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个长点的.抗日战争――中日大决战 -- 不爱吱声

1938年11月12日。

长沙城里突然冒起一把天火，烧得鬼神为之惊异，引起人民的强烈震怒。

刚从武汉战场撤退到湖南南岳的蒋介石，也被那把天火惊得膛目结舌。

众人所指，皆归于焦土抗战的过失。

焦土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惜以自己的血去换取敌人的血； 不借将我每一寸国土，都变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火海；不惜将我国土上一切都毁灭殆尽，也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种精神在芦沟桥事变后的许多中国军队将士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全国抗日将士发出训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于几天前发出告同胞书，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初起，李宗仁将军发表《焦上抗战论》响亮地喊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李宗仁说一些人认为，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十分先进、军力十分强大的日本相对抗，中国必败无疑。他说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我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国辽阔的疆土都变成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陷敌于民族战争的泥沼之中，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认为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城，已为日军必夺之目标，若敌人夺取该城，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张治中将军抗战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便预感到长沙的危机，向全省军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树立两个志向：一是抗战到底，绝不做日寇的顺民；二是要与湖南的土地共存亡，守土保家，绝不做难民。

11月11日。

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的事宜，亲自审阅了酆悌拟订的焚城计划。张治中对酆、徐等人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就开始行动。”规走：“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当时长沙城的情况，已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慌。日军逞其余威，从武汉沿江西窜，已占领岳阳。日军飞机对长沙及附近城镇大肆轰炸。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的说日军已渡过了汩罗河，都快到长沙城了。

长沙专门放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高压水笼头等放火器材，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别是那些决心不当亡国奴、家往长沙市的民团士兵，都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积极投身于这种自焚的勇敢行动，唯恐将自家房屋晚烧一步，而落后于他人。

当天深夜，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

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

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

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放火”是放火者在惊慌失措时所为，当然就没想到还要拉警报，更不可能去组织疏散民众。

长沙市民还在睡梦中，无情的“天火”一下便吞没了两千多个无辜市民的生命。

大火烧着了城里的弹药库，这下就更热闹了，轰轰隆隆，如同万炮齐轰，震得二三十里之外的地皮都在打抖。

大火从11日深夜，一直燃到14日才被扑灭。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张治中的报告，立即赶赴火灾现场。这个一身戎装的统帅，铁青着脸面对余烟未尽，飘散着人肉烧焦的臭味的焦土，深感问题严重。

当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厉处罚自己时，蒋介石狠狠叹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团体的错误，他蒋介石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错人。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并给俞济时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 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长沙大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侨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在陪都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借机对抗战提出非难和指责，发表了《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焦土抗战》。说，如果焦土抗战就是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二

1938年11月25日。

刚处理完长沙大火那件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蒋介石就赴回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在大火事件上，蒋介石受到各种非议和指责，因此，心情很不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 虽然蒋介石把长沙大火归咎干部下，但他心里也大为不安。他端坐在主席位置，强按住心头怒火，阴沉着脸照稿子念开幕词。

他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壁上到处写着小字标语：

“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即命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研读那些“茅厕文学”，并在厕所旁边把陈训斥了一通，说他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令其尽快做好川军将须的工作，抹平这件事。

其实，蒋介石在会上发那么大火，滔滔不绝地痛斥军中的可耻行为，只是因为长沙大火的气未消，一时发作。再者，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在蒋介石看来，川军的抗战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由于川军人数众多，已成为抗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陪都还设在重庆，若不对其好好安抚，势必将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会场气氛大变。

陈诚作大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其功劳当然归功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的责任，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向大会作了指挥失误上的检讨，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即兴插话，对王陵基将军指挥川军第30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的英勇善战行动，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乐得台不拢嘴。

夜里，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怀敬酒，“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文学”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

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蒋介石和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旦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明

智的判断形势了。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此举，无论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牵制和消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和伪军，反过来，也对抗战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了全国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兵力：第2、第3集团军，共12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兵力：第4、第5、第6、第7、第14、第18六个集团军。共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兵力：第10、第23、第25、第32四个集团军和新编第4军。并3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以及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在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开展游击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兵力：第9、第12、第16三个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独立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广东、广西。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兵力：第2、第22、第29、第33四个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共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皖西、鄂北、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兵力：第7、第17两个集团军。共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甘宁青及绥远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

