军事顾问土肥源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上书与我。土肥源曾上“时事造英雄论”，秦真次的“为王道政体说”，皆系讽我趁势创立满洲独立王国，以建大业。林权助对于汉学有相当的造诣，先曾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来责我，此回引用孟子“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之句，告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依归南京，任免之权，操之于人，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引证前清三藩（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故事以动我。又劝我可仿效武肃王之行事，待机观变。并力言，如我有大志，日本政府能尽力协助之，凡有所求，皆可商讨，必得有田中首相的默许，可全权同我谈判。至此彼已明白表露日本政府之阴谋矣。并言，彼之此行，必须得有结果。我当时的答复大意是：“此事体过于重大，容我详为思考。我仓促接承我父亲的大权，系由东北各界所公举，我不能任意所为，恐少数时日，我不能有具体的答复，对于老先生有虚此行，殊深抱歉。”林则说：“比拟日内即将东返，希望我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不要错失机会。假如自认羽毛未丰，有所顾虑，日方物力人力，皆可为助。

　　林权助在我为他饯别宴会之夜，邀我同他密谈，再嘱我表明态度，彼回国须有正确的复命。我在酒后，闻之心中深为气愤，不能忍耐，遂对林说：“你屡次为我的设想，在私人利害方面，比我自己还考虑的周到。不过有一点，你未曾为我想到。”林闻我言，露出高兴之意，立即问我：“是什么，我未曾为你想到哪？”我沉吟不欲说出，林再三问我，我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是中国人。”林默然片刻，徐徐言曰：“那么，我明天即可回国了。”

　　翌日我亲到林之寓所日本总领事馆为林送行，并表向日政府及田中首相和他来吊丧的谢意。谈话之后，林之随员佐藤少将发言询问我：“听说你要服从南京国民党，改悬青天白日旗，这是什么用意？”我答曰：“我们愿意挂哪种旗，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又何必关心这个呢？”佐藤历色而言曰：“我日本有条约和侨民的关系，对东三省的治安，当然是应该关心的。”我答曰：“我地方治安，你日本依据什么可以关心？”在座间之日本总领事遂即离席，取出译本条约大全类的书，检出一页给我看。乃系日俄战后，日本撤兵中日换文的附件，日本有一函，内容大旨：“日本撤兵之后，在东三省的侨民及权益，对于东三省治安相当的关心，希望中国当局注意维护。”我看完以后，对佐藤及日本之总领事抗言曰：“我今日之来，系为林权助专使送行答谢，并非准备办理交涉，否则我有办理外交的专人，也可以拿出来条约类的书籍几大本，如华盛顿条约，九国公约等等。我非外交专家，我今日之来，你们如此举措，是否符合外交礼貌，有无前例？”我遂向在座之林权助用询问口语：“林老先生为外交届前辈，当可评断。”林权助遂语佐藤及林总领事二人制止之，并语林总领事，此事等，应同张总领事改日再谈。我对林权助表达谢其吊丧，并约我将派专使至日答谢。并请其转达田中兼外相，无论东北政体发生何种变化，我在职之一日，日本在东北的侨民，我当尽力保护，请其安心，并盼双方协力合作。林权助表示谢意。我说这也说不到谢，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权利。林权助返国之后，曾对新闻记者表示，我有不可动摇之性格，难期合作。并发表“家赖家康”之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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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将军晚年对林权助念念不忘，其心态颇堪玩味。

　　“家赖家康”之议论即林权助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东北的局势类似于日本德川家康幕府时期。丰臣秀吉死后，石田三成拥立秀吉之子秀赖为主君，与关东方面的德川家康相抗衡，争夺天下的霸权。1599年秀吉的托孤重臣前田利家病逝，失去了最后制约的德川家康随即开始肆无忌惮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在关原合战中击败石田三成以及其他反对自己的西军诸侯。1615年，行将就木的家康领军围攻大坂城，秀赖兵败自杀，德川幕府时代开始。

主持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在战后接受中国调查的供述中声称：“张作霖被炸死后，有关奉军继承人问题，特务机关情报称，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感情不好，学良对父亲之死并不悲伤，但我个人观察，和特务机关的情报正好相反，我认为张学良想为父亲复仇。关东军参谋部和我均打算以奉军总参议杨宇霆为接班人，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则向村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建言让张学良继承，使张顺利接掌东北大权。另一方面，外务省的林权助为进行杀杨宇霆阴谋而到奉天，说服了张学良。”

　　林权助八月四日到达奉天。在压力之下，八月十日，张学良召开一个会议，会议决定：为避免同日本方面决裂，同南京的和议，暂停三个月。八月十二日，林权助是带着这个结论回东京复命的。

　　十月十日，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委他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任命，这样，南京和东北之间，已经无所谓和议问题了。

　　同时南京政府和日本的关系也有了变化，来自日本的压力逐渐缓和。１１月６日，日本天皇登极大典，张学良派莫德惠访贺。莫德惠会见田中义一时，也曾奉命有意谈及东北易职，此时田中对易职已经采取了默认态度，只提防俄防共。莫则表示，东北决不容赤化，易帜则为遏制苏俄之野心也。

　仇愤填膺几酿大祸

　　我父亲开吊之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艾隆大将拟来吊孝。我因仇愤，闻之冲动万分，欲杀之以祭家父。被张辅枕，王维宙二人秘为劝阻。张以强制词，不准我乱动。王则劝我说：“东北父老，多我有所期望，付托以大任，非有私爱于我也。我虽不计一己之利害，我不能不顾东北父老之遭殃。不可图逞一时之愤，殃害无辜。而况人来行吊祭之礼，我袭杀之，此非丈夫之所为也。成大业者，须能忍辱负重，非逞快之徒，语云：“打落门牙带血吞。”愿我三复斯言。”当艾隆祭毕去后，我行家祭，曾昏倒于父亲的灵柩之前。

　实现易帜

　　我对于日本的理解，认为日本系立宪国家，一切大权操之国家，调动军队，亦须帷幄上奏。假如使日方无由藉口，是不能滥用武力，尤以我父亲死难之事为证，彼时日本野心军人，虽想制造事端，藉故挑衅，而我如不给与机会，彼亦无法。所以我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决不受其利诱威逼，有失国权。至于我个人的荣辱利害，置之度外，而况我还有不共戴天之仇乎。

　　我的腹案是：对外取不合作，消极抵抗，有机会即设法收回已失的权利；对内坚决促成统一，建设地方，休养生息，自力更生，以期富强。当时我对日方，亦存戒慎之心：一必须谨慎从事，使其无由藉口；二处处戒备，使其不能制造事端，藉故挑衅。三严密防范内部反侧之谋者，同日人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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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本大作声称：“炸死张作霖为关东军组织性的意图；河本为掩护司令官而站出来表明自己为主谋。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若奉天发生局部冲突，即强行干预，但满铁沿线因有20万日本人居住着，为防止冲突发生，所以决定暗杀张作霖以搅乱其的指挥系统。”

　　首相田中义一对此事上奏称是“蒋介石军的便衣队搞的”及“有部分日军涉及此事，查明真相后将严重处罚”，但是因为军部立场强烈，河本大佐等仅遭行政处分；对于田中一再的上奏，昭和天皇（裕仁）表示“再也不想见田中了”，最后演至田中内阁总辞。

　　关东军的用心显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乘炸车事件引起东北社会动乱，并趁乱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用武力将东北攫为己有。因此，继皇姑屯事件之后，奉天城内日本侨商会等几处地方也连续发生投弹事件；五日深夜，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不能通车；九日晚，从商埠的一角又传来轰然的爆炸声音，相隔几分钟之后，又传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爆炸声；十日，日军又接连在奉天制造炸弹案；十六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奉天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

　　总之，继皇姑屯炸车之后，奉天城内发生的一系列投弹爆炸事件，都是日本人为制造出兵的口实而蓄意策划的。但天皇批准出兵的「大诎奉敕令」一直未颁布，关东军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未能实现。

　　易帜问题，日方再三阻挠，我虽不理，但不得不慎密从事，防其滋生事端。我思利用新年元旦，商民悬旗机会，突然更换旗帜。在新年前一日，我令被服厂厂长，连夜赶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六千面，如有泄漏，军法从事。元旦拂晓，令沈阳警察所所长，将此六千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分发与沈市商民，立即悬挂。十八年元旦清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飘扬于沈阳全市，日本总领事亲来提出抗议，质问为何事前不通知彼方？我答说：“该悬旗帜，使我的内政问题，我有什么义务，必须告知你方呢？你又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我哪？”林总领事则说：“我前曾在该领事馆，许有协力合作之之诺言，我今片面行动，可谓合作乎？”我说：“所谓协力合作者，是系对日本侨民保护问题，你不能任意曲解引用。”林又言：“敝外务大臣所关心者，系治安问题。”我笑着答曰：“如今国旗已经改换，东北政体已鲜明确定，治安正常，请贵总领事转达贵外务大臣，可以不必关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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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将军此处记忆似乎有误，东北易职是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原定是在元旦，但蒋说今年事今年毕，令其提前三天。于２９日举行的易帜典礼，唯日本政府代表未到。张学良在典礼上作即席演讲，说他是效法“某先进国”“军阀奉还大政于中央”之典故，表明他谋求中国真正的统一，致力国家富强之志。

阻止直鲁军入境：

　　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退至冀东一代，号称廿万，番号十余军。彼时我军防守滦河，张宗昌要求渡河退入东北，我则不允。张责我见危不救，不顾友谊。我答复是，你的无纪律乌乱部队，在平时驻处，百姓皆不堪其苦，而况退败之余乎？此非私人情感互相授受的问题。我受东北父老之托，负责地方，非东北父老有利益于我，是希望我能休养生息，保境安民。如我准你的杂乱部队入境，我何以对东北地方父老乎？我今有公私两全之策的两项办法，任你选择。（一）将你的部队，严加淘汰，按良好枪支，确实改编，经我派员点验之后，指定地点，集中训练，训练完成，仍归你统率。（二）将该部队，我给资遣散，如你仍愿带兵，你可指定东北军任何两军，编组一个军团，归你统率。往返商洽，张向我请求五十万元的经费，彼自行整缩。待我将款拨付，直鲁军突然强渡滦河，拟向东进，与我于学忠等军，发生冲突，彼众我寡，情势相当的危机。

