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个长点的.抗日战争――中日大决战 -- 不爱吱声

第一章　陈兵江南

一

1937年7月7日。

日军在中国的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一部，在芦沟桥附近同中国军队驻守该地区的二十九军第37师219团一部发生激战。

顿时，日本军方一片按捺不住的狂欢，他们蓄谋已久的挑衅，终于惹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了。主战派们断言：中国政府和军队的生存不会超过三个月。

同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机械化部队），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陆军部杉山陆相急电：“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命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7月8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竟以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的身份发表所谓的声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同日，关东军和驻朝鲜军首脑致电日中央统帅部，强烈要求日统帅部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芦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国大业”。

7月10日上午11时，南京。

日本驻华大使会见中国政府外部长王宠惠，以咄咄逼人的口气通告日本政府对芦沟桥事变的态度和要求：第一，中国赔偿一切损失；第二，中国军队撤出芦沟桥、永定河地区；第三，惩办在芦沟桥自卫还击的中国军官长；第四，中国政府向日军赔礼道歉。

王外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对日方的恫吓性通告，当即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并通告日方，中国政府和军队决不向侵略军低头，只要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将坚决抵抗，直至彻底打败侵略者。

日本碰了一鼻子灰，于11周召开政府五相联络会议，紧接着又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断然向华北增派兵力，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同时决定，为了策应日军主力对华北的进攻，以海军一部兵力，在华中、华南方面担任牵制任务。

日军战略企图已十分明显：集中主力于华北大平原，首先击破第29军（约十万兵力）以解决华北问题，打开通往南方的门户，然后挥军南下打击中国军队之精锐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

到7月中旬，日军已在华北集结兵力达五个师团，总计十万人以上，并配有数百架飞机和大量坦克战车。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国家高潮推动下，决心在北方同日军决战。7月9日，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令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大战。

7月10日。蒋介石决定调集一百个师于华北第一线作战，另以八十个师的兵力为预备军。

7月13日。蒋电告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6日。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各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由于武器装备太落后，无法有效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华北前线守军吃紧的战报不断传到南京蒋介石的统帅部：守军各部伤亡极为惨重，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在战场上壮烈殉国。

蒋介石急令中央军精锐，汤恩伯将军的第13军和卫立煌将军的第14集团军等部驰援华北。

8月初。汤军突然出现在八达岭、南口一带，对正欲从北平地区南下作战的日军主力形成背后的威胁，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立即命令两个师团的兵力，攻击南口的汤恩伯军。

汤恩伯军战斗极为顽强，给敌以沉重打击。

卫立煌军已从保定附近穿过山地，向西北驰进，对进攻南口的日军左侧背发起猛攻，使敌陷入腹背受击状态。

日军为解救被围攻的部队，遂调集华北所有兵力增援南口。中国军队亦不断向南口方面增援。

南口地区的大战日夜进行着。

南京。

蒋介石为了避免南北两个方向作战，亦即防止日军在华东沿海进攻，分散和牵制中国军队北上决战的兵力。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便决心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彻底消除国民政府“后院”之潜在威胁。为此，蒋介石向华中守军发出命令：

以迅雷不及腌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以非法所强占领之各据点实力扑灭之。

（一）国军于华北抗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上海当轴应充实宪警之力量，俾能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由于日军事先从汉奸那儿获得了中国军队将以先发制人手段扫荡华中日军的情报，武汉以下长江中的日本海军舰艇部队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军队“一扫”之前，偷偷逃至上海。

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扫除上海之敌，积极部署兵力。指派部队于8月9日主动挑起战事，于8月13日，与日海军陆战队展开大规模战斗。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力在六千人以上，又加上第３舰队的舰艇部队和空军配合作战，致使张治中未能将上海之敌“一扫”而光，反而陷入了痛苦的拉锯战。

中国军队亦陷入了蒋介石力回避免的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8月15日，庐山。

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接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急电，令其速往南京，策定抗战方略。

陈诚时年39岁，身材短小，精明强干。他是蒋介石的浙江籍老乡，也是蒋的心腹干将。自从1924年他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追随蒋介石以来，一直对蒋忠诚不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陈诚作为蒋的随行大员，也被扣留于西安。在生死未卜的那些日子里，陈诚决心与“领袖”同生共死，凛然对张学良宣布：“如果蒋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也枪毙了！”并竭力说服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从你的指挥去打日本？”……

是日，陈诚从庐山飞抵南京。

蒋介石问他对抗战计划有何意见。

所谓抗战计划，即《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该计划于1936年底，由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主持制定，送蒋介石审定，蒋又叫陈诚认真研究。

陈诚认为该计划在敌情判断方面有十分精明正确之处。如：查敌国常备军，可以用于最前线之兵力约九十三师团十六旅团，二百万人左右。除去用于防御苏俄和受欧洲方面牵制，用于进攻我国的兵力最多只能使用三十至四十师团，即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敌因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制空权，故对我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等等。

但是，该作战计划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都主张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如甲案中的作战方针规定：我国军队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迤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

陈诚认为这不切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他说：“我国因军备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之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胜之效果。我国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故我国对日本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对日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我军对日军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斗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早日阻止敌人的进攻，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

陈诚的见解甚合蒋介石之意。在这以后的八年抗战中，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等口号都为蒋氏和国人的口头禅，并作为中国军队抗战的重要战略方针，予以实施。

接着蒋介石又说，原本只为扫除国府侧背潜在危险，不想上海之敌十分凶悍，不但不能扫除，反致我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事到如今，上海之战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毅然撤出战斗，以倾全力于华北战场？

在坐的其他将领主张，鉴于华北战场的不断扩大，应立即停止上海战事。

陈诚早已成竹在胸，对蒋介石说：“上海方面的的仗绝非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怎样打，亦即大打还是小打的问题。”

蒋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陈诚说：“北方战场业已摆开。汤恩伯、卫立煌等部占领八达岭、南口一带，给南下之敌侧背插上一把利刃。日军肯定是要南下的，因此，南口重地是他们在所必夺。而我军亦在所必守。华北战事的扩大已无法避免。敌从华北而来最为忧虑，华北一马平川，千里太平原，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速战速决。华北日军有关东军和驻朝鲜方面军作为后盾实力，调动方便，进出畅通，随时可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若日军在华北得势，必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这样，我华中部队将被敌切断后路，既无险可守，又无路可退。华中我军则有被敌人一鼓而歼之的危险。”

蒋介石问道：“照你看来，应如何办。才能避免这一危机？”

陈诚说：“日军既然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吸引到南方来。我华中广大地区，江河纵横，水网泽国，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敌之锋芒顿然锐挫，而我军则尽可发挥其优势。”

蒋介石阴沉着脸，在巨大的地图前凝视良久，突然两眼雪亮，激昂叫道：“打！上海的这个，一定打！”

陈诚道：“您若决心在上海大打，第一步必须尽快向上海增加兵力，要造成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上海之敌的态势，才能有效地吸引敌主力，将华北战场转移华中。”

蒋介石一拳头砸在地图上的“上海”处。“增兵，把精锐主力都调上去！”

二

8月20日。

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百担任。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上海、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由冯王祥将军任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淞户战场的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方面，由张治中指挥；江防方面由陈诚指挥。

转瞬之间，由张治中负责的淞沪战场，一下扩大为战区，并迅速增加兵力达三十万人。

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一心想从华北向南推进的日军中央统帅部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发出为什么事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不再往华北增援，而在上海附近大量集结兵力的疑问。

当优势的中国军队对上海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之后，天皇和日军统帅部都极为震怒，认为中国方面侮辱了帝国皇军。天皇通过近卫首相发表“膺惩中国军”的声明，十分恼怒地声称：中国方面如此轻侮帝国，帝国隐忍已达极限，决心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

日本将向华北增兵改为向华中增兵，并将华北一部兵力转调华中作战。9月上旬，将驻扎于大连的天谷支队、台湾的重藤支队增调上海；9月中旬，又向上海增派第３、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迫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部队。

至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的兵力达十万人以上，重炮三百多门，坦克战车二百多辆，飞机三百余架，大小舰只七十余艘，以陆海空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进行立体决战。

9月21日。

国民政府大本营发布命令，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赴华北组建第六战区长官部，大本营大元帅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上海作战。

蒋介石再次向上海增加兵力，并将战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作战集团：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指挥第8、第14两个集团军；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上将。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17军团；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上将。指挥第15、第19两个集团军。

此时，淞沪战场中方已集结兵力达四十余万，几乎全为中央精锐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日军，蒋介石还在部下的劝告和陪同下经常出现在上海前线指挥督战。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蒋介石带领第1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去淞沪前线。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机轰炸，满夭照明弹把夜空照耀如同白昼。列车成了敌机攻击的目标，机车紧急刹车成功，蒋介石等人赶紧下车，钻进站内，侥幸躲过了敌机才得以保全性命。可是，10月22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就没这种侥幸了。宋氏乘一辆小车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车行途中，一群黑乌鸦似的日本飞机飞临顶空，扫射轰炸，情形万分危险。司机加大油门想从浓浓的硝烟中冲出险区，不料车速太快，车身猛地蹦出公路，连打几个翻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车子在公路下搁了浅。宋美龄的肋骨被折断好几条，头、脸、身子被撞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同车前往的澳人顾问端纳也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前线将士对敌仇深如海，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许多部队在日军重炮、飞机的轰炸，坦克的冲击下，誓死寸土不让。许多阵地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殆尽，他们就将战死的战友尸体垒成工事，与日军血战。

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皇军，不惜在危急时刻剖腹成仁。但当他们见了中国军从这惊人的守土血战精神，也无不为之惊恐失色。

日军在上海战场伤亡惨重，裹足不前。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再次恼羞成怒地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华中增加兵力，以对中国军队断然给予一大打击，声称只有彻底打击了华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使之丧失战斗意志，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等等。

日军统帅部认为由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中，如不予华中以重兵打击，则难望达到近卫之政府声明所提出的目的。决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中。

10月2日，增派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

10月16日，由华北调上海独立攻城重炮兵两个大队、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等部队。

10月初，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第１０军，增援上海战场，令其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第10军所辖兵力为第6、第5师团（华北转调）、第18师团（满洲转调）、第114师团（国内新编），军直部队和兵站部队（华北转调），第1、第2后备步兵团（日本国内新编）。

10月中旬，海军新设第4舰队，负责向上海转运兵员。

11月7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大将充任方面军司令官，统辖侵华日军之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此时，华中日军兵力为两个军，陆军九个主力师团和其他直属特种部队，以及海军第三舰队、第四舰队和空军部分，共三十万兵力以上。而华北此时仅陆军两个军，7个师团的兵力。

为加强华中方面军统帅力量，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土冢）田攻少将和武藤大佐转调华中方面军，分别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副长。此二人曾积极主张向华中增兵，将主战场放在华中。

实际上日军统帅部完全为中国方面的计谋所制约在华中摆开了一副大决战的架势。只有到八年的苦战之后，他们才知道在战略布局上，把自己摆到了被动的一方。在这水乡泽国吃尽苦头而一败涂地。

11月20日。

日军在付出死伤六万余众的代价后占领了上海，接着又攻占了苏州等地，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对此，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声明：

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

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

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

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

略，我们就继续抵抗、

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

中国是毁灭不了的。在敌人侵害下，中国只要有一处自由场所，国民政府将依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存在！

南京的失陷当然是极痛苦悲壮的事，而且，也确实在相当一些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高层人士中充满着失败情绪，但是，在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有识之士看来，敌人攻占南京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失败。相反，日军倾其主力于华中，在战略上已经失败，“中国的抗战虽然艰难困苦，但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

1938年1月。

蒋介石从庐山飞抵武汉。

半年来的抗战，中国军队的弱点已经明显暴露。严重的问题下在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也不缺乏抗战热情和作战的勇敢，而是军纪涣散，令不行禁不止，各行其是。

上海会战，部队都打得壮烈勇敢。但是，当统帅部一下令撤退，数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竟相掉头就跑。国民政府军委会曾于1934年至1936年约两年半的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南京之间构筑了两道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作为拱卫南京的外围防御线。1936年秋，蒋介石本人还亲自指挥部队进行防卫南京的实战演习。但是，这些多年苦心经营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没起作用。11月9日，当蒋介石下令从上海撤退时，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夺路而逃。混乱中退至第一道防线阵地，部队尚未找到阵地与工事的位置，日军就追了来。于是，大批部队像被赶鸭子似地又向后大溃退。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混乱局面，真使蒋介石这个大元帅痛心疾首，丢尽了脸面。

紧接着，传来南京撤退时的更加令人痛心的大混乱、大溃退。守城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撤退，守城部队、政府官员、者百姓在一片混乱中争相夺路，城门为之堵塞，拥挤踩死、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更使蒋介石气恼的是，当日军全力攻击南京时，南京外围的其他部队不但没有主动联络，策应南京会战，反而远远地退离

战区，以保存实力。

蒋介石在心里忿忿然骂道：真他娘的不像话，还是各自为政，保存实力。

这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从北边赶回武汉。他这来，是专向他的这位当大元帅的拜把义弟诉苦发牢骚的。一进门就声若洪钟的吼开了。

“他万福麟等部队，是由你这大元帅明令划归我六战区指挥的，可是，我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们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故意躲着我，耍的是避开命令的花招，拒不服从指挥！你看看这成何体统？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啦？”

蒋介石叫冯大哥坐下慢慢谈。冯仍站着，气呼呼地大声嚷：“还有啦，前方的队伍退到了沧州，又控制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叫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几个军、师长，命令他们分四路由右翼包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那一回，若他们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华北日军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才来向我报告，说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三路都没完成预定任务。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自己的队伍只走了五、六里路。五、六里路！你说气人不气人？他李文田还说，咱们就这点儿老本，拼完了还当什么军长司令？嗨！”

冯玉祥将军痛忿已极，他觉得把自己的者面子都丢尽了。败了！从北边大败而回！他挂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衔，战区司令长官职。可是，指挥不了自己多年栽培起来的老部下，简直丢人！

一贯以耍弄手腕，挑拨这个与那个的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各个击破和分化瓦解对手见长的蒋介石，这会儿绝然没有对他的这位拜把子长兄的难堪处境幸灾乐祸。本来，当时把冯玉祥从三战区调任六战区，就是考虑到华北的部队，尽为冯的部下，叫他去统率其部下，阻止日军南下，这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哪知，这些坐地称王的大、小诸侯，竟然连者长官的帐也不买，使之坐失良机，造成华北我军的溃退。

蒋介石亲切地招呼冯老将军坐下。问道：“是怎么回事，详细谈谈。”

原来，冯玉祥奉命北上主持华北战事，宋哲元等华北部队均为冯的部下，指挥起来本应得心应手。当冯老将军精神抖擞，满怀信心赶赴华北时，已升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的抗日英雄宋哲元竟装病跑到泰山休养去了。第1集团军代理司令冯治安将军和属下军长、师长们，也都尽量避而不见。冯玉祥不能组织、统率部队，造成战区战线溃退，使冯处境极为被动。此时，蒋曾命令山东的韩复榘拨两个师给冯指挥。韩表面上答应蒋的命令，实际上一再拖延时间，就是不肯拨出自己的队伍。后来迫于恶化了的北方形势才勉强派曹福林的第29师，展书堂的第81师给冯，但这两个师也跟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一样，冯玉祥压根儿就调不动，事事都得听韩复榘的。

由于华北各部队贻误战机，日军乘机沿津浦路南犯。冯玉祥只得请求他的老部下韩复榘将拨出的那两个师开到德州一带待命，支撑已经垮掉的前方阵线。但韩一点油盐也不进，不肯支援。冯玉祥气得破口大骂，韩仍置之不理。此时，冯曾电告蒋介石指挥不动韩的那两个师。蒋及时电令韩移师增援。韩复榘仍置若罔闻。

冯玉祥只得退守德州。

韩复榘反而在，此时下令保境安民，不准客军（败退下来的华北军）进入山东地盘，致使冯老将军陷入绝境。

这时，蒋介石电令冯玉祥和韩复榘趁日军在德州立足未稳，而主力又集中在山西的时候，协同反攻德州，并进击沧州，以牵制西线之敌。

冯王祥率领曹福林等部队自徒骇河一线向北反击，21日攻取德州、桑园，井一路挥师北进，直指沧州、马厂。正当第29、第81师乘胜追击日军之际，韩复榘突然打电话给展书堂，令其立即率军回撤，不准再向前推进，并限令该部在十小时内撤退到禹县。

韩复榘釜底抽薪，造成冯玉祥的反攻全线溃退。日军得此良机，真是绝处逢生，又分路压迫过来。冯玉祥遂由胜转败。

蒋介石坐在沙发里，脸色铁青地发愣。

冯玉祥说：“反对我个人是小事，但这样随随便便，不服从军令，今后这抗战还怎么抗哟！”

冯老将军摇摇头，长吁口气出门去了。

蒋介石内心翻江倒海般矛盾冲动，他深感这支数百万人的杂七杂八的军队复杂难办，早在1935年春，他就在武昌行营专门设立陆军整理处，由驻赣绥靖预备军总司令陈诚兼任处长，全权负责陆军整编事宜。计划将全国中央和地方军，分期分批进行统编统训，精简整顿。但是，由于整军直接涉及各地方军阀利益，遭到抵制。几年过去了，陆军的整理仍停留在口头上。后来。“七?七”事变突然爆发，整军也就停了下来，由中央给各地杂牌军一个统一的番号，令其开赴前线作战，就算是全国的军队统一了。

如四川军队，计有数十万之众。“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其宣布为第七战区部队，由川军首领刘湘上将率领开赴前线。这支庞大的部队抗战保上的热情极高，但装备实在太差劲，有的部队的训练距实战大有距离。因此，统帅部不得不将其整军整师地分别调到其他战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一些将领认为这是分化瓦解川军，引起刘湘等人的不满，以致造成个别原本为爱国抗日的将领，为了私利而暗中串通，于当时的抗日大局于不顾，图谋反蒋。

蒋介石在屋子里踱步，眉字间暗藏可怕的杀机，心里发狠道：此一问题，如不尽早根除，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疯狂冲击下，中国军队又将溃不成军，中国也就必败无疑了。

四

1938年1月初。

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逃，几天之内，战略要地山东大半沦入敌手。山东门户洞开，致使第五战区侧翼受到敌人的威胁。

蒋介石得到这个报告，马上召集何应钦、白崇橹、陈诚等人商议，老蒋用简洁的语言，操着难听的浙江腔，分析了全国军队的混乱状况，力主严惩韩复榘这个撞到枪口上的大家伙，杀个鸡给猴子们看看，以便能赶快镇住这混乱溃败局面、扎稳全军阵脚。

幕僚们完全支持老蒋的意见。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于1月11日，以举行北方抗日将领会议之名，将韩复榘诱捕，押解至汉口。由何应钦等人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团。1月22日，对韩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审讯，除审问他：不遵守命令，擅自撤退外，还追问了他“贩卖烟土”“收编山东民团枪支”，以及“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要娶日本女人”等事。

1月24日夜，韩复榘被判死刑后枪毙。

1月25日，中央通讯社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

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枪毙后，几十年来仍时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有的说韩之死，是蒋介石公仇私报，有的说韩罪有应得，有的说韩是个大汉奸、投降派……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生于河北霸县东台山村一个小康之家。20岁时投奔冯玉祥部下当兵， 1910年11月升为队官。十六年后升为军长。

韩复榘跟随冯玉祥这些年来，连年征战，作战勇敢，战功显赫，深得冯之赏识。韩与石友三、孙良诚等人并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8年4月，韩复榘奉冯玉祥之命，率领所部三个师和骑兵，炮兵、坦克车队，从河南向河北的徐口、曲沟集方面的奉军进攻，史称二次北伐，在极艰难的情况下，韩军一路猛冲猛杀，于当年6月6日首先进抵北京南苑，从二次北伐出师至抵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韩复榘当时被誉为“飞将军”。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举兵反蒋。韩复榘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冯的部将石友三等人也拉过来，拥蒋倒冯。蒋介石对韩交口称赞，给予信任重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亲妮地称他为“常胜将军”。

1930年5月，蒋介石调韩到山东任省主席。这期间，连续爆发冯玉祥、阎锡山、石友三等人的反蒋大战。韩都没跟着“起哄”，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

蒋介石对这位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山东省主席，更加信任，处处给予方便，列为亲信。

韩复榘对日本侵略者并不客气。

日本人想在胶济路侧开采矿藏。要这位山东省的土皇帝在合同上签字。韩复榘一想，这他妈的是出卖主权，坚决不干。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花谷，以请客设宴为名，安排美人计，欲引诱韩上钩。

韩接到日本人的请柬，知道此去必然不妙，行前对部下如此这般耳语一番，授以锦羹妙计。

是日夜里，明月高挂，晚凤习习，韩复榘在日本领事馆的宴席上，被几个如花似玉的日本女人左一杯，右一杯地灌了不少酒。韩复榘毫不在乎，酒照喝，情照调，荤的素的见得多了，还在乎你日本人的小计谋，只是酒醉心明白，卖国的事不干，其他什么都敢干。

花谷见他已醉眼朦胧，认为时机成熟，拿出合同要韩签字。正在此时，韩的一位部下冲了进来，大叫韩主席快回府，南京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架着假装醉酒的韩复榘就跑。

气得花谷把地皮跺得山响。

韩复榘常常得意地对省府的厅长们说：“对小日本不要软。”

日本吞并山东的欲望越来越高，加紧对韩复榘的引诱和离间活动。1935年11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飞济晤韩，邀请他参加冀察鲁自治的活动；1936年3月，日本第12师团留守师团长土肥源赴济晤韩，诱其搞山东自治；同年6月，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邀请韩赴宴，要他表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9月，日本国驻华大使又到济南与韩会晤，挑拨韩与蒋介石公开分手。）

无论日本人怎么引诱挑拨，韩复榘自有主张；投靠日本人当儿皇帝，哪有他现在独霸一方，当土皇帝自在，而且当了汉奸要遭国人唾骂。日本人的所有工作，都算白做了。

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宴会，他是不能不去大吃一顿的。赴宴前，照例给部下如此这般授以锦囊妙计一道，然后才在裤腰带上别一支短火儿，昂首挺胸朝日本领事馆走去，他的屁股后头还整整齐齐跟着上百名荷枪实弹的卫队。

花谷等人见韩杀气腾腾而来，心里已有几分火气，强压着先是百般逢迎，屈意恭维。接着又叫日本女人殷勤敬酒。见他杀气消散，酒酣意浓时，花谷才挤到他身边坐下，附着韩复榘耳门悄声说：“华北自治政府即将组成，本政府的意思是，请山东也参加自治，由韩主席出任华北自治政府首脑。”

韩复榘一闻此言。勃然大怒，将酒杯朝地上“砰”地一摔，破口大骂道：什么自治，这是他娘的强奸！明话讲了吧，让老子当汉奸，没门！”

花谷等人惊得目瞪口呆，老半天回不过神来。

韩复榘把大手一划，对卫队命令道：“走！”

领事馆的人挡住去路。

韩复榘两手又腰，冷笑道：“这里是山东地盘，不是华北，也不最满洲，本主席手里有权有枪。谁要惹得老子上了火，别怪我不客气！”

花谷恼羞成怒，气得脸色铁青，正待发作，突然，一个门卫跑进来报告，中国炮队把领事馆包围了，就要朝里边打炮啦！

花谷吃了一惊。赶紧跑到楼上一看，好家伙！只见领事馆院外的马路上架着一杆杆大炮，一个个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里边，炮队那边，尖啸的哨子声，铿锵的金属碰击声，震得人心发怵。

花谷没想到这个没“教养”的土皇帝，竟如此不懂规矩，如此野蛮无礼，怎么办，再把他搞毛了，那一杆杆大炮真的朝里轰，领馆的人不都成了肉泥！

花谷只得强压怒火，点头哈腰地假意向韩复榘赔礼道歉。

姓韩的才不吃那一套，在卫兵的簇拥下拂袖而去。

韩复榘对日本人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表现在各个方面：1937年2月，他对中央代表何思源说：“我决不会跟日本人搞在一块。”在一次对山东《民国日报》等9家报社社长谈话时，他火曝爆地宣称：“如果有谁想压迫山东，我山东亦不示弱。”日本驻济南领事馆以山东省中学课本中有反日言论，向韩递交《关于山东教育的抗议书》，韩根本不买帐，对教育厅长说：“不要理睬他！”

在这期间，韩复榘对日商的走私活动进行严格稽查，并对那些热心自治的人表示厌恶和愤慨。

韩复榘对日作战消极，是从芦沟桥事变以后一段时间才开始的。

有人认为韩对日作战消极是1937年8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答应调一个炮兵旅给他用，后又被蒋介石把这个旅调去守南京。于是，他认为这是老蒋牺牲山东，便不想守山东了。