兵力：第1、第20、第19、第27、第30、第31六个集团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湖南、鄂南、赣省一部。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兵力：第34集团军等，共9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保安部队。

防地：陕西。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兵力：7个步兵师和特种保安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苏北、山东游击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兵力：5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游击部队。

防地：冀察方面。

全国兵力总计： 250个步兵师， 29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若干。

仅步兵师来看，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不但没被日军消灭，反比1938年1月的210个步兵师，多出40个师。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得到提高和加强。

蒋介石命令：长江方面各战区部队，从1939年初开始，分期分批整顿轮训，补充兵员装备，到1939年底，应全部整训结束，准备反攻。

三

1938年11月上旬。

当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天皇正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天皇对形势的判断如下：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大乐观了些、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于11月18日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

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是为了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日军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看中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亲日派汪精卫。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

汪精卫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卫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发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

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

汪精卫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陕西武功。

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见电十分吃惊，因汪精卫此举，弄得不好会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卫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的“和平”所利用。

汪精卫拒绝回国，决意寻求“和平救国”之路。

蒋介石害怕因汪出走与日和谈之事，引起人心浮动，也害怕家丑外扬，命令有关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12月22日，东京。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12月24日，重庆。

蒋介石鉴于日本方面已公开向汪精卫伸出和谈橄榄枝，汪精卫潜去河内的消息又不胚而走，世界舆论哗然，而且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特别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某是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前去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一定场合，在某些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澄清事实真象。

是日，蒋介石召见美、英大使，正式通知两国政府，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之事，请美、英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借国民党纪念周会之机，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演讲。在长达八千字的长文中，对近卫声明进行强烈谴责和批驳，指出近卫声明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毒计，是扰乱中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

在这里，蒋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卫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开谴责汪，使其不致激化与汪的矛盾而公开主和。他把汪精卫划为“内部”一方，而给其留有后退的余地。

为了“和平”处理汪精卫事件的危机，蒋介石又叫驻英大使郭泰祺“迅向汪先生恳劝”，阻止其与日本进一步靠扰。 12月27日，郭大使打电报给汪精卫，力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于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

12月31日上午。香港。

《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对日通和的《艳电》。该电以汪精卫及其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与日本携手防共。

12月31日下午。重庆。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堂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于翌日作出决议：鉴于汪精卫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颠倒是非，为敌张目。违反纪律，危害国家。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工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仍然还是公民。蒋介石又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带去给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这三位“公民”赴欧。但汪精卫不买蒋介石的帐，破口大骂蒋介石，声称不上他的当。

1939年3月初。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立即派人暗杀汪精卫。

3月20日午夜，河内高朗街。

陈恭澍等七名军统高手，纵身跳进汪精卫等人住所小院，制住看楼门卫，冲上二楼，用斧头劈开汪精卫房间门板，见床下有人趴着，黑糊糊的，也分辨不出是谁，料定是汪精卫夫妇，便举枪扫射。

军统特务们以为大功告成，哪知打死的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汪精卫命不该绝，恰好在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刚从香港赶来的曾仲鸣夫妇。

暗杀事件后，汪精卫等人在河内呆不下去了。日本方面也深恐失去这一重要人物。派影佐、犬养等人把汪秘密接出来；从海防港乘船去上海。

汪精卫潜出重庆后，为什么不直接去日本或日军占领区，而要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坐等惩罚？原来，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西南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历经险情，等了几个月，西南地区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汪精卫乘坐着影佐提供的日本‘北光丸’号船，离开越南，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南海上。现在，他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办法，走另一条路去建设“新中国”了。他深知这一条路是国人所不耻的办法：到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南京去，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下，建立他的“新中国”。

四

攻占武汉以后，冈村宁茨的第11军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如果把冈村宁茨的第11军30多万人马驻扎的武汉这个点比作一个人的脑袋，那么，合肥至芜湖以下就如同这个人的身子，而从芜湖至武汉这漫长的水路，就正好是这个人的脖子了，一个被拉扯得特长特长的“脖子”。

这就是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的兵力态势。

在冈村大军的“脖子”上卡着一把“钢刀”。这就是第九战区陈诚、薛岳的50多个师的大军。他们配置在江南鄱阳湖西面，以九宫山、幕阜山为依托，一直在积极整训，准备反攻，随时可能挥刀斩断冈村大军的“脖子”（长江水路交通线），使武汉日军陷入重围死地。