　　我正在丧间，而内外问题交迫，不便离开沈阳。遂经政委会大众议决，令杨宇霆赴榆关带师。后来同白健生军东西夹击，将直鲁军完全缴械。白健生曾派叶翠微，何千里二人携表来沈。由叶，何谈话中，知悉杨宇霆曾同白健生会过面，张宗昌曾逃匿于我军中，我闻之愕然，此二事，杨皆未对我言及。我乃询问杨宇霆，彼承认有此二事。彼言：同白会面，未谈何事，所以认为不必向我报告；张宗昌确投来我军，彼已嘱其离去，现在逃往大连，因恐我在处置上发生困难也。尔后张宗昌之宪兵司令王琪同我详述张宗败走的经过，张宗昌同杨宇霆曾经会面，杨告张说我欲杀张，嘱其勿赴沈阳。我因此洞见杨之用心也。

　　九一八之后，张宗昌不愿为日人所用，逃至北平，我询问之，证王琪之言不虚也。

（按：阻止直鲁军入境之举，张氏对于张宗昌出现了爱，恨交织下的决定。其中北伐战争徐州之役，张宗昌败走到北平，在碧云寺见到中山先生灵柩，气从中来，令其部下搬柴草，欲一火焚之，幸守灵人快报在北平之张学良，飞骑阻止。但棺盖已受损坏，真空棺失效，遗容改变，乃不得不改为土葬。遗体换穿长袍马褂重新入殓。原所着之中山装安放棺中，葬后称“衣冠冢”者是也。

　　另张学良每为张宗昌之粗犷狡慧，却重情义赞之不绝。在张宗昌失去军队，闲住北平期间，张学良将军称按月供其开销，后张宗昌潜走山东为韩复渠派人暗杀。直鲁军褚玉璞明知张宗昌不能成事，但念及生死交情，义助张宗昌，失败后被敌活捉勒赎。张学良义之，出钱赎褚。但钱得到，褚仍然遭敌者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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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将军，即不知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早年曾经主持暗杀陈其美。张宗昌靠奉系起家，后来自成局面，他的军队被称为直鲁军，一直是张作霖的忠实追随者。

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在其回忆录《我的北洋军旅生涯》里面讲了很多张宗昌的事及其与奉系的恩怨。李藻麟，陆军大学五期毕业，曾任保定军校教官，亲历目睹了整个北洋系统的兴衰，参与了直，奉系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该回忆录从战术角度描写了这些战争的经过得失。李藻麟在二次直奉战争中为直军参谋长，负责山海关正面防御，曾给与正面敌军，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很大的打击。后来直军失败，李被俘，送到秦皇岛。出乎他意料的是，奉军主将张学良，郭松龄居然在车站迎候他这个俘虏。从此，李成为奉军的一员，后来又成为张宗昌的参谋长。

　　李藻麟自称郭松龄为平生一知己。但又庆幸没有留在郭的部队工作。他说“郭松龄倒戈也将陷我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郭松龄倒戈，我势必要跟着他干。但我是一个反对“犯上”的人，郭松龄不该倒戈，至少是时机不成熟。一是不该有负张老帅的信任和重托，二是不该陷少帅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该有负少帅言听计从、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三是正当张老帅吉星高照、蒸蒸日上时，反张岂有成功之理，四是过高估计自己，人心思“张”的胁从之师，哪有不败之理，五是枪杀姜登选以泄私愤，怎能不有失民心；六是郭、冯合作是针尖对麦芒，前途不容乐观。

　　据李藻麟记载，对抗北伐军之战役，主要分为津浦线战场和京汉线战场。张宗昌，褚玉璞的二七军团在津浦线上和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作战，张学良，翰麟春的三四军团在京汉线上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作战。张宗昌在津浦线上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京津危在旦夕，张作霖决心全面撤退，在撤军会议上决定让张宗昌退守热河。张宗昌对此很不高兴，他一方面对张作霖感恩不尽，念念不忘报答张作霖知遇之恩，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出生入死为张作霖打天下，支撑半边天，总算对得起张作霖。但事到如今濒临绝境，竞然不肯让自己进入东三省。这分明是不信任自己，纵有卓著战功，也是枉然；不是嫡系，纵然忠贞不二，也难得一视同仁。李藻麟建议接受退守热河的安排，以使部队有一个安身之地，可以休养生息。但张宗昌负气之下，拒绝退守热河，表示要死守京津，与北伐军血战到底。

　　后来张作霖被炸死，东北决定易帜，张宗昌又与张学良在军队整编问题上发生冲突，张宗昌既不愿意接受张学良的方案，又不愿意向白崇禧投降，结果和张学良反目，被国命革命军和奉军夹击消灭。张宗昌后来又试图回山东起事，结果反而累老部下褚玉璞死于非命。张宗昌逃往日本，后居住于大连。

　　中原大战以后，奉系再次入关，张宗昌在北京的财产，亲属都受到张学良照顾，二人关系有所恢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人尚在大连的张宗昌派李藻麟进见在北平的张学良，李遵照张宗昌的嘱托，将日本增兵东北和大连社会上的谣传以及张宗昌的关于日本可能动武的分析和看法，一一陈述。张学良听后，大不以为然。他说：“一个小小的日本，有国联组织存在，它还敢吞掉东北，即使强行吞掉，国联也不会答应，定能从日本手里把东北要回来I”。李再次申述张宗昌的看法，说他在日本住了一年，朝野情况有所了解，深知日本少壮派军人野心勃勃，请少帅密切注意，千万多加小心。张学良对此等说法，似乎很难接受，此刻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最后说：“我知道了，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和我是自己人，他的话都是向着我!”。岂知，话音未落，当晚即发生事变。

此后，张宗昌回到北平定居，张学良每月拨给生活费四千元。实际上，张宗昌月月超支。 　　　

据李藻麟总结：张宗昌最后失败时，错过三次机会，犯了三次大错误。他有“三不该”：一不该拒绝张作霖叫他退守热河的安排；二不该拒绝白崇禧叫他投降的具体办法；三不该拒绝我叫他撤离铁道线，相机行动的建议。这三者都是保存实力，免遭围歼，随机应变的好办法。以后事实证明，阎冯倒蒋等等，都是他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坐失良机，咎由自取。

进谒　蒋主席于北平

　　十八年夏间，　蒋主席北上，我亲至北平进谒请训，此为我初次与　蒋主席会面，当时，蒋夫人亦同在。会谈之下，甚为欢恰。彼时阎百川亦在北平，曾数度会谈，关于党政军诸问题，皆曾论及。又曾会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儒堂讨论过日俄外交上的诸问题，拟定对中东路的方针。关于日方要求拟在内蒙设两处领事馆以我国在韩国设两领事馆为交换，我坚决反对，得蒋主席之同意，交换设领问题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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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这次北上应该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

抗俄之役

　　先是苏俄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共产党人在该馆秘密开会，经我东省特别行政区（注：哈尔滨当时设为特别行政区，以张景惠为特区长官）长官公署派警围捕，当场搜获阴谋文件，宣传共产主义，煽动破坏我国秩序，而参加之人，多系东省铁路的高级职员，此乃违反中俄，奉苏协定。我方将参加阴谋之人员逮捕看管，并封闭掩护共产党之机构。俄方向我抗议，宣布绝交，双方布防，于十八年十月间，俄军侵入我国境，突向我防军进攻。先后有满洲里，同江，富锦，绥芬，呼伦等役。以呼伦，同江两役最为壮烈：呼伦则为韩斗瞻（光第）旅，英勇抗御两倍于彼之俄军，韩旅长及林团长郁文等死之；同江则为沈成章（鸿烈）所部之江防舰队与苏俄江防舰队冲突，曾将俄之旗舰击毁，逮其舰队司令，我陆战队亦有壮烈的牺牲。我遂由辽宁派遣两军前往增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由日本公使使馆须磨参事，曾表示日方欲出面调停，外交部征询我之意见，我立即反对，我认为这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此一调人，比俄寇更为凶狠。后经谈判，和平解决，俄军退出国境，东省铁路恢复原状，俄方撤出我方所逮捕之人员。

　　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时间。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山叛变

　十九年夏间汪兆铭（精卫）同阎百川（锡山），冯焕章在北平召开所谓扩大会议。屡次敦促我参加，曾先后派陈公博，傅作义，薛笃弼等同我商谈，并应允优越条件，而我都婉言拒绝，我之所渴望者是中国统一，不愿再起内战。迨至秋间，汪兆铭等在北平成立政府，与中央军事冲突扩大，我不愿再见中国分裂，进军关内，援助中央，我就任陆海空副司令之职。战争结束，阎百川下野，汪兆铭。华北善后事宜，中央令我负责办理，此为又一棘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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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之徐永昌回忆录云：奉军历史上四次入关，以这第四次军纪最好，足见张学良之不同于乃父也。

　　晋军冯军以及其他各军，号称六十万，虽有一部分在陇海，平汉线上，已遭解决，但大部分皆退集晋直境内。须整缩至少得裁汰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当时腹案是：晋军缩为四个军，计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宋哲元，石友山各编为一军；庞炳勋，孙殿英各编为一军。最难对付的是石友山，孙楚，孙殿英等人，幸赖宋明轩（哲元），徐次宸（永昌），傅宜生（作义）诸人，深明大体，从中协助，次番缩编，费时月余，终达到圆满的结果。