实际上，韩复榘的消极情绪是另外一个原因引起的。

蒋介石对这位“常胜将军”历来采取关怀信任和给予实惠的手段，在全国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中，韩是始终靠近蒋的一个。因此长期以来，蒋介石对韩提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尤恐照顾不周，引起韩复榘离心离德。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蒋还特地派人找韩，传话，“只要韩跟着中央走，到哪儿就把哪儿军政大权交给他。”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五战区，即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这一战区的“战争指导方案”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显然，该战区作战的重点在山东。

由于该战区战略地位重要，训令中宣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大元帅兼（即蒋介石）；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而当时的李宗仁才被委任为预备军司令官，可见蒋对韩的信任。韩也以此喜形于色，对日本人持强硬态度。可是，没过多久，（1937年10月12日），蒋介石因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头扎进上海战事之中，宣布不再兼任五战区长官了。在韩看来，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五战区的战略地位上讲，五战区的司令长官都非他韩复榘莫属。但是，蒋介石却突然宣布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仍为副司令。这下韩就毛了。韩复榘不服李宗仁，怨气都发在蒋介石身上。在他看来，他多年紧跟蒋介石，到头来还不如反蒋的人吃香，（李宗仁曾发动过反蒋大战）。

于是，韩就对蒋耍开了明顶暗抗的手腕。你蒋介石下令调山东部队去华北抗日，他偏抗着不给，实在犟不过去就给出两个师，但在节骨眼上，他又下令撤回来；

蒋介石令山东部队确保山东战略要地，姓韩的偏不守。把十多万大军连同省府机关，统统往豫西鄂北搬；

蒋介石责怪韩复榘失了济南，他就反咬蒋失了南京；

蒋介石指责他守土不力，他就说五战区本来就是李宗仁的事。

韩复榘想：反正我没搞日伪政权，没留在山东当汉奸。我手下有十多万强悍的山东大汉兵，小日本鬼子算个逑，你若把李宗仁弄走，本主席一声令下，反攻山东，收复河山，轻而易举，韩复榘为何被杀？

原因正如两百多年前，一个穿着破烂长衫，脑后拖条肥硕长辫子的中年人，在那破败的庭院里拈须吟唱过的诗句一样：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

五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失陷之后，战胜的气氛笼罩了日本军方和内阁，他们认为日军通过速战速决，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已经战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等着国民政府去向大日本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12月21日，这些傲慢的“战胜者”实在有点耐不住了。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请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出面充当说客，向中国政府转达帝国政府提出的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则以此为讲和条件。

日方提出的条件是：

（一）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向日本乞和；

（二）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三）华北、华中及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但日军根据需要，可以在非武装地带自由驻军；

（四）华北、上海由中日共管；

（五）中国应偿付日本所要求之赔偿。

陶德曼大使看过这些条件，两肩一耸，大摇其头，认为这样的条件太过份了，“估计中国方面接受的希望甚微。”

然而，蒋介石尽管也在此期间表示愿和谈的意思，但却无论们何也不敢背着人民答应这样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

天皇对大臣们说：“如果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日本将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

天皇还指示：日本对拒不投降的国民政府将采取措施使之毁灭或纳入由日本扶持的新政权之下。

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们已于1937年12月1日，在内蒙搞了一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又于12月14日，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又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持政府。

日军在华北、上海的进攻以及南京的失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英等国在长江中、下游范围的实际利益，因此，此时美、英也转而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抗战。正是在这种情况和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进一步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与日谈和的企望，不顾日方的恫吓威逼，调兵遣将，部署抗战事宜。

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不能忍受中国方面的态度”。于1月16日，由近卫首相发表政府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策动抗战。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蒋介石对日本的政府声明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答日方：宣布召回驻日本的大使，关闭大使馆，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这一手出乎日本意料，也于1月20日赶紧召回日本驻中国大使。

此时，两国之间，都唯恐自己态度不够强硬。断交，处于实际战争状态。仗，尽管打。大打大陪，小打小陪。但是，谁也不去首先履行那纸宣战的公文。

近卫首相向全世界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还要另外扶持新生中国政权，这大大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毅然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军打仗，与日本侵略军作战。

六

日本近卫内阁认为，蒋介石要坚持长期抗战，主要依靠外国支援，在近卫首相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同时，还制定了“国际施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蒋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特别要作好法、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物质和道义上援蒋。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其重要一环。因此，他们既同日本又同中国建立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大批的德军顾问，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军顾问配到了营一级的单位，德国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这些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特点，到德国大肆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斯大林打得火热，在希特勒的耳边吹“中国逐步接近共产党”；“国民政权将陷入共产党的谋略中”；“蒋介石的抗日行为是受了斯大体俄国的唆使；抗日路线是建立在容共、联共的基础上，是苏共的帮凶等等。

经广田外相这一出色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打中国。

1937年9月初。

蒋介石派孔祥熙去柏林活动。孔要求会见希特勒，希特勒拒不接见，并于10月下令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协定。

德、意两国情况如此，而美、英等国又怕惹火烧身，采敢中立态度，不介入日、中冲突。

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1938年1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军委会驻地，召见军委会高等顾问，武将外交家蒋方震将军，分析讨论目前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和打开困境的办法，主要策划了对欧洲的外交谋略。会谈之后，蒋介石决定派蒋方震出使欧洲，同日本展开外交战，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蒋介石指示蒋方震，要尽一切手段，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和日本槁得那么热乎，不要支持日本打中国，同时，使其不阻止和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蒋方震，字百里，时年五十五岁。百里从小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成绩名列榜首，受到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的奖赏。后又去德国军校深造，因才华横溢，深受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和著名军事家伯卢麦等人器重。百里在军事上造诣高深，精通英、日、德数国语言。百里此次以蒋介石的特使身份出使欧洲，深感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日本外相已在中国之前，与德、意法西斯领袖说了中国许多亲苏通共的坏话，为了完成使命，这位外交家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以其人之技，治其人之身，干脆，我们也说日本人亲苏、亲共，以离间德、意、日之间的关系。

百里将军来到罗马，想了不少点子，费了许多周折，才争取到意大利独裁领袖墨索里尼的接见。

会谈开始，百里单刀直人，把话题扯到最近日、德、意三国成立防共协定问题上。他说：“尊敬的领袖，近来外间舆论纷纷传言，说贵国将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敝国人士对此深为忧虑。”

法西斯领袖抬起肥硕的大脑袋，满腔杀气。

百里胸有成竹，不卑不亢他说。“日本只是在口头上高喊反苏反共，其目的是借德、意反共，而自己好从中渔利。”

墨索里尼脸上的杀气渐隐，变成了狐疑。 百里接着说：“日本高喊反苏反共，可是他们有一点反苏反共的实际行动吗？实际上日本在暗地里和苏联偷偷摸摸拉关系，在中国问题上，就充分暴露了日、苏勾结的阴谋。苏俄一直想染指中国领土，策划外蒙分裂出中国；日本欲灭亡中国，继派兵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关内进攻，日本的战略企图是从我国东北，自北而南推进。他的关东军绝没向苏俄开一枪、射一弹，而是向南进攻。苏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早就与日达成默契，暗地支持。

墨索里尼十分惊愕。

百里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德、意两国在远东忠诚的朋友。日本既和苏共搞在一起，就不可能是德、意两国的真正朋友。日本进攻中国，破坏中国独立统一，实际上是破坏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利益。”

百里的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很大转变。对德、日、意防共协定问题，感到尴尬。他结结巴巴地，极不自然他说：“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的事，我想，这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德、日签订了防共协定，而中国与德国友好如初；假使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己我断言，绝无伤害中国之意。”

意大利领袖表示“绝无伤害中国之意”，已达到了百里此行的目的。

接着，墨索里尼又安排他的女儿齐亚诺夫人会见百里。齐亚诺夫人秉承其父之意，力劝中国不要与日本再打了。因他们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会在战争中被日本灭亡。

百里竭力向意方解释，“中日之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引起，中国只是为了保土保民进行应战抵抗。日本不停止侵略中国，抵抗也就不可能停止。”

百里从罗马来到柏林，会见了纳粹党法定接班人、空军元帅戈林。百里仍像在意大利时那样，以狠狠揭露日本政府亲苏通共来展开外交。

戈林腆着个大肚子不相信中国特使的“揭发”。说日、苏两国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恨，现在又都在亚洲有着厉害关系（都欲称霸亚洲），因此，日本防共不是假的。

百里见在意大利利用的经验不灵，灵机一动，又冒出一个新点子。

他针对希特勒搞的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贫困）这一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绕着圈子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之七八握在私人大企业家之手，而军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二十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日本销行一百万册以上。”

照此说来，日本这个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不但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危机，而且在二十年前，就有那么多人接受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已相当强大，随时有被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可能。你德国发誓要摧毁马克思主义，却又与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结为盟友，不是很危险的吗？

戈林觉得很惊奇，不住地搓着胖乎乎的双手，睁大眼睛想插话。

百里却像放连珠炮似地无情揭露日本政府秉承天皇旨意通共的罪行。他说：“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亲苏亲共分子，他曾口出大言，说有我广田在位，日苏绝不会发生战争。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广田一手操办下，得以‘友好’解决的。”

更使戈林吃惊的是，百里煞有其事地揭露出，“日本在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时，广田却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还特地向苏联驻日大使悄悄声明，日本虽然签订防共协定，但日本绝不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苏联报纸还曾公开报道过此事。日、苏暗地勾结已成为国际上一个半公开的秘密了，不知贵国有何感想。”

戈林听了中国特使的这些话，闪着狐疑又惊讶的目光，说“你的话倒是很新奇，”于是，这位希特勒的法定接班人，就转而担心中国打不赢日本了，他深表同情和关心的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了，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不过，你们得充分注意自己的实际力量，我认为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

百里趁机说：“我们坚持自主抗战的原则。不过，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军事上的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戈林说：“可以再研究。”

七

1938年1月。

日本军力其实外强中干。他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又接连发出战争恫吓，使尽各种手腕，从外交上孤立中国，其目的只有一个――威迫蒋介石承认战败，并主动向日本政府乞求停战议和。但是，当蒋介石至少在表面上表示出软硬不吃，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宣布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时，他们一时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

此时，日军统帅部和内阁一些大臣，对中日战争有些泄气，不得不承认日军企图通过速战速决，在短期内解决中国的计划已经失败，而陷入痛苦的长期战。日中的这种长期战争到底要打多久？当时，最乐观的估计是：至少要打五、六年。

内阁和统帅部一些冷静的人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力：如同一快橡皮条，攻占华北一部和上海、南京之后。橡皮条已经绷得很紧了，若再贸然深入，就有将橡皮条绷断的危险。而中国的国土还空旷得很，后劲还强着呢，蒋介石现有的两百多个师，其中还有近百个是中央精锐师。

日军统帅部认真分析了日、中两国兵力、国力之后，提出在1938年8月以前，绝对不能发动新的作战。为了巩固已占领地区，必须增加新的兵力，整顿和整肃军纪、

1月30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为了对付中国军队，“陆军军务方面，应建设以六十个正规师团，三十个临编师团，二百五十个飞行中队为基干之昭和军制。”

2月16日。

日军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

天皇认为：武汉、广州肯定是要打的, 但现在却军力不支。因此，1938年着手整备，不扩大占据地域，储备机动兵力，至1939年彻底进行积极作战，一举导向解决中国事变。

显然，又企图来一个速战速决。

但是，在这速战速决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时间，待力量储备到相当程度时，才来一次意想不到的狂扑，企图一下子把蒋介石的主力全部扑灭，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天皇决定： 1938年内绝对不发动新的进攻。

但是，他既然已经把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启动，又放到遥远的中国大陆来，现在欲想让这架发疯般运转的机器有所收敛。就不是他们的主观意志能够转移的。

侵华日军在攻占了“敌国首都南京”后，其骄狂的气焰达到了极点，各路日军竞相争抢新的地盘，挥舞着战争的屠刀，在中国的土地上逞凶逞狂。

这些“得胜”的骄兵骄将猖狂到了何等程度，竟然为抢夺地盘而几乎互相火并起来……

1938年 1月10日。山东青岛。

还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海军和陆军就有约在先，待陆、海军有关部队都准备好之后，再共同向山东半岛进攻，共同占领该地。当华中日军攻占南京后，华北日军一股（陆军）却“乘胜”向山东方向猛窜。海军一看急了，决定不再遵约，提前向山东进击，并决心在陆军到达之前在青岛登陆。

海军集中了大量陆战队。对陆军还保密打烟幕，以进行教育训练为名，从陆军运输部借来运输艇二十艘，加上第4舰队，不待陆军的海运据点建设队到来，即单独海运山东半岛，在青岛地区登陆。

1月29日。陆军第5师团按陆海军统帅机关约定计划的时间赶到青岛时，海军已经占领该地九天了。他们见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和该地区所有的警备，行政机关都被海军抢占了。陆军千里踏浪海运而来，吃尽苦头，却一点油水也没捞到，气得火冒万丈，大骂海军自私、无能、混蛋。海军则利用抢得的港口码头，交通运输大权卡陆军，两军自此闹得剑拔弩张，长期形成尖锐对立。

日军骄狂无忌地南北乱窜，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时的中国军队，经过蒋介石杀韩复榘，以威镇军以后，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军纪、军令的执行程序。

韩复榘因不服从命令被判处死刑后，中国军队上自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极大震动。蒋介石的革命军人连坐法等军法军规得以一定程度的执行。从那以后，中国军队在长江方面的所有作战，都必须坚持战后检讨会，大战大检讨，小战小检讨。战区级的会战从战区司令长官开始检讨，师团级的战斗、由师团长检讨，军委会总部组织指挥的大会战，由实际指挥者检讨。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总部长官亦在后来数年的战争中作过检讨，根据会战实际情况，有的受奖，有的受处分。薛岳等战区司令长官亦次次会战，次次检讨，功过成绩十分分明，有时受奖，有时受处分。

长江方面正面主战场之中国军队主力经八年而未被日军歼灭，较严明的纪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韩复榘被枪毙后不几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原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向运河以西出击，袭取济宁、汶上一带日军据点。该部各军与敌短兵相接，展开巷战、近战，作战之勇敢顽强，牺牲之惨烈，都是在这以前所没有过的。

3月23日。汉口。

近段时间来，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像鹰隼一样犀利的眼睛，紧紧盯住在中国大地上乱窜的日军。当日军最精锐的第5、第10市团豕突狼奔，孤军深入，骄横无忌地闯入徐州门户台儿庄地区时，蒋介石突然发出一串冷笑：“他们败了！”

冯玉祥问：“何以见得？”

蒋介石煞有其事地以精通兵略、久经征战的统帅口吻说：“骄兵必败。这是兵家之大忌。”

他当即电令李宗仁，迎头痛击乱窜之敌，务求取胜。

第二天，蒋介石偕同白崇禧等人亲临台儿庄前线督战。他为了出击抗战以来日军攻占了首都，又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一肚子恶气，下了个大大的狠心，不惜花大的血本，非要打败这股不可一世的骄兵。当时，在台儿庄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有孙连仲第2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川军孙震部第41军；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40军等部数十万人。为了使会战稳操胜券，又令集结子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火速向徐州地区增援。

蒋介石坐镇徐州督战。3月27日和28日，台儿庄战斗异常惨烈。蒋介石在电话上对李宗仁厉声喊道：“命令部队死守台儿庄，若丢失阵地，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长官！”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将士，从李宗仁到士兵莫不恪尽职守，浴血死战。计参战的部队有中央军、西北军、川军、桂军、山东军等各派系，但令出一处，行动统一。如果说台儿庄会战是正面战场第一次大胜利，不如说是中国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军队的真正统一的大血战。

台儿庄会战于3月23日开始，4月7日结束，中国军队取得大胜利，摧毁敌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主力。

日军承认伤亡共计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人；

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歼敌二万余人；

蒋介石大笔一挥，在二字上头加了一杠，向全世界宣布：

我军在台儿庄轻取日军精锐主力。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矶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蒋介石故意夸大战果，意在振奋民心，鼓舞士气，向全世界面中国军队之威，灭日本侵略军之气，同时，也为了羞辱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 此时中、外记者通过电台、广播、报纸、刊物，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大肆渲染台儿庄的大胜利。有的吹得神乎其神，说日军已经被蒋介石打败，并将其追到东海岸，小日本侵略军马上就要被赶下东洋大海了。

中国人不发狂才怪。近百年来备受外国列强欺辱，积压在心头的屈辱怨气，早就盼着中国也来一个真正的大胜利，早就盼着直起腰来发泄一下这胸中的怒火。台儿庄捷报传开，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一片欢腾。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皆有几十万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胜利。

武汉三镇。当地军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沉浸在节日般的兴奋中，到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

街头报童高举报纸又跑又叫：“看报啦，看东洋鬼子吃败仗！”

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挂起青天白日国旗，连成一片，以示爱国；

街道上到处是横的竖的大幅标语：“庆祝台儿庄大捷”、“中国必胜”；

鞭炮声把全城都吵翻了天；

报馆的人用汽车装了大捆大捆的号外，在街上铺天盖地地撒；

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竞相涌上街头，游行、喊口号、唱歌，即兴演讲，表演戏曲，尽情地丑化侵略军；

人们把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脸，画在一张张三块门板那样大的画板上，抬着走在游行队伍前面。

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些活动中大显身手。他们发动和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用以激发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亦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团结御侮。

陕北延安。

毛泽东以这次大胜利的喜悦心情，发表演讲：

国共两党兄弟和军队，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利，

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

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夜里，武汉三镇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晚上八点左右，各路火龙汇集武昌黄鹤楼，接着一路沿长江左岸，一路在大江右岸，还有一路登舟踏浪，三条火龙齐头并进，如同三条耀眼的金龙，在江上翻腾涌进。

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作曲家田汉，一身戎装，昂立船首，高擎火炬，指挥火龙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世界各国人士、团体、政党和海外侨胞的祝捷贺电，雪片似地飞到蒋介石的几案上，蒋介石像读情书似地一张张浏览，掩映不住内心的喜悦，咧开大嘴笑，眼角还闪着晶莹的泪花儿。

东京。

日军陆军统帅部，一片沮丧情绪笼罩高参们心头。无论是被歼一万多，还是三万多，对威名赫赫的皇军来说，均属第一次吃了大败仗。正由于是第一次，无论如何也丢不下这面子，无论如何也不敢面对事实。他们竭力辩解，这不是一个败仗，只是指挥官的一次小小的差错，一次小小的失误；第5、第10师团残部决不是溃败逃跑，而是作新的转移。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声嘶力竭地辩解，也没有蒋介石扩大宣传的嗓门高。

其实，人们心里是早就盼望中国军队打胜仗了。

八

台儿庄的“差错”使日本陆军丢了脸，使日本大本营陆海军大元帅――至高无上的天皇亦在世人面前蒙受莫大耻辱。天皇在一怒之下，改变了2月16日御前会议关于在8月以前绝对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的决策，决定再次迅速向中国大规模增加兵力，发动更大的进攻，誓报台儿庄这一箭之仇，以雪奇耻大辱。

寻求复仇的时机，就在眼前。

4月7日，台儿庄战斗刚结束，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电告大本营：徐州地区有一股中国军的强大集团，据可靠情报，该集团约五十个师，六十余万人，几乎全部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

陆军统帅部顿时惊喜若狂，认为这是报台儿庄之仇的一次难得的战机。

杉山陆相当即向天皇报告，强烈主张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对于集中在徐州方面的中国军予以痛击，可以收到挫伤敌军抗战意志的巨大效果。因而，陆军准备实施对徐州的歼灭作战，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时机，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规模会战，使之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

天皇见报，顿时喜出望外，亦认为这是刹住蒋介石正在进行的台儿庄胜利大宣传的嚣张气焰的大好良机，当即定案：围歼徐洲中国军队，并要求：陆军此次进攻，定要取得巨大战果，不使徐州地区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一人漏网，务求全歼。

4月7日。

杉山陆相为求速战速决，不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于当日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下达大本营陆军部第84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

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西北方面军司

令官之前项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附近。

杉山陆相为确保徐州歼灭战的胜利，于会战打响后，派遣了以陆军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等高参组成的“大本营派遣班”，前往徐州前线，就地指导会战。

4月中旬。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约三十万人马，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术，分六路向徐州施行包围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手段包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附近。

此时，蒋介石正一头扎进扩大宣传的热浪中，沉浸在台儿庄大捷的兴奋里，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尚不十分明了，于是。命令徐州地区各部队，要发扬台儿庄血战的光荣精神，坚决分头阻击来犯之敌，通过徐州会战再派生几个台儿庄大捷出来。

日军分南北两大作战兵团。南路兵团为华中派遣军所辖第9、第13、第116、第106四个师团。北路兵团由华北方面军八个师团组成：计有第5、第10、第16、第110、第103、第104 、第105、第14等师团，以及山下，酒井兵团各一部。南路兵团总指挥为羽源田之助将军，北路兵团总指挥为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将军。

中国军队总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他将徐州地区守军分为五个作战兵团。

淮南兵团：指挥官李品仙。兵力为第20、第10、第48三个军；

淮北兵团：指挥官廖磊，兵力为第31、第7、第77、第68四个军和区寿年的左侧支队；

鲁南兵团：指挥官孙连仲。兵力为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第75九个军，外加四个独立师；

陇海兵团：指挥官汤恩伯。兵力为第59、第92、第2三个军；

苏北兵团：指挥官韩德勤。兵力为第57、第89、第69三个军。

另外，在徐州地区未编进以上兵团的部队，还有第12、第55、第32等五个军。

4月中旬。北路日军一股，向徐州东北面进攻。孙连仲兵团等部在峰县、向城、邳县等处同敌激战。

4月下旬。北路另一股日军向临沂、郯城、大埠、北劳沟等处进攻。守军张自忠等部拼死抵抗，给敌以沉重打击。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相继攻占徐州南面的龙元、蒙城、宿县，并攻陷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

5月中旬。北路又一般日军，从淮阳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地区。迅速攻占了郸城、菏泽、金乡、鱼台等要点。该地区虽有孙桐萱、庞炳勋、商震等部队，但在广阔的鲁西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得以快速推进。该路日军与南路日军相呼应，自西北方向向徐州压来。

此时，日军对徐州的大包围业已完成，正从四方八面向徐州突进。

5月中旬。武昌，军委会。

蒋介石瘦长的躯体长久地伫立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前方越来越惨烈的血战战报不断传来，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

地图上，代表日军进攻的红色箭头，已经圈住了徐州。

猛然间，蒋介石不觉大吃一惊：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我军主力。乖乖，若徐州那五十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我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

蒋介石一边在地图前踱步，一边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 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五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将部队分成五路，分别突围。

第一路：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地区再折向西南，于界沟附近冲过涡河封锁线。

第二路：汤恩伯军团及机械化部队，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撤退，在符离集以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至永城问敌人封锁线，再从涡阳突破敌涡河封锁线。

第三路：孙连仲部及张自忠第59军，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从徐州以南越过萧县以西的封锁线，在永城附近再次冲出封锁线。

第四路：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过陇海铁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

第五路：孙震部，由徐州以北柳泉向东南急进，跨过陇海铁路，经泗县折向西南而行，在固镇与蚌埠之间穿过津浦路，从怀远以西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5月下旬。

各路大军按顺序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

刘汝明第68军，完成掩护任务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重围，安全转移。

5月底，各路日军扑进徐州城，这才发觉这里只是一座空城，连中国军队的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日军发动的徐州报复作战，历时一月余，在外围作战中，付出了死伤三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徐州空城，其战略企图彻底破产。

会战结束后，桥本群将军带着大本营派遣班的高参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东京，向天皇和杉山陆相报告：“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但总计约五十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有如下评论：

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徐州大突围是我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我国后来长江方面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长江方面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可以说从台儿庄大捷到徐州的大突围，是蒋介石整饬军纪，扎稳阵脚之后，砍出的漂亮的两板斧。

下一章：武汉烽火

第二章　武汉烽火

一

日军在徐州的报复作战扑空，天皇和陆军部更加恼怒，决心集中大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进攻，以攻占蒋介石在中原的大本营武汉。

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方针是：华北、华中日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主力时，在行进中转进并展开为武汉会战。即：华北派遣军以一个军的兵力沿长江由东向西仰攻武汉；华中派遣军全力沿淮河由东向西推进。华北方面军在攻占郑州之后转锋南下，与华中派遣军主力合攻武汉。其总的战略意图是：“以两军主力由北方席卷汉口。”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大将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以一部兵力配合海军舰队，从长江水路进攻，另一部兵力（参加徐州会战的日军南路兵团）尾随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队，向皖省淮河流域的蚌埠地区追击（集结）。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则从徐州附近掉