武汉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战区的30多个师，在靠近日军第一线的随县一带地区构筑阵地，窥视近在眼前的武汉城，这支大军恰如一把高举着的铁锤，随时可能砸向冈村宁茨大军的“脑袋”。

冈村宁茨将军很快就感到被这一“刀”一“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伸不出腿去。遂竭力向中央统帅部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增加战力，发动大的进攻，向外扩伸，驱除这一“刀”一“锤”的威胁，以确保武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东京。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和陆相杉山元等人认为，冈村宁茨中将的意见不无道理，因为在未取得自给自足，以战养战之前，长江水路交通就是武汉几十万日军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而在“刀”和“锤”的威胁中，以“刀”的威胁为最。于是，决定发动南昌会战。

天皇批准了此次进攻作战，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

冈村宁茨得到大本营进攻南昌的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

2月28日，重庆。

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军集结的种种迹象中，正确判断出：日军第11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

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

3月8日。蒋介石，陈诚等人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敌将于4月份发动进攻，于是决定先敌下手，发动四月攻势。制定了“四月上旬先期制敌，御敌于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进攻作战计划。并于当日下达作战方案：

（一）、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定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毁敌之企图攻击之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但是，当时第九战区各部队正在整训之中，又无车船运兵，部队机动性极差，调动颇感困难；又加上南昌地区为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结合部，涉及两个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日军发动南昌会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占领南昌，割断三、九战区的联系

由于以上原因，贻误了蒋介石和陈诚关于在3月10日前完成集结部队，并进入攻击态势，于3月15日发动进攻的命令。

战机转瞬即失，教训惨痛。

日军却凭借其大量的汽车、舰船和优良的装备，迅速调动集结了第101、第106、第116、第6等四个主力师团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和海军、空军一部。

3月17日，拂晓。

冈村宁茨一声令下，日军分三路向鄱阳湖西面中国军队各部，全线发动进攻。

由于日军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原计划的四月攻势顿成泡影！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陷入了全线被动的状态。

左路日军。

第116师团，海军陆战队一部，配上大、小军舰三十余艘、汽艇五十多艘、飞机多架，从鄱阳湖北面扑来，对吴城守军施以立体包围。守军预5师和第32军一个团拼死抵抗，所有预备队都拉到第一线作战，仍无法阻击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全城被日军炮火和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战至3月23日，吴城失守。

右路日军。

第6师团和军直辖炮兵、战车、骑兵各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由箬溪向武宁东北守军第73、第8两军进攻。激战九昼夜，双方死伤惨重，日军第6师团之47联队被全歼。在棺材山的大规模肉搏战中，中国军队之第89团生还者仅五人，余皆壮烈牺牲！

中路日军。

第101、第106师团数万人，在两百多门大炮的怒吼声中，强度修水河，突破守军防线，铺天盖地朝南昌掩杀过来。3月26日，日军迂回包围了南昌城，并在南昌城和市郊与中国第32军一部、南昌市警备队展开激烈巷战和争夺战。全城火光冲天，狼烟四起，喊杀声震天。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3月27日夜。

南昌城停止了枪声，日军完全占领了市区。

在三路日军会攻南昌之时、第九战区第31集团军总司令周磊将军指挥本部十一个师，和关麟征第37军，对湘东北和鄂东南岳阳、临湘、崇阳、通山地区之敌，主动出击，意在牵制日军兵力。虽毙伤日军约三千人，但终因此举纯属“远水”，无法救南昌之“近渴”。

1939年4月16日。

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反攻，限令薛岳夺回南昌。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是：“先以有力部队进出南浔铁路，遮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再攻取南昌。”

薛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反攻方案，立即调集部队，组织实施反攻。

蒋介石任命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为反攻总指挥。反攻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58、第60两军，向靖安、安义、奉新之敌进攻。并负责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