　　我于廿年夏间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归返北平后，突发肠伤寒症，卧病协和医院，经该院内科主任赫尔大夫（Dr. Hall）医治。我正在重病期间，石友山叛变。我彼时正在昏迷状态中，所有一切军事调动，乃由军政高级干部所组之委员会执行之。将辽宁边防军除少数外，借调入关内，参加对石战事。而晋军及其他军队未参与石变者，系由于徐次宸（永昌），宋明轩（哲元）等之仰体时艰，老成持重。否则华北局面，必又是一番劫难也。后来经刘经夫（峙），商启予（震）率军夹击，将石友山解决。待我病状稍痊能坐起时，万寿山（福麟）方将石军叛变前后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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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蒋介石操纵的“国民会议”期间，广东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蒋被蒋软禁于南京之汤山。陈济棠、李宗仁等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另一个国民政府，并将石友三、韩复渠也拉为一伙。这样，在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宁粤之争。

　　石友山叛变是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和粤方的拉拢下发生的，日方之意在于牵制东北军于华北。日本还曾策动晋军，冯军的其他将领叛变，但这些人并没有策应石友山的行动，不过阎锡山似乎知道一些日本人的内幕。阎锡山当时仍然受南京政府的通缉，他是由日本人的飞机从大连送回山西的。当时部下同他商量如何应付张学良，阎说：张汉卿就要自顾不暇了。这是九一八事变前夕。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以免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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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北。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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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7日，日方在隐瞒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至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学良于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藉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研究注意，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山海关注：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 “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

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

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之处。”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２年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重回南京；

　　１９３２年　１月　２日下午二时日军侵入锦州。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２日日军陆，海，空军及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榆关。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真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当年抗俄的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做一个战争的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夜。”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你牺牲将士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么分别哪？”我说： “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此一会见，遂不欢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坚决的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当的影响。

（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

山海关注：

汪，张之争的背景是日军要攻热河，中国军队当然要准备防守，但是热河的汤玉麟并不是张学良的嫡系，也是独霸一方已久的军阀，和日本人，国内的粤系等也暗中有往来，汤不愿意张学良的嫡系部队进入热河。处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麻烦的，张和蒋两人对此事如何处理，如何让张学良的军队能够妥善的进入热河布防，而不激出“兵变”或“内战”，一直在进行密商，这就是下面蒋的日记里面提到的“出兵热河计划之实情”。而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这些过节自然不怎么明了，而汪与张本有宿怨，致使本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却搞得政坛顿起风波。

　　蒋介石一九三二八月十日之日记，『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顾大局，令人愤慨，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画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画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联名挽留张学良的为宋哲元，万福麟，商震等二十九路军，东北军，晋军共５７名将领。

汪张之争的经过，摘自《汪精卫评传》：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的色彩，作―点抵抗的姿态。一九三二年三月，刚当上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答称他道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上海停战之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负责处理。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再想与其相商，张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六月二十二日，汪精卫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的允许不敢应允。汪回到南京后为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此时蒋介石催促军费，汪精卫飞沪晤宋子文，也不顺利。七月，热河告急的电报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议，但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至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但汪所见到的仍然是告急的电报，而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于是，汪情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七月二十二日发表通电：“…，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饬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意在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又开北平政务会议，张群代表蒋介石参加了会议。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大会认为，长期御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至军事负责人员，在此国难期中，整理军政，责无旁贷，所有恢复失地，巩固国防诸端，自为全国军人之专责，而华北军人负责尤重，更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协力，共谋捍卫，精诚团结，生死相依，以身许国，义无反顾。此次本大会全体委员倾诚会商之结果，决定按照上列两项方针，切实施行。”此电驳斥了汪精卫二十二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汪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但蒋介石既不返宁，又不让汪上庐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默不表态。汪认为这是蒋，张在表演双簧，给自己难看。于是，汪精卫于八月五日晚偕曾仲鸣、陈碧君、唐有壬赴沪。六日晨，汪访晤宋子文请他回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当天，汉精卫分别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等发了五份电报，提出辞职。其中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词严厉，斥责张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巨款，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五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海顿起波涛。张学良被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待工作，辞职下野。国民党中央破例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召开第三十二次中央临时常会，决定通电挽留汪精卫，派居正、何应钦赴上海劝汪留职。林森也从庐山赶到上海劝慰。蒋介石向汪致电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不可于国难

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请即日返京，照常主持党务”。一时之间，庐山、南京、上海、北平，使者往来如梭；张学良八日电汪，请求辞职。汪立即电国民党中央称：“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中央罢免本职，选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所请，以为打破军人割据之发韧；同时并望中央允兆铭之请，罢免行政院长之职”。他又向记者发麦谈话，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称：“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言军事则各自为政，无法指挥，财政则各省截流，仰屋兴叹。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沦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建议由何应钦或者朱培德接替张学良的职务，蔡元培或于右任接替自己的职务。随后汪即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晤。宋子文无奈，于八月九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张学良不知所措，等待蒋介石定夺。此时蒋介石离不开汪，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蒋又不能抛弃张，但也要张听命于己，于是他便施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限制汪。于是他首先设法留住汪。八月中旬转向汪“诚恳”表示，希汪继续负政治责任，汪如坚持辞职，则与其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汪见此情，同意先回南京，八月十六日汪从上海返宁。

　　蒋介石通过蒋伯城试探张学良所能接受的处置办法。十六日，何应钦主持第五十六次行政院会议，称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十七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以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身份留在北平。会后汪上庐山晤蒋，表示可留任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职，坚辞行政院长职，中央不准。最后决定汪、张的遗留问题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解决。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了北平军分会委员，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八月二十日蒋汪由庐山分手，汪返宁，蒋赴武汉。

　　汪精卫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辞职，华北五十七名将领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共进退，经各方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作出决定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

　　酿成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蒋介石。张学良从东北易职以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他误认为只有依靠蒋记中央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命是从；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看来多方关怀，但因张重兵在握，又有反攻复土之心，恐难以驾驭，有碍于推行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一直在计议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顺风使舵：借汪之力压张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控其锋芒。他两边作好人：允张辞职，结汪出了一口气；张同意改组东北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标志东北军巳开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可是蒋介石又将华北军队的主持权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他；蒋介石给汪很大面子，使汪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但又对蒋介石明显袒护张学良的作法极为不满。为了观察蒋介石是否有诚意继续与他合作，汪于九月初躲进上海医院，又进莫干山，行踪诡秘，让蒋介石的人找不到他。汪称病重，须出国疗养，向中央请假三个月，坚持辞职。汪精卫的意图在于压蒋放弃对他的控制。可是蒋介石虽然仍要利用他，又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于是决定，不同意汪辞职，只给假三个月出国休养。这样，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德国。 　

热河失陷和我之去职

　　热河本为我方接济东北义勇军唯一之陆地路线。自东北沦陷以后，各地义勇军之活动，使日方深为困扰。国联调查团之李顿爵士，曾深为注意这一问题，认为此乃真正中国民意，不承认满洲国的表现。说到热河问题，我也甚为感慨，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部，亦系我之长辈，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即谋将其调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屡次失职，方欲将其调动，每因有他事发生，致以迟延；（二）他为我的父执之辈，我得设法给他筹划一个下台的体面；（三）必须顾虑到他不服从，准备使用武力。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迨至九一八之后，汤之态度，更形暧昧，我决心将其撤换，但必须顾及到投鼠忌器，得布置周密。拟派商启予进入热河，取而代之。彼时，孙哲生（科）的代表何遂，在汤处大事活动，希图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汤还为何发表一个有名无实的军长名义，互相表里。致商启予入热之议未得实行。有一度热河情况吃紧，汤派其秘书长谈国恒来平求助。我乃利用此机会，设法将其调动。曾在北平政务会议席上，公推李石曾先生赴京说明热河紧急情形，向政府请求款项。不意，汪院长兆铭（精卫），大发雷霆，通电促我下野，致使热河问题，整个停顿。

　　迨至日本向阜新开始进军，汤既不布防，将其军队皆集结于古北口，承德间，暗中表示，不许我军通过承德。我当时若以武力解决汤玉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不幸同他发生冲突，或如汤投向伪满，不但有利于日本方面，而外患如斯，自相操戈，诚饴笑中外，我心中的隐情，不能对外人道及。但又不能坐视日军长驱直入，遂令万福麟军出喜峰口，避过承德，转道由平泉向凌源布防，给养补充，皆由此一路线补给，发生许多困难迟滞。奉军布防尚未完成，日军来攻，情况紧急求援。我遂令宋哲元军进援，但仍由喜峰口行进，致宋明轩及其部下曾对我发生误会，谓为何不由承德行进，而侧敌走此崎岖路线，我不得已秘向宋明轩说明内中隐情，请其切勿公开，明轩深体我之苦衷，立即向喜峰口进援，但其部属始终仍多愤愤不平。

　　方热河吃紧之际，中央已看明汤玉麟的态度。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曾会同我亲至承德，希望促汤觉悟。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迨至奉军危旋，请求张辅枕（作相）墨＊从军，我思以旧日的老关系，张辅枕或可对汤有所周旋。但张进至古北口，汤以前方紧急，阻其前往，致张未能到达承德，不二日而承德已失陷矣。

（按：日军以一百余士兵，战车十一辆，于三月四日从容进入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失踪。）

山海关注：

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就调兵入热，撤换汤玉麟，反复进行电商。蒋介石提出由张学良调动五个旅兵力集中热边，解决汤玉麟的计划。１９３２年７月７日，蒋介石在电报中提出；“此事既决行，则务须从速，先派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 (日本)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同月23日，蒋介石再次发电，要张群转告张学良：“请汉兄迅照预定计划解决热河，以安北局。”

　　张学良以事关重大，犹疑未决，向东北军元老张作相征询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深知汤不会接受命令，不同意蒋，张的驱汤计划。汤玉麟获悉蒋、张有逐其出热河的图谋，大为愤慨，表示坚决反对，并准备倒向伪满。后来在张作相的劝告下作罢，但仍在北平与沈阳之间“心怀携贰，摇摆不定”。