转头来，沿陇海铁路南侧向郑州方向扑来。

举世瞩目的中日武汉大会战从此拉开序幕。

5月中旬。

华北日军第14师团二万余众，分乘数百辆战车、汽车和大炮牵引车，在师团长土肥原中将的指挥下，几天之内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等地，卡断了陇海铁路线，兵临兰封城下。

日军此举，原本为配合徐州会战，切断徐州中国军队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军队增援徐州。却不料酿成与第一战区的一场大战，并转变为武汉会战之序幕。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以为日军将南犯，令一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将军率第74、第71、第64、第8四个军，以及第3集团军和新编第35、第88两师等部队，前出兰封地区阻敌。双方在兰封东北地区展开激战，相持不下。

5月26日。

蒋介石从武汉北上，亲赴郑州第一战区长官部，指挥北线作战。蒋介石同时带去两支精锐之师增援兰封会战。一为桂永清中将的第28军，第二为第200师副师长邱清泉少将的两个装甲兵营组成的突击军。

这桂、邱二将都曾到德国军校留学深造，受德军战略思想熏陶特深，且都年轻气盛（桂永清时年三十八岁，邱清泉三十六岁），常被人们称为“德国将军”。两人更有多年深交，亲密无间。

邱清泉是在南京会战后才到第200师任职的，这是一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铁甲战车部队。现在，他抖擞精神，披挂上阵，率领他那点可怜的装甲战车队伍，会同桂永清第28军那浩浩荡荡的步兵纵队，向兰封开进。

当时，土肥原第14师团已被薛岳兵团和商震集团军三面包围。前敌总指挥薛岳准备将其彻底歼灭，再挥师东进，歼灭鲁西豫东地区之敌。他令桂、邱部队接防兰封城及附近阵地。

桂、邱二将来到兰封城，原守城的第71军军长宋希濂将军向他们介绍敌情和友军情况。当宋军长说到敌军凭其机械化装备，极其凶悍时，两位“德国将军”都很不以为然，桂永清劈头打断宋军长的话头，说：“小小的几万日军算得了什么？”

宋希濂道：“是吗？可不能轻敌哟！”

邱清泉不屑一顾他说：“那你就看着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吧！”

宋希濂见二人如此轻敌，口出狂言，不觉哈哈大笑，“很好，很好！下面就看二位德国将军的了！但愿你们打个大大的胜仗！”

邱清泉在城里呆了两天，觉得憋得心慌，手痒痒的，老想着用他的战车与敌人大干一仗。这天早饭后，邱亲自开车，带了八辆装甲搜索车和坦克战车，想到城外去溜达一圈。桂永清也派出一支二三十人的步兵小队，跟在邱清泉的铁甲车屁股后出城搜索。

邱清泉带着步坦队伍出了兰封城，望东北方开进，出城约十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日军搜索队，人数在一百人以上。

“德国将军”一见敌人，顿时浑身热血沸腾，大喊：“嗨！希特勒！给我冲！”

顿时，铁甲战车猛然开火，机关枪、战车炮一齐怒吼，打得日军团团乱转，还没待敌人摸清眉目，邱清泉的铁甲战车就冲了过来。日本军的东洋战马的马脚杆虽然强健，但到底还是没有邱清泉的战车的铁轮子硬火。

少数几个日本骑兵倒是狠狠打着马屁股没命地逃，而那些步兵便尽都成了邱清泉战车上机关枪扫射的活靶子。

这到底应该算是一次真正舒心的追击。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八辆战车开足马力任其飞奔驰骋，机关枪、大炮不停地吼叫。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邱清泉高兴得忘乎所以。指挥战车乘胜追击了七八里路，就被日军给堵住了。

日军的援兵赶到，抬出几杆大炮，对着铁甲战车嘎轰嘎轰的狠狠打。

双方对峙着开了一阵炮，邱清泉只好下令得胜收兵。

桂永清，邱清泉立即将这次小小的胜利夸大为“兰封大捷”，电告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和一战区程长官。

蒋介石见报，喜得脸庞变形，觉得这桂、邱二人为他争了气、争了光，真不愧为他精心裁培的铁卫士。

此时，薛岳正指挥各路大军对重围中的土肥原部发起总攻，意在全歼此敌。重围中的日军亦拼死突围，皆被中国军堵住去路。

5月23日夜。

土肥原部一个旅团，在其大批战车、大炮支援下，对桂、邱两部实施突袭攻击，兰封守军措手不及，日军攻占兰封城，撕开了一道口子，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流产。

薛岳一气之下，立即向蒋介石控告了桂、邱二人的罪行。

蒋介石亦气得暴跳如雷，立即电令桂永清：限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

桂永清立即收拢各师部队，在炮兵师强大炮火掩护下，于第二天上午，向兰封城发动进攻。顽敌拼死抵抗，进攻无进展。

下午7点钟，桂永清接到蒋介石从郑州打来的电话，命令他加紧攻城，不得有误。

次日上午。桂永清又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上声嘶力竭地咆哮道：“我限令你军于今日内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军长是问。”

桂永清放下电话筒，不禁浑身打抖。当即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向各师长下令：“限令今晚攻下兰封城，逾时不克，唯师长是问。”

但是，进攻遭到敌人顽强阻击，当晚未攻下城池。

第三天。桂永清司令部的电话铃又撕心裂肺般地尖叫起来，他料想又是蒋介石打来的。因已超过蒋介石的时限，未攻下兰封，他不敢接电话，叫一参谋代接。参谋拿起电话，果然是蒋介石打来询问攻城战况的。参谋撤谎说桂军长不在司令部，亲自到攻城第一线去督战去

了。

桂永清不敢呆在军部，他害怕蒋介石再来电话，也怕攻城部队战斗不力。往头上盖一顶油黑的钢盔，提了支德国造冲锋枪便出了门。

桂军长来到攻城打得最惨的第46师，与师长李良荣一起并排站在第一线，共同督促部队攻城。该师第一旅旅长李昌会率队冲锋，身负重伤，被拖了下来；第三旅旅长马威龙提着冲锋枪一边向敌阵扫射，一边率队冲锋、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该师第二旅旅长见此尸山血海，浑身发软，偷偷逃跑。

日军终于抵抗不住，从南门突围，向考城逃窜。

兰封城终于打下来了。

电话铃声又响了。

桂永清拿起话筒，里边传出蒋介石尖厉的浙江腔：“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为什么没能按时攻下兰封？”

桂永清狠狠叹了口气，抹了把脸上的尘土，一边慢慢解领扣，一边回答蒋介石，“此次攻城，我军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连以下官兵伤亡五千余人，全体将士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

不久，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电令：

二十八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三十六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守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

二

1938年5月底。

日军第11师团数万人，从菏泽地区南下，与第14师团会合，一举突破兰封地区中国军防线，向开封逼近。

蒋介石在郑州坐不住了，决心到开封前线督战，随行人员和一战区参谋长等人劝阻不住，只得去找德高望重的程潜将军。

程潜听说蒋介石要冒险去开封，大叫这事千万干不得，他说：蒋介石身为一国军队之统帅，轻易到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去，若有个三长两短，这就不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格、人格，关系到一国军队士气的大事。

程潜叫参谋长赶紧再去劝阻蒋介石，并叫转告他，“土肥原一个小丑，哪儿用得着委座亲自去对付。”同时，还叫转告，程潜本人马上启程去开封坐镇指挥，叫蒋介石放心好了。

正值此时，日军华中派遣军一部，从芜湖沿长江水路进攻安庆。蒋介石只得放弃亲临开封督战的打算，连夜赶回武昌布置保卫大武汉的作战方案。

6月初旬。

武昌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万分焦虑地踱步。

武汉面临的情况一下严重起来。

东边。华中日军正沿长江水路发动强大攻势，芜湖、安庆之战，守军接连失利，倍感兵力不足。

北边。华北日军第14师团和第11师团，在攻占兰封之后，继续西进，已撞开开封重镇的大门。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也轻易突破中国第8军归德防线，分两路大军，从陇海路南侧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为免遭强敌歼灭，已

从郑州地区退到了京汉铁路线以西。

郑州即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按照日军现在的进攻速度，几天或十来天之内，就可进抵信阳，迫近武汉重镇。

蒋介石现在才洞悉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那么，他的军队目前状况如何呢？

用于武汉会战的主力，亦是从徐州突围的那五十个精锐师。这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博消耗，已经十分疲惫、部队减员后也没来得及补充休整。目前，他们仍未摆脱日军南路兵团的尾追，正从蚌埠地区跨过淮河，然后沿淮河南侧，准备千里强行军，向信阳地区集结。

日军靠机械化运兵，千里出击，时间迅速，战力不减，一个师团顶许多个师团用。而中国军队全靠两条腿赶路，劳师千里，已疲惫不堪，很难立即投入战斗。如勉强或被迫应战，战斗力要大打折扣，武汉会战就必败无疑了。

现在，蒋介石第一需要的是时间。他至少需要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使他的部队喘口气，稍稍恢复一下战斗力；需要时间，将这支刚从千里之外撤回的部队，进行必要调动部署，使之在部署的位置上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还有，需要时间对民众进行动员和作好后勤保障的储备，将武汉地区的重要物质向后方疏散，以及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工厂和难民向后方的搬迁。

蒋介石深知，死守武汉只对日军有利。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徐州会战就是一个例证。武汉之战必须打，而且要狠打；武汉重镇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但这只是为了吸引日军、并大量消耗其战力。也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对抗击侵略者是尽了职责的。

蒋介石推开窗户，望着远处滔滔向东的长江，心情并没为之激动和轻松。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和两个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兵团从北面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彼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正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勇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大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过死。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大堤，用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他现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早在一个月前，陈果夫呈上一份报告，提出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口附近掘开黄河北大堤，让黄河水去淹北岸的日军。陈果夫的理由是：黄河水对于守卫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守卫北岸的日军，都是一大危险的东西。如果日军先打开南大堤，则我军将被水淹。既是如此，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趁日军尚未动手时，打开北大堤。

蒋介石当时想：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所以，他只在陈果夫的报告上批了个“电程长官核办。”

显然，蒋介石要把这件干秋难评的麻烦事推给程潜去处理。你程潜的一战区正好与日军隔河相峙，你若不想让日军放水淹你，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捅开北大堤，他蒋介石就来个睁眼睛，既不主张也不反对。今后历史上论功论罪，全都是当事人的事，他蒋某也摊不上。

但是，殊不知，程潜也非等闲之辈，对这种摆明了当替罪羊的事，程潜干脆束之高阁，非待蒋介石白纸黑字明确指令，这事是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

现在，蒋介石的桌上堆着一大叠建议决堤放水的电文、报告。他随手翻阅着，认真思索各电文上提出的决堤理由。本来，他应该在每一份电文上签字的，但他觉得此事太复杂，在历史上的关系又太重大，因此，未在任何电文、报告上签字。

6月1日，程潜的电报上认为：“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

蒋介石苦笑笑，有那么严重，你程某为啥还不动手？非要逼我明确下令才干？滑头！

此时，陈诚等人来见，一致竭力主张立即决开黄河南堤，阻敌西进南下。

蒋介石感到别无它法，乃定下决心。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立即密电第一战区长官部，决堤放水。

程潜等的就是这道命令，现在既有把柄在手，立即放心大胆于了起来。一战区长官部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会议，研究掘堤问题。最初选在中牟县境内的赵口，令20集团军所部第53军的一个团执行这项任务。于6月4日上午六时开始行动。一个团的

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未挖开。第二天又加派一团兵力，又挖又炸，由于黄河岸边流砂土质问题，没有成功。

6月6日。再以一个团的人力，重新选址开挖缺口，经一天一夜苦战，仍告失败。

蒋介石得知一二次掘堤失败，异常焦灼，因此时日军第2军主力倾巢西进，已到达开封与兰封之间。

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很着急，又把这任务交给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蒋师长带着参谋人员到现地勘察，把掘堤地点另行选在郑州以东不远处的花园口。

蒋师长的方案，得到军方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专家同意，认为在此处决口，可使黄河之水向东南而行，经过中牟、尉氏，扶沟、华西（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注入淮河，可以达到阻敌南进的战略目的。

蒋在珍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黄河大堤上五十米的宽度开挖口子。由于这里的堤坝异常坚硬，开挖不动，只好用炸药炸，大炮轰。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掘就。

黄河之水，居高临下，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

决口越冲越宽，越冲越大。第二天，不知是夭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

在黄河决口前，凶恶的侵略军之第14、第16两个师团各一部人马，分由两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郑，并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线。该两路日军被黄河水切断退路，被一战区部队全歼，日军辎重弹药亦损失较重。第2军主力各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

突被新黄河遮断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6月9日，深夜。

蒋介石接到程潜急电：黄河决口成功，日军受阻新黄河东面。同时，程潜建议向外宣传为日军所为：

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年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年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蒋介石深感此事罪恶深重，不敢承担责任。为了把这罪责推到日本人头上，而且还要把谎话编得更像。马上密电程潜，指令三点：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大堤；

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三、第一线各部须向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注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此后，蒋介石虽接连下令国民政府和河南、陕西等省，作好接收、安置、救济黄泛区灾民的工作，但那只是一些小的补救而已。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三十余架，十二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6月30日。

陈诚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对黄河决口之事，他重申了中央社所报道过的说法后，又说：“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来，说我们自己毁决的。”

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黄河决口现场采访。

蒋介石没有阻拦，但密令一战区赶紧做好“接待”工作。记者来到现场见到的是被“狂轰滥炸”过的决口，以及一战区大批官兵和许多民工正在“奋力堵决口”。

此事虽暂时蒙混过关，但仍为一些人看出破绽。法国记者不久在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之命，换取日本人一个性命，亦未始非计……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三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去，6丹上旬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形成了经由中年、蔚氏、周家口、颖州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三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二十三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另将一部兵力配置在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

江南战场，以二十六个军为基干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主力配置于武汉以西的长江南岸沿线。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因此是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蒋介石倾其空军全部战力，计战斗轰炸机100余架，全部投入会战。

海军全部，战舰40余艘，亦全部投入会战。

蒋介石豁出去了，将凡能动用的部队全部调用武汉参战，总计五十个军，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余万兵力。

在进行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下令：限8月15日以前，驻武汉三镇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全城居民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只留他的军事指挥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指挥作战。

蒋介石深感此次决战之惨烈，于一切布置就序之后，拖着有些疲困的双腿，站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和全国同胞发表具有悲壮色彩的声明：“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以来，已经作战的经过，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此在上海与鲁南各阵地战中，皆足证明”。

“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保卫大武汉”的目的，仅在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非真要保卫武汉这一城一地，当然能保卫，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军方上自统帅部，下至在华作战的部队，也在这同时，改变了过去一贯坚持的速战速决，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企图。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方面企图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他们接连策划并发动了华北会战，欲一举歼灭宋哲元第29军主力；山西忻口会战，欲歼灭晋军主力；淞沪会战，欲歼灭华中中央军主力；徐州会战，再次欲歼中央军主力。但日军的这一系列企图都全部落空了。徐州会战之后，日军中央统帅部和在华部队，就再也不搞“一举”的虚劲了。

5月末，日军统帅部在关于向攻占汉口态势转移的作战方针中，就只羞羞答答地要求向武汉进攻的华北、华中日军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尽量，也就是说能消灭更好，不行作罢了，但必须占领武汉。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关于攻占汉口的第188号指示 和参谋总长下达的第250号指示中，就完全见不到“歼灭”的字样了，把武汉会战的战略目的，明确为“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数十万大军，万里征战，只是为了占领武汉日本天皇和日军统帅部为什么明知不能歼灭中国军队而发动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

日本限于人力物力，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但他们的“和平，是基于中国政府投降基础上的。因此，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倾其国力速战速决，实践证明不可能：重新宣布要以蒋介石为对手，商议停战吧，又大扫天皇的面子。

因此，只有这个办法，再努一把力，把蒋介石从中原驱逐出去，天皇在下令进攻武汉时，指出：“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为地方政权。”

大战的目的是想通过占领一块显眼的地盘，使中国的合法政府降个格，这肯定又是一厢情愿的事。战后，日本一些战略家认为，近卫首相那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给日本战时政府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迫使日军重新拟定作战计划。

四

6月8日．日军第6师团，从安徽舒城地区南下，于6月18日攻占了潜山，加强了波田支队的攻势，同时也稳住了该支队的后方。

安庆失守，马当、湖口等地就成为武汉的前哨阵地。

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会同第九、第五战区部队，在马当至汉口间，构筑若干处要塞炮台，设立江防要塞司令部，以谢刚哲为司令官。要塞司令部将所属军舰炮艇和海军陆战队，统编为三个总队。

第一总队：驻防九江上游的田家镇、葛店一线；

第二总队：驻防马当要塞；

第三总队：驻防湖口要塞。

为便于海、陆军协同作战，防守长江水域。在马当和湖口要塞司令部之上，又设马湖要塞指挥部，由陆军第16军军长李蕴衍兼任指挥。马当要塞由陆军王锡焘充任要塞司令；湖口要塞由陆军第77师师长彭位仁充任要塞司令。

6月14日。

安庆失守在即，鏖战炽烈。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坐军舰，从武汉顺江直下，亲赴前线指挥海军作战。是日黄昏撤出战斗，从安庆返航。他命令舰上炮火将设于江中和岸边所有的航标，逐一轰毁。来到九江，又下令在九江以下水域布设水雷，实行封江。

海军舰艇立即出发，在马当要塞前后，布下水雷六百多个；东防面加布一百多个；湖口方面布设一千多个。

该段长江，水雷密布，险象万千，航道梗阻。

日本海军强大的第3舰队，在长江封锁线前施展不开，只好裹足不前，感到异常恼火。无奈只得派出大批兵力下江“摸雷”。另一方面，日军又采用空军对付中国海军，日军飞机沿江低空搜索，扫射轰炸中国海军的布雷舰艇。

中国海军官兵冒死布雷，其牺牲之大，为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所罕见。

6月24日。

海军威宁号炮艇，正在马当附近执行任务，敌机九架，突然顺江飞来，轮番轰炸。江水掀起数丈之高，满江浓烟滚滚，不辨南北。艇体多处中弹，烈焰腾空。艇长李孟元以下所有官兵，在烈火中挣扎，直至与炮艇一起沉没于江水之中。

7月1日。

咸宁号军舰在九江北港布雷，完成任务后，经九江驶向田家镇，航至火焰山附近，敌机七架追上来，俯冲扫射投弹。中国海军将士一面开足马力继续向上游奔返，一面沉着应战，用舰炮和高射机枪还击敌机。

这时，火药舱、头目舱、士兵舱均中弹着火，浓烟呛人。中段机锅等舱亦多处洞穿，漏水甚猛，官兵们奋勇抢救，纷纷用身体堵住漏洞。

甲板上，官兵死伤枕藉，血肉横飞。将士们怀着满腔复仇怒火，冒死抵抗，以舰上之高射机枪击落敌机两架。

该舰挣扎着返回武穴，暂靠日清公司码头扑火堵漏。不料，又有十六架敌机赶到，倾弹如雨。咸宁号军舰终于中弹肢解，连同全舰官兵满腔未酬的壮志和义愤，在滚滚的江水上消失了！

7月2日。

长宁号炮艇在武穴布雷时，突遭七架敌机围攻。艇上官兵没有躲避，冒险将水雷布完，但该艇却被敌机炸中，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7月3日。

崇宁号炮艇奉令在田家镇布雷，连日来数次遭敌机轰炸。官兵们一边用艇上高射机枪与敌机对抗，一边躲避轰炸扫射。艇上人员虽屡有伤亡，却都侥幸脱离险境。这天中午，敌机五架，紧紧咬住正在向江里布雷的崇宁号，连续投下燃烧弹，炮艇在一片血红的火海中不屈不挠地左冲右突。然而，艇体又不幸中了炸弹，遭受重创，操纵失灵，在滔滔烈火中，沉没于水底，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壮烈殉国！

6月21日。

日军排除了马当下游水域的水雷，海军舰艇数十艘驶抵马当炮台附近，停靠江中，向岸边炮台日以继夜地轰击。22日清晨，日军十多艘汽艇，在军舰上大炮的掩护下，向炮台冲击。要塞各炮台官兵沉着应战，待敌汽艇驶近时，突发子母弹进行反击，当即炸沉敌汽艇大半，艇上日军纷纷落水淹毙。其余汽艇见势不妙，掉头就逃。

6月23日。

日军波田支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向马当要塞发起猛攻。先是用军舰上的炮火猛烈炮击和飞机猛轰滥炸，接着是步兵潮水般涌来。要塞官兵与敌短兵相接，处处都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杀声喊声震天动地。驻守香口的第三总队一大队，数百名将士，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6月25日。

敌海军驱逐舰多艘，在巡洋舰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马当水域。守军各炮台立即万炮齐鸣，猛烈轰击敌舰。敌舰亦万炮齐发，轰击炮台。整个要塞炮声隆隆，地动山摇，烈焰滚滚，天地变色。巡洋舰被守军大炮击中，顿时火光冲天，浓烟升腾，日军舰队一片慌乱。守军官兵大受鼓舞，炮火更加猛烈。

敌舰队失去旗舰，无力还击。只见两艘驱逐舰挟拖着巡洋舰向下游逃去。其余舰只纷纷掉头逃窜。

守军官兵冲出炮台，欢呼雀跃。

6月26日。

日军陆海空一齐出动，对马当要塞进行立体攻击。坚守长山阵地的江防部队，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守军伤亡也很惨重，逐渐失去抵抗力，当日中午被日军攻占。

日军夺取长山阵地之后，采用迂回包围战术，很快推进到马当。各炮台附近出现便衣汉奸和日军大部队，情况异常危险，炮台失去作用。要塞司令王锡焘下令各部队突围。

当日下午，马当要塞失守；

6月27日，上午。

陈诚带着第九战区参谋长施泊衡和参谋处长刘云瀚来到湖口，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视察了江防阵地和有关部队。最后来到湖口要塞司令部，把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要塞司令彭位仁。

蒋介石在信上指出湖口要塞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重要地位，令其务必督率全体官兵，坚决阻止日军前进，为主力部队的调动争取时间，没有军委会的命令，不得后退半步。

彭位仁看完信，深知要塞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立即向蒋回电：末将誓与要塞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随后，彭位仁召集要塞司令部全体官兵在炮台阵地上开会，神情异常严肃地宣读蒋介石的亲笔信，念完，带头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

陈诚站到高处，挺着胸脯晃动着拳头，厉声训话：“倭寇入侵，意在亡我国土，亡我民族，身为中国军人，保土卫民是我们神圣的光荣使命！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台儿庄，我军广大将士，同仇敌汽，浴血死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和民族精神。现在，倭寇受阻于黄泛区，便沿江猛犯，意在夺我中原，占我武汉。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我炮台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武汉的6月，如火炉炙烤。陈诚早已汗如雨下，可他一身整齐的戎装，风纪扣、武装带严严实实。内里头却早已被汗水浸渍得皮肉痒痛，额上的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难受。可这位年轻的上将始终纹丝不乱，立在部下面前，凛然训示：“现在后悔当炮兵也迟了！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中国军人，只有一个选择：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全体官兵，闻者凛然，情绪激昂。阵地上响着憾动山河的口号：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从炮台下来，汗水、泪水满脸纵横，这才掏出手中抹抹脸，揉揉眼睛。他与随行高参正欲赴江边登小挺回武汉，忽见马当要塞司令部刘参谋长满身征尘地从旁边经过，当即叫住，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刘参谋长站住，怯生生地回答：“马当失守了！”

陈诚凛然作色，“谁叫你们撤退的？”

刘参谋长吱晤着说：“炮台遭日军包围，王司令命令……”

陈诚怒喝道：“你身为要塞参谋长，阵地丢失，擅自撤退，难道没你的责任吗？”

喝令卫兵将其扣押，带回武汉交军法处审判定罪。

彭位仁见之，在一旁倒抽口凉气，直觉得浑身虚汗直冒。

7月2日。

日本海军舰队，被水雷困住，无法前进。乃由陆军担任前锋，向湖口要塞进攻。连日来，敌飞机对湖口要塞各炮台阵地轮番轰炸炮台阵地大多被摧毁。这天，敌陆军大队赶到，全线发起进攻，川军第43军26师等部与敌展开恶战。

彭位仁率领要塞官兵，操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与敌陆军短兵相接，反复争夺炮台阵地。阵地前，敌遗尸遍野。要塞官兵亦伤亡惨重，血染炮台阵地。

战斗至7月4日，湖口要塞所有的江防炮台阵地，都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只有少数官兵，其中包括轻重伤号，仍紧握手中武器，在硝烟滚滚的废墟上坚持抵抗。

7月5日。

湖口要塞停止了枪炮声。滚滚的硝烟渐渐散去，所有的炮台阵地不见踪影，在满目惨景的焦土上，横亘着遍地的守军和敌军的尸体。

一股浓烈呛鼻的血腥味儿，久久地飘散在这片焦土的上空.

