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平等的进化心理学解释 -- 金仕并

　　新语丝网友Amsel曾经提出中国有三大“官办科学”，即中医、地震预报和人口控制论。我很喜欢这个提法，但不太同意“官办科学”这个名称，因为“官办科学”并不一定是不好的。比如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是有名的官办科学机构，其学术水平在生物学界、医学界却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有趣的是，自NIH于1887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受到自由主义人士的诟病，因为他们觉得科学研究这种事情不需要政府来管，但是到1968年，NIH的分子生物学家尼伦伯格（M. W. Nirenberg）因为破译遗传密码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这种指责就消失了，而NIH也因此扬眉吐气，证明了官办科学机构一样可以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当然，Amsel可以争论他心目中“官办”的定义和我这里的定义不一样，然而很多词的用法是约定俗成的，既然人们普遍把“官办”理解成“由政府出资创办或经营”，那么为它另找别的意义就是自讨苦吃了。所以我给这个提法加了一个字，成为“官办伪科学”，这样就比较准确了。

　　在三大官办伪科学里面，中医和地震预报从原理上就是错误的。如果说中医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是非科学的话，那么地震预报在本质上就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至于人口控制论，严格说不能算伪科学，而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当初宋健等人移用种群生态学中用于描述种群数量变化的公式来建立中国人口数目变化的数学模型时，就对现状做了过分简化，虽然这在当时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事实证明那样的数学模型存在严重问题、忽略了现实中的很多变量之后，还执意用它来预测人口数量趋势，并据此制定政策，那就带有伪科学味道了。

　　我认为人口控制论的主要缺陷有二：一，忽略了经济条件越好，生育率越低，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规律。这个规律并非适用于全部文化（比如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就不适用），但欧美、日本、韩国、台湾以至大陆的上海的人口变化却都符合这个规律，特别是韩国、台湾和上海的例子表明这个规律是适用于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社会的，所以对大陆其他地区是很重要的警示。二，单纯强调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强调一个静态的控制目标，而忽略了人口红利，忽略了人口控制的整个动态过程，从而忽略了人口控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比如我最近刚看过的新华网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枯竭　专家建议允许生二胎》（外链出处）就介绍了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意见。

　　蔡昉等人的观点其实是老生常谈了。由于计划生育的控制，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会导致中国发展经济的优势资源——廉价劳动力——逐渐枯竭，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减缓会让很多社会矛盾变得尖锐，最坏的后果就是造成社会动荡。其实，即使全部放开对人口的控制，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也未必会迅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生二胎已经是比较保守的改革了。

　　这样的真知灼见，在网民那里得到了什么反应呢？也许会让你惊讶——居然以反对、谩骂为主！原来很多网民都被“廉价劳动力”这个表述刺激到了，按他们的理解，蔡昉等人不过是希望穷人多生，提供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供富人、“精英”们剥削利用，“生出来一代一代当牛做马”。看到这些评论，我知道，这些人的平等情绪又发作了。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因为人类社会长期是等级社会，所以人类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多适应等级社会的心理机制。最为可靠的一个现象是，人类男性个体地位的变化会导致睾丸激素水平的变化，地位升高，睾丸激素水平升高，地位降低，睾丸激素水平下降，而高睾丸激素水平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斗志，使他在下一场竞争中有更高的竞争力。而且，等级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地位低的个体需要服从于地位高的个体，这种服从的心理机制早在1963年就被震惊学界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证明普遍存在了。由于这些心理机制的存在，任何真正平等的社会都只能是幻想，所有现实存在的社会都是某种形式的等级社会。

　　然而，人类却又有强烈的平等情绪，导致这种情绪的追求平等的心理机制也已经被进化心理学研究证明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英语中没有“幸灾乐祸”一词，但是德语却有（Schadenfreude）。按照一般的伦理观来看，幸灾乐祸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所以讲英语的人在初次听到Schadenfreude的定义时，似乎应该对这个词感到陌生，对它描述的那种心理表示反感。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反应居然是：“你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词吗？太酷了！”可见，在没有“幸灾乐祸”一词的英语世界，人们仍然普遍具有幸灾乐祸的心理，而且至少在私下并不以为耻。的确，有许多研究表明，对比自己水平高的“出头鸟”的衰落表示幸灾乐祸，其实是全人类的“劣根性”。