中路以宋肯堂第32军等部，沿赣江西岸北上，直取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线。

右路由俞济时第74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

4月21日。

三路大军开始反攻。

第49、第74军等部自南昌西南方开始进攻，激战十余日，未能接近市郊；第74军亦未能渡过赣江。

高荫槐第1集团军所部向南昌西北方进攻，恶战十多天，也未能接近南浔铁路线。

4月23日。

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参加反攻南昌。

上官云相将军以第16师和预10师一部由赣江与抚河中间，从南昌正南方进攻，该部攻势十分勇猛，很快攻抵南昌市郊。

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助战，敌机群对市郊反攻部队进行疯狂扫射轰炸。

此时，由于南浔铁路未及时切断，日军从上海抽调的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坐列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南昌。海军陆战队接任南昌城防，使第101师团主力得以腾出手来，对市郊进行猛烈反击。

上官云相的部队是一支十分膘悍的劲旅，虽势单力薄，却在南昌同围与优势之敌反复争夺拼杀，鏖战一周余，双方成胶着状态。

5月3日。

上官云相集团军所部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接到反攻南昌的命令，立即指挥预5师、第26师和第79师，火速向南昌开进。部队在荏港渡过抚河，投入战斗。

5月5日深夜，陈军长率领军警卫部队和第26师两个直属营向南昌疾进，在高坊附近遭日军包围，激战半夜，数次夹围未能成功，天亮以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出动六架飞机大肆轰炸扫射，陈部官兵伤亡惨重，数度突围不成。战斗至5月6日下午五时十分，陈军长在指挥部队作战时，突遭敌机俯冲扫射，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陈安宝将军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从华北战场到上海会战，转战于大江南北。继后，率部在江浙水乡展开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指挥所部抗日健儿出没于河湖港叉，予敌以致命打击。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因功勋卓著，于1938年7月，由师长擢升为第29军这支在国

内外享有殊荣的抗日英雄部队的中将军长。

5月7日。

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战斗已进行了半个多月。薛岳将军面对旷野之上尸山血海，深知已无法争夺战场主动权，光法克复南昌。遂决心主动承担南昌失守责任，期望统帅部下令停止反攻，以减少无谓之牺牲。当日，向蒋介石去电：

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

蒋介石于接收到薛岳电报的当天，向薛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将回电：

国军对南昌之攻击兼旬，师久无功，屯兵坚城之下，敌已有备，难以奏效。令第三、第九两战区停止对南昌之攻击。

5月9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军伤亡共计：二万四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总计：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冈村宁茨在发动对南昌进攻的同时，于4月30日，又集结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共十余万兵力，配以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发动了对五战区的进攻。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突破第五战区防线。占领了随县枣阳地区。

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等集团军，于5月15日奋起反攻，同日军激战数日，于5月19日和23日，先后克复枣阳、随县等地。是役、歼敌四万余名。第五战区将士亦有重大伤亡。

五

1939年5月12日。

约七百名外蒙军在诺门坎以西渡过哈拉哈河，进入伪“满洲帝国”境内，与满军发生冲突。驻守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立即前往支援，苏军也赶来为蒙军助战，引发了历时五个多月的日、苏诺门坎之战。

诺门坎之战上演了一出由日、苏军在中国领土上，为各自扶持的割裂中国的所谓“国家”反击“侵略”的滑稽戏。

但是，它却引起了中、日、苏、德、意等国外交关系的新变化，并由此加剧了日军对中国战争的专一性、残酷性。

关东军司令官在得到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的认可下，决定膺惩并粉碎苏蒙军的侵略行为。为第23师团增调了两个坦克联队和第7师团一部兵力，并以步兵十三个大队，反坦克炮一百一十二门，坦克七十多辆，汽车四百辆和一个飞行团协同，准备反击苏蒙军。

这已不是国境上的小纠纷，而是使用战略单位部队的一次作战。

对此，日本中央陆军省部展开激烈争论，一方主张严惩苏军，一方认为应少惹事生非，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板垣陆相出来说：“只是为了一个师团的小事，用得着如此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干脆交由关东军自行处理。”

板垣陆相表面上持中庸调和态度，实际上是纵容关东军对苏开战。

关东军司令官得到陆军省部的同意，又得到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的认可，实际上就是天皇的默许，便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来。6月27日，突然出动大批机群，对塔木斯克进行闪电袭击，击落击毁苏军飞机一百二十四架。日军飞机仅有四架失踪，其实毫

无损伤。

7月2日夜。

关东军以第23师团主力和其他配属部队，强渡哈拉哈河，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苏蒙军西翼。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苏蒙军残酷厮杀。苏军以优势的重炮和坦克群堵住日军，并将其打回哈拉哈河右岸。