敌海军舰队自6月26日起，派大批兵力下江排雷，但进展不大。便贸然溯江上驶，被水雷炸伤炸沉舰艇数艘，不敢再轻举冒进，遂改为由小型舰艇在前作探险性开进。

7月13日。 海军陈绍宽总司令挺立军舰指挥台上，举起望远镜从远处向湖口方向了望，发现在湖口江面上停靠着一大群日军的中、小型军舰。回过身来对一参谋下令，立即组织快艇袭击敌舰队。

7月14日。

海军总司令部派文93号快艇前去袭击湖口江面的敌舰队。该艇开足马力，划开一道雪白的浪花，顺流直下，照直朝敌舰队冲去。敌舰队慌忙开火，在江上组成一道严密的火网。雨点似的高射机枪子弹和轰隆的炮弹，落人空阔的江面激起一层层白色的水浪。快艇冒着敌人炮火全速冲击，待靠近敌艇队时，才发射鱼雷。只听一声巨响，敌舰队中间冒起一般浓烟一艘中型军舰渐渐倾斜沉没。

文93号快艇得胜归来，艇身弹痕累累，艇上官兵几乎全部挂花。

7月17日。

海军又派史223号和岳253号怏艇，再次袭击湖口敌舰队。清晨，江风徐徐，十分惬意。两艘快艇装上鱼雷，顺江而去。但是，在途中却被陆军拉布的水下阻网缠绞，无法脱身，史223号快艇无声无息地含恨沉入江中；岳253号也致重伤，无法开动。

敌舰队遭中国海军快艇袭击，受到很大威胁。于是，出动机群沿江搜索，终于在薪春附近发现快艇停泊基地，便立即对其轰炸攻击，快艇部队几乎遭到全歼，无力再组织对敌舰队的进攻袭击。

7月22日。

陈绍宽上将乘湖隼号鱼雷快艇到九江前线视察。经实地考察已认为只布设固定水雷阻敌，效果不大。决定采用浮雷攻击敌舰。

他对布雷部队官兵讲话：“浮雷飘泛在水面，顺江而下，向敌舰迎头痛击，定使敌舰无法躲避，效果一定良好。但是，施放浮雷，首先要弄清敌舰停泊或行进的路线地点，在相当近的距离内放雷，才能获得所希望之成果，因此，执行这项任务，是非常危险的，希望我海军将士，无愧于民族卫士的称号，发挥决战决胜精神，完成此项艰巨任务！”

于是，组成若干个布雷别动队，专布浮雷。各队秘密出发，在黑夜里越过我方自己布设的数道水雷封锁线，抵达敌舰队很近的地方，放下浮雷。首次出击，即将湖口江面的敌舰队炸沉炸伤各一艘。

另有一支布雷别动队，带着沉重的浮雷，从陆路穿过敌占区，深入到安庆敌后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在贵池等地，潜伏于大江两岸芦苇丛中，寻机放雷，奇袭敌舰，断敌交通，神出鬼没，打得日军坐卧不安。

五

7月上旬。

正当中、日两军在马当、湖口地区进行武汉外围战，并都在积极调兵，准备大决战之时，从北方传来一个令蒋介石十分振奋的消息：苏联红军在吉林省珲春县最南端的中、苏边界上，跟日本关东军在张鼓峰、沙草峰等地发生了激烈交火，而且规模还不小，双方都投入了上万人马。

蒋介石立即预感到这一事件将带来世界局势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分析中、日、苏三国的关系，认为：如果日、苏之间由此酿成大战，日本将抽兵北顾，自然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减轻压力；如果日、苏间暂时罢兵言和，则苏联对日本仍是一大威胁，日本必然倾全力以攻中国，意图将中国战败之后，早日抽兵他顾。

此时，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来见，诚恳地向蒋介石建议，应适当变更和调整会战兵力，周恩来指出，明朝覆亡的教训之一，就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而没有在敌后留下一定数量的部队以牵制敌人。我国既已作持久抗战之计，就不应倾其所有兵力来进行这次会战。具体建议以三分之一的部队与日军对峙；三分之一的部队转入敌后，化整为零，开展敌后游击战：另以三分之一的部队撤到后方，进行整训补充。

蒋介石基本接受了周的建议。当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军事人员会议，商讨对策。最后，蒋介石作出决定：“我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以作长期持久抗战准备。要使倭寇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将其拖垮击败，武汉会战的摊子已经摆开，我军非到有利地区，而不要轻易与敌决战。我们只以原计划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因此，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调整兵力部署。”

根据蒋介石这一俄略部署，陈诚立即将江南第九战区数十万大军重新作了相应的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西面水网地带和庐山地区，准备在这有利地区歼灭日军，同时，也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白崇禧受命之后，也立即赶往商城，在城北的祠堂里设立第五战区指挥所（因李宗仁患牙病住院，五战区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将精锐之师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调到合肥以西，背靠大别山东麓以作持久战。其他部队则配置于大别山西北麓，和大别山南面的长江沿线。白崇禧给本战区部队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大别山南北两面险要地区阻敌窜入，或诱敌于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同时，白崇禧将第五战区部队划分为三个作战兵团：

左兵团：指挥官孙连仲。负责大别山西北麓方面，将敌诱至有利地区予以歼灭；

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负责大别山南面，利用长江北岸港湾错杂的有利地形，相机歼敌；

中央兵团：指挥官廖磊。大军藏于大别山中，部分兵力守在大别山东面险要隘口各处，阻止日军进山。

白崇禧真不愧为“小诸葛”，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这样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坚强的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置于不败之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以作长久抗战之计。

白崇禧部署好部队，就将指挥所搬到大别山西边一个名叫宋埠的小镇上，在这儿，他一方面可以就近与陈诚的九战区长官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江两岸协同作战；另一方面，这一带是他预设的歼敌战场，以便就近指挥督战；其三方面，他设指挥所于此，是便于掌握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的情况。

却说右兵团指挥官李品仙中将，新近才被蒋介石提拔为第4兵团司令，心里很激动。新官上任，他想早点到战场上去烧他几把火，打几个漂亮仗来报答蒋介石，也不在提拔他一场。

他从白崇禧那儿得了将令出来，跳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越野车，驱车赶往鏖战正酣的黄梅前线。

车窗外，江水奔腾。他的心也如江水那样激荡，那江水仿佛幻化成了他的千军万马，正以澎湃之势，向敌军发起反攻……

突然，一群敌机顺江而来，对着小车俯冲扫射。

司机大惊，车身失控，连人带车滚进路旁水田。

这位陆军中将从破车里爬出来，拔腿就跑。

这时，只见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对着那辆破烂小车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机头一翘，屁股后漏出一个娃娃样大的铁玩意儿。李中将赶紧朝地上一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震他差点儿吐了出来。湿乎乎的稀泥，忽啦啦地从天而降。把他半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他猛地一蹦，站了起来。才发现后脑勺和背上都糊着大块大块的烂泥。回头看去，他坐的那辆车，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其地已创出了一个半间屋子样大的土坑，好险！在他脚边还有一大块黑不溜秋的东西，是车门还是车顶盖，也说不清楚。

呸！他朝那土坑狠狠唾了一口，头也不回地照直朝黄梅前线走去。

中日战争扩大化，也迫使希特勒德国在远东的这两个伙伴之间进行选择。日本工业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与之结盟，可以作为德国侵略扩张的有力帮手；中国工业落后，军事力量软弱，与之结盟，不但不能给希特勒以军事上的支援和策应，反而还要希特勒来“救济”这位又穷又大的穷朋友。

希特勒毅然选择与日本结盟，一脚踢开了中国这位可怜的穷朋友。

虽然中国曾竭力揭露日、苏暗中勾结，但事实却胜于雄辩，日、苏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恶化。而中国与苏俄的靠近却日趋明朗。1938年初，苏联秘密卖给蒋介石包括飞机、大炮和枪支在内的，共计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虽然斯大林一点也不客气，对贫穷的中国人分文不让，照收美元不误，但那毕竟是军火，是用于战争的东西。

希特勒果断地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军事联系。先是断绝武器装备的交易，再是当武汉会战打得正激烈时，下令撤走所有的德军顾问。

希特勒落井下石，釜底抽薪的行为，在德军顾问团中引起强烈不满。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同蒋介石和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友谊。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带头向柏林提出，愿以个人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警告法肯豪森等人，如不遵命按期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家属，将面临严重后果。

德国军事顾问团大多数成员被迫于6月底离华回国；但是、仍有五位顾问，毅然舍去一切，坚持留了下来。所有回国的德军顾问，临行前都来向蒋介石保证，决不出卖中国利益，决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

正当蒋介石为德国的卑劣行为感到气愤之时，斯大林却向他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其原因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因为日苏间发生的张鼓峰事件。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13日，四十余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悄悄进入了吉林省珲春最南端的张鼓峰地区，关东军立即查阅地图，看出该地为“满洲国”的领土，于是认定苏军为非法侵犯行为，调遣部队进行“自卫还击”。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首先发难。双方在此迅速增加兵力，动用坦克，重炮部队展开大战。正当日军第19师团数万人陷入绝境，将被苏军全歼时，莫斯科方面却突然主动宣布停战言和，停战之后，日军方面也十分知趣，不再提苏俄军侵略满洲帝国领土之事，慷慨地容许苏军“合法”占领张鼓峰地区。

张鼓峰事件很快得到和平解决，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自己的两条腿还深深地陷在中国这块泥沼里，一时还拔不出来，无力对苏联展开大战。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对斯大林采取尽量克制的态度。

第二方面，苏俄方面认为，他的西边受到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威胁。日本在亚洲同俄国争夺势力范围，当然是俄国的死对头。但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两面出击，因而亦是两面受夹击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在斯大林看来，既然日本与中国已摆开那么大的摊子，正厮杀得难解难分，还不如在诸如张鼓峰这样的事件中，对日本作些让步，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

为了切切实实让日本方面理解斯大林元帅的良苦之心，日、苏在谈判停战时，苏方一再向日本表示，绝不会对日本的关东军有军事行动。

通过张鼓峰事件的友好解决，夭皇和日军统帅部“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同时，苏俄方面认为，也不能让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给打败了。日本征服了中国，总有回过头来进攻苏俄的危险。于是，应该对中国的抗战施以国际主义之援助，使其牢牢拖住日军，让日军长期陷在中国那块泥潭之中。有鉴于此，援助中国抗战，无疑是给中国这块战争的沼泽地再灌些水，使之永远是无底的沼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处于那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谁的支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论，都一概是求之不得的。

在张鼓峰事件爆发后，苏联开始热心援华，开来了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大队和军事顾问，运来了许多大炮和枪支。

六

1938年5月19日。

中国空军第一次打出国境，远征日本取得成功。

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想用飞机去轰炸日本本土，以示报复。1937年9月，他派了个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作购买武器的秘密谈判。蒋介石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五百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这是为了反击日本，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代表团在苏谈判期间，蒋介石最为关心的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大个儿炸弹，曾数次去电询问情况。但苏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肯卖那些东西给中国。成交结果，5公斤至10公斤重的小西瓜炸弹到是卖了不少给蒋介石，五百公斤的大个儿一个也没给。

蒋介石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也就告吹。

到1938年4月中旬，蒋介石产生了一个新的点子，决心冒一次险，对日本侵略者精神上来一次狠狠打击。他命令政治部第三厅的“先生们”（因三厅主要为共产党员组成，负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抗战宣传文化工作，因此，国民党上层亲切地称三厅的人为“先生”，赶紧编写印刷一批传单备用。

五月中旬，几十万份传单便从郭沫若那儿送到了航空委员会。

蒋介石亲自下令，派两架轰炸机带着这些宣传品到日本去撒。

中国空军第14大队队长徐焕章，副队长佟彦博，分别驾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茫茫的云海上空向东飞去。

两架轰炸机飞出了大陆，飞出了中国领海。深夜两点四十五分进入日本本土。

近百年来，中国军队都是躲在自家门框后，被列强任意追打欺凌，而这一天，中国军人第一次勇敢地闯出了自家大门，在上万米的云端，高高在上地鸟瞰敌国的土地。

日本全国一片惊慌失措，警报声响遍了日本列岛，他们以为中国人带来了报仇雪恨的炸弹。然而，当九州、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随手拾起天上飞来的中国传单时，才发现那上面充满了善意的文明的语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佟二人，本来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情前去日本撒传单的，谁知，到了日本上空却大出原来之意料。当他们驾着飞机在日本上空，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撒完了所有的传单时，也没听见日本人开炮打他们。觉得好生奇怪，朝下一望，只听见警报声还在哇哇乱叫，各大城市一片慌乱，竟还没回过神来关灭电灯。徐、佟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无线电里对起话来。

徐说：“你看他们慌得那样儿，到处都还亮着灯。”

佟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徐说：“你看有一片灯光突然灭了。哦，又有一片灯光熄了。”

佟说：“他们到现在才想起该做什么事呢！”

两架轰炸机在武汉机场安全着陆。当徐、佟二人走出驾驶舱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已伸着两条胳膊迎了上来。

何应钦说：“欢迎你们，我们的民族大英雄！”

孔祥熙腆着个大肚子说：“你们从机上发回的，征服倭寇的电报，委员长知道了，高兴得很，特地派我们来迎接！”

小车把这二人拉到蒋介石的会客厅。

蒋介石已迎候在门口，他这会儿竟然也忘记了身为军人的礼节和统帅的威严，在受部下军礼之前，就伸出手去、弄得徐、佟二人不知是向他敬礼好，还是和他握手好。

进客厅坐下，蒋介石竖直耳朵，像山沟里的小孩子打听大城市的新鲜事那样好奇地打听他们的历险记。听到高兴处，竟有些失态地手舞足蹈起来，连说：“不行不行，日本的那个防空，太幼稚了！”

徐、佟二人成了大英雄，成了报纸电台的头号新闻人物。武汉各界代表前来慰问，请去作报告，把他们当圣品展览。

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特送红彤彤的锦旗一面，致以民族的敬意。

日军认为，这一次比台儿庄的“差错”更丢脸；日军航空部队对武汉地区，不分军民地施以报复性轰炸，同时，以绝对优势之空中力量，专寻中国空军决战，以图歼灭中国空军。中国空军虽然力量薄弱，却勇敢地迎战。

5月31日。

大批日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14架。在此前不久的另一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敌机21架。在这次战斗中，空军勇士陈怀民的飞机被敌机击中、本可以跳伞逃生，但他却毅然驾驶着负伤的飞机向敌机撞去，和敌人同归于尽，把他那无畏杀敌的精神和未酬的壮志一起挥洒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

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武汉空战中消耗殆尽，无力再战。

日本飞机却乘机猖狂，定要将中国军队统帅部摧毁，把蒋介石炸死才解恨，在7月的一天中，敌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卫士们躲进防空洞。

天空中20多架轰炸机，打着圈儿，一遍又一遍地专门扫射轰炸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地。转眼之间，蒋介石的宅所、客厅、会议室都被炸成废墟。

突然，几枚炸弹咝咝怪叫着坠到防空洞外，爆炸之后，不少卫士已被炸死，距离最近的那颗炸弹，离蒋介石不过30市尺左右，炸弹响后，鲜血飞溅残壁，断肢倒挂树梢，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宋美龄被震昏倒在地，呼之不应。

蒋介石完全明白了，敌人出动这么多飞机，专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心中怒火中烧，干脆从防空洞里爬了出去，迎着自天而降、恐怖怪叫的炸弹，在血肉横飞，熊熊燃烧的土地上走着。

他铁青着脸，伫立在刚被炸弹炸开的新土上，仰首怒视着仍在逞狂的敌轰炸机群，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七

1938年9月29日。

刚从延安飞抵武汉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亲手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剪开信封，取出信笺，只见上面龙飞凤舞一手好字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亲笔信，对武汉危急，国民政府内意见不和，汪精卫等主和派的活动甚嚣尘上，而还在战、和两种选择中徘徊的蒋介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信任。

武汉会战时期，尽管蒋介石从未放弃过反共的方针，国共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政体，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政治团体的一致拥护。当时，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致抗日的，各党各派均可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崭新的、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各党各派都坚持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出现了全国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处于军事上的绝对劣势，政治上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具有伟大政治远见的毛泽东却独具慧眼，认为”大难有转旋之望”。只要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团结抗战路线，与各党各派平等治国，则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可以实现。并坚信中国会“雄立于东亚”。

1938年3月29日。

国民党在武昌珞加山武汉大学内举行了该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制走了抗战路线。最重要的是决定组织民意机关，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实行国民参政大会制。

国民参政会的人选由各党派、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和生产者几方面产生。该会的性质为咨询机关，规定凡国家大政方针，都须由参政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入选为参政委员。

7月1日。

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未到会，但给大会发来电报，明确呈述了他的参政观点和意见：

寇深祸亟，神洲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老子党”的作风，尊称共产党人为有志之士，并发表对共产党人的宣言书。“馨香祷祝”国共两大党和各党各派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对其军事机关，也作了一定改造，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以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床若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主管政治宣传，三厅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陈诚等人对三厅的工作也是放手让干并给予支持的，如三厅的活动经费问题，陈诚一开口就答应给郭沫若一个军的经费（80万元）。

三厅的工作可以放手去做。独立组织盛大集会、游行，组织战地文化服务处，印刷报纸传单和小册子，发到前线连排战士手中；举办画展；组织宣传队，演剧队、孩子剧团等等。

1938年1月11日。

中共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公开在全国发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该报书写报头，题了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知名人士纷纷为该报题词祝贺。计有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邵力子、陈铭枢、张治中、石瑛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也可公开支持该报，纷纷题词相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著作，也可在武汉印成小册子，在长江方面战场的军队中发行，一些部队还自由选择《论持久战》为政治教材，组织官兵学习。

武汉时期的民主共和局面，虽然短暂，且还很不完善，但它是永远值得回忆和深思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所说，那是“希望无穷”的……

八

7月26日。

武昌。军委统帅部接到九江守军总指挥李汉魂将军电话：守军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予敌大量消耗以后，已撤离阵地，转移到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了九江。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陈诚似乎很平静?。

苏军顾问们（1938年7月，德军顾问团撤走后，根据中、苏协议，苏军顾问团派驻中国军队）却沉不住气了，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建议蒋介石立即反攻。

蒋介石睁大了眼睛，吃惊地反问；“反攻”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懂得反攻为哪码子事。

总顾问切列潘诺夫耸耸肩，比划着说：“反攻！把九江夺回来，把日寇赶下长江去。”

蒋介石与陈诚相视一笑，马上对顾问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连声道：“啊，反攻。很好！很好！”

顾问们被蒋介石用“很好”打发出来，就再也没有发现统帅部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实施这一建议了。

总顾问急了，又找到蒋介石吵叫反攻之事。该总顾问曾经在中国军北伐时期，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与蒋的个人关系不错。因此，见面说话都很随便。

在客厅就坐以后，总顾问直截了当他说：“总司令（他还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尊称蒋介石为总司令），说实在的，我对您和您的统帅部所采取的战略有不同看法。”

蒋介石欠欠身，“好，好，请直言，请直言！”

切列潘诺夫说：“经过我的观察了解，我认为总的说来，你们整个的抗战是消极抵抗。”

蒋介石皱皱眉头，“哦，何以见得？”

总顾问说：“你们只是以一部分兵力向进攻的敌人，作节节抵抗防御，而其余的部队通常都在后边待命。”

总顾问突然激动不已地捏着两个拳头喊道：“不应当呆着不动，要行动，积极行动！积极反攻！要集结大兵团，像山上的雪崩一样压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

蒋介石罗汉似地坐着，颇感兴趣地听他说完，才说：“阁下的意见很好！很好！”

总顾问已经受过他一次“很好”的款待了，心里很恼火，觉得刚才那一席肺腑之言又白说了。抓起茶杯咕咆咱地喝。

蒋介石似笑非笑他说：“不过，总顾问阁下，我们也应该这个，看到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十多年前北伐军打中国的军阀了。日本军阀可不比北洋军阀好对付呀！当年，我曾到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研习日本军事，毕业后又入日本上官学校当士官候补生，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教育训练，武器装备、总之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等等，虽不敢妄称日本通，但不客气他说，我对他们是很了解的。”

蒋介石也有些激动起来，继续说：“如果一能达成速战速决，能有效地大反攻，我何尝能容忍倭寇的铁蹄践踏我神圣领土的一寸一步！彼我的战力，决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总顾问无言以对。

蒋介石对老朋友善意地笑笑，“阁下的建议，也很有道理，我一定认真研究！”

其实，蒋介石和陈诚、何应钦等人早就定下了在江南反攻敌人的计划，不过不像顾问先生们所主张的那样简单。

冈村宁茨的第11军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从南岸配合海军沿江西进，仰攻武汉的路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他们的前头――瑞昌至富池口，这几十公里的地段上，集结着一股中国的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集团计有孙桐萱第3集团军；关麟征第32军团；汤恩伯第31集团军和孙相堂的第12军。这些部队曾在华北、上海、台儿庄等会战中战功卓著，威名赫赫。

冈村宁茨的部队还受到来自九江南面庐山地区的威胁。因为九江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都转移到了庐山地区，他们随时可以向九江出击，切断长江交通。

冈村宁茨因此决定改变原计划。以一部兵力从庐山西麓，沿南梁铁路南下，占领德安重镇，消除九江侧背威胁；同时，再以有力之一部兵力，从德安地区向西攻进，迂回到孙、关、汤军侧后，配合海军，拔掉这个钉子。

冈村宁茨的打算，正中蒋介石下怀。

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第70、第8、第4、第64、第74、第66七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

薛岳将军说：“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玄乎！颇有些诸葛亮八阵图的神秘感。

7月底。日军第106师团全部，从九江沿南浔路南下，进至庐山西麓马回岭附近，立即被薛兵团第9集团军各部重重包围。敌军拼死突围，终不成功，遂抢占阵地，原地待援，陷入绝境。

8月20日。

日军第101师团渡过鄱阳猢，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企图救援第106师团。该敌进至庐山东南麓，被薛兵团之叶肇第66军，王敬久第25军，以及陈安宝第29军死死咬住，亦陷入重围，不能自拔。

8月8日至24日。

日军陆、海军配合强攻瑞昌阵地，与守军孙相堂第12军等部激战半个月，夺取瑞昌城。

为了救援重围中的第106、第101师团，日军第9、第27两个师团和波田支队等部，在40多艘舰艇和大批飞机的配合下，猛攻码头镇、宫池口一带守军阵地。陈诚的精锐嫡系第54军，在军长霍揆彰，参谋长郭汝瑰将军指挥下。与敌接战，守军官兵冒着敌施放的大量毒气，奋勇杀敌，激战数日给敌以沉重打击。汤恩伯又指挥其他各军轮番出阵，将敌消耗近半。然后，第54军等部撤出阵地，在富水河东西两岸布防，严阵以待，阻敌西进。

日军第9、第27师团经过兵员补充，火速向南深入，意图解救被困于庐山地区之敌。

第9师团一部突破王陵基第30集团军阵地、进至马回岭附近，遭到黄维第18军和俞济时第74军拦阻围攻，在此进退困难。

第27师团主力沿瑞武公路南进，企图占领武宁，向东策应被困之敌。却在德安西南方的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陷入薛岳兵团和川、滇军的重围。

至此，冈村宁茨的第11军主力各师团，几乎都陷进南浔路山岳水网地带，机械化优势完全丧失，分别被第九战区各军包围攻击。

1938年9月中旬。

陈诚带着苏军总顾问切列潘诺夫，顾问卡里亚金奇若夫和布尔科夫等人，来到南浔路前线，在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将军的陪同下，一同走上山头阵地。举目远眺，山岳屹立。河川纵横，到处都传来战斗的枪炮声。

切列潘诺夫似有所感，忽然问陈，“你准备要干什么？”

陈诚狡拮地笑笑，“反攻！现在才应该反攻！”

切列潘诺夫赞道：“哦，你和蒋总司令原来是胸有成竹呀！绝妙的战场，乌拉！”

陈诚下达全线反攻命令。

参加南浔路大反攻的计有二十万大军。

9月24日。

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一部向麒麟山之敌发动强攻。

滇军卢汉第30军团的将士们，与川军合围敌寇，他们雄壮的军歌响彻底云霄：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的战场

兄弟们

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云南是三十军团的故乡

三十军团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川滇两军与日军在麒麟山反复冲锋争夺，敌我双方死伤累累。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川军阵地发动反冲击，在情况危急之时，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将军，亲率六个营的预备队赶到，拼死堵住夹围的日军，许多山头阵地都在进行惨烈的肉搏厮杀。9月29日午后2时，川滇两军向麒麟峰最高点发动攻击。日军的工事全被中国军队的炮火摧毁，他们以尸体垒成工事进行顽抗，对冲锋的川军施放大量毒气弹。川军将士冒着日军猛烈炮火和浓烈的毒气，在满山遍野的喊杀声中，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的尸阵扑去。下午4时许，攻占了主峰。