　　那么这种追求平等的心理机制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和人类的互惠利他行为有关。按照进化论，进化是在个体层面甚至基因层面上进行选择的，所以乍一看，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自私自利，而人类的互惠利他行为就成为困扰进化论的不解之谜。不过，在上世纪60－70年代，这个不解之谜被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哈密尔顿（W. D. Hamilton）和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特里弗斯（R. Trivers）等人漂亮地解决了。后来，美国政治学家阿克塞尔罗德（R. Axelrod）和哈密尔顿合作，进一步用博弈论解释了非亲属互惠利他行为的起源。这些内容是每一本现代进化论教材都会介绍的，我这篇文章就不再赘述了。

　　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在种种互惠利他策略中，有一种叫“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简单策略从长期来看可以带来最大的收益、这个策略只有三条规则：(1)不先欺骗对方；(2)如果对方在前一回合的交往中以诚相待，则在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对对方以诚相待；(3)如果对方在前一回合的交往中欺骗自己，则在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欺骗对方。正因为如此，在群体生物的进化中，这种策略就总是成为进化稳定策略，人类也不例外，所以人类自然形成了在互惠利他行为中执行以牙还牙策略的心理机制。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美国进化心理学家科斯米德斯（L. Cosmides）和图比（J. Tooby）进一步指出，为了让以牙还牙策略能在人类社会交往中发挥作用，人类还必须进化出一系列的心理机制，比如要有能力识别不同的个体，要有能力记住与不同个体的交换历史，等等。还有两种非常重要的心理机制也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出现了，那就是对惠己者表示感激，和对欺骗者表示愤怒，因为感激情绪可以保证己方在和惠己者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实行回报性的利他行为，而愤怒情绪可以保证己方在和欺骗者下一回合的交往中也实行报复性的欺骗行为。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在非亲属互惠利他行为的博弈论建模中，两个个体是无差异的、平等的。这种平等性在以牙还牙策略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即上一回合己方得到多少利益，下一回合己方在感激心理的驱动下也愿意回报相同的利益；上一回合己方得到了多少损失，下一回合己方在愤怒心理的驱动下也愿意通过回击造成对方相同的损失。这样一来，人类自然就产生了一种追求平等、“厌恶差异”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引导之下，每个个体在和他人进行交换时，都会把自己和对方置于平等位置，两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很像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所以科斯米德斯和图比把他们的理论叫做“社会契约理论”，这其实也就从心理学上解释了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之处。

　　然而，人人生而不平等，遗传、环境的影响导致每个人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所以在真实的非亲属互惠利他行为中，经常出现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他人的涌泉之恩只能以滴水相报，另一种是对他人的“涌泉之仇”也只能以“滴水之仇”相报。显然，在追求平等的心理机制作用下，前一种情况导致了持续的报恩情绪，后一种情况导致了持续的复仇情绪，这两种情绪合起来，就组成了平等情绪。而且，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类有很强的“损失厌恶”心理，所以在收益差绝对值相同的情况下，复仇情绪总是强于报恩情绪（比如，你在别人欠你500元时的复仇情绪一定强于你欠别人500元时的报恩情绪）。这也就是说，平等情绪总是以复仇情绪为主。

　　更不幸的是，人类社会偏偏又是等级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不只出现在互惠利他行为中的某几个回合，而是广泛出现在人与人之间，所以平等情绪也不仅在个别情况下才能激发出来，而是完全成了人类情绪恒有、固定的一部分。所以，人类适应等级社会的心理机制，和追求平等的心理机制，本来就构成了人类心理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人类社会等级的不稳定性——即使再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也总会有“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的可能，也导致了已经争了几百年的自由和平等、效率和平等孰更优先的左右之辩。

　　认识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悲观情绪：真理可能真的不适合所有人都了解。比如，人人生而不平等，人类社会只能是等级社会，就是一条真理，但是很多人却因为平等情绪的缘故拒绝接受这一真理，你无论怎么和他解释都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统治者的决策又何必非要让所有人知道呢？难道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我已经做好接受这个事实的准备了。

　　最后顺便提一句：从网上的实践来看，构造科学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有两条进路（approach），一条，是从行为经济学入手，一条，是从进化心理学入手。由于很多理科生不太熟悉生物学，不太熟悉进化论，所以他们主要选择了从行为经济学入手的进路。但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仍不过是心理学，很多行为经济学理论（比如以厌恶差异理论为核心的公平理论）更是直接奠基在进化心理学研究成果之上的，所以从进化心理学入手的进路，就比从行为经济学入手的进路更彻底、更深刻。补充进化论、进化心理学的知识，应该是所有志在构造科学的社会和政治学理论的朋友必做的功课。

2010.02.08

主要参考书目：

1. [美]D. M. 巴斯著，熊哲宏、张勇、晏倩译《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董志勇编著《行为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