日、苏军在距河岸三公里一线对峙。

7月下旬，日满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却没有撞开苏蒙军防线。双方再度处于相持状态。

日本中央统帅部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决心对其“侵略行为”予以痛击。其实，这些行动都源于有日、德、意三国的防共协定为坚强后盾。可是，当日军在诺门坎同苏军杀得两眼发红的时候，三国协走的盟兄“大哥”希特勒德国，却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十分暖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交易，希望与斯大林结成秘密军事同盟，共同瓜分波兰的领土。

苏联为了在波兰问题上得到实惠而与德国结盟，便使用巧妙的手腕：在与德国谈判的同时，又与德国的死对头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让德国和英法两方都感到，弄不好俄国人就会倒向敌人那边去。于是，苏联方面获得了左右逢源的局面。

希特勒一改常态与斯大林密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轴心国的另两个小兄弟感到失望。希特勒要征服世界，知道与苏联和英、法部不免一战，因此，他在主盟圈定轴心国的“革命对象”时，将苏联列为头号，日本和意大利方面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希特勒把英、法也列为轴心国的“革命对象”，并要求日意两国承担对英、法作战的军事义务时，两个小兄弟就不那么情愿了。

意大利不情愿的原因暂且不提。而日本不情愿，却是因为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势力。1939年初，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木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太郎，前后举行十多次五相会议（内阁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紧随希特勒参与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结果以海相为主，外相和藏相赞同，坚决反对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希恃勒，而与远在天边的英国和法国为敌。但是实力雄厚的陆军方面却针锋相对，坚决主张为了轴心国的真诚团结，以希特勒的“革命对象”为敌人。

平沼首相不顾海军方面和外相、藏相的坚决反对，倒向陆军一边，以政府名义向德国回话：“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日本保留进入战争状态。”这样，平沼内阁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希特勒日后是否讲信用，与日本共同反苏反共上面。

但是，当平沼内阁表明自己态度之后，才发觉希特勒德国正与苏联偷偷摸摸地搞友好密谈，而且还传出风声，德、苏两国要结成同盟，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此时正值诺门坎战事进入高潮。

日本方面认为，德、苏间即使签署最小范围的协定，都将是对日本的无耻出卖。因为只要德国与苏友好，哪怕是暂时的，实际上就解除了苏联西线的压力，苏联就会集重兵于远东对付日本。

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发现, 如同当初希特勒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掂量，认为日本有实力而抛弃中国一样，现在希特勒又把日本和苏联放在一起掂量，认为苏联更有实力。因此，在德国政府内，普遍开始实施抛弃日本，转而积极与苏联结盟的策略。

平沼内阁为了阻止德、苏勾结，急中生智，也耍弄起外交手腕以制约希特勒。日本突然转而与英国套近乎。于7月15日开始，日、英双方外交官在东京谈判，处理因天津租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7月24日，达成一致意见，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

这样，日本方面响亮地回击了希特勒勾结苏俄的行为，同时，又达到了孤立蒋介石的目的，而邱吉尔首相却以搞远东慕尼黑，牺牲中国利益，也实现了他不可靠人的目的。最后，吃亏的是中国人

1939年7月11日。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向国内报告，德、苏已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分割波兰”，“德国放弃与日本的同盟，将日本排除于轴心以外。”

8月23日。

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属秘密议定书》。

由希特勒主盟结成的防共同盟，现在又由希特勒亲手破坏掉了。他把忠诚老实的日本兄弟给出卖了。对此，日本内阁怒不同遏，由驻德大使大岛，以此条约违反《日德防共协定秘密附属协定》为由，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德苏缔约，宣告了平沼外交的惨败。平沼首相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猛烈抨击，8月29日，被迫宣布辞职倒台。平沼骐一郎在辞职声明中痛悔莫及地宣称：欧洲形势复杂离奇，我国以往的政策到此为止，本人辞职下台，日本帝国需要新的首相新的内阁，另行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8月，关东军和伪满军还在诺门坎与苏蒙军进行数万人规模的大战。