此后，全歼日军铃木联队。

10月初旬。

久困于庐山地区的敌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数万人，从德安附近拼死向西突围迂回，企图与敌第27师团会合，在万家岭地区又遭到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和叶肇第60军主力的包围。三军将士密切协同，向敌发起猛攻，战况顿呈白热化。

第74军冯圣法的第58师的战斗至为关键。

日军为了摆脱困境，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向58师阵地拼死突围，大批敌机接连出动，轮番轰炸，并投下硫磺燃烧弹，将58师阵地上的树木草丛吞噬一光。该师将士在毫无藏身隐蔽的光秃秃的山坡上，顽强阻击，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但自己的伤亡也特别惨重。此时，另一股日军从庐山方向赶来接应救援，致使腹背受敌，全师官兵伤亡殆尽。师长冯圣法蹲在阵地上的一个弹坑里，抱着电话向俞济时军长痛哭求援。俞济时手里已无预备队可用，只得把警卫营的两个连也拉了上去增援冯圣法师，才扎住了那个缺口，将万家岭之敌牢牢地关在铁围中。

万家岭战役的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为了就近指挥作战，他将指挥部设在前线奢溪附近一个小村庄上。第66军司令部也设在这个村里。

10月7日。

三军部队发起最后总攻。

整个万家岭地区笼罩在激烈的炮火硝烟之中。每个山头，每区村庄都在展开惨烈的厮杀，反复争夺，一日数易其手。敌轰炸机群一日数次飞临万家岭上空，但因地面上两军短兵相接的混战，厮杀成一团，不知弹投何处，急得在战场上空团团打转。旋又一遍遍地俯冲，终因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而在天上干瞪眼儿。

吴奇伟的总指挥部却受了“优待”，连日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他和66军叶肇军长以及参谋人员几次遇险。，有一次，他正与第4军欧震军长通电话，一架敌机俯冲扫射，竟将电话机打碎。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等人聚在地图前画箭头，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幸为木柱瓦房，未伤筋骨。

日军在重围中死伤惨重，特别是各级官佐战死尤多，致使许多单位无法统率指挥。（火田）俊六大将派出十多架飞机，将两百多名师圆长以下各级官佐，空运到万家岭空投，以补充战场指挥官。敌军一个大队从鄱阳湖方向开来增援，该敌从庐山东面向上攀登，企图袭击中国军侧背。他们爬至香炉峰半腰时，已疲惫不堪，便在山间一块较隐蔽的平坝里架锅造饭。被中国军一个团包围，从四面山上居高临下尽情围剿，敌军措手不及，五百余人，无一漏网，悉数就歼。

10月10日。

万家岭战役结束。

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四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三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一千余人逃脱。

这天是国民政府国庆日。

武汉三镇大挂青夭白日旗，以示庆祝国庆；也庆祝南浔路大捷。

在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陈诚、何应钦和苏军顾问们，不断收到南浔路各部队发来的反攻战报。最后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他向蒋介石报告：“在我军向万家岭总攻时，敌第27师团长本间雅清中将亲率一部兵力，孤军冒进，驰援万家岭之敌。行至德安河岸，遭我军突然袭击，敌军大乱，向西溃退。德安河岸，敌遗尸累累，日军第27师团长本间中将被击毙！”（本间师团长被击毙为误传）。

蒋介石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对着话筒叫道：“军委会将传令全军嘉奖第30集团军，并给奖金三万块！”

九

8月下旬，合肥日军第2军，以四个师团为基干兵力，分两路沿大别山北麓进攻，企图从信阳地区南下，从北面包围武汉。

第五战区左兵团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所辖第30军、第42军和宋希廉的第71军，在霍山至商城沙窝一线阻敌。同时，胡宗南第17军团和川军第22集团军、张自忠第27军团，在信阳以东迎战日军。

9月2日。

日军第13师团，在师团长获洲立兵中将指挥下，向第五战区左兵团前卫阵地富金山进攻。

富金山靠近豫皖边界处的叶家集，山如扇形之雄立于公路南侧。第71军军长宋希濂中将指挥所部第36，第88两师，在山上构筑阵地，对西进之敌，如同鱼骨卡喉。因此，敌军不惜一切代价猛攻山头阵地。

正面守军第36师与敌竟日激战。

军指挥所设在山上。宋军长站在窗口处，不用望远镜就可清楚地俯瞰战场全貌。日军无数次进攻，都被36师打了下去，守军阵地前敌军横尸遍野。远处，日军的活动尽收眼底。汽车运输队来来去去，有的是运兵，有的是拖来大炮、弹药，有的是向合肥方向运走伤员；远处山坡下撑起许多白色帐篷，那一定是敌军的战地救护所，大队大队的日军正慌慌张张地来回调集运动；公路哪边日军的炮兵阵地上，一排排野战重炮昂然屹立……

宋军长贪婪地盯住那些威武的大炮不转眼，馋得没法。心想，要是分一半给我就好了，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也行！我要是有几杆那玩意儿，保证给他个毁灭性打击，日军也不会那样猖狂了，竟敢在我眼底下，如此放肆猖撅。

天上传来嗡嗡声，举目望去，好威风，敌机来得真多，黑压压地一大片，如同黑云压顶。

敌机对山上阵地施以狂轰滥炸。火光闪耀，山在颤抖，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儿。飞机贴着山坡俯冲，树梢都被狂风折断。

敌机刚去，大炮跟着轰击。有几发炮弹呼啸着落到了军指挥所附近。打得真远，难怪宋军长对它们如此看重、

敌人又要冲锋啦。几天来，天天如此，飞机大炮过后，就是冲锋。宋军长迎着隆隆炮声，向山下走去，向36师阵地走去。

敌人的炮火刚停，潮水般的步兵已接近前沿阵地。宋军长在战壕里跑着，对战士们喊着：“狠狠打！别让敌人冲上来！”

整整十天，日军在富金山前未能前进一步。敌人攻不动正面阵地，就派第10师团一部前来增援。该敌利用夜间出动，向富金山则后迂回，企图打掉宋军长的指挥所，并切断守军后方。

这路日军确是来者不善，对宋军威胁极大。可是，敌人的行动却被当地农民发现，立即赶来向88师报告。该师钟师长当机立断，令第528团在老乡的带领下，在敌必经之路的险要隘口设伏。敌人钻进伏击地区，突遭打击，当即死伤三百多人，余众拼死突围，狼狈逃

回。

日军第13师团是侵华日军中最精锐的主力之一，现在却在富金山前弃尸盈野。获洲立兵中将向第2军司令官报告：“我军遇到强手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我军对富金山之敌束手无策！”

9月11日。

宋希濂奉令主动撤出富金山阵地。

日军第13、第16师团和第1Q师团之懒谷支队，通过富金山地区，西进会攻商城，与孙连仲的第30军展开激战。第30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双方争夺异常激烈，伤亡很大。9月16日，日军攻占商城。 孙连仲将左兵团三个军全部部署在沙窝、小界岭一带，与敌决战。左兵团以左、右两翼摆开阵势迎敌，第30军和第42军为右翼，第71军负责左翼。

日军第13师团等部经过补充后，在飞机、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右翼部队进攻。孙连仲第2集团军将士发扬台儿庄的决战精神、浴血奋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孙部将士士气高昂，第2集团军军歌响彻了大别山北麓，响彻了沙窝战场：

我们血战台儿庄，

誓把鬼子消灭光。

杀敌有功，

保阵地。

挥师北上芦沟桥，

弟兄奋战别后退，

保家卫国称英豪。

孙连仲的指挥部设在小界岭以南的小山沟里。第30师师长张金明打来电话，报告该师伤亡惨重，请求派部队支援。孙连仲对着电话筒咆哮道：“增援部队，一个没有！你部只要还有一个人活青，这个人就要给我站在阵地上！”

敌机扑进山沟，把他的指挥部炸掉了，孙连仲从地上爬起来，抖悼身上的泥土，拉着苏联顾问钻进树林里，继续指挥作战。

第31师的阵地被敌军突破，敌军离他的指挥所近了。孙连仲抓起一支冲锋枪，带着警卫人员冲上去督阵。溃退的官兵见了莫不惊愕，拼死反击，阵地又硬给夺了过来。

宋希濂的71军和田镇南的30军，把指挥所都设在小界岭南面的白果树。两军情同手足，配合密切，使敌无空子可钻。一旦发现敌情变化，两军指挥官聚在一块策划；一旦日军进攻，两军左右两翼狠狠夹击，予敌巨创。日军在沙窝阵前，费尽心机，直打到武汉总撤退前，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

这一仗，日军伤亡惨重，日军统计宣布：死四千五百零六人其中将校官佐一百七十二人）；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将校官佐五百二十六人）；共计伤亡：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其中将校官佐六百二十八人）。

9月初旬。

日军第10师团主力，及刘桂堂匪部和炮兵两个联队，重炮兵两个大队，骑兵一个联队向信阳地区进攻。

张自忠第27军团在信阳以东潢川至光山一带迎击敌人。在潢川与敌大战十二昼夜，给骄狂之敌以迎头痛击，完成预定任务后，将部队撤进大别山区休整。

接着出战的是川军第22集团军之44军和45军。该集团军在罗山、息县地区迎敌。

10月2日夜。陈书农第45军之125师赶到罗山县城西面十里处，师长王学姜令部队原地待命。翌日中午，他带着李传林团长等人骑马去罗山以东二十里的竹杆河一带察看地形。

黄昏，还不见王师长等人回来，大家正在着急。罗山南门一带传来紧密枪声。侦察兵报告，发现大队日军从竹杆河右翼迂回。

此时，正在架设电话线的通信兵意外听到王师长的呼叫声。得知他们在察看完阵地返回时，与大批日军遭遇，被迫退进罗山县城，城内无部队驻守，他所带卫队人数不多，目前正处在危急之中。

陈书农军长得到电话兵的报告，急令第125师和124师向县城推进，解救王师长。两师部队合力攻城，吸引和牵制了日军。王师长一行趁机从敌空隙钻了出来，安全回到师部。

川军第22集团军在罗山、息县与敌激战数日，予敌重创。按照计划向信阳以西撤退。

最后跃马横枪出战的是胡宗南的第17军团，胡部在信阳东边截住敌寇，给予狠狠痛击，一举歼敌五千余众。日军不支。龟缩进罗山县城，等待援兵。

10月11日。

侵华日军另一精锐主力第3师团，连同山炮、重炮各一个团队，在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率领下赶来增援；同日，华北方面军派遣劲旅骑兵第4旅团前来信阳以东参战。

三路日军会合，战力大增，立即对胡部发动新的进攻。

胡宗南军团终因战力悬殊，伤亡过重，向西且战且退。

10月12日。日军攻占信阳城。

十

9月1日。

日军第6师团和第116师团，分三路向广济以东地区的右兵团进攻，王攒绪第29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覃联芳第84军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战况尤烈，守军牺牲惨重。敌施放毒气数十次，激战数日，阵地终被突破。

日军攻下广济之后，继续西犯，集中陆、海，空军优势兵力，猛攻田家镇要塞。

中国守军张义纯第48军，萧之楚第26军，何知重第86军向敌侧背猛攻，欲解田家镇之围，鏖战逾旬，毙敌六、七千人，但未能解围。

在这同时，中国海军全体将士同日军展开了极为悲壮的最后决战。

9月7日。

日军先以飞机、舰炮连日向南岸码头镇猛烈轰击，掩护部队扫除江中水雷，15日日军攻占码头镇。北岸继广济失守后，武穴一带也失去屏障，无法控制，敌得以放心大胆地在江中扫雷。水上封锁线被敌冲破，日军水陆并进，迫近了长江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田家镇要塞。

9月18日。

田家镇下游江面上出现两艘敌舰。侵略者也许对江两岸异常沉寂的状况感到纳罕，正在江中踌躇之时，突然，隐蔽在江边树丛中的一个炮台闪出两道耀眼的火光。两声巨响。炮弹呼啸着击中前面那艘敌舰的舰舷，顿时，炸得敌舰一派狼藉。敌舰拖着滚滚的烈火和黑烟，掉头往下游方向逃窜。

9月20日。

细雨霏霏，江雾迷茫。

六艘黑乌乌的敌舰，像魔鬼似的从迷遂的雨雾中悄悄地朝要赛开来。近了，舰上炮口喷吐着凶恶的火光，胡乱地朝大江两岸的炮台倾泄炮弹。在敌舰艇炮火和浓雾掩护下，十一艘汽艇向炮台扑来。当炮台官兵发现敌汽艇时，敌已经快到炮台跟前了，赶紧掉转炮口，对着敌汽艇就是一阵狠揍，当即打沉了几艘，其余的落荒而逃。

不一会儿，江上又出现敌巡洋舰、驱逐舰各二艘，以猛烈炮火压制住要塞各炮台火力，强行闯入炮台近前，企图催毁沿江炮台。

要塞各炮台守军将士，冒着敌人强大的炮火，坚守阵地，并以同样猛烈的炮火，英勇抗击敌舰，对方炮战了大半天，敌毫无所获，只得退去。

9月21日。

日军十多艘汽艇，借着浓雾掩护开到田家镇要塞附近，企图偷偷启扫水雷。各炮台上的我国守军早已发现敌艇却保持一片静谧。待敌迫近时，突然开火，一举将其击沉八艘，余下六艘向下游狼狈逃遁。

9月22日。

敌浅水舰队和几十艘汽艇浩浩荡荡逆江疾进，企图打开田家镇险关。

沿江两岸守军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火力稠密，蔚为壮观，却未中敌舰要害。

敌舰艇大队开到要塞江面，以舰炮掩护，汽艇冲锋，向炮台猛扑。炮台守军沉着应战，待敌进入最有效射程内时，又突发子母弹，炸得敌艇四处乱窜，鬼哭狼嚎。

敌舰艇大队又一次败下阵去。

日海军无法攻下要塞，便加紧用陆空军进行攻击。航空兵团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沿江炮台进行轮番轰炸。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采取迂回包围，先后攻取了要塞附近的几个要点。

9月27日。

田家镇要塞在敌海陆军重重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各炮台官兵，临危不惧，坚决死守，抱定必死决心，以完成保土卫国的神圣职责。

敌机终日投弹轰炸，敌舰又凭借其远程大炮向炮台轰击。要塞第1、第4两个炮台均被敌炮火摧毁。

东南方向，敌己迫近炮台不到三千米的地方，敌海军汽艇群，趁炮台与陆上之敌恶战之机，从江上蜂涌而来。

炮台守军在敌水陆两面夹攻中死伤枕藉。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用冲锋枪、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把敌人的冲锋一次又一次打下去。

日军已紧紧包围住要塞。炮台只得朝江上和陆上各要道彻夜不停地打警戒炮，以防敌人偷渡和偷袭。

9月28日。

日军陆海空一起出动，向要塞发动总攻。各炮台弹落如雨，田家镇要塞的核心工事、炮台炮位和指挥所都被敌炮火全部摧毁。整个要塞阵地变成一片火海。

敌汽艇像蝗虫似地从江上蜂涌扑来，在要塞附近纷纷登陆。

陆上、江上到处都是嚎叫着冲来的敌军。守军官兵拿起刀枪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空前悲壮的肉搏战。

田家镇要塞的中国守军同敌人战至最后一人！为保卫祖国的领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这期间，中国海军“平明”、“永平”、“远东”、“三星”等十多艘舰艇和储雷驳船，在田家镇一带执行布雷任务，遭敌机轰炸攻击，相继沉没。

海军布雷别动队在九江至田家镇一带冒死布施漂雷，因敌人封锁严密和敌机搜索攻击，多数壮烈殉难江底！

10月下旬。

日军迂回包围了武汉。

海军部派出给军事委员会担任运输任务的“永绩”、“中山”、“江元”、“江贞”等八艘战舰，均遭敌机围攻轰炸，各舰虽与敌机殊死搏斗，却难以突出重围，只有“勇胜”、“楚谦”、“湖隼”三舰得以幸存，其他各舰均壮烈殉国。

10且24日，上午9时。

“中山”号军舰在武昌江面与敌机遭遇，被敌机劈头盖脑一阵扫射，舰体创伤累累。

下午3点许。敌机六架，鱼贯向中山舰俯冲投弹。中山舰用全部人力与敌机对抗。舰尾、左舷中弹，舵机转动失灵。接着锅炉舱又被炸，江水猛烈地冲进舰舱，官兵奋不顾身抢险堵塞也无济于事。不到三分钟，舱内水深齐腰，炉火被淹灭，锅炉无汽，机器停转。

舰体逐渐向一旁倾覆。

此时，舰首又中弹起火。

舰长萨师俊正站在盼望台上指挥作战，腿部被炸断，猝然跌倒在血泊之中。

在了望台和甲板上战斗的官兵非死即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伤者，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从血泊中挣扎起来，爬到炮位，向敌机开炮还击。

敌机仍不停地俯冲投弹、扫射，一弹下来，血肉横飞，伤亡枕藉。

萨师俊舰长和全体官兵连同军舰，向滔滔的江水沉没！沉没！突然，舰首毅然地向上一昂，瞬即沉入江底！江面上顿时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渐渐地消失，一切复归于平静！

中山舰最后那决然地一昂头，仿佛是神赐予了它灵性，在作壮烈牺牲前的回光返照，亦是代表已经壮烈殉国的全舰抗日将士，向多灾多难的国土和人民作痛苦的诀别！

海军“义胜”、“勇胜”、“仁胜”号炮艇及四号六号驳船，连同艇船上的官兵，在石首、藕池等处布雷封江时，被敌机轰炸遇难！

“江元”号等军舰，在岳州附近布雷，与敌机相遇，战斗中被敌炸沉！“顺胜”等炮艇、汽轮和铁驳若干艘，为阻止日海军继续西进，含恨“自尽”，横沉于洞庭湖底！

陆、海军之运输轮驳船二十余艘，为阻止凶顽的敌海军舰队顺江深入，亦悲壮地“自尽”于石首附近江底！

在战斗中不幸受创负伤，搁浅于岳州附近的“民生”、“江贞、“永绩”等军舰，在敌军迫近时，不愿当俘虏以资敌，“自尽”焚毁！

至此，中国海军的战舰炮艇已全军阵亡！

10月24日，深夜。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乘“江犀”号军舰从武汉向长江上游撤退。他的身后己没有了舰队和炮艇。当他在岳州附近，看见他的那些受重创的军舰自尽焚毁的红红的火光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受。他伫立在了望台上，庄严地抬起右手，向他的不屈不挠的战舰们致以军礼！远远的火光映亮了他的脸，两道晶莹的泪水不住地在流淌！

海军上将长久地伫立舰头。他的海军，他的梦，就这样消逝，他仿佛觉得这滔滔的长江水血一样的红色！那是他的海军将士的鲜血把它们染红了！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悲壮情景，他的海军将士们从上海抗战以来，同强大的日军殊死战斗的情景……

那一幕，他永远忘不了……

1937年8月7日。

陈绍宽刚从统帅部开完军事会议回到海军部，就用电话通知“通济”号军舰舰长严寿华到他的办公室来。他指着地图对严舰长说：“目前局势万分紧张，为了阻止日寇打开长江东大门江阴。溯江西上，进攻南京、武汉。最高国防会已批准我海军部的计划：集海军全军为一个集团，封锁江阴航道，配合陆上友军，阻敌西进，保卫我长江水上运输线。特令通济号军舰立即驰赴江阴，和其他舰船一起下沉封江。”

严舰长听后，感到如雷轰顶，惊愕了好半天。要沉掉他的军舰，如同挖掉他的心肝。

陈绍宽也感到悲痛不已，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军海陆空军都处于绝对优势，仅凭中国海军的炮火无法阻止日军从水上长驱直入。

他紧紧抓住严舰长的双手，沉痛他说：“要相信将来，等抗战胜利了，我们一定会建设起强大的崭新的海军！你不要难过，千万不要灰心！”

现在，他的海军打完了！作为总司令，他感到孤独。他寄希望于将来。将来，他决心重建一支真正现代化的强大海军，他仿佛看见了他那强大的海军舰队――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浩浩荡荡地驰骋在辽阔的东海、南海！所向无敌地游弋于太平洋，印度洋……

十一

10月21日。

蒋介石接到广州方面守军余汉谋将军电报：日军以三个师回和一个航空兵团为基干兵力，在日本海军第二遣华舰队的配合支援下，攻进了广州城。广州城现已是一片火海，人民生命财产备受摧残。

日军统帅部提出攻占广州的方案，是1938年8月底，也就是日苏“和平”解决了张鼓峰事件后、日方得到苏方真实意向，即苏方不会对日本关东军构成任何威胁之后，才敢于在进行武汉大会战的同时，又发动广州会战。该方案于9月7日，在大本营御前会议上，由天

皇裁决同意后，于10月12日，由新组建的第21军主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经十多天激战，终于占领广州城。

10月24日。

武汉战场。江北面：日军第3、第10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从信阳南下，分别攻占了应山和安陆地区；第13师团攻到了宋埠;第16师团攻到了麻城；第6师团攻到了黄陂； 第116师团一部协同海军，从水路进到了武汉东面近郊。

江南面：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第9师团插入贺胜桥；第27师团推进到了咸宁地区。

日军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武汉城。炮声震憾着武汉三镇。

蒋介石仍稳坐在武昌军委会。

陈诚听说蒋介石还没撤走，气得简直就要破口大骂。因为，部队已经过四五个月苦战，十分疲劳。统帅部原定利用武汉外围有利地形，消耗滞留日军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日军已迫近武汉，守军已无险可守。他蒋介石呆在武汉一天，几十万大军就得在外围硬撑着同敌人苦战一天，这牺牲毫无价值。因此，当日军迫近武汉外围时，他就竭力主张尽快作战略转移，催促蒋介石尽快离开武汉。

蒋介石在10月22日就决定放弃武汉。他同将领们讨论战局时说：“武汉的厂矿、机关、团体、学校、难民等等都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这里只是一座空城。我军战略企图已达到。而且日军突然在广州登陆，威胁我华南后方。因此，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重要性，如我军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但是，蒋介石却老是耐着不愿走，这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大智大勇，不怕死的军人性格，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他同将士风雨同舟的统帅风度。

在陈诚以统帅安全为由，强烈催促下，24日夜里，蒋介石才同夫人宋美龄恋恋不舍地离开他那被日本飞机炸得稀烂的武昌军委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湖南。

飞机在隆隆的炮战声中飞行于漆黑的夜空。蒋介石从窗口看出去，激烈炮战的火光在武汉近郊不停地闪耀，情况已十分危急。但他的座机却不争气，飞出武汉就迷了航，在漆黑的天空中胡乱转了一阵，辨不出东西南北。再胡乱飞下去，燃油耗尽，就只有一同上西天了。于是，飞机只得冒险返回武汉。

当座机在机场降落后，蒋介石才发现，无数军人正在加紧破坏机场设施，跑道也被炸毁了一大段，如再晚一会儿，他这座机就无法降落下来，真险极了！

飞机灌好油，重新腾上天空。

此时，已是凌晨4点过。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武昌城。

10月25日。

武汉失守。

武汉会战，中日双方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五个多月，日军投入几十万兵力，会战期间又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日军中央统帅部在会战后期，已无力再向武汉增援兵力。整个会战，歼灭日军二十多万，使日本陆军大伤元气，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

中日战争至此进入相持阶段。

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的部队，所有参战部队都打得英勇顽强，为武汉会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与敌倍之。

（作者：孙挺信）

下一章：初期反攻

1938年11月12日。

长沙城里突然冒起一把天火，烧得鬼神为之惊异，引起人民的强烈震怒。

刚从武汉战场撤退到湖南南岳的蒋介石，也被那把天火惊得膛目结舌。

众人所指，皆归于焦土抗战的过失。

焦土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惜以自己的血去换取敌人的血； 不借将我每一寸国土，都变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火海；不惜将我国土上一切都毁灭殆尽，也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种精神在芦沟桥事变后的许多中国军队将士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全国抗日将士发出训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于几天前发出告同胞书，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初起，李宗仁将军发表《焦上抗战论》响亮地喊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李宗仁说一些人认为，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十分先进、军力十分强大的日本相对抗，中国必败无疑。他说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我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国辽阔的疆土都变成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陷敌于民族战争的泥沼之中，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认为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城，已为日军必夺之目标，若敌人夺取该城，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张治中将军抗战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便预感到长沙的危机，向全省军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树立两个志向：一是抗战到底，绝不做日寇的顺民；二是要与湖南的土地共存亡，守土保家，绝不做难民。

11月11日。

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的事宜，亲自审阅了酆悌拟订的焚城计划。张治中对酆、徐等人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就开始行动。”规走：“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当时长沙城的情况，已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慌。日军逞其余威，从武汉沿江西窜，已占领岳阳。日军飞机对长沙及附近城镇大肆轰炸。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的说日军已渡过了汩罗河，都快到长沙城了。