10月间，按张学良的指令，万福麟指挥独立第八旅丁喜春部、独立第十六旅缪征流部、独立第十九旅孙德茎部，从河北越过长城，进入热河。第四十一军孙殿英部亦奉军委会命令，从山西晋城开抵热河。　

中国方面直接投入热河战场的，有万福麟、汤玉麟等部东北军和热河驻军共约7万人，孙殿英部约2万人，义勇军各部约四万人，总计约13万人。日军投入第六、九两师团和其他部队共约3万余人，伪军在5万人上下。两军在数量上，中国方面只占微弱的优势，但日军的组织力、火力和战斗力占有压倒优势，加上汤玉麟部临阵脱逃，热河很快沦陷。

　　热河汤玉麟的问题，虽然有何遂，汪兆铭之困扰，但我不能委过于人。此一问题，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之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当前方战事吃紧之际，中央派何敬之（应钦）率第二，第二十五师增援北上，抵平之时，承德已失陷矣。我谒见蒋委员长于平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我决定去职。连夜返平，将职务交付何敬之。我未与任何部属会面，仅留一亲笔长函恳切告诫，翌日即离平赴沪。我之不肯同僚属见面的原因是，恐彼等又效上年坚决挽留种种举措，致彼我等诸多不便。我速离平，使继任者易于指挥和处理一切。

（按：张自称火车上与蒋委员长，宋子文之谈话，外间传说纷纭如亲见目睹，使张氏为之大笑。至于坚持张学良之毒瘾已到非戒除不可，乃由端纳先生去上海，进行安排米勒医生断除张氏毒瘾。动议者是谁已很明显。张氏陷东北三千万人民于日敌之手，蒋氏无功而赏，有罪不罚，坚持戒毒后，去欧避风。难怪张氏崇敬蒋氏一如恋父心怀。日后挽蒋联有“情同父子”之句，应无伪饰。）

山海关评：

　　蒋氏有那么义气么？“有罪不罚”，恐怕是因为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吧！至于此事张学良对蒋是感激还是其他，从胡汉民对张学良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感：

　　胡汉民一直认为张学良是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由於有蒋介石出於私心的百般偏袒，才在国民党内有重要地位。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对张学良封官许愿，拉入自己阵营。胡汉民竭力阻止蒋介石委张以重任，为此两人激烈争执，蒋因急需张学良的军事支持，无计可施之际，竟以辞职相威胁。“九一八”事变后，胡更要求惩办丧地辱国、 “不抵抗”的张学良。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胡汉民便把清除张学良当成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1932年1月3日，胡汉民自香港指示在上海的刘庐隐等人联络行政院长孙科：“起冯去张，同时分拆蒋、张势力。”13日，胡汉民直接致电孙科：

　　弟屡电兄言，欲打开目前僵局，首当从东北革新，故起冯（玉祥）去张，实今日要著。且去张抗日，最得国民同情，务望当机立断，即与焕章、德邻（李宗仁）两兄密商进行，庶阴谋可破，新政府之基础得以巩固。

　　当时，胡汉民等视张为仇寇，为驱逐他制订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并专拨巨款。

　　然而，1933年初张学良因榆关热河失守被迫去职，胡汉民就试著把对张学良的主张由“去张反蒋”改为“联张反蒋”，积极争取其加入西南阵营。他先后数次派人带亲笔信去北方联络张学良，以图构成反蒋联合阵线，其中7月4日托陈中孚交给张的信谓：

　　自榆关陷落，即得陈言同志来电，谓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现。……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於国人？纵不为个人计，独不为数万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西南同志持抗日断共之旨，戮力经年，限於地域效命无所，然所以期望於兄者至极殷厚，切盼毅然决然，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一致，振奋一心与日抗战，使中国不至自此而亡，则绵薄所及，必当力为应援也。

　　　　张学良也积极回应，他在覆信中希望胡汉民能不时指示，“於精神物质两方面并予惠赐鼎助，俾得循率兼利进行”。而陈中孚给胡的秘密报告则更乐观：“汉卿现派米、宁二人在沪，与中密商今后反蒋工作，俟汉病痊，商定切实步趋，即派人南来。”汉、汉卿是张学良；中是陈中孚自称。

　　年底，张学良从国外归来途经香港，胡汉民派女儿胡木兰及秘书到码头迎接。两人相见时，胡汉民对张学良在北方的活动期望甚高，并介绍张的秘书直接与广东的实力人物陈济棠讨论合作细节。此后，胡、张之间不断有人员与书信往来，张学良透过他人向胡表示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此时的张学良正在高唱他的“拥护领袖论”，他是敷衍哪一方面倒是很难说，但是至少已经开始接近胡汉民等反蒋派。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至今日，使我发生感想：负政治责任者，必须具有沉敏远大的心怀和眼光，能一叶知秋，见击烛照。我当时未能测知国联之无能，条约之无效，日本军人如斯之跋扈，元老重臣亦不能如昔日可以约束军人。在欧美方面，当时执政者，以事不关己，取隔岸观火态度。迨国联的纸老虎被戳穿，国际条约被撕破，墨索里尼，希特勒相继的侵略行动，后果是引起世界大战，自身遭殃。美国更未能预料到，日本就是他的正面敌人，轰炸北大营会同轰炸珍珠港是一系列的事。往事已矣，前车可鉴！今日世界＊色侵略问题，尚存许多负责的政治人们，仍存当年对付日本的苟安心理，尤不知徒薪曲突，必将致仍毁灭大祸。为天下苍生计，极愿我言之不中也

我之与国民党，总理，总裁

我之与国民党

少年时同国民党人的交游向往

　　我童年的时候，在沈阳常出入于文会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此两处皆有国民党党人，为人所共知事。今日在中央党部之东北藉的古参党员钱公来，即为当日文会书院的教师，其婿张国栋为文会书院的学生，曾任青年会体育干事，为我的球有。他知彭济群，宁梦岩等同我皆有交谊。；我经常订阅一份上海《国民日报》（救国日报），我也曾对该报在经济予以援助。因之在民国十二，三年间，我即同叶楚伧，邵力子有过往还。如孔庸之（祥熙）于王儒堂于民国十二年皆曾到过沈阳，因之结为朋友。　总理先后派李石曾，汪兆铭，伍朝枢为代表莅沈，我皆被派为招待，得与往还。尤以李石曾先生，因彭济群，胡若愚的关系，更为亲近。因此种种机缘，使我早已同国民党神往矣。

正式加入国民党

　　迨至民国十八年，东北易帜之后，我正式加入国民党。先后曾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政治委员。

对　总理的崇奉

　　总理曾于民国十二年，亲笔书一横幅，题为“汉卿世兄”的上款赐赠给我，并有给我的函件，我皆珍藏。（惜我珍藏之具有现代史价值的宝贵文献一批：包括　总理赐给我的文字，和同我父亲往还的信札，还有徐东海，段芝泉，梁任公等等要人同我父亲往还的亲笔文件，统于九一八事变，在沈阳失落。不管现在到了何人之手，我仅希望这批文物，尚在人间。）我于民国十三年冬，由孔庸之引领，进谒总理于天津张园。彼时，　总理卧病在床，进谒之时，　总理嘱我坐于床侧，对我的训诲的大旨：“中国今后的前途，是在你辈们的青年的肩上。尤其是你们东北的青年，责任更重大，贪婪的强邻，虎视眈眈，目下的日本，侵略的野心，有朝不保夕之势。你是个有为的青年，我对你存有厚望，愿你勉之。”　总理说话之时，气力微弱，本仍令我多坐一时，我请　总理休息，待痊愈之后，当再为瞻奉。同时拜见了孙夫人，遂即离去。殊不知，此一见后，为斯伟人即为永别矣；我书至此，止笔三叹！自然，像　总理这样的伟大人物，其生也有自来，其去也关气运，非人力可强者也。　总理干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何天不假年，招去过早，使世人丧此导师，此诚人间最大的损失和不幸也！

山海关注：

　　不知张学良是否知道，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对总裁的瞻仰（蒋介石）

　　我同总裁初次的会见，系在民国十八年的夏间，当时　总裁给我的印象是，风采英俊，豪壮沉毅，谈吐非凡，跟过去所见过之领袖人物，大有不同。尔后我屡次入京，每因事物，多得亲与　总裁接触，使我发生了无限钦羡之感。迨至我由欧返国之后，　总裁之对我，依若股肱，情同骨肉。我目睹其宵轩从公，日不暇给。　然我对　总裁之伟大，则仅见其恒毅，未能窥其高深，我当时满腹忧患，望治心殷。见同志中有勾心斗角，敷衍塞责者，深为忿愤。因之时发君非亡国之君，臣多亡国之臣的谬论。进而感觉到内政上不够开明，在外交上不够积极。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因而同　总裁的精神上也发生了距离。当西安事发之后，我感其刚毅严正，又亲自见其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具临最后关头，奋斗到底，坚决的决心。使我惭愧追悔万分，我虽忝列门墙，未能窥其堂奥，自信不坚，为浮言所摇动。因之，悬崖勒马，愿自牺牲以赎罪。

　　此廿年来，　总裁对我个人之事，我以身受的感触，以客观来论断，认为处理适宜，对我爱护周至，宽严并济，公私两全，使我心悦诚服，感佩无以。

　　在对日抗战上，艰苦不移，奋斗到底，不受中途屈服者之摇动，使胜利终归于我。我敢断言，假如非总裁的领导，对日抗战，无胜利可言，恐在世界问题上，亦必另有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今日证实　总裁高深远见，别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大陆沦陷，不计毁誉，不计荣辱，报殉道之决心，誓救民于水火，力挽狂澜，卒促世界觉醒。