8月4日。日本陆军省部发布命令编组第6军，专门负责诺门坎方面作战。

此时，苏军投入第一线战斗的有三个狙击师，七个坦克旅和数千人的炮兵军团，另有五个师和大批飞机处于待机出动状态、

8月23日。日方第6军以七个大队的兵力，从苏军左侧翼迂回进攻，结果钻进了苏军的“口袋”，被苏军的坦克群轮番冲击炮轰，日军中所有指挥官均相继战死，部队被全歼。

8月25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亦遭失败。

8月26日以后，日军无力再发动进攻，转取守势。

9月1日。

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方面对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引发了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感到幸灾乐祸。由于受到希特勒所谓反共协定的愚弄和平沼外交失败的教训，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日本政府声明，明确表示日本人的态度：“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这表明，日本绝不去履行与希特勒定立的同盟条约，绝不想帮希特勒的忙。欧洲人要打希特勒，尽管打，不必顾及日本参战。

至于日本同苏联在诺门坎的战争，在阿部首相看来，那本来就是希特勒的事，日本人只是轻信了他的反共诺言，而踩进了那片泥沼中。但日本毕竟还没陷得很深，现在拔出来还来得及。

只有中国的战争，是日本自主发动的。因此，打好打坏都是日本的事，不指望别人帮忙，更不想让外人来干涉。日本内阁新任首相的声明，实际上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除了一中国事变”，他都无意过问。

根据阿部首相的决择，日本陆军省部于9月3日突然命令关东均“鉴于形势，大本营今后企图主动结束诺门坎方面国境事件”

9月9日。

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向苏方提出停战。

出乎怠料的是，苏方又一次像张鼓峰事件那样，马上满口答应停战，而且其停战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比日本人还强烈。

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在波兰的那一边大打起来，并大片大片地掠吞波兰领土。按照德苏秘约，波兰的这一边大片土地，应该由苏俄红军去白领。只是由于日军在诺门坎与苏军冲突大有升级之虑，才使苏军对波兰那片土地无暇旁顾，未贸然出兵欧洲。

9月15日。

日、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议。次日，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过国境线，直扑波兰领土。同时，陆续将诺门坎方面的汽车、坦克、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西线。

日本这边，也确确实实要专一致力于中日战争。1939年初，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四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二十六个师团。

1939年底，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

按照日军普通师团的编制，每个师团的士兵人数为：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个师团，其士兵总数应为：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末，日军在华有：一个派遣军总部，一个方面军总部、五个军司令部，其各自的直属部队还未计算在三十五个师团内。各军、方面军、派遣军和各师团的军官亦未计算在以上士兵人数之内。

1939年，在华的陆军航空兵为十六个中队。海军：在华南有第2遣华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方面有第3航队。海军航空兵团自成体系，以华中、华南为基地对中国西南腹地进行轰炸，这些也没计算在内。

因此，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百万之众。

诺门坎事件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六

蒋介石正在忙于长江战场战事时，却又面临“后院起火”的麻烦事。

1939年8月5日，重庆。

蒋介石收到留守后方的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等七个师长的联合通电。通电历数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种种错误，要求将其撤职。

蒋介石觉得好不新鲜，眨眨眼，只见上面赫然打印着王主席的五条罪状：

（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

（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

（3）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4）招权纳贿，卖官鬻爵。

（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

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

七个师长发出反王通电后，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成都地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

在蒋介石看来，成都的这种乱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乱，正是他欲趁机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好时机。因此，蒋介石看过那份通电，竟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亲呢地骂道：“这几个烂师长呀，又闹乱子了！”

蒋介石完全清楚，此次倒王风波，是由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的。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在政治口号上闹闹、要求体现一下他们的“民意”，把他们不喜欢了的王主席搞下台去，再遴选他们喜欢的“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来主川政。别看他们闹得凶，但绝不会真刀真枪造反，因为他们毕竟只有七个师。

此事该怎么处理，蒋介石胸有成竹。

他把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人找来，叫他们出面去成都做那几个师长的工作，稳定后方政局。但他对实质性的问题；王主席是撤还是不撤？则闭口不提。

蒋介石知道，王主席不倒，成都的风波就平息不了，他这样急急忙忙请那三位地头蛇出面做工作，只是虚晃一枪，表示他不希望有这种风波。

9月7日。

成都风波还没平息，蒋介石就名正言顺站出来插手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件了。

一方面，他找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传话，要他们负责做好那几位师长的工作，切实稳定成都。至于撤换王主席之事，请他们放心好了，一定尊重大家的意见。