长沙专门放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高压水笼头等放火器材，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别是那些决心不当亡国奴、家往长沙市的民团士兵，都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积极投身于这种自焚的勇敢行动，唯恐将自家房屋晚烧一步，而落后于他人。

当天深夜，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

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

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

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放火”是放火者在惊慌失措时所为，当然就没想到还要拉警报，更不可能去组织疏散民众。

长沙市民还在睡梦中，无情的“天火”一下便吞没了两千多个无辜市民的生命。

大火烧着了城里的弹药库，这下就更热闹了，轰轰隆隆，如同万炮齐轰，震得二三十里之外的地皮都在打抖。

大火从11日深夜，一直燃到14日才被扑灭。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张治中的报告，立即赶赴火灾现场。这个一身戎装的统帅，铁青着脸面对余烟未尽，飘散着人肉烧焦的臭味的焦土，深感问题严重。

当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厉处罚自己时，蒋介石狠狠叹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团体的错误，他蒋介石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错人。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并给俞济时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 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长沙大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侨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在陪都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借机对抗战提出非难和指责，发表了《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焦土抗战》。说，如果焦土抗战就是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二

1938年11月25日。

刚处理完长沙大火那件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蒋介石就赴回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在大火事件上，蒋介石受到各种非议和指责，因此，心情很不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 虽然蒋介石把长沙大火归咎干部下，但他心里也大为不安。他端坐在主席位置，强按住心头怒火，阴沉着脸照稿子念开幕词。

他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壁上到处写着小字标语：

“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即命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研读那些“茅厕文学”，并在厕所旁边把陈训斥了一通，说他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令其尽快做好川军将须的工作，抹平这件事。

其实，蒋介石在会上发那么大火，滔滔不绝地痛斥军中的可耻行为，只是因为长沙大火的气未消，一时发作。再者，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在蒋介石看来，川军的抗战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由于川军人数众多，已成为抗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陪都还设在重庆，若不对其好好安抚，势必将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会场气氛大变。

陈诚作大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其功劳当然归功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的责任，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向大会作了指挥失误上的检讨，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即兴插话，对王陵基将军指挥川军第30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的英勇善战行动，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乐得台不拢嘴。

夜里，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怀敬酒，“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文学”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

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蒋介石和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旦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明

智的判断形势了。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此举，无论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牵制和消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和伪军，反过来，也对抗战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了全国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兵力：第2、第3集团军，共12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兵力：第4、第5、第6、第7、第14、第18六个集团军。共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兵力：第10、第23、第25、第32四个集团军和新编第4军。并3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以及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在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开展游击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兵力：第9、第12、第16三个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独立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广东、广西。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兵力：第2、第22、第29、第33四个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共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皖西、鄂北、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兵力：第7、第17两个集团军。共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甘宁青及绥远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

兵力：第1、第20、第19、第27、第30、第31六个集团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湖南、鄂南、赣省一部。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兵力：第34集团军等，共9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保安部队。

防地：陕西。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兵力：7个步兵师和特种保安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苏北、山东游击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兵力：5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游击部队。

防地：冀察方面。

全国兵力总计： 250个步兵师， 29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若干。

仅步兵师来看，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不但没被日军消灭，反比1938年1月的210个步兵师，多出40个师。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得到提高和加强。

蒋介石命令：长江方面各战区部队，从1939年初开始，分期分批整顿轮训，补充兵员装备，到1939年底，应全部整训结束，准备反攻。

三

1938年11月上旬。

当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天皇正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天皇对形势的判断如下：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大乐观了些、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于11月18日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

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是为了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日军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看中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亲日派汪精卫。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

汪精卫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卫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发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

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

汪精卫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陕西武功。

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见电十分吃惊，因汪精卫此举，弄得不好会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卫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的“和平”所利用。

汪精卫拒绝回国，决意寻求“和平救国”之路。

蒋介石害怕因汪出走与日和谈之事，引起人心浮动，也害怕家丑外扬，命令有关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12月22日，东京。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12月24日，重庆。

蒋介石鉴于日本方面已公开向汪精卫伸出和谈橄榄枝，汪精卫潜去河内的消息又不胚而走，世界舆论哗然，而且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特别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某是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前去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一定场合，在某些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澄清事实真象。

是日，蒋介石召见美、英大使，正式通知两国政府，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之事，请美、英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借国民党纪念周会之机，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演讲。在长达八千字的长文中，对近卫声明进行强烈谴责和批驳，指出近卫声明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毒计，是扰乱中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

在这里，蒋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卫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开谴责汪，使其不致激化与汪的矛盾而公开主和。他把汪精卫划为“内部”一方，而给其留有后退的余地。

为了“和平”处理汪精卫事件的危机，蒋介石又叫驻英大使郭泰祺“迅向汪先生恳劝”，阻止其与日本进一步靠扰。 12月27日，郭大使打电报给汪精卫，力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于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

12月31日上午。香港。

《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对日通和的《艳电》。该电以汪精卫及其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与日本携手防共。

12月31日下午。重庆。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堂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于翌日作出决议：鉴于汪精卫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颠倒是非，为敌张目。违反纪律，危害国家。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工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仍然还是公民。蒋介石又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带去给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这三位“公民”赴欧。但汪精卫不买蒋介石的帐，破口大骂蒋介石，声称不上他的当。

1939年3月初。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立即派人暗杀汪精卫。

3月20日午夜，河内高朗街。

陈恭澍等七名军统高手，纵身跳进汪精卫等人住所小院，制住看楼门卫，冲上二楼，用斧头劈开汪精卫房间门板，见床下有人趴着，黑糊糊的，也分辨不出是谁，料定是汪精卫夫妇，便举枪扫射。

军统特务们以为大功告成，哪知打死的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汪精卫命不该绝，恰好在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刚从香港赶来的曾仲鸣夫妇。

暗杀事件后，汪精卫等人在河内呆不下去了。日本方面也深恐失去这一重要人物。派影佐、犬养等人把汪秘密接出来；从海防港乘船去上海。

汪精卫潜出重庆后，为什么不直接去日本或日军占领区，而要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坐等惩罚？原来，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西南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历经险情，等了几个月，西南地区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汪精卫乘坐着影佐提供的日本‘北光丸’号船，离开越南，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南海上。现在，他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办法，走另一条路去建设“新中国”了。他深知这一条路是国人所不耻的办法：到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南京去，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下，建立他的“新中国”。

四

攻占武汉以后，冈村宁茨的第11军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如果把冈村宁茨的第11军30多万人马驻扎的武汉这个点比作一个人的脑袋，那么，合肥至芜湖以下就如同这个人的身子，而从芜湖至武汉这漫长的水路，就正好是这个人的脖子了，一个被拉扯得特长特长的“脖子”。

这就是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的兵力态势。

在冈村大军的“脖子”上卡着一把“钢刀”。这就是第九战区陈诚、薛岳的50多个师的大军。他们配置在江南鄱阳湖西面，以九宫山、幕阜山为依托，一直在积极整训，准备反攻，随时可能挥刀斩断冈村大军的“脖子”（长江水路交通线），使武汉日军陷入重围死地。

武汉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战区的30多个师，在靠近日军第一线的随县一带地区构筑阵地，窥视近在眼前的武汉城，这支大军恰如一把高举着的铁锤，随时可能砸向冈村宁茨大军的“脑袋”。

冈村宁茨将军很快就感到被这一“刀”一“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伸不出腿去。遂竭力向中央统帅部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增加战力，发动大的进攻，向外扩伸，驱除这一“刀”一“锤”的威胁，以确保武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东京。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和陆相杉山元等人认为，冈村宁茨中将的意见不无道理，因为在未取得自给自足，以战养战之前，长江水路交通就是武汉几十万日军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而在“刀”和“锤”的威胁中，以“刀”的威胁为最。于是，决定发动南昌会战。

天皇批准了此次进攻作战，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

冈村宁茨得到大本营进攻南昌的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

2月28日，重庆。

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军集结的种种迹象中，正确判断出：日军第11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

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

3月8日。蒋介石，陈诚等人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敌将于4月份发动进攻，于是决定先敌下手，发动四月攻势。制定了“四月上旬先期制敌，御敌于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进攻作战计划。并于当日下达作战方案：

（一）、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定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毁敌之企图攻击之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但是，当时第九战区各部队正在整训之中，又无车船运兵，部队机动性极差，调动颇感困难；又加上南昌地区为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结合部，涉及两个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日军发动南昌会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占领南昌，割断三、九战区的联系

由于以上原因，贻误了蒋介石和陈诚关于在3月10日前完成集结部队，并进入攻击态势，于3月15日发动进攻的命令。

战机转瞬即失，教训惨痛。

日军却凭借其大量的汽车、舰船和优良的装备，迅速调动集结了第101、第106、第116、第6等四个主力师团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和海军、空军一部。

3月17日，拂晓。

冈村宁茨一声令下，日军分三路向鄱阳湖西面中国军队各部，全线发动进攻。

由于日军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原计划的四月攻势顿成泡影！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陷入了全线被动的状态。

左路日军。

第116师团，海军陆战队一部，配上大、小军舰三十余艘、汽艇五十多艘、飞机多架，从鄱阳湖北面扑来，对吴城守军施以立体包围。守军预5师和第32军一个团拼死抵抗，所有预备队都拉到第一线作战，仍无法阻击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全城被日军炮火和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战至3月23日，吴城失守。

右路日军。

第6师团和军直辖炮兵、战车、骑兵各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由箬溪向武宁东北守军第73、第8两军进攻。激战九昼夜，双方死伤惨重，日军第6师团之47联队被全歼。在棺材山的大规模肉搏战中，中国军队之第89团生还者仅五人，余皆壮烈牺牲！

中路日军。

第101、第106师团数万人，在两百多门大炮的怒吼声中，强度修水河，突破守军防线，铺天盖地朝南昌掩杀过来。3月26日，日军迂回包围了南昌城，并在南昌城和市郊与中国第32军一部、南昌市警备队展开激烈巷战和争夺战。全城火光冲天，狼烟四起，喊杀声震天。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3月27日夜。

南昌城停止了枪声，日军完全占领了市区。

在三路日军会攻南昌之时、第九战区第31集团军总司令周磊将军指挥本部十一个师，和关麟征第37军，对湘东北和鄂东南岳阳、临湘、崇阳、通山地区之敌，主动出击，意在牵制日军兵力。虽毙伤日军约三千人，但终因此举纯属“远水”，无法救南昌之“近渴”。

1939年4月16日。

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反攻，限令薛岳夺回南昌。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是：“先以有力部队进出南浔铁路，遮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再攻取南昌。”

薛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反攻方案，立即调集部队，组织实施反攻。

蒋介石任命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为反攻总指挥。反攻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58、第60两军，向靖安、安义、奉新之敌进攻。并负责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

中路以宋肯堂第32军等部，沿赣江西岸北上，直取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线。

右路由俞济时第74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

4月21日。

三路大军开始反攻。

第49、第74军等部自南昌西南方开始进攻，激战十余日，未能接近市郊；第74军亦未能渡过赣江。

高荫槐第1集团军所部向南昌西北方进攻，恶战十多天，也未能接近南浔铁路线。

4月23日。

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参加反攻南昌。

上官云相将军以第16师和预10师一部由赣江与抚河中间，从南昌正南方进攻，该部攻势十分勇猛，很快攻抵南昌市郊。

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助战，敌机群对市郊反攻部队进行疯狂扫射轰炸。

此时，由于南浔铁路未及时切断，日军从上海抽调的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坐列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南昌。海军陆战队接任南昌城防，使第101师团主力得以腾出手来，对市郊进行猛烈反击。

上官云相的部队是一支十分膘悍的劲旅，虽势单力薄，却在南昌同围与优势之敌反复争夺拼杀，鏖战一周余，双方成胶着状态。

5月3日。

上官云相集团军所部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接到反攻南昌的命令，立即指挥预5师、第26师和第79师，火速向南昌开进。部队在荏港渡过抚河，投入战斗。

5月5日深夜，陈军长率领军警卫部队和第26师两个直属营向南昌疾进，在高坊附近遭日军包围，激战半夜，数次夹围未能成功，天亮以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出动六架飞机大肆轰炸扫射，陈部官兵伤亡惨重，数度突围不成。战斗至5月6日下午五时十分，陈军长在指挥部队作战时，突遭敌机俯冲扫射，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陈安宝将军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从华北战场到上海会战，转战于大江南北。继后，率部在江浙水乡展开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指挥所部抗日健儿出没于河湖港叉，予敌以致命打击。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因功勋卓著，于1938年7月，由师长擢升为第29军这支在国

内外享有殊荣的抗日英雄部队的中将军长。

5月7日。

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战斗已进行了半个多月。薛岳将军面对旷野之上尸山血海，深知已无法争夺战场主动权，光法克复南昌。遂决心主动承担南昌失守责任，期望统帅部下令停止反攻，以减少无谓之牺牲。当日，向蒋介石去电：

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

蒋介石于接收到薛岳电报的当天，向薛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将回电：

国军对南昌之攻击兼旬，师久无功，屯兵坚城之下，敌已有备，难以奏效。令第三、第九两战区停止对南昌之攻击。

5月9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军伤亡共计：二万四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总计：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冈村宁茨在发动对南昌进攻的同时，于4月30日，又集结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共十余万兵力，配以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发动了对五战区的进攻。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突破第五战区防线。占领了随县枣阳地区。

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等集团军，于5月15日奋起反攻，同日军激战数日，于5月19日和23日，先后克复枣阳、随县等地。是役、歼敌四万余名。第五战区将士亦有重大伤亡。

五

1939年5月12日。

约七百名外蒙军在诺门坎以西渡过哈拉哈河，进入伪“满洲帝国”境内，与满军发生冲突。驻守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立即前往支援，苏军也赶来为蒙军助战，引发了历时五个多月的日、苏诺门坎之战。

诺门坎之战上演了一出由日、苏军在中国领土上，为各自扶持的割裂中国的所谓“国家”反击“侵略”的滑稽戏。

但是，它却引起了中、日、苏、德、意等国外交关系的新变化，并由此加剧了日军对中国战争的专一性、残酷性。

关东军司令官在得到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的认可下，决定膺惩并粉碎苏蒙军的侵略行为。为第23师团增调了两个坦克联队和第7师团一部兵力，并以步兵十三个大队，反坦克炮一百一十二门，坦克七十多辆，汽车四百辆和一个飞行团协同，准备反击苏蒙军。

这已不是国境上的小纠纷，而是使用战略单位部队的一次作战。

对此，日本中央陆军省部展开激烈争论，一方主张严惩苏军，一方认为应少惹事生非，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板垣陆相出来说：“只是为了一个师团的小事，用得着如此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干脆交由关东军自行处理。”

板垣陆相表面上持中庸调和态度，实际上是纵容关东军对苏开战。

关东军司令官得到陆军省部的同意，又得到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的认可，实际上就是天皇的默许，便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来。6月27日，突然出动大批机群，对塔木斯克进行闪电袭击，击落击毁苏军飞机一百二十四架。日军飞机仅有四架失踪，其实毫

无损伤。

7月2日夜。

关东军以第23师团主力和其他配属部队，强渡哈拉哈河，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苏蒙军西翼。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苏蒙军残酷厮杀。苏军以优势的重炮和坦克群堵住日军，并将其打回哈拉哈河右岸。

日、苏军在距河岸三公里一线对峙。

7月下旬，日满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却没有撞开苏蒙军防线。双方再度处于相持状态。

日本中央统帅部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决心对其“侵略行为”予以痛击。其实，这些行动都源于有日、德、意三国的防共协定为坚强后盾。可是，当日军在诺门坎同苏军杀得两眼发红的时候，三国协走的盟兄“大哥”希特勒德国，却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十分暖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交易，希望与斯大林结成秘密军事同盟，共同瓜分波兰的领土。

苏联为了在波兰问题上得到实惠而与德国结盟，便使用巧妙的手腕：在与德国谈判的同时，又与德国的死对头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让德国和英法两方都感到，弄不好俄国人就会倒向敌人那边去。于是，苏联方面获得了左右逢源的局面。

希特勒一改常态与斯大林密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轴心国的另两个小兄弟感到失望。希特勒要征服世界，知道与苏联和英、法部不免一战，因此，他在主盟圈定轴心国的“革命对象”时，将苏联列为头号，日本和意大利方面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希特勒把英、法也列为轴心国的“革命对象”，并要求日意两国承担对英、法作战的军事义务时，两个小兄弟就不那么情愿了。

意大利不情愿的原因暂且不提。而日本不情愿，却是因为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势力。1939年初，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木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太郎，前后举行十多次五相会议（内阁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紧随希特勒参与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结果以海相为主，外相和藏相赞同，坚决反对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希恃勒，而与远在天边的英国和法国为敌。但是实力雄厚的陆军方面却针锋相对，坚决主张为了轴心国的真诚团结，以希特勒的“革命对象”为敌人。

平沼首相不顾海军方面和外相、藏相的坚决反对，倒向陆军一边，以政府名义向德国回话：“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日本保留进入战争状态。”这样，平沼内阁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希特勒日后是否讲信用，与日本共同反苏反共上面。

但是，当平沼内阁表明自己态度之后，才发觉希特勒德国正与苏联偷偷摸摸地搞友好密谈，而且还传出风声，德、苏两国要结成同盟，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此时正值诺门坎战事进入高潮。

日本方面认为，德、苏间即使签署最小范围的协定，都将是对日本的无耻出卖。因为只要德国与苏友好，哪怕是暂时的，实际上就解除了苏联西线的压力，苏联就会集重兵于远东对付日本。

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发现, 如同当初希特勒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掂量，认为日本有实力而抛弃中国一样，现在希特勒又把日本和苏联放在一起掂量，认为苏联更有实力。因此，在德国政府内，普遍开始实施抛弃日本，转而积极与苏联结盟的策略。

平沼内阁为了阻止德、苏勾结，急中生智，也耍弄起外交手腕以制约希特勒。日本突然转而与英国套近乎。于7月15日开始，日、英双方外交官在东京谈判，处理因天津租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7月24日，达成一致意见，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

这样，日本方面响亮地回击了希特勒勾结苏俄的行为，同时，又达到了孤立蒋介石的目的，而邱吉尔首相却以搞远东慕尼黑，牺牲中国利益，也实现了他不可靠人的目的。最后，吃亏的是中国人

1939年7月11日。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向国内报告，德、苏已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分割波兰”，“德国放弃与日本的同盟，将日本排除于轴心以外。”

8月23日。

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属秘密议定书》。

由希特勒主盟结成的防共同盟，现在又由希特勒亲手破坏掉了。他把忠诚老实的日本兄弟给出卖了。对此，日本内阁怒不同遏，由驻德大使大岛，以此条约违反《日德防共协定秘密附属协定》为由，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德苏缔约，宣告了平沼外交的惨败。平沼首相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猛烈抨击，8月29日，被迫宣布辞职倒台。平沼骐一郎在辞职声明中痛悔莫及地宣称：欧洲形势复杂离奇，我国以往的政策到此为止，本人辞职下台，日本帝国需要新的首相新的内阁，另行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8月，关东军和伪满军还在诺门坎与苏蒙军进行数万人规模的大战。

8月4日。日本陆军省部发布命令编组第6军，专门负责诺门坎方面作战。

此时，苏军投入第一线战斗的有三个狙击师，七个坦克旅和数千人的炮兵军团，另有五个师和大批飞机处于待机出动状态、

8月23日。日方第6军以七个大队的兵力，从苏军左侧翼迂回进攻，结果钻进了苏军的“口袋”，被苏军的坦克群轮番冲击炮轰，日军中所有指挥官均相继战死，部队被全歼。

8月25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亦遭失败。

8月26日以后，日军无力再发动进攻，转取守势。

9月1日。

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方面对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引发了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感到幸灾乐祸。由于受到希特勒所谓反共协定的愚弄和平沼外交失败的教训，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日本政府声明，明确表示日本人的态度：“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这表明，日本绝不去履行与希特勒定立的同盟条约，绝不想帮希特勒的忙。欧洲人要打希特勒，尽管打，不必顾及日本参战。

至于日本同苏联在诺门坎的战争，在阿部首相看来，那本来就是希特勒的事，日本人只是轻信了他的反共诺言，而踩进了那片泥沼中。但日本毕竟还没陷得很深，现在拔出来还来得及。

只有中国的战争，是日本自主发动的。因此，打好打坏都是日本的事，不指望别人帮忙，更不想让外人来干涉。日本内阁新任首相的声明，实际上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除了一中国事变”，他都无意过问。

根据阿部首相的决择，日本陆军省部于9月3日突然命令关东均“鉴于形势，大本营今后企图主动结束诺门坎方面国境事件”

9月9日。

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向苏方提出停战。

出乎怠料的是，苏方又一次像张鼓峰事件那样，马上满口答应停战，而且其停战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比日本人还强烈。

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在波兰的那一边大打起来，并大片大片地掠吞波兰领土。按照德苏秘约，波兰的这一边大片土地，应该由苏俄红军去白领。只是由于日军在诺门坎与苏军冲突大有升级之虑，才使苏军对波兰那片土地无暇旁顾，未贸然出兵欧洲。

9月15日。

日、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议。次日，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过国境线，直扑波兰领土。同时，陆续将诺门坎方面的汽车、坦克、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西线。

日本这边，也确确实实要专一致力于中日战争。1939年初，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四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二十六个师团。

1939年底，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

按照日军普通师团的编制，每个师团的士兵人数为：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个师团，其士兵总数应为：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末，日军在华有：一个派遣军总部，一个方面军总部、五个军司令部，其各自的直属部队还未计算在三十五个师团内。各军、方面军、派遣军和各师团的军官亦未计算在以上士兵人数之内。

1939年，在华的陆军航空兵为十六个中队。海军：在华南有第2遣华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方面有第3航队。海军航空兵团自成体系，以华中、华南为基地对中国西南腹地进行轰炸，这些也没计算在内。

因此，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百万之众。

诺门坎事件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六

蒋介石正在忙于长江战场战事时，却又面临“后院起火”的麻烦事。

1939年8月5日，重庆。

蒋介石收到留守后方的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等七个师长的联合通电。通电历数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种种错误，要求将其撤职。

蒋介石觉得好不新鲜，眨眨眼，只见上面赫然打印着王主席的五条罪状：

（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

（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

（3）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4）招权纳贿，卖官鬻爵。

（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

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

七个师长发出反王通电后，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成都地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

在蒋介石看来，成都的这种乱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乱，正是他欲趁机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好时机。因此，蒋介石看过那份通电，竟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亲呢地骂道：“这几个烂师长呀，又闹乱子了！”

蒋介石完全清楚，此次倒王风波，是由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的。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在政治口号上闹闹、要求体现一下他们的“民意”，把他们不喜欢了的王主席搞下台去，再遴选他们喜欢的“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来主川政。别看他们闹得凶，但绝不会真刀真枪造反，因为他们毕竟只有七个师。

此事该怎么处理，蒋介石胸有成竹。

他把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人找来，叫他们出面去成都做那几个师长的工作，稳定后方政局。但他对实质性的问题；王主席是撤还是不撤？则闭口不提。

蒋介石知道，王主席不倒，成都的风波就平息不了，他这样急急忙忙请那三位地头蛇出面做工作，只是虚晃一枪，表示他不希望有这种风波。

9月7日。

成都风波还没平息，蒋介石就名正言顺站出来插手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件了。

一方面，他找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传话，要他们负责做好那几位师长的工作，切实稳定成都。至于撤换王主席之事，请他们放心好了，一定尊重大家的意见。

既然如此，这工作还用得着去做吗，只需给那些师长们透个风就成了。邓、潘等人满意而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省主席王瓒绪请来重庆。在客厅里，们拉住王的手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谈心。蒋介石以十分坦诚，关怀备致的口吻，要王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若不主动拿个姿态。人心难服，弄不好被人哄下台去，那时就难堪了。

王主席说自己冤枉，但面对目前这种民怨沸腾的状况，却又感到进退两难。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他想好体面下台的点子，叫他以出川赴前线指挥第29集团军作战为名，主动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

王主席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接受。他觉得蒋介石处处为他着想，去掉了省主席，反而还对蒋介石千恩万谢。

蒋介石略施小计，就把这两方面部按得平平顺顺的。现在，他又把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请来谈话。此时, 他才亮出真面目，说中央决定给川人配个极好的省主席，准备让中央大员张群出任。

蒋介石的决定出乎邓、潘意料，但他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邓、潘二人却坚决反对张群主川政，丝毫也不顾及他委员长的面子。二位将军那种见了皇帝不磕头的勇气，令人惊讶！但他们却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划清界限：即他们到底是反对蒋介石像给奴隶们配主子那样的做法呢，还是仅仅反对张群这个人。其实，张群倒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又年富力强，是很有才能的。