　　总裁诚至明能查得萌未动之机，至刚能断量时可为之势者。

　　总裁之高深伟大，其过也如日月之经天，其功也兼之不朽，非我之微末，所能形容。我今露崇奉之心情者，是为了后之人，对于我同　总裁的关系上，有个正确的评判，勿任含沙射影者流，胡说乱道也。

　　（按：张将军再此文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对蒋介石的推崇，由于此文撰写过程是在张学良被管束的环境之下，允许张氏写自叙，写经历，强烈的恭维笔触，难免被视为原本以为鲠直汉字，旦夕“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于是“识见”因之“时迁”。然而由请求归队“国民党”．．．希望复出之志，已很明显。至于对蒋之崇敬，在此文之外，亦多撰述，只是私藏随手笔记之中，不乏如下日扎：

　　“蒋先生（按：张氏一直以此为背后称蒋介石）可谓真能恶我，好我的人”（四十六年，十一，九晨记）

　　“蒋先生在‘大学之道’一篇上，开始曾说：‘我自己没有政治学问的基础，所以宗旨不定，是非不明，识见不广．．．只根人脚跟，随声附和．．．舍本逐末．．．没有独立人格’”我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阳明先生曾说：“四十余年睡梦中。”我这三十多年，实在是混混沌沌得过去了！虽然“时过停午”，觉醒吧！“朝闻道，夕死可也”。真能彻悟笃行，是没有早晚的！（四十六年，十一，十晨记）

　　尤其在日后对蒋评其“小处聪明，大处糊涂”本颇不以为然，一直耿耿若干年。对于蒋氏“容共政策，使中共坐大”之说法。最后，张氏自己承认：“蒋先生是说对了，我见识真不如他”。诸如上述，也不能说张氏笔下崇蒋的誉美至词，都不是由衷之言。)

山海关注：

　　张女士似乎坚持认为张学良对蒋介石有着由衷的崇敬和忠诚。张女士既然是张将军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成员，自然对张氏真实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从已经公布的张氏在口述历史中谈及蒋的情况，使得读者很难相信这里写下的是“由衷之言”，我看跟邓小平的“永不翻案”是一个性质。 比如说，

　　「蒋先生这种人，人家批评他买办，买办是甚么意思？就是投机取巧。还有蒋先生也是唱戏，诸葛亮马谡说好就哭了，就唱戏了。为甚么哭？我不是哭马谡，我哭先帝之言。」他说《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里面写，他阅了蒋的西安日记「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而大受感动。少帅说这「都是假的」，全是陈布雷关门杜撰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

　　少帅批评蒋介石唯我独尊，一定失败，他说：「蒋先生什么都没有，蒋经国还留下点东西，蒋先生留下什么？没有。」又说：「蒋先生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皇帝，他也想当皇帝，（但）袁还是个人物。」

　　「蒋先生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蒋先生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用你的时候就……。（宋子文的情况）也跟我一样，蒋先生用我的时候，他就拚命地……。说不要你，就不要，蒋先生这人就……。」

　　「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联系（关系）的人，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

　　「我主张抗日的。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不是那样讲。能保持他（的）政权，他什么都……。第一个问题不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他的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把他弄倒。」

　　「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是获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他把旁人枪毙了，把陈仪枪毙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

　　蒋介石眼光不高，至少「他没有我父亲高，所以我批评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要是配合在一块，那就不得了！」

　　「我的没死，是蒋夫人帮了我」

　　「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

解职赴沪解除嗜好

　　我卸职之后，飞抵上海，第一宗的决心，要戒除嗜好。因此时无官一身轻，非比往日，屡受事物牵连，不能彻底实行。聘请上海疗养院米勒大夫（Dr. H.W.Miller）为我施治，戒除的痛苦，真笔墨难以形容，我曾昏迷了三昼夜，卧床一个星期不能起动。我在这里说一说，我关于那一次亲历的故事：

（按：解除东北军军权，推崇张氏之说法是：张将军走得轻松，拿得起，放得下之豪气冲天，但脱离东北袍泽，如释重负之轻松，怪哉！）

山海关注：

　　关于让张学良辞职事，据《蒋总统秘录》记载：蒋介石九日进抵保定，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商谈张学良辞职问题。宋子文认为张学良如果脱离军职，则北方军队的指挥调度将会发生困难，故对於准张辞职一节颇有难色；但蒋总统鉴於为使责任分明，只有让张辞职，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此时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后之事， 又不能直说，更觉难过。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於心而已。』（三月九日日记）

　　国难当头的当时舆论，对于张的放洋出国多没有好的评论，林语堂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幽了他一默：“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不过，也有报道称道张的此举，说：自民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可以因保定车中一席谈，即自动辞职下野的。

　　此外，也有人批评他在日军进迫长城线上，平津震撼之际，整个华北为之风雨飘摇的时刻，张学良以当时华北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居然置其子弟兵于不顾而出之以一走了之的态度，又何尝不是一种临难逃避的行为。

　　我卧床到第八天，可以下地行走，不但我自己快愉，守护的人们，皆为欣欢　。尤其是负责医治的大夫们，曾冒危险，（在我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戒死拉了，他们就会把大夫们给枪杀了。如非是米勒大夫是我的好友，绝不肯冒此危险，负此责任。）　自然深表欣畅。可是翌日，我又周身酸痛，卧床不能起立，大夫们睹我的情形，苦脸愁眉，退出我的卧室而去商讨。我思此情景，心中发生好些感想：我自己不肖，习染不良嗜好，大夫们苦心为我医戒，友朋们以及僚属为我悬心。今日反复如此，致他人为我忧心。我遂想到过去的两宗往事：（一）我在河南作战，曾俘获靳云鹗的军长马文远，彼由鸦片之嗜好，在看管之时，因吸食不足，打闹嘈骂。我一怒令给他带上刑具，不准再吸。彼昏卧十余日，将嗜好戒除，迨恢复他的自由，临行之时，向我诚恳的致谢说：“张军团长，我最感激你的是，把我的烟瘾给我戒了，若不是你这样的办法，我恐怕是不会戒的。（二）我的同事韩芳宸（麟春）将军，他也有鸦片的嗜好，――

　　人们一定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当时的将领们，多是吸食鸦片呢？我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略为说一说，以免在这一个问题上，使人费解：

　　在战斗激烈时，常连日昼夜不得休息，而情况上发生变化，负责者必须立即处断，不但身体上劳苦，精神思想上亦十分费力。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两日夜未曾安睡。而中夜之间，前线上忽然发生变故，我乘马用快步速度，在黑夜里行崎岖的山路，往返六十余里，在困顿劳乏之下，仍须说服，处断，命令种种困难的情形。（按：为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不满于调度，一怒把军队撤回，张氏闻讯骑马夜间赶山路，找到郭松龄，劝说其回心转意，再将军队拉回战场，一举击败吴佩孚的直军。）

　　我的吸上鸦片，是在郑州战事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闻之十分气愤，责彼等无胆无识，在这三面包围之下，后路只凭一线黄河铁桥，如此情况撤退，等于自杀，身为高级将领，空受教育，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你们所图者，打算丢掉部下，只身逃跑乎？就是希图撤退，在这样情况下，也必须把敌人击退到若干距离外，方能行动。否则仓皇退却，一线黄河铁桥，少数船只，我们如此许多火炮马匹，必致拥挤不堪，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已经陷入这个困境，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拿出来我们军人的本色，咬紧牙关，争取最后。不必讲那些古今战例，就以过去咱们自己战争经验来说吧，现在还不能知道胜负是属于谁呢？你们就认输了吗？我觉着离失败还远的很哪？我现在已将这情形，解释的相当明白，我想你们也懂得，是用不着我来说的。你们赶快各归职守，要打算死，死在阵线上。如有敢言退却者，我可毫不客气，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把他们说服退去之后，我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的吸上了鸦片。我心中最痛苦的是，每当危难之时，必须选择优秀分子，来担当这困难的任务，方能胜任。明知他之一去，是九死一生。当功成之后，庸庸者是擎功受赏，佼佼者是孤儿寡妇。在无目的的混乱之内战中，说不上是成功成仁，彼不过是私人感情上，命令威严之下，走上牺牲之路。中国有多少良好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白白的断送。我每一思及，心中十分悲痛。以己度人，在过去内战上，与我同感者，自然不在少数。吸食鸦片，不只是一时兴奋，藉助刺激精力，亦含有借酒浇愁之意存也。

　　再会来说那韩芳宸将军的故事吧！我们在一次退却时，韩之勤务兵在仓皇之中，将其烟具丢失。到达宿营地，寒气愤地说：“好，打仗败了，军队未被缴械，我的烟枪倒被缴了，从此再也不抽了！”勤务兵给他另外寻来一套烟具，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动用。到了中夜，韩之瘾发，不能安睡，在地上来回的踱步。我劝说：“老韩，抽点吧，何苦自己怄气哪！”他绝对不肯，仍来回地踱步。我说：“你不抽，弄得我也能安眠。”他发神经似的，用力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两拳。自言自语：“韩麟春，你没有小子骨头（东北人说小子，是男子之意。）把烟枪被缴械，你还有脸想抽烟？你犯的是什么瘾？快快地给我上床睡觉。”于是乎，倒在床上，乎乎大睡。他就这样把嗜好断戒了。

　　我当时想到了这两宗事。我自己在那里想，假如我父亲生在，他老人家会给我硬性地戒除嗜好，如同我对马文远一样，带上刑具，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按：一夕，张作霖见张学良形容憔悴，为毒平品萎靡，谈曰：“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又一想，难道我不如韩芳宸吗？没有小子骨头吗？我也照着我自己头上打了两拳，用力坐起，下地要走。吓得看护，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赶快的来扶我。我说没有关系，让我自己地来走吧。就这样的一咬牙关，在地上踱了几步。等大夫取药回来一看见，惊异地问我：“你好了吗？”我告诉他，我自己的两拳，比你的药还灵。我们相顾一笑。由此的走动，就这样好了起来。