既然如此，这工作还用得着去做吗，只需给那些师长们透个风就成了。邓、潘等人满意而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省主席王瓒绪请来重庆。在客厅里，们拉住王的手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谈心。蒋介石以十分坦诚，关怀备致的口吻，要王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若不主动拿个姿态。人心难服，弄不好被人哄下台去，那时就难堪了。

王主席说自己冤枉，但面对目前这种民怨沸腾的状况，却又感到进退两难。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他想好体面下台的点子，叫他以出川赴前线指挥第29集团军作战为名，主动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

王主席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接受。他觉得蒋介石处处为他着想，去掉了省主席，反而还对蒋介石千恩万谢。

蒋介石略施小计，就把这两方面部按得平平顺顺的。现在，他又把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请来谈话。此时, 他才亮出真面目，说中央决定给川人配个极好的省主席，准备让中央大员张群出任。

蒋介石的决定出乎邓、潘意料，但他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邓、潘二人却坚决反对张群主川政，丝毫也不顾及他委员长的面子。二位将军那种见了皇帝不磕头的勇气，令人惊讶！但他们却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划清界限：即他们到底是反对蒋介石像给奴隶们配主子那样的做法呢，还是仅仅反对张群这个人。其实，张群倒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又年富力强，是很有才能的。

蒋介石压住火气，竭力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儿问：“张岳军（张群号）不也是你们四川人吗？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满意他？”

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他的政治能力，对川人的感情如何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当省主席。”

蒋介石沉默。他想，现在日军压境，咄咄逼人，英国人背信弃义，美国人不愿公开出面支持中国，俄国人竭力怂恿日军祸水西流。中国的抗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主抗战的关键在于建立巩固的西南基地，建基地只能由他的中央的人来搞，地方派是靠不住的。只有把西南建设成为像一个连、一个团那样，无所谓军、政、民、工、农、学、商等等，通通在中央的号令下，令行禁止，那才称得上是抗战的后方基地，才有战斗力量。因此，当他决定将政府迁移重庆时，就决心照那蓝图去建立西南基地了。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上将在武汉病逝。两夭之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企图通过将张群配给四川，而将四川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下。

蒋介石的做法，立即遭到当时的川省保安处长兼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刘主席新故，你蒋介石既不派员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川省有关人士商洽，就强奸民意，以中央名义独断地压个省主席下来，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哪儿去啦？谁选过张群，他就要来做川人的领导。

在川康实力人物的授意下，当天夜里，成都全城就贴满了反对中央配张群给川省的大标语。并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留守四川的彭焕章等十七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收回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的成命。

蒋介石慑于川康地方实力和民众反对力量，收回了那道成命。但是他却以为川康实力人物只是反对张群这个人。马上又以同样的手法，把贺国光配给四川人民做省主席。

川康实力人物们有点火了，认为这简直是在搞政治上的包办婚姻。动不动就配一个来统治川省，简直不把川省人民当人看。这次，不但川康实力人物打电报反对，在武汉等前线的川军将领们：也恼怒了，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反对给川省配主子的做法。

蒋介石被迫再次收回成命。

此时，川康实力圈子已推选出王瓒绪。蒋介石只得忍气以中央名义，任命王为川省代主席。王既保持川省地方自治独立性，又对中央表示尊重，几个月后，去掉了“代”字，为川省主席。

现在，川康人又反对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王主席，蒋介石认为绝不能放过这时机，一定要把川康大一统进来。当他再次把张群配给川人，再次遭到反对后，决心打一张王牌出去，以遂大一统之心愿。

蒋介石说：“王治易（王瓒绪号）决心出川抗战，川省主席，我决定亲自兼任。”

邓锡侯、潘文华听后感到愕然。

蒋介石冷冷他说：“我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邓、潘二人果真被这张王牌压住了，只得勉强装个笑脸，表示欢迎。

9月19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四川省府主席王瓒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瓒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兼理，任命贺国光兼由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5日。

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党政军联合大会，宣布他的、治川政策十条。一方面表示自己主川，一定竭力为川人谋利益，以此期望得到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权力，以此期望稳定实力人物和政治团体的拥护。其施政方略主要内容为：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抗战建国复兴基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