蒋介石压住火气，竭力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儿问：“张岳军（张群号）不也是你们四川人吗？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满意他？”

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他的政治能力，对川人的感情如何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当省主席。”

蒋介石沉默。他想，现在日军压境，咄咄逼人，英国人背信弃义，美国人不愿公开出面支持中国，俄国人竭力怂恿日军祸水西流。中国的抗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主抗战的关键在于建立巩固的西南基地，建基地只能由他的中央的人来搞，地方派是靠不住的。只有把西南建设成为像一个连、一个团那样，无所谓军、政、民、工、农、学、商等等，通通在中央的号令下，令行禁止，那才称得上是抗战的后方基地，才有战斗力量。因此，当他决定将政府迁移重庆时，就决心照那蓝图去建立西南基地了。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上将在武汉病逝。两夭之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企图通过将张群配给四川，而将四川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下。

蒋介石的做法，立即遭到当时的川省保安处长兼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刘主席新故，你蒋介石既不派员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川省有关人士商洽，就强奸民意，以中央名义独断地压个省主席下来，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哪儿去啦？谁选过张群，他就要来做川人的领导。

在川康实力人物的授意下，当天夜里，成都全城就贴满了反对中央配张群给川省的大标语。并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留守四川的彭焕章等十七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收回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的成命。

蒋介石慑于川康地方实力和民众反对力量，收回了那道成命。但是他却以为川康实力人物只是反对张群这个人。马上又以同样的手法，把贺国光配给四川人民做省主席。

川康实力人物们有点火了，认为这简直是在搞政治上的包办婚姻。动不动就配一个来统治川省，简直不把川省人民当人看。这次，不但川康实力人物打电报反对，在武汉等前线的川军将领们：也恼怒了，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反对给川省配主子的做法。

蒋介石被迫再次收回成命。

此时，川康实力圈子已推选出王瓒绪。蒋介石只得忍气以中央名义，任命王为川省代主席。王既保持川省地方自治独立性，又对中央表示尊重，几个月后，去掉了“代”字，为川省主席。

现在，川康人又反对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王主席，蒋介石认为绝不能放过这时机，一定要把川康大一统进来。当他再次把张群配给川人，再次遭到反对后，决心打一张王牌出去，以遂大一统之心愿。

蒋介石说：“王治易（王瓒绪号）决心出川抗战，川省主席，我决定亲自兼任。”

邓锡侯、潘文华听后感到愕然。

蒋介石冷冷他说：“我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邓、潘二人果真被这张王牌压住了，只得勉强装个笑脸，表示欢迎。

9月19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四川省府主席王瓒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瓒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兼理，任命贺国光兼由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5日。

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党政军联合大会，宣布他的、治川政策十条。一方面表示自己主川，一定竭力为川人谋利益，以此期望得到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权力，以此期望稳定实力人物和政治团体的拥护。其施政方略主要内容为：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抗战建国复兴基础等等。

七

冈村宁茨大军虽然攻占并保住了南昌，但中国第九、第五两战区对武汉的夹击包围态势并未消除。看来仅以武力在战场上硬拼，冈村大军是无法解脱被包围夹击的被动局面的。于是，冈村宁茨这位日军的武将，潜心研究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和中日两军兵力态势，以及中国军队的心理状况等问题。

1939年夏季。

冈村宁茨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

其计划要领是：

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 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茨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1939年入秋以后。冈村宁茨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3、第13等师团，及长江舰艇三百余艘，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飞机百余架，化学兵队若干，约十八万之众，准备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围歼第九战区中央军精税，并计划于9月30日以前占领长沙城。

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新近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他曾因失守南昌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对于失守南昌一事，薛岳觉得脸上无光，有失自己作为主将的面子和自尊心，一直耿耿于怀，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敌人好好较量较量，以雪丢失南昌之耻。

在冈村宁茨潜心研究第五、第九战区情况时，薛岳也组织了一帮参谋人员，在长沙城潜心研究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日军企图，敌我双方兵力、战力、武器、装备等等情况，1939年夏季。薛岳和助手们对日军将进攻长沙和进攻长沙时的兵力部署作出了判断，后来会战证明，他们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判断要点有二：

第一、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城；

第二、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湘北主战场。

薛岳基于以上判断，确定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争取外翼，后退决战。

原来湘北地形十分特别。长沙城至岳阳间一百多公里的地段，右有幕阜山、九岭山，自北而南侧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作屏障；中间形成一狭窄的通道，却有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横卧挡道。

薛岳将军的争取外翼，后退决战方针，就是针对这一特殊地形确定的。他认为在第一线的新墙河与敌决战，则敌强我弱；在汩罗河与敌决战，敌军锐气已减，敌我双方将势均力敌；若在捞刀河与敌决战，敌已被拖得疲惫不支，就变成了敌弱我强。因此，他的作战指导方针具体是：在新墙河、汩罗河地区，均采取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将敌诱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同时，第九战区主力，应避免被敌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相机出击。

9月14日。

南昌西面靖安、奉新、高安等地，日军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在飞机的配合下，向西进攻，拉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罗卓英指挥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在赣江以西，沿高安、秦新、靖安南北两线从侧面攻击敌人。同时，另派部队在渣津、修水等地阻敌西进。高安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

同时，通城方向。日军第33师团全部，向南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余脉守军，向南直插，配合岳阳方向敌之主力，围歼守军第一线新墙河地区中央军第15集团军。

第27集团军杨森总司令指挥部队，迎住敌人予以痛击、敌第33师团猛攻数日，未能撞开杨森防线，遂改变主攻方向，于9月20日，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向东南移动，企图寻找新的突破口。

9月23日。

岳阳方面，日军主力第6、第13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发动进攻，同时以第3师团一部和海军陆战队，在敌舰队炮火掩护下，分乘汽艇若干，从洞庭湖水路迂回，在新墙河及泊罗江口附近登陆企图从左翼迂回包围第一线守军。此时，通城方向之敌已插入长寿街地区，对第一线守军形成了三面攻击态势。

第15集团军所部第52、第37、第77军和一个游击纵队，在关麟征将军指挥下，英勇奋战，节节阻击日军的南进。

9月中旬，重庆。

陈诚和白崇禧已根据湘北战情，拟定了死守长沙和主动放弃长沙两个作战方案。送呈蒋介石决择。蒋介石联想到“日军第11军进攻南昌时的情况。那次，重庆统帅部作的是死守南昌和拼死夺回南昌的方案，结果，南昌没守住，失了之后也没夺回来，前线部队却为了一城一地，损兵折将，付出五、六万人的惨痛代价，有鉴于此，蒋介石牙帮一咬，走下决心，“取不守长沙方案。第九战区避免与敌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蒋介石派陈诚和白崇禧前往湘北，传达统帅部不守长沙城的作战方案，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陈、白二位“钦差大臣”赶到湘北禄口，正值日军主力大举进攻，守军第15集团军正与日军在新墙河、旧罗江一带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阵线仿佛呈不支状态。

两位大员马上向薛长官出示蒋介石给他的“绿牌”，令其放弃长沙。以为这下可是救人于危难之时，定会使薛岳大大松口气了。哪知，薛岳听说蒋介石要他放弃长沙，竟顿然作色，质问二位大员：“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人的职责哪儿去

啦？”

陈诚和白崇禧都被薛岳的爱国之心所打动，但一来日军进攻疯狂，战况险恶，二来蒋委员会长有令，不敢不执行。所以，竭力相劝其执行统帅部命令。

薛岳已是将在外，“军（君）”令有所不授，无论怎么劝，他就是不执行那个不守长沙的命令。

日军继续倾全力向长沙方向猛攻。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按着薛岳的作战计划，继续节节阻敌，节节后退。长沙仿佛已危在旦夕。

陈城和白崇禧十分着急，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精锐被敌包围歼灭，或在长沙城下与敌拼光打完；另一方面也为薛岳本人捏着一把汗，公开违抗统帅命令，稍有闪失，这小子的脑袋准掉无疑。那天夜里，陈诚、白崇禧连续给薛岳打了九次电话，严令他立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马上把长沙的守军撤出，其他部队也尽快作转移。

薛岳在电话上慷慨陈词：“湖南所处战略地位，关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巨大，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抒良心血性，誓死保卫它！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湘省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副总参谋长耐心相劝：“正因为湘省战略地位重要。才配置九战区长期持久守卫，如果因一座长沙城失去主力，还怎么长期坚持，现在已处于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主旨在于保持实力，与敌相持，以图总的反攻。来日方长，应尽量避免与敌死拼，与敌同归于尽。要知道，日军一直求之不得的是速战速决。南昌会战的教训应该吸取？”

一提起南昌那一战，薛岳就觉得心头被猛地戳了一刀。冲口喊道：“这里绝不是南昌，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大为光火，也对着话筒减了起来：“不要感情用事嘛！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夭职！”

薛岳声称就是砍他脑袋，这长沙城也绝不放弃。

两人在电话上大吵起来。

陈诚觉得这样吵下去，更有碍军机。他与薛岳共过事，了解这人坚毅的军人性格，不轻易下决心，但当他一拿定主意，就是掉脑袋也断难改变。再说，第九战区部队和作战情况，人家作为司令长官比中央大员要熟悉得多，统帅部的决定只是根据理论得出的。现在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吵得面红耳赤的白副总长手上抢过电话筒，问薛岳道：“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的回答相当干脆、肯定。

陈诚又问目前九战区部队的情况如何。

薛岳报告说：“除少数部队失却联系外，绝大多数都在英勇作战或有计划的调动转进。全军杀敌热情非常高。”

陈诚搁上电话，与白崇禧商量：先尊重薛岳的意见，让其守长沙，但要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请他重新裁决。

白崇禧表示同意。

日军主力在水网地带受到守军步步拦击，付出了重大代价，好容易冲破汩罗江防线，又受到守军节节拦击。进入捞刀河畔，全军已疲惫不堪，时间也已过去十多天，所带粮秣弹药多已耗光，只能“靠天吃饭”，伸长脖子等飞机空投接济。

其它两路日军的情况也十分不妙。

通城那一路助攻部队（第33师团）。现在已深深地陷进杨森部队和大批游击部队的包围之中，不但不能协助主力围歼中央军精锐，“助攻”长沙城，连第33师团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啦。

这是因为：第27集团军第134师的一个团，在白沙岭一线阻敌时，打死一个不小的日军军官。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前来抢夺那个被击毙了军官尸体。这边一看，那尸体竟如此贵重，必有原因，便也发了疯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抢尸的日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夺尸体的恶战。结果，那尸体还是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从那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区分和标图，以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文件。得知，敌第33师图将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助攻长沙城。

当时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放在准备阻击南昌方向来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情报后，果断地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调来围攻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结果，在长寿街地区，将敌围住，紧一昼夜的激战，把第33师团主力歼灭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去了。

南昌那一路（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守军防线，进入湘省，从浏阳地区包围夹击长沙城的，结果是足不出户，被罗卓英和王陵基两部堵在“门口”，连高安城都没出得来。

对冈村宁茨将军来说，在他潜心研究对第五、第九战区政、战谋略时，所未及考虑到的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在当地政府和军队的组织指挥下，把敌后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大公路和马路挖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石头桥也给炸、撤了个精光。

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给卡断了。

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川军应该被策反过来帮日军打央军，至少也应使其中立或逃亡。现在，第九战区的川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士气高昂，杀敌立功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

还有，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日军在进入长沙之前，就应把第九战区主力歼灭掉，日军将高奏凯歌，迈着正步进入长沙城。现在，他的第11军团面临着的情况是：他的主力部队已快到长沙城下了。但是，第九战区的主力，在对日军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多次打击之后，按照计划迅速闪向两侧有利地区。那幕阜山、九岭山中，“猫”着的大军，真使冈村大军望而怯步，胆颤心寒。他现在才猛省过来，薛岳将军并不是抵敌不住而败退，而是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大口袋”，正张着恐怖的大口等着敌人去钻呢。

乖乖！好险！

冈村宁茨立马捞刀河畔，看着那座可爱的长沙城，又望望四周那恐怖的山川河流，再看看自己那被拖垮的部队，唯恐被部下看出自己怅然若失的心情，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次作战目的已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

10月初旬。

日军全线败退。

薛岳指挥各路大军猛追猛打。

10月中旬。

陈诚将军电告蒋介石：

……我79军于寿市阵地突破后，即协同增援之2O军沿途夹击南犯之敌，于排树港、毛家岭、朱埃厂、浆市街、龙门厂等处迭予重创。乃至长寿街，献钟市一带，敌已饥疲，不堪一击，分途鼠窜。湘北之敌经我第3、第19、22、15、第6、第77、第95、第107、第195等师于新墙、汩罗两线逐次抵抗，消耗极重，迄进至长沙、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之线，已气挫力竭，费克再进。是时奉新西犯之敌被我74军侧击，断其归路后，其一部经甘坊拟窜铜鼓，遭我第1集团军堵击；一部经九仙阳拟窜修水及西犯山口，遭我20集团军堵击，被围于阳郭城市之区域，拼力挣扎，仍无以解决其围厄。赣北、鄂南西方之敌既不克策应湘北之主作战；乃被我各个击破，或歼灭，或溃散，不浸假而全线退却。我军乘胜追击，于十月十日进至新墙河，恢复九月十四日前之原来之态势。

白崇禧将军向蒋介石报告：由薛岳将军独断决定并指挥的此次湘北会战，取得了战略和战斗的全胜。歼敌四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日军军官四十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

重庆，军委会。

蒋介石得到电报，一时兴奋不已，竟将薛岳胆大包天，对抗他命令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当即致电嘉勉薛岳和第九战区全体参战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要真照蒋介石这样宣传出去可不得了，“歼敌过半”应是多少？日军陆海军和航空兵出动的总数当在二十万左右，过半，就是歼敌十万以上，岂不是太言过其实了吗？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想起薛岳这小子对抗他命令的事，总觉得耿耿于怀，如果不想法敲打敲打，今后谁都不执行命令了，统帅部还怎么统帅全军？

10月29日。

蒋介石来到湘北，在南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

薛岳心想，蒋介石肯定要好好总结总结这次湘北大捷的作战经验，好表扬表扬九战区的。哪知，蒋介石在会上突然老帐重算，当众责令薛岳检讨半年前在南昌会战失利中，他这个战区代理指挥官应承担的责任。

薛长官心里大为不满。这他妈的哪辈子的事啦？再说我薛某人对南昌会战的责任早就主动承担了，早就作过检讨啦！还有完没完啦！

薛岳只得窝着一肚子怨气，在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待他“批评”完自己，蒋介石又当众分析会战失利的原因，责任全部分析到指挥官的指挥欠妥上。

薛岳听着，瘦精精的脸上一阵冷一阵热。回头一想，还是坦然了。蒋介石虽然在这儿给自己难堪，但毕竟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要不，他会把长江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战区，中国军队最精锐且数量最大的一支部队交给他薛岳吗。

八

9月23日。

日军统帅部为适应汪精卫将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亲日政府这一需要，大本营发布命令，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率华北方面军（第1、第12两个军）、第11军（武汉）、第13军（上海、南京）、第21军（华南），以及在华全部陆军部队。为了体现阿部首相专一对付中国抗战这一新战略思想，派遣军的总司令部由日本陆军三巨头（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之中的两个巨头担任统帅职务，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

日军统帅部于9月中下旬，又加紧策划对华新的进攻。这次他们把攻击点定在了广西的南宁。

继板垣之后接任陆军大臣的（火田）俊六将军认为：夺取南宁及法属印支北部，对日军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切断通过南宁进入法属印支的中国补给干线，可打消法国援蒋意图；第二，占领南宁后，可以作为海军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根据地，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

他还认为，此时正是发动南宁作战的大好时机。因为德、苏军队正在瓜分波兰；英、法两国已对德宣战，无暇顾及远东。日军攻占南宁，即是攻占法属印支北部，直接刺激了法国也无所谓。

日本海军方面更是想在华南地区露几手，迫不及待地主张进攻南宁。

10月初旬，日军大本营决走发动南宁作战，并密令华南第21军司令官安藤吉中将，尽速作好进攻准备。

10月16日。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南宁至龙州的作战命令。并告知，此次作战由第21军协同海军进行；作战代号：陆军为“和”号作战；海军为“N”号作战规定：严格保密，禁止现场报道。

第21军安藤吉将军调集了第5、第18、第104、第106四个师团，及台湾、近卫两个混成旅团，陆军航空兵第21独立飞行战队。

海军派出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以及其他协力部队。

日军战略部署是：从广东和广西，兵分两路同时进攻。

广东方面：以第18、第104师团全部，和第106、第38师团各一部，从广州北犯韶关，意在迷惑和牵制中国方面策应广西作战。

广西方面：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和其他协力部队，从钦州地区登陆，北攻南宁。

11月初，美、英飞机数次在南海、华南上空“溜达”，侦悉到日军动向，赶紧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呼叫：“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即北部湾）集结，南宁作战已迫在眉睫！”

11月8日，上午。

一架英国飞机在北部湾上空鬼鬼崇崇地偷看日本舰队，突遭多架日本海军飞机的围堵，将其迫降，抓了活的。

安藤吉中将就此判断，该死的美国佬和英国佬肯定已把日军调动的情况告知了中国方面。日军此次作战，在于奇袭，若战略企图暴露，后果难以预料，于是，断然决定提前进攻。

11月13日。

南海上空风云突变，黑云滚滚，海风怒号，巨浪滔滔，暴雨倾盆，一派昏天黑地。第5师团等部，乘坐七十多艘舰、船，从海南岛三亚港启航，顶着强风暴雨和滔夭巨浪，向广西钦州湾进发。

由于这场强风暴雨，使第四战区作出了错误判断。日军却利用这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作掩护，黑压压的舰船群，从广阔无垠的海面向中国的南海岸扑来。

11月15日，上午。

日军及川支队在钦州湾登陆。至16日，已有约两个师团的陆军登上了钦州湾沿岸。

日军第5师团（原板垣征四郎中将的部队），已从台儿庄的巨创中抬起头挺起胸来，以三路纵队，脚踏着李宗仁、白崇禧将军家乡的土地，浩浩荡荡地向北猛进。

11月19日。

第5师团进入距南宁百余公里的大塘地区刹住阵脚，调整阵容。21日，便从大塘向南宁进攻。

中国守军曾作了顽强抵抗，但终因防线尚未部署，只好仓促应战，每战皆可歌可泣，将士多为国悲壮献身。

11月24日上午，南宁失守。

11月26日。

安藤吉中将带着第21军司令部和有关师团，从南宁回返广州。南宁方面由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的手下败军第5师团和其他部队，组成钦县兵团，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任总指挥，全权负责南宁方面防务。

12月17日。

及川支队从南宁出发，进攻中越边境的龙州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以达到破坏中国国际补给干线的目的。21日傍晚，及川少将指挥支队主力，攻下了龙州城，同时占领了镇南关。

日军攻占南宁之后，便立即开展策反工作。他们竟异想天开地把坚决抗日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列为策反对象。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策反工作，可以从1939年11月14日，冈村宁茨向统帅部上交的又一篇研究成果中得到答案。

冈村宁茨那篇成果的题目是《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其中说：“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放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不论这个论断多么偏颇，但至少体现的是日本方面决策阶层的态度，因此，他们对广西的策反，早在进攻南宁之前就槁开了。

8月下旬，日本特务机关通过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工作的熟人关系，得以派人与李、白面谈，使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提出只要李、白搞倒了蒋介石，日本就可以撤兵。

李宗仁将军对日本特务的离间作法嗤之以鼻，郑重回答：对于撤换蒋介石，中国人并不把他当回事，就像你们日本换个首相一样。中国实行中山先生的共和体制，只要人民不乐意，随时可以叫蒋介石下台，而另选贤能。

对于日本方面的“诚意”，李宗仁对来使说：“那是因为日本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法打赢中国，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和破坏抗战。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近段时间来看，日本老是想吞并中国。例如，近卫前首相在1938年底发表的那些言论就足以证明，日本是要吞并灭亡中国，而决不是公平合作，平等待我。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让人吞灭，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侵略者幡然醒悟，自行消除灭亡我中华的幻想。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日本如果真有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愿望，中国将表示欢迎，但必须立即全部从中国澈军，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自由。”

白崇禧将军则告诫日方代表：“你们日本穷困潦倒的情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再打下去，中国肯定胜利，日本将自取灭亡。日本方面若真要谋求自救，就应该赶快悬崖勒马，彻底抛弃仇恨中国的政策，修复中日友好。”

日本使者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当日军占领南宁后，今村中将却意外得知一个消息；白崇禧向蒋介石请求，将桂系军队调回广西反攻南宁。11月20日，蒋介石正式拒绝了白崇禧的请求，决定将中央军部队调进广西。今村中将据此判断，蒋介石是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张至广西省，势将引起蒋、白之间的暗斗。若海军航空队以南宁为基地，对西南内地加紧轰炸，更将加深中央与桂系的矛盾。从而为日本的策反谋略带来极大希望。

今村中将选派在第5师团担任特务机关长的中井增大郎大佐再次去策反李、白将军。中井五年前曾受聘在桂系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兼教官，与李、白有旧谊。

结果，中井此行，更加碰一鼻子灰，更加讨个没趣。

12月10日。

今村恼羞成怒，决心对李、白将军侮辱一番，一并报第5师团在台儿庄吃大败仗之仇。以通电方式公开发表了《致李、白将军书》：

一、大日本皇军占领南宁地方之唯一目的，即切断蒋介石政权与法属印支之交通线。

二、我南宁方面大日本皇军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省之建设及政令甚表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损害事绩。两将军治下一般民众之生命及其幸福，将尽力予以保护。

三、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东亚同文同种两民族之提携奋起前进。

四、将军若仍执迷不悟与日本敌对到底，则随时可举全部兵力来夺回南宁，我南宁驻屯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且有足够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及信心取得战争胜利。

五、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之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予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尚乞安心……

九

1939年11月2日，溪口镇。

溪口，一个景色秀丽的山乡小镇，蒋介石的故里。这儿没有工厂矿山，也没驻军队，更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

这天，却有成群的翅膀上涂着红太阳的飞机光临。它们在小镇上空悠闲自得地盘旋打转，从天上饱览了四明山，雪窦山和曹娥江的湖光山色之后，回过头来便对小镇进行轰炸、扫射。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和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时居住的别墅文昌阁，炸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贫民百姓在敌机炸弹的爆炸声中痛苦挣扎。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的华语教师黄某等六人成为日机炸弹下的新鬼。黄老师的一条腿被炸飞致邻家的屋顶上。

蒋介石的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氏夫人，在轰隆的爆炸声中，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往外逃。当她跑到后宅大墙边时，正遇一架敌机俯冲投弹，院墙轰塌，毛氏被埋在墙下。待敌机去后，人们才将她从墙下扒出，只见她的一条腿被炸断搁在一边，肚腹被弹皮划开，肠子流到地上，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正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得到电报后其感情上的冲击可想而知。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此举无疑是恼羞成怒后，找他这个中国军队的统帅进行报复，无疑是要挖他蒋介石的祖坟。

蒋介石气得牙帮咬得咯咯响，但在将领们面前，却竭力掩藏住痛苦和愤怒。他叫在江西省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赣州专员的大儿子蒋经国赶回家去料理丧事，自己则在南岳继续主持军事会议。

一天会议下来，蒋介石得以在住所独处。悲痛和仇恨的怒火一起攻上心头，他在头脑里盘算着一场大的反攻，这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真想马上给各战区下个命令，倾其老本跟日本军拼个死活。

他冲动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转身叫人去喊“小诸葛”白崇禧，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感到自己多么离不开那个摇鹅毛扇的中年人。

不一会儿，白崇禧来到，两人在会客室就坐。蒋介石说：“今年以来，武汉日军接连攻南昌、随枣、长沙；日军飞机更是猖獗，每月都有数百架次轰炸西南大后方。昨天，敌海军航空队又出动五六十架飞机，把成都炸得一蹋糊涂，居民死伤无计其数。看来；日军的攻势还很凶顽啦，你说呢？”

白崇禧沉吟片刻才说：“日军攻势未必然还有那么锋锐。近一年来，我通过对日军攻南昌、长沙等地的行动，加以分析总结。我认为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仍有四大优势和特点，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四大弱点，其优势之点，第一为快。所谓快，就是凭借其机械化的装备，交通，行动迅速，能有效地达成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第二是硬，所谓硬，即日军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战斗特别顽强勇敢。表现在防守战上，就是固守一点，死不放弃，任你冲击，他却拼死顽抗，不为动摇。敌守南昌可为一例。第三是锐，表现在日军进攻时，有一股子锐气，如同钢锥，拼死突进，勇往直前。第四为密。密者机密。日军行动，很注意保守机密。由于严格注意保密，加上其装备优良，部队集结、行动，都很迅速，往往能达成闪击进攻的目的。”