　　英国有句谚语，“诚心，可以移山”（Faith will move mountain）书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语云：“万众一心海可填”。请注意这个心字！　你若是真的有决心，会发生超人的力量。如非你自身有过经历，你不会信，也体会不到，心的力量是如何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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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私人飞机驾驶员(Royal Leonard)曾把张氏在挣扎中咬人一事记录下来，于院方人员无法控制时，米勒院长只得以体力与张氏之疯狂搏斗。其激烈可以想见。终于张氏在精疲力竭下屈服。不料张将军伏枕大哭，同时吐露为人所不知心声――我不愿作军人，尤其奉父命去杀人更是伤心惨目。由此可见张氏军旅自白确是出之肺腑。

放洋出国

　　距我戒除嗜好，不到一个月，我尚未能完全恢复健康，即登轮放洋。这是因为有三个原因，我决定这样的匆匆离国：（一）我不愿意，在国内停留，使那些好事者发生留言流语。（二）我恐在国内易于接触鸦片，再返回我的嗜好，如同我过去几次戒除，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包括协和医院戒毒失败）。（三）会同意大利驻华公使，我的好朋友，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齐亚诺夫妇，同船结伴，诸多方便，海上不会寂寞。（按：张氏在意大利，不避于凤至与赵一狄，自应墨索里尼之女齐亚格邀请，同去郊外一别墅，车行至半途，为宪兵拦阻，因有政变警讯，乃折返。这与北京逐游客，清场了颐和全园，为便利张氏与齐亚格游湖赏景，张氏未敢作非份之想。至老，张氏以与此女无瓜葛是大幸事。因与其有缠绵者，国人中陈公博遭枪毙，阿根廷总统亦死于非命。）

　　抵欧我先在意大利登岸。我虽以私人身份，承意大利政府优礼款待，曾派专车由登陆海口迎我至罗马。由于这一招待，我尔后去到别的国家，也皆承礼遇，因之我不得不摆一摆场面，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反害得我大为破钞。

　　我在意大利得到了好些方便，参观了他们的陆海空军以及法西斯党的组织和设备。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意大利空军部长巴里博。我二人曾放浪行骸，其居而大谈航空事业。　蒋委员长曾电令我向意大利政府探寻，拟聘巴里博来华担任总顾问，事为齐亚诺所阻而不果。

　　意大利的历史背景，有多与中国相似之处。为一老大帝国，罗马的古典，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迨至近世，受强邻压迫侵略，甚至内政上都受到邻国的束缚。政治上腐败贪污，外交上丧权辱国，可以与我中国同病相怜。墨索里尼大声疾呼，从事反抗奥国，组织法西斯党，谋取政权。墨氏执政以后，努力图强，挤于五强之列。当时我非常艳羡墨氏的政绩，从而常想到我的祖国中华，亦应该拥戴一位英明领袖，加以训治。

　　我继游英法，转赴北欧，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了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有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我十分赞叹丹麦的路不拾遗和他们的完美的合作事业。我本打算到苏联去，看一看共产党的统治究竟。时季维诺夫正在意大利，我派人向其接洽，彼以该当时，对日本方面恐发生误会，不便招待为藉口，请缓以时日，未得如愿。本拟去波兰，捷克，土耳其等国，因闽变发生而返祖国。

由欧归国

　　当归国之时，我自己心中打算，愿为抗日作些准备工作，如能保持超然，是比较方便。我尚未抵国门，旧日的僚属多人，远迎至海外，其情可感。可是我对他们的表露，相当的冷淡，使我的好些故旧，发生一些误会。这是自然他们不能知道我心中之事，我也不便向他们明白表示。（按：为张氏对东北军认为是“包袱”的又一明证。）

　　路经香港，陈伯南（济棠）派人持函欢迎至粤，我婉词谢绝。胡展棠（汉民）先生曾派胡木兰，陈中孚登轮邀请，我遂至胡寓进见，时有萧佛成在座。胡先生劝我应暂留于香港。我向胡先生陈述。我出国的观感。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抵抗日本的侵略，现在应该大家团结，放弃前嫌，一致对外，不可再事内争，自取覆亡，任人吞噬。当我拜别之时，胡先生恳切地嘱我保重。

　　抵沪之后，适　蒋委员长在闽，电嘱我去杭州侯见。在杭州澄庐，数次进谒，报告旅欧观感，深蒙奖誉。我本希望能在左右，多亲诲益。尔后被任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此非我之愿也。本拟不就，经王维宙劝阻，遂赴武汉就职。（张氏原自愿担任蒋之侍从室主任。）

　　当三省边区共匪逃往西北，我思能可息肩，希冀调以练兵或其他职务。然仍继续被任命担任西北剿匪的任务

我同中国共产党人

忧患好恶不得其正

　　我时至中枢，及屡参各项会议，感慨殊深。又因华北党务和中央军队之被迫撤退，于学忠等人的调职，以及冀中等事件，使我患忧不已。

山海关注：

　　长城抗战以后，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中央军，大部东北军，以及国民党党部被迫离开华北，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原任河北省主席，也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调任甘肃省主席。

　　在京沪时，曾同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杜仲远等会谈，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而党政军少壮的同志，亦多以抗日问题相责勉，致我内心益加惭愧悲愤，屡思有所表达，苦无机会。

　　正当此之前后，陕北剿匪，两遭失败，一百十师和一百Ｏ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二者：阵亡和伤患的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规定，原为全国性质，当然不能单独顾及东北籍军人之特殊。当时的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形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京谈及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师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也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为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离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欲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会影响我的情绪。

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接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仍欲返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满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彼等行在德国，停留相当的时日，受阻不能通过苏联，不得已而返。应，赵二人仍归回总部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刘鼎者，彼为一被捕而自首的共产党。方当在西北，剿匪失利之际，而共产党高唱共同抗日之时，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者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即为绕簌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尔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财政部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人帮忙此人要到匪区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想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的，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廿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覆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答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堡。

同周恩来会见于夫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覆可在夫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夫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按：“西安事变忏悔录”称二，三小时），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　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轩食等等的事实。周亦承认　蒋委员长的为国勤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　蒋委员长正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　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作先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哪？”我二人尔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

（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

（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

（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作政治工作。

（四）保证不欺骗、不缴械。

（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

（六）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

（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

（八）抗日胜利后，**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

（九）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等等。

　　我应允待机向　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遂谋设法向　蒋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　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　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愤消极，思谋引退，为僚属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辄抛弃他们。而我自心又念道国难家仇，如何图抱乎？我遂请求，图将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只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厉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一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对共产党的问题，恐怕比我还要模糊。对抗日问题则深表热诚。好接近文人政客，自以为风雅，自然的受了影响。其所统帅的十七路军，亦甚困窘。因之心中时为愤懑。我二人虽系初交，但甚至契，无所不谈，他常对我发牢骚说：“愿为抗日而死，不愿受这剿匪的零罪。”

　　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己谏，这也是我们的天职。　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　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　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语无伦次，深受责斥。羞愤忧患，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　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　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地演讲，曾声述　蒋委员长乃是我等的最高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可耻而又可笑！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正是像曾子说过的：“有所好乐，忿愤，忧患，不得其正者也。”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肖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

　　彼时我已读过　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　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辞，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派的叫嚣，不达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中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以赎滔天之罪，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　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挽救了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大灾祸。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尤恐不及，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　蒋夫人真堪称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仅允许将我等所提至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廿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　蒋委员长及　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　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的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变乱与技术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丑劣的事情，但可以作为当前反共抗俄的一个借鉴。

　　当西安事变之初，我本原令不准乱发一枪，不得妄伤一人。迨至事发之后，我一观察，弄得乌七八乱一团糟，真使我凉了半截。如此的没纪律无能力，又安能抗日，又安能革命，又安能建国乎？

　　后来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位朋友送给我一本“变乱与技术”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经过去，不只是凭优秀的领导人，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得还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我记得与登堡元帅在它的回忆录中关于但能堡之役，曾有过像这样的一段话：（现下我手无此书，仅凭记忆。）“后之人，要打算仿效我的包围办法，你可千万要记着，靠量靠量你的兵是否像德国兵那样？否则你失败了，可别埋怨我。我敢于那样冒险去做，是我知道，确信德国的官兵，能够担负起我给他们的任务。）这是表明了：有执行能力的部众，才能实施良好的策略，达成优秀领导者的意图。我们当前艰苦的反共抗俄的斗争，不只是有坚强的意志就够了，必须锻炼自己，竭力学习，得有精巧的技能，文武的才干，方可能担负起此一种神圣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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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将军是不是在说，西安事变是“革命”，只是由于部队素质不够高，所以“革命”没有革好。:-)

　　蒋总统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书中所指示的：哲学，科学，兵学连贯教育。那是他多年实际奋斗，在困苦中所得来的体验，给与我们宝贵的教训。　蒋总统他的反共理论，不只可为我们的法，亦可为天下法。不但可为天下师，亦可为百世师。世界的人们，既然认清了要维护人类的礼教和自由，必须同共产党相搏斗。那么，你必须武装你自己。假如，你不愿那样去作，那么你就自甘为羔羊，等着作俎上肉吧！

坦白的自我批判

　　必然世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既然对　蒋总统如斯的恭崇，为什么又会发生西安事变那样的愚蠢行动呢？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要人家来揣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析。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　Mysterious（具神秘性）。

　　可是我在这里得补说一下，我有几位外国朋友：如J.E. Platt（普赖德），W.H.Donald（端纳），J.C.Elder（伊雅格） ， Dr.H.W.Miller（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

　　一个人讨人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而容易去研究与我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

