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评版】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 梦里依稀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以免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山海关注：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北。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山海关注：

　　8月17日，日方在隐瞒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至事实的情况下，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学良于9月5日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

　　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给驻守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藉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研究注意，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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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 “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

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

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之处。”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２年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重回南京；

　　１９３２年　１月　２日下午二时日军侵入锦州。

　　１９３３年　１月　２日日军陆，海，空军及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榆关。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真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当年抗俄的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做一个战争的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夜。”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你牺牲将士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么分别哪？”我说： “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此一会见，遂不欢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坚决的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当的影响。

（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

山海关注：

汪，张之争的背景是日军要攻热河，中国军队当然要准备防守，但是热河的汤玉麟并不是张学良的嫡系，也是独霸一方已久的军阀，和日本人，国内的粤系等也暗中有往来，汤不愿意张学良的嫡系部队进入热河。处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麻烦的，张和蒋两人对此事如何处理，如何让张学良的军队能够妥善的进入热河布防，而不激出“兵变”或“内战”，一直在进行密商，这就是下面蒋的日记里面提到的“出兵热河计划之实情”。而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这些过节自然不怎么明了，而汪与张本有宿怨，致使本可以协商解决的事情，却搞得政坛顿起风波。

　　蒋介石一九三二八月十日之日记，『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顾大局，令人愤慨，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画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画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联名挽留张学良的为宋哲元，万福麟，商震等二十九路军，东北军，晋军共５７名将领。

汪张之争的经过，摘自《汪精卫评传》：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的色彩，作―点抵抗的姿态。一九三二年三月，刚当上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答称他道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上海停战之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负责处理。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再想与其相商，张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六月二十二日，汪精卫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的允许不敢应允。汪回到南京后为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此时蒋介石催促军费，汪精卫飞沪晤宋子文，也不顺利。七月，热河告急的电报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议，但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至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但汪所见到的仍然是告急的电报，而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于是，汪情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七月二十二日发表通电：“…，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饬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意在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又开北平政务会议，张群代表蒋介石参加了会议。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大会认为，长期御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至军事负责人员，在此国难期中，整理军政，责无旁贷，所有恢复失地，巩固国防诸端，自为全国军人之专责，而华北军人负责尤重，更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协力，共谋捍卫，精诚团结，生死相依，以身许国，义无反顾。此次本大会全体委员倾诚会商之结果，决定按照上列两项方针，切实施行。”此电驳斥了汪精卫二十二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汪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但蒋介石既不返宁，又不让汪上庐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默不表态。汪认为这是蒋，张在表演双簧，给自己难看。于是，汪精卫于八月五日晚偕曾仲鸣、陈碧君、唐有壬赴沪。六日晨，汪访晤宋子文请他回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当天，汉精卫分别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等发了五份电报，提出辞职。其中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词严厉，斥责张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巨款，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五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海顿起波涛。张学良被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待工作，辞职下野。国民党中央破例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召开第三十二次中央临时常会，决定通电挽留汪精卫，派居正、何应钦赴上海劝汪留职。林森也从庐山赶到上海劝慰。蒋介石向汪致电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不可于国难

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请即日返京，照常主持党务”。一时之间，庐山、南京、上海、北平，使者往来如梭；张学良八日电汪，请求辞职。汪立即电国民党中央称：“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中央罢免本职，选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所请，以为打破军人割据之发韧；同时并望中央允兆铭之请，罢免行政院长之职”。他又向记者发麦谈话，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称：“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言军事则各自为政，无法指挥，财政则各省截流，仰屋兴叹。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沦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建议由何应钦或者朱培德接替张学良的职务，蔡元培或于右任接替自己的职务。随后汪即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晤。宋子文无奈，于八月九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张学良不知所措，等待蒋介石定夺。此时蒋介石离不开汪，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蒋又不能抛弃张，但也要张听命于己，于是他便施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限制汪。于是他首先设法留住汪。八月中旬转向汪“诚恳”表示，希汪继续负政治责任，汪如坚持辞职，则与其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汪见此情，同意先回南京，八月十六日汪从上海返宁。

　　蒋介石通过蒋伯城试探张学良所能接受的处置办法。十六日，何应钦主持第五十六次行政院会议，称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十七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以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身份留在北平。会后汪上庐山晤蒋，表示可留任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职，坚辞行政院长职，中央不准。最后决定汪、张的遗留问题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解决。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了北平军分会委员，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八月二十日蒋汪由庐山分手，汪返宁，蒋赴武汉。

　　汪精卫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辞职，华北五十七名将领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共进退，经各方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作出决定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

　　酿成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蒋介石。张学良从东北易职以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他误认为只有依靠蒋记中央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命是从；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看来多方关怀，但因张重兵在握，又有反攻复土之心，恐难以驾驭，有碍于推行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一直在计议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顺风使舵：借汪之力压张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控其锋芒。他两边作好人：允张辞职，结汪出了一口气；张同意改组东北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标志东北军巳开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可是蒋介石又将华北军队的主持权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他；蒋介石给汪很大面子，使汪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但又对蒋介石明显袒护张学良的作法极为不满。为了观察蒋介石是否有诚意继续与他合作，汪于九月初躲进上海医院，又进莫干山，行踪诡秘，让蒋介石的人找不到他。汪称病重，须出国疗养，向中央请假三个月，坚持辞职。汪精卫的意图在于压蒋放弃对他的控制。可是蒋介石虽然仍要利用他，又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于是决定，不同意汪辞职，只给假三个月出国休养。这样，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