　　我这个人哪，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这也许是由我爱好运动而来，所谓　Fair Play，Sportsmanship。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帐，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是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我自然要观察他那一著比我打的好，我保持著我的长处，改善我的弱点，学习他的打法。凡是我打输的时候，我诚意的向他握手，表示我的钦佩致贺。我从没有起过嫉妒心理。同我赛过球的人，我想他们是可以给我做这个证明的。我家乡东北，有这样一句俗话，“任可给好汉牵马拽蹬，不可给赖汉子当祖宗。”我这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也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甚为悔忏。

　　这里把我自己说得太多了，言归正传，再回来写那到了南京的事吧。

军法会审

　　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又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甚为气愤，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急书。李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地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先生永不忘怀。

　　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　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在此期间，被禁于孝陵卫孔宅，军宪守护，日夜不离。古友多人，探询慰问，有远来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尔后贺贵岩奉派持　蒋委员长手书接，叫我迁移至溪口居住。到达后，蒙　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　总理“民主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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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在军事法庭上，张学良态度强硬，作了一番演讲，反而把审判长大大地感动了，蒋得知后，很气，说“不放这小子回去”。

法庭上，张学良说：“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详见《张学良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上的答辩》

1/1４日蒋在溪口见张一面，可能也是要看看张的态度，蒋在当天日记中写　“汉卿胆小怕死，狡谐糊涂，诚不可理喻也”，张学良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　“晚七点，蒋先生同餐在座有子文、次辰、贵严、雨农诸位，饭后谈劝余看二书，《完人模范》、《民族主义》，余报告此来之意，委座对余事感戴之意，并请勿为了我，费了为国家之精神，余可自制自了，任何事委座告余，必尽力之所能，余平生不愿负人，最难过欠人之恩义”。

后来徐永昌去见张，回来同蒋说张无悔意，不可轻放。

廿年的生活　　

　　因抗日军兴，上海吃紧，南京撤退，战况屡生变化。我先后曾迁到过皖之黄山，赣之萍乡，湘之郴县，永兴，沅陵，黔之修文，贵阳，开阳，桐梓，蜀之重庆。最后于三十五年冬移居到台湾，不觉瞬息又十年矣。于今年的元旦仿贾长江，我也言诗一首：

　　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

　　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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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将军１９３７年１月６日日记：

　　　　“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也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料想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世乏策。．．．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三十岁为最高年龄，余已三十六岁矣，还有何惜乎？惜国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

　　３７年的时候，张将军只愿能埋骨东北，到台湾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可是自从１９３１年张将军离开沈阳去南京开会，再也没有回到东北。那次他到南京，受到蒋的南京政府空前绝后盛大的欢迎，那是蒋张合作的黄金岁月。荣至辱极，尔后岁月沧桑，七十年的漂流岁月，记载的岂只是一个人的命运，那是分裂带给一个民族的痛苦，是那场战争留下的久久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

　　晚年的他，面对大陆从官方到民间至诚，热情的邀请，却犹疑不决，是自认不肖子孙无颜对家乡父老，还是信守最后一点对中华民国的情义？何人能知？

　　这廿年的岁月，就这样的悠悠过去了，白驹过隙，岁不我与，说来十分惭愧，我虽然看了些我在过去未曾读过的书，也经历了我未曾体会过的事，则仅是马齿徒增，而愚顽如故。所不同者，只是秃头白发而已。

　　世事沧桑，兴亡鼎沸，举目不胜浩叹！怀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据有国难家仇的我，反则朝餐夕食，坐麋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迨至共匪全面叛变，红羊赤马，大陆变色，同胞陷于水火，此两宗重大祸乱，我皆寓有肇造的成份，每一思来，为之黯然。我自弱冠以至而立，十数年间，每一动念，辄有超出我预想不到之后果。如我之少末，安能至此乎？再四思维，事非偶然，亦非必然，不得不走向因果宿命之论，暝暝中有所主宰，非人之所能知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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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张学良上蒋中正书：

　　“．．．万一不幸，中日必须兵戎相见，俯乞　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　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绝不令匹夫一志之不伸，临书惶忪，不知所云，俯乞鉴查．．．”　　

对共产党的观感

　过去的懵懂

　　我猜想着，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疑问，或者研究我，现在我对于共产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哪？因之，我想把我对于共产党的问题略为来说一说，这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公案，我是应该来说明的。

　　廿多年以前，我对于共产党可以说是无所知。我出国之时，我时常在那里想，中国当时的第一课题是－－打倒日本，才能复兴。因国力如斯，如何能抗此强敌呢？遂想到法西斯的办法，能复兴古老之意大利，共产党致强颓唐的俄罗斯。因之对于法西斯和共产党在我心中都发生了懵懂的憧憬。迨归国，担负剿匪任务，同共产党有了正面的接触，感觉到这一伙叛徒，是有他们的另一套鬼名堂。在武汉时，我请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给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他推荐了一个姓段的，给我讲过李达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讲的并不怎样的高明，也是我对于这一套的理论是一窍不通。尔后在西北剿匪，数遭挫败，感觉到共匪他们有比我们强的地方，如果利用他们这一套，也许是可以来对付日本鬼子？因之发生了收编共匪，用使他们来抗日的想象。等到共匪喊出来共同抗日的口号，实中我心。结果是“悼心失图”，“抱薪救火”，未能预料到祸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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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刘鼎的回忆，张学良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共产党提倡国际主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无祖国”，那这样怎么来领导民族抗日战争呢？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张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

　　法西斯的意译是“国家社会主义”，它与俄式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集体主义”，忽视“个人自由”。有学者说，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救国救亡”的急迫感，需要崇扬“集体主义”，因而压制了关于“民主自由”的思想启蒙运动。

考其理论审其言行

　　近廿年来，我看了几本关于共产党理论的书籍。那里面，一眼看来也有它的道理，不过再一深刻的思考，那些学说，跟中国历史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背景，我觉得是不相合的。就如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连他们自己总是混淆的没有搞清楚。有好些见解，多是片面的说法，不是由总体来着眼。借他们的术语来说，正所谓是“见树不见林”。确曾如　总理所指出的：“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我们的　总理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已经指示得很透彻，惜我过去未能尽信体认。再本体论上，　总理亦曾指示的十分明白，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而实相为用，考以前科学未发达时，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一之。

　　共产党的学说，只是破坏的学说，他们所着眼的只是人类的仇恨和丑恶，所根据的只是物质方面。诚然，他们是唯物论者，所以他们主张有感而后有觉：说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发表发表我的拙见：我并不赞同如费能大师“非风动非幡动，乃仁者心动”之说。我也不赞同阳明先生“我不看花，花不在”之说。我觉着，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然照常在那里动。但是风动也好，幡动也好，如果我心不动则是与我无关。我虽不看花，花仍然在那里独立存在着。可是我要是不去看他，花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研究人类哲学也好，研究社会学也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的问题。物质诚然是独立存在着，但是不经过人类的思维，他又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举个例子来说吧！譬如原子能，自然他早在那里存在着，未经过人的心，也是执行他的能，可是若不是经过一番人的思维，对于原子能，人是能不能控制哪？不能利用，他能不能，与人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原子能的问题，若不是通过人心，他怎么会能够发挥为人类有贡献的能呢？就如唯物论者所奉行的辩证法，那么他不是经过人的思维，他那里来的辩证呢？法，是人为的。列宁不是也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他不是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他不是也承认，社会的习惯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不也是高呼过，不要唯武器论。这不要唯武器论，下边的注解是什么？－－那就得说大众意志，大众抗日的精神，超过武器的力量。心离物无所能称心，物离心无所能成物。心无物，无以表现其目的，实现其理想，物无心，无以实现其功能，发挥其价值。心物合一，才会有人生的宇宙，心物合一，才有了社会组织，心物合一才有了哲理和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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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唯物辩证法，张将军有没有读过意识的能动作用那一章呀，思想反映自然和社会问题。固然，物质只有通过意识的作用，才能为人类所认识，所利用，而唯物论者强调的只是这种意识的作用，必须符合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规律而已。

　　不过哲学的事情，太玄妙。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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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聚五：原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之后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敌，曾担任张学良任命的驻通化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兼陆军中将衔辽宁自卫军总司令，参加了热河抗战，抗战开始后担任东北游击司令。据共方的记载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与大股日军的遭遇战中壮烈殉国。唐聚五是中共推崇的抗日英雄，怎么可能是死在中共手中呢？不知国民党版的故事是什么？

　　赵侗也是东北义勇军的成员，是青年党系统的，青年党是反共的，不过赵侗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张荫梧在中共的笔下则是有名的磨擦专家。这个谁是谁非实在是很难说清楚。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突然同希特勒的纳粹党携手，瓜分波兰，也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莫名其妙，这怎么解释呢？勉强的去想，这是为了共产国际的利益吗？等到了中俄交涉，斯大林索取旅大和南满路的权利。这不是共产党自己曾指责过的，帝俄对中国的侵略吗？我曾充任过奉俄交涉会议的委员，亲耳听到过尤林和加力罕的攻击帝俄侵略中国的言词。斯大林的这个行动，使我发生莫大的愤激。这不是比日本军阀还要厉害吗？日本军人当年曾对我说过：“旅顺，大连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中国是不能用口头就把他要回去。”现在是地还原主，苏俄把已经丢掉了的帝俄窃取之物，以强盗继承的身份，今日要来索还，这是多么不讲理而不要脸的事！这叫友谊之邦吗？这是以平等待我吗？最使我奇怪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怎么一言不发呢？反而来覆贺哪？今天我明白了，假如这是美国或英国。你看他们会多么样的叫嚣吧！现在中共一定会回答我说：“你看旅，大不是交还了吗？”哼！这是比俄国人手里对于俄国人更有利，更方便。我问你：“中国大陆现在真正的是谁家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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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这个条约是国民政府签订的呀。而交换的条件是苏联不在东北支持中共的势力，所谓“按内，让外”也。友谊之邦？作为中国４９年前唯一同苏联打过仗的人，张将军不会那么天真吧？

　　1945年8月30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府批准八月四日的《中苏盟好条约》……此条约不能算是完全平等。在中国立场上说，近百年来对强大国家所定的条约，这个可以说是较强人意的条约。” 　　

　　行不顾言，当抗战胜利，我心中仍存幻想，衷诚的希望国共合作，趁此好机会，奠国家于富强。屡次和谈协商，皆归于失败，在我想也许是我们恃强不肯迁就。等到南京沦陷，使我心中大为激动。我也同梁漱暝是一样想法，当初国民党是强者占上风，今天是轮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可以由你们了，合作不合作，团结不团结，这回是共产党的责任了。好家伙！共产党的这一套，什么战争罪犯，什么赎罪立功，比着当年的国民党凶恶多了！把精诚团结，和平共处的精神，哪里去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存着一种幻想，中国共产党是已经被斯大林牵着鼻子，束缚得不能自主了。一有机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会觉悟的。等到斯大林死后，以至最近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正义的表现，更宣称加强“一面倒”，反为苏联作辩护，做定了小兄弟－－儿皇帝了！那么中共的朋友们，一定会说：请你挣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建设，是，你们修了些铁路，建立一些重工业。可是我要问你，消耗了无数同胞的血汗，不顾人民死活，而从事那些所谓的建设，你们的存心是为了中国大众的利益着眼吗？是不是为了你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利益着眼哪！你们也许会责备我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可是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要抗日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最崇拜的斯大林，在对德战争时，不是也强调民族意识吗？你们不也是十分崇敬　孙中山先生吗？先生的三民主义第一章就是民族主义，那你们又怎么样的来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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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等原则。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政协已获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２月５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很快就被撕毁。　　　

　　当年日本欲谋侵略，叫出来“东亚共荣圈”。在这共荣的口号下，牺牲了中，韩，泰，印尼，印度等国，甚至还要荣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现在共产党的国际利益与日本当年的“共荣圈”有什么分别呢？“利益”之下，匈牙利得牺牲，中华民族得毁灭！

　　过去苏俄大声疾呼，叫的像那么一回事的。说什么扶持弱小民族，说什么帮助脱离帝国主义压迫。我也曾为这种好听的声音所迷惑。现在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奴役，摧残，吞噬这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曾为苏联吹嘘过，说苏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今天你们替披着羊皮的虎狼，强颜作辩护，为红色帝国主义作帮凶。我实在同为中国人的感情上，为你们羞耻。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凡是爱国而不甘为日本作走狗的中国人，日寇都给加了一个罪名，说是英美派，这意味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说是顺民。今天中共也学会了这一套，凡是不甘于苏俄的压迫，不忍坐视“一面倒”作风者，那么你们就给加上一个罪名，是“美帝的走狗”或者“美帝特务”。我借用费尔巴哈的两句话来说：“你们若不是存心骗人，就是个糊涂蛋”。

　　虚伪终必自食其果，虚伪是禁不住考验的，那种挂羊头卖狗肉骗人的做法，纸是包不住火的，人民的眼睛，的确是透亮的，可以欺骗他一时，不能够欺骗他永久，若不是真金，那自然是怕火来炼的！“你能永远愚弄少数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决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这是林肯的名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凡是寻求真理的人，都是宁愿作真理的“马前卒”，不愿作虚伪的“安琪儿”。我们是不能够迷信，必须“解信”。由于理性的认识，才能是真的认识，那才是不可动摇的认识。

　　人类追求真理，思想自由，是怎么样也剥夺不了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希特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镜子。覆辙前车，殷鉴不远。

　　人民不会永远屈服在强暴的手里，一旦觉醒，怒吼起来，那时什么也拦挡不住的！过去的历史，记载了不少的前例：不久的将来，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了证实。

（按：西安事变之后，张氏之研究辩证法及**思想，由其笔记攻读日期的勒勤，可见其对共产党思想之求知，如饥若渴。用功之恒，一反张氏读书虎头蛇尾习惯，可见，张氏昔日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消磨了张将军的青春，也扼杀了它的思想意志。迨后宦途一旦陡转，迫使张学良将军，困知勉行，实令人喟叹。

　　可是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清泉，撰写《杂忆随感漫录》至此一章节－－“对共产党的观感”时，却以过去的懵懂，否定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于以九九二年以后，张氏与笔者闲话时：“我自己认为唯一的长处，我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事。”也曾说道：

　　“一般人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

　　张氏对共产党的观感，基于爱国情操，三次的变化；如果因为年陈日久，在记忆中出现矛盾，是人之常情，不然张氏为人之宗旨于理念，随世势有所迁延，也有可能．未来史家于史学工作者，在张氏自许为“爱国狂”这一点上，应“因事不因人”，还是“因人不因事。”来做张氏的盖棺定论？

　　如果：能使张氏一贯不耻“二臣”轻蔑“不义”，重“操守”，赞“有格”之传统道德观。

　　如果：张氏担任西北剿匪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联共”，“资匪”，“泄密”是根据何者对于中国有益处，何者“爱国”为准则，才有如上行为。

　　如果：因为身在神坛之上，若干无奈，使张氏“下来难”，于是说出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明白口话。在评鉴这一章节，就有了深悔？谄谀，刨白，等等的考虑了。

　　一九九六年推举张学良夫妇进入国际学府殿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策划推动者，希望以张氏为国人光明之表率。如果不能以史事，证明张将军有“刚正不阿”刺骨的情操，“从不作伪”的言真理直，如何一洗“忠于敌，悖于国”之讥蔑。

）

山海关：

　　张将军对苏联之没有好感，是很容易理解的，从奉苏之间的旧仇，中东路事件的冲突，到苏联阻止中共接受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后来斯大林诬蔑西安事变为受日本人所策动。

　　张将军曾经对日本历史学家，西村成雄说，研究历史人物，要重视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来看看历史环境，芦沟桥事变，和平解决的尝试失败以后，蒋介石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想要引西方列强干涉，此即是为何冲突开始于华北，却在松沪大打的原因。但西方列强却无动于衷，包括白崇禧等在内的党国高官都认为，今日之外援，舍苏俄外无他。而斯大林亦告中国同志曰，今日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一致的。本书成书的１９５７年，韩战结束不久，冷战方炽，中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元，被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视为敌人。以后，中苏决裂，中美接近，到了九十年代，中共则走向依靠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世事沧桑，岂能一概而论！

　　孙中山曾想借助日本的力量进行他的革命，代价是让日本“领有满洲”；国民党曾经借助苏联的军火，金钱，北上讨伐张作霖大元帅的“北京政府”；中共借助苏联老大哥和朝鲜小兄弟的帮助在东北立足，进而解放全中国，蒋氏借助游弋于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以自保；１９２８年日军出兵济南想要阻止北伐军北上，曾遭张大元帅公开谴责；日本关东军还曾与直鲁军首领张宗昌密商愿以关东军两个师改穿直鲁军服参加与国民革命军的作战，事为张作霖所悉随即急电召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本留下万世骂名。”，并劝张宗昌军退出济南退守德州；张学良本人亦曾拒绝日本帮助其在满洲建立一个“缓冲国家”的建议。从这些事实来看，张氏父子的确都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　

后叙

　　我写这个小册子动机，已在“前言”上有所说明，我这个人的性格，从来不大愿意自我宣传，也不愿意对人和过去之事有所刨白。我觉着凡是辩白，就带着“丑表功”。并且我有一个想法，我觉明理之人，他自然会明白。不懂道理的人，你跟他讲什么废话哪！所以我从来没有过自己解说，或有任何辩白的文字。譬如九一八，全国人多攻击我不抵抗，但我很少看见有人研究我为什么不抵抗。只有在当时《大公报》上王芸生有过一两篇社论。所以我觉着单独攻击我不抵抗的，而不研究不抵抗主张之因素者，是有点肤浅。我又何必向他分辨哪！再有更使人可笑之事：是说我热恋蝴蝶。现在只用简单一句话回答：幸蝴蝶本人尚在，请任何人向她询问，问问她我曾同她见过面没有？叫她说良心话，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人，其他那就不必讲了！

　　我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性格毫不护短，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我的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常使我大笑不止。所以我动了念，我在看历史的时候，常常叹息，古人为什么不把那些事情，明白的记载下来留给后人。忽然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自己的事，外间所未明了或误解真相，或外人不知之事，把确确实实记录下来，这不也就是我小小的贡献吗！

　　有二，三朋友也再三劝我，不要只记述你认为重大的事情，其他之事亦应记述。（按：蒋经国建议）这不是辩白，乃是真实记载。他指出杨宇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小如蝴蝶问题等。（按：对蝴蝶问题，张氏曾在一次闲谈中说：我与蝴蝶连面也没有见过，其实戴笠之死才与蝴蝶有关。）

　　我在这里声述一下，我的手，本来是拿枪杆的，今天要我拿笔杆，这真是“打鸭子上架”（按：所谓强人所难）。小篇玩意儿，写上几百字，哪还可以对付对付，叫我写上几十万字，那真是使我有点为难。写这一心中东西，我已感十分费力。所以先就其大者，写记数篇。我将慢慢地陆续给杨宇霆，郭松龄以及吴佩孚，冯玉祥等人，写一专篇。（按：　这一构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一切我能想到的零碎，杂拌我也把它记载出来。就连我的恋爱故事，我也可以如卢梭，歌德那样大胆说出。有一点我要申明，上边那两位举世闻名的“如椽之笔”，我的笔则是如椽之重，写起来实在费力得很，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写的话多了，可是一拿起笔就写不出来。“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今日方体会到这两句话的真滋味。奉劝告年朋友们，“少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关于任何事务不要轻于批评责难，等你亲身试一试，你才有资格说话哪！恕我说出题外了。请你们不要说我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这是我从心坎子里说出来的良心话。“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引用这两句不只是指着读书时，我上数篇所说的事，亦包括在内了。请三复斯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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