蒋介石觉得很有道理，又问日军的弱点有哪些。

白崇禧道：“日军的弱点同样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小。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的兵力要防守大半个中国的占领区，兵力配置自然稀疏。每次行动，只能割肉补疮似地相对集中兵力，因此，不可能有大的兵团进攻，第三是短。鉴于第一个弱点，日军勉强集结兵力，进行一些局部进攻作战，只能是短期行为，速战速决而已，不可能将作战时间拖得很长。如日军进攻南昌，当初悄悄抽调武汉地区人马，打到后来，南昌吃紧了，却不敢再抽武汉兵力，只得从遥远的上海抽调海军陆战队；又如日军进攻长沙，亦悄悄抽调武汉地区约二十万兵力，打到长沙城下，战况吃紧，却无法再抽武汉之兵，只得掉头就跑，退回原处。第三是浅。与上同理，至少在目前时期，日军只能作一些短促突击，浅距离的进攻。第四是虚，这是因为日军把摊子扯大了，兵力分散，国内兵员枯竭，无充分预备兵力，后方空虚。在与我对峙之第一线，日军不得不置重兵，其实是貌似强大，实质上是虚张声势。”

蒋介石茅塞顿开，连叫“很好”。又说：“你既然把倭寇的本质洞悉得如此真切，那你还有破敌良策吗？”

白崇禧说：“我认为破敌的办法还是有的。第一，我军应以稳定制敌快速；第二，以坚韧对敌强硬：第三，以伏兵破敌锐利；第四，以严明对敌秘密。”

蒋介石站起来，踱了几步，问：“我决定来一次大的反攻，就叫做冬季反攻。你看行不行？”

白崇禧胸有成竹地回答：“完全可以！”

第二天，蒋介石在会上，神情严峻地宣布：“长江两岸所有预计于年底结束的第二期整训部队，一律提前一个月结束整训，参加统一的冬季大反攻！各战区司令长官待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去进行准备，等待军令部的进攻命令！”

十

1939年隆冬。

北风呼号，寒凝大地，万里破碎的河山，一派痛苦不堪的凄凉景象。但是，中华民族心灵中的屈辱已达极限，中华民族心中复仇的怒火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势锐不可挡。

长江两岸，大江南北，万里疆场，到处都集结着上万，上十万，甚至几十万的整装待发的中国军队将士；到处都响着蒋介石对参加冬季反攻的将士的训示的声音：

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被我国军大大消耗，其进攻的锐气已迎我顿挫，只有招来之势，穷途未日。与此相反，我强大的国军已经完成重建和整训，战力倍增，转守为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全军抗日将士，要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指挥大军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日军发动猛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向所属部将们声称，我九战区五十万大军，要直下武汉，饮马长江，光复中原！薛岳一声令下，九战区几十万精锐之师，从江南直向江北之敌掩杀过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大军反攻之前，已派遣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东渡襄河，插入敌后，破袭汉口至宜昌和京山至钟祥问的公路、桥梁、通讯线路，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张自忠第33集团军、李品仙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和王瓒绪第29集团军等大军总反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正指挥本战区各集团军对皖南、赣北和江浙地区日军大力反攻，突然又收到蒋介石电令：

日寇兵舰、军船随时游戈于长江中，威胁我两岸城市，并进而侵犯我湖北地区，防碍我军对各省的收复。着该战区直属防区内，选择临长江之制高点，构成坚固的要塞式工事，截断日寇兵舰、兵船在长江中的往来。

顾祝同立即抽调上官云相集团军之王敬久第25军，和唐式遵集团军之郭勋瑛第50军，强攻贵池县境内的官股煤炭山，以实现蒋介石电令上的战略目的。

长江两岸的冬季大反攻作战，干1939年12月上旬开始，至1940年2月20日前后停止。中国方面投入第一线直接对日进攻作战的兵力在五十万人以上，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大小战斗一千三百四十次，攻取了若干城镇、据点、阵地。后来又被日军夺回去了一部分。

反攻作战期间，宋庆龄、宋美龄和宋霭龄三人曾前往第五战区前线慰问伤病员。宋美龄检查和布置了她所负责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在该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并和十余个伤员握过手，掖过被子，喂过几勺子汤药什么的，以示亲切关怀。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冬季反攻的反映和评价：

――这次大反攻，打得武汉第11军东奔西走：

――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

――我军损失不少。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

――这一年来（1939年），未按所期望的进展，作战的主动权均未掌握，以此面临中国军队顽强勇敢的冬季攻势。

――我方损失及消耗继续增大，而对中国军队的打击显著减弱，明显暴露其守势。

――这一年（1939年），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等，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时代……

十一

1939年12月4日。

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命令该师团所属号称“钢军”的第21旅团，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指挥下，攻占了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于是，又把中国军队冬季反攻的怒火，烧到了华南――昆仑关。

蒋介石决心在昆仑关打个样儿给日本人瞧瞧。亲自选调了一批精锐部队参战，其中包括全国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

反攻昆仑关的总指挥为白崇禧。

参战部队序列如下：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所部：第5、第6、第99、第36等五个军，共约十三个师。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所部，第31、第46两军，共约六个师。

蔡延锴部，四个步兵团。

邓龙光第64军二个师。

叶肇第66军二个师。

第43军一个师和教导总队。

空军飞机一百架。

总计：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参战各部队根据蒋介石、白崇禧的命令，秘密地从湖南、广东、四川等地向南宁运动。

白崇禧将反攻部队分成东、西、北三路军。

西路军由第16集团军五个师组成。攻击大高峰以西地区。

东路军由蔡廷锴等部四个师组成，攻击钦宁公路以东地区。

北路军由第38集团军十个师组成（另有约六个师的预备部队），反攻昆仑关一带。

12月7日以后，今村中将不断得到报告，说南宁以北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将有十万中央军开到，反攻昆仑关。狂妄的今村中将对此付之一笑，断言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间，绝不可能有十万大军通过。

12月中旬。就在今村中将趾高气扬之际，中国军队已按总指挥白崇禧将军的命令，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攻击地区，十多万大军分别埋伏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里，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全线出击。

12月16日。

机械化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在谭莲村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儿宣布本军作战任务和计划。该军担任主攻昆仑关的任务。其三个师的战斗部署为：郑洞国的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第22师迂回敌后，插入昆仑关与

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切断南宁与昆仑关的交通联络，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

会议正在进行，陈诚和白崇禧两位上将一同到前线视察各部队准备情况，特地到第5军集结地，检查和巡视了这支王牌军。两人来到会场，陈诚板着面孔，威严地命令杜军长必须如期拿下昆仑关，否则，要杜军长提着脑袋去见蒋介石。

杜聿明笔挺地立在陈诚面前，神情严峻地大声回答“是！”

军官们见之，无不肃然。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保密工作和大军的调动，如同一个月前日军顶着狂风巨浪出击一样出人意料。十多万大军就在今村认为完全不可能通过的地方，顺利通过，在今村认为不可能集结的地方集结起来。杜军长的机械化重炮兵旅，开到昆仑关附近丘陵地带的密林中，在距敌前沿阵地仅三四华里的地方，迅速构筑起阵地，一排排炮口悄悄对准了敌人的阵地。邱清泉的第22师战车部队，已从昆仑关以北的思陇越过重重大山，经太平村向昆仑关南面的五塘地区穿插。

12月17日。

今村中将仍在庆幸自己聪明正确的判断，认为南宁北面无战事。上午八时许，他放心大胆地命令及川支队向龙州和镇南关进攻，去夺取中越边境上的两个战略要地。

及川少将率领本支队乘坐数百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从南宁出发。

当天晚上八时。埋伏在山地里的中国军队，在坦克的导引、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昆仑关发动了全线反攻。

排炮怒吼，地动山摇，昆仑关被火光和浓烟吞没。

中国军队喊着复仇的口号，海潮般地扑向敌军阵地。

邱清泉的机械化战车部队，突然出现在昆仑关侧后敌军眼前，一举攻占了五塘、六塘地区，切断了昆仑关守敌的退路。

杜聿明和其他各路反攻部队指挥官都在第一线指挥督战。杜军长胸前挂着望远镜，冒着敌军猛烈炮火和敌机的俯冲轰炸，从容镇定地指挥部队，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昆仑关守敌。

反应迟钝的今村中将到12月18日才得知中国军队大举反攻昆仑关的消息，他不顾攻、防双方的优劣状况，当即决定围歼反攻的中国军队。令第21联队首先向昆仑关急进增援。

12月18日。

下午五时，第21联队从南宁出发，八时许到达九塘，立即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邱清泉坦克部队切断了后路。坦克炮火将六塘至七塘的桥梁全部轰塌。整个联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陷入了完全孤立被歼的境地。

邱清泉指挥战车部队向被围之敌发动攻击，坦克车队冲出树林，在中央公路上向敌人冲撞扫射。敌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向两旁山地抱头鼠窜。

公路上丢下累累敌尸和各式车辆二百多台，各种轻、重武器无数。

同日，中国东、西两路部队也分别在南宁附近发动反攻。

12月20日。

今村中将又令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该支队刚行至五塘地区，又被邱清泉等部包围在二十五公里长的狭长山沟里，陷入绝境。

今村这才感到情况不妙，急令正在向龙州和镇南关前进的及川支队主力回援昆仑关。

12月21日，清晨。

及川支队的伊藤大队，分乘一百零五辆大卡车，火速回返南宁救援。但是，当浩浩荡荡的卡车大队开到南宁以西附近时，突遭优势中国军队的伏击，车队陷入大军重围之中。敌伊藤大队多次突围，皆告失败。

12月22日。

中国空军连日频繁出动飞机，对昆仑关守敌和六塘至九塘地区被围之敌，实施猛烈轰炸。

日军已频临弹尽粮绝状态。是日起，敌飞机对被围各处之日军空投弹药和食物。但是，天上“飞来之物”大多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日军的飞机成了中国反攻部队的运输大队。

是日夜间，由于双方短兵相接，许多地方处于混战状态，中国军在九塘以北互相发生误战，双方用手榴弹对炸了一整夜。

12月23日。

上午十一点时许，支队长中村少将正高举战刀嚎叫着指挥部队突围，一颗开花子弹从他左颊处贯穿，把他那满脸横肉扯去一大块，顿时血涌如注。经紧急包扎处理后，这位已不能吱声了的“钢军”将军，又挥舞着战刀，指挥残部拼死突围。

12月24日。

中村支队主力从七塘拼死朝昆仑关突进，早晨八时，中村少将在九塘以西督战，受到邱清泉部队近距离机枪扫射，当即毙命。

中村支队主力四千多人被歼灭。

中国军队打扫战场时，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夕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12月28日至30日。

中国军队连续对昆仑关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惨烈，山山岭岭躺满了中、日两军的尸体。

昆仑关之敌弹尽粮绝，他们只得挖野菜食落穗充饥。一个个蓬头垢面，在饥寒交迫中作垂死挣扎。

他们的炮弹打光了，就把枪炮砸毁或埋藏起来，烧掉军旗，削成竹枪竹刀同中国军队作最后拼杀。

12月31日。

在1939年的最后一天里，中国军队以重大代价，全歼了昆仑关守敌，夺回了昆仑关。

今村中将向统帅部报告：“在此地带上（指昆仑关），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1940年1月初旬。

日军第21军安藤吉将军决定对昆仑关的中国军队来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袭，以夺回昆仑关。遂由广东境内调兵西进。

1月中旬，日军大本营为支援第21军的南宁奇袭作战，下令从关东军调来两个飞行中队，配置于华南。

1月22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等部，分别在七塘和南宁以南集结完毕。

此时，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人已拟好昆仑关防守作战方案。

但是，日军在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就绪，后续部队亦正在向昆仑关开进之时，突然发动反攻。日军机群连续出动，对昆仑关及其附近中国守军进行突击轰炸，又对向昆仑关运动的中国军队进行阻击。

由于中国军队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昆仑关地区守军仓促应战，左右两翼薄弱点很快暴露于敌前。日军主力在一周内，如狂风扫落叶似地连续攻陷了昆仑关西边的武鸣、思陇；北面的宾阳、邹圩、上林等地，切断了昆仑关后路，在清水河流域一带，与守军对峙，震撼了整个黔桂后方。

此时柳州、亘山一带兵力空虚。若敌人渡江北进，不需大的兵力，就可使中国军队难于抵抗。柳州方面一片惊慌，民众多作逃难准备。凡可使用的后方部队，甚致尚在训练中的军校学生，都已准备开赴前线御敌。

2月3日。

昆仑关失守。中国守军受到沉重打击。

陈诚、白崇禧等人马上变更兵力部署，加强两翼，侧击敌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左侧要点，企图阻敌北进；以主力由贵宾路方向迂回出击，企图切断北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

但是，日军此次行动，旨在奇袭反攻，誓报“钢军”被歼灭之仇。他们以突然的行动发动闪击战，达到重创昆仑关中国军队之目的后，在中国军队大举反攻之前，于2月10日，突然掉头南下。除第5师团等部仍留守南宁和附近主要据点外，主力则于钦州湾安全登船远去。

真是一次远距离漂亮的奇袭作战。

2月24日。

中国军队第二次占领五塘和昆仑关在内的战略要地。

第5军军长杜聿明中将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永远悼念和呼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长眠在昆仑关上的二万七千零四十一名将士的亡灵。

（作者：孙挺信）

下一章：艰难岁月

第四章　艰难岁月

一

蒋介石于1939年末在长江下游两岸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和对侵华日军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招致了日军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残酷报复。这就是1940年以后的近两三年的艰难时期。

1940年初，日本方面为抵销重庆国民政府，决心推出汪精卫，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权。“建国”的人选、组织、机构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准备好了，只等“黄道吉日”，粉墨登场。

1月16日。

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威逼他赶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则，他的“新中国”一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就将被取代。通电称：

兆铭（汪精卫）对救国夙有决心，如先生始终坚决予以拒绝，则兆铭不能再顾虑此事，势必先全力谋求局部和平，再选择到达全面和平之途径。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先生如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时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媾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实现，则兆铭及各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协力，迅速实现全国和平。

蒋介石对汪精卫发出的通电，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上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了大字标语：

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和平建国万岁！

上午。

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行驶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卫和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车上。好一派春风得意景象。

车队驶入“国民政府”院内，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宣读了《还都宣言》。

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还把南京政府里所有机构名称，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现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汪精卫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长（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

但是，正当“还都”剧演到高潮之时，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却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随着枪响，“国旗”上顿时现出枪眼儿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国旗”颓然倒下。

正在游行的人们，开初还以为是哪里在放鞭炮庆祝，但当那枪子儿呜呜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这才膛目结舌了。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着枪，指着“国旗”大骂不休。

汪精卫得到日本兵枪击“国旗”的报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国”政府，前往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交涉。

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协定，“国旗”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建国”，或“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区别于重庆抗日政府国旗。你们没有按协定办，因此，引起日军官兵的愤慨。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势必严重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动摇皇军军心。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国旗，换上有区别标志的“国旗”。

汪精卫无法“独立”行事，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国旗”。转眼之间，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撅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来。

3月30日。

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和汪清卫宜读《还都宣言》的声音，顿时大怒，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向全世界广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通缉令说：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

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接着，蒋介石下令悬赏十万块大洋，拿办汪精卫人头。

日军为了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倾其海陆军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根据地、进行了连续半年之久的狂轰滥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机七次轰炸重庆，共出动飞机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庆被炸二十一次，日军共出动战斗轰炸机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敌机十三次轰炸重庆，每次出动飞机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庆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动飞机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庆被炸五次，每次敌机六十至一百架之间。

10月，重庆被炸五次，五次敌机均在一百架以上……

敌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成都、自贡、乐山、宜宾、万县、南充等大、中城市尽数受到毁灭性轰炸，连巫山、奉节、云阳、涪陵、垫江这些不设防的小县城，也受到日机一次次一遍遍的轰炸，房屋被夷为平地，许多小县城的居民还不知飞机为何物，初见敌机光临，都拿了纸钱对天焚烧，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对天磕头作揖，以为那是天上来的神物。

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着地上大群大群的烧香拜神者俯冲扫射，向她们头顶上扔炸弹。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敌机顺长江而上轰炸重庆，途经涪陵时，也给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山城带来了灾难。

机群临空掠过，燃烧弹雨点似地倾倒下来。千千万万的市民呼号挣扎……住在小东门卢陵会馆的上千名受训的新兵，被炸弹炸了个中心开花。会馆变成了焦土，到处是残缺的肢体，一些炸弹落到长江和乌江汇合口，江水里飘浮着数以亿万计的死鱼死虾，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一切都无一幸免，备遭战争涂炭。

地处莽莽巫山丛中的巫山县城，是一座从屈原那个时代起，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民间优美传说的小城镇。神女峰、望天坪、楚阳宫……每一个传说都飘散着长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个传说都饱含着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们却首先：“品尝”了当时最为毒烈、杀伤力最为残酷的空爆炸弹的轰击。敌机走后，长江边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烧弹焚为灰烬，男女老幼死伤枕藉。幸免于难的居民，在苏鹏举的国民自卫队和驻军的帮助下，上山割来羊胡子草搭成窝棚，因而在《巫山县志》上留下了“草城”时期的历史记载。日本飞机经常从沙市机场起飞，前去轰炸重庆，总忘不了要丢几个燃烧弹烧烧草城。

大后方民众，已经到了无处安身的境地。

巫山县中学，被迫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阳乡的一个山洞里上课，被人们称为岩洞中学。

1939年6月11日，夜间。敌机五十四架突然飞临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离成都六十余里的新繁镇上的人们，都能看见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红红的火舌。许多市民全家被炸、烧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敌机轰炸成都，数以万计的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敌机一百九十架轰炸重庆。

蒋介石正在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室附近连中数枚炸弹，玻窗亦被震碎。

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被炸得一蹋糊涂，火光冲天。

敌机刚去，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他的统帅部，映入他眼里的是呛鼻的浓烟，灼人的烈火，还有电线杆上、树权上挂着的被炸烂的军装布，血淋淋断手断脚，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参身上的了。冒着硝烟的焦土上，远处崖壁上溅满了浓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脑浆。

受伤的在血泊中挣扎，没受伤的在奋力扑火、抢救战友，统帅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罗瓦笔下的《希奥岛的屠杀》，又仿佛是米开兰基罗的油画《洪水灭世》。

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见了这血雨腥风的惨景，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泪来，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蒋介石一动不动地立在坝子中间，他脸色铁青。

离这夫妇俩不到十米的地方，军令部二处年轻的少校参谋裴先章和公务员吴某，正在排除一颗嗖嗖冒烟，即将爆炸的燃烧弹。近在飓尺的危险，蒋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动，一直站在那儿，一刹那间，复仇的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过院子。山城，正燃着冲天大火，各处不断传来定时炸弹爆炸的轰隆声。

二

蒋介石决定在1940年夏季，对长江中，下游之敌发动一场比冬季攻势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第五、第九、第三战区，根据这一战略意图，在冬季攻势结束后，立即着手整训部队，准备大反攻。

但是，在受到冬季攻势沉重打击的华中日军，决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报复作战，现在又侦悉重庆方面将发动夏季反攻，决心以先发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战区的夹击重压，争取主动。

日军中央陆军部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一先发制人的作战方案，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迅速调集了第3、第13、第39三个师团和第40，第6两师团各一部，于1940年5月1日，发动对李宗仁第五战区的进攻。

日军兵分三路进击。

第一路：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信阳以北向西进攻；

第二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由随县向襄阳进攻；

第三路：第13师团，由钟祥向北进攻，到达枣阳地区后，与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并排向西进攻。

日军企图：以左、中、右三路同时西进，将第五战区主力迂回包围子枣阳地区唐、白河畔，予以歼灭。

5月初旬。

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示：日军之战术为速进速退，在一同内恢复原来态势，故应夹击与截击其退路，以消灭敌人。

李宗仁认真按照蒋介石意图，命令战区主力各部，避开日军进攻锋芒，向侧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队阻击迟滞日军。

5月4日。

日军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一路猛冲猛杀，攻陷泌阳，准备乘势向西猛进，突然收到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十万火急电报：

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始南下，其精锐部队4日到达

泌阳北侧，有于当夜攻击第3师团右侧背之势……

该路日军一听说汤恩伯军到来，立时着了慌，停顿下来，抢占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迎战。 园部军司令官还很不放心，当即又调一个旅团配属第3师团，以加强抵抗力量。

第3师团等部（约两个师团兵力），在泌阳提心吊胆地呆了三无并未遇到汤恩伯军，才壮了胆儿，于5月7日继续西进。

5月8日，襄东平原。

各路日军会师于枣阳地区，却扑了个空，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月8日，重庆。

夜间，蒋介石向李宗仁发报：

日军企图向原驻地退却，第五战区应以全力先在战场附近围歼敌军，然后向应城、花园一线挺进、。

5月10日。

李宗仁指挥的张自忠、汤恩伯等四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已将日军包围于唐、白河畔、襄东平原，准备将其歼灭。但是，日军此时并未疲惫，战力仍强，围歼日军变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血战。

园部和一郎得到报告：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亲自率领五个师的部队渡过汉水，进入东岸。在重围中杀得两眼发红的园部和一郎，顿时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国军一口。立即命令第13、第39两师团和池田支队等部，南下包围第33集团军。

此时，第3师团等部顿呈孤军。汤恩伯集团军等部，迅即从四面蜂涌而至，将敌包围，予以痛歼。日军不支，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张自忠将军的情况却日趋严重。

张将军所部原驻守襄河西岸荆门地区。当日军长驱直入，直下枣阳，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襄阳进攻时，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过襄河截击日军，张自忠决定亲自率领突击队过河作战，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竭力劝阻，但无法改变张的坚决态度。冯又提出由自己率队过河作战，张仍执意亲征，不容更议。

出发前，张自忠面对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对祖国破碎河山油然升起无限眷恋之感，提笔给冯治安留下遗嘱，决心以身报国：

仰之我弟：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D：师的代号）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 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领直属特务营和第74师渡过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战斗。5月8日，在新街与敌遭遇，恶战一场；5月9日，挥师北进；5月10日，到达峪山，与峪山之敌展开血战。

此时，园部得知张自忠行踪，将张部一个师误认为五个师，倾其三路大军中的两路围歼张部。

张自忠部与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创，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

5月16日。

张自忠左臂中弹受伤，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战至下午两时许，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随张自忠作战的全体将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战死。

重庆。

天低云暗，苦雨潇潇滞，山城在雨雾中静静地淌泪。

巍峨的朝天门码头，站满了自动前来迎榇祭悼张自忠上将遗体的各界群众，

蒋介石一身戎装，伫立在滔滔的大江边，他的身后。肃立着重庆国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涛声，仿佛成了万民悲悼张将军的哭声；

从天而降的雨丝，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张将军的泪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点点，长长的汽笛声，像是呼唤？！表达了对张将军深切的悼念。

民族的优秀儿子张自忠回来了！他的遗体和忠魂一起从前线归来了！

朝天门码头，大江两岸，传来千千万万人的哭泣声！

蒋介石凝视着缓缓而来的江轮，缓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张将军忠魂致以庄严的军礼！

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和公祭仪式。

周恩来撰文《追念张荩忱上将》：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毛泽东赠词：“尽忠报国”。

朱德、彭德怀题词：“ 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

三

1940年5月下旬。

第五战区的战况更加严重了。

占领了枣阳地区的日军，以第39、第3两个师团，于5月31日下午，在强大炮火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轰击后，由襄阳南面强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战区的襄河西岸防线。几天之内，日军接连攻陷襄阳、宜城、南漳、荆门、远安等地，从北面向四川门户宜昌扑来。

6月初旬。

日军第40、第13两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组成南路大军，在沙洋南北地区强渡汉水，连下沙市、江陵、十里铺等地，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进。

南路日军的战略企图是：切断宜昌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军，进攻宜昌。

宜昌外围防线，已被日军撞开、冲乱。宜昌守军正处于被各个击破和节节败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门户，是战时首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响甚大。日军向宜昌南北夹击猛进，对重庆统帅部震动很大。大后方民心浮动，谣言四起，纷纷传言日军将进攻四川内地了。

6月3日。

蒋介石急令陈诚赶往前线，组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全权指挥宜昌保卫战。

陈诚打点行装准备出发。蒋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将军与陈过从甚密，将其拉在一边，摇头叹道：“五战区败了，宜昌必失无疑，你却现在去守宜昌，太老实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愿去的。”

陈诚亦感到情况不妙，但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故以苦笑谢过张将军的好意提醒，强打精神挂帅出征。

6月4日。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郭仟的江防军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设立了右兵团指挥部。此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虚。

原来，担任宜昌地区江防任务的主要是郭仟的江防军（三个军）。蒋介石曾有令在先，没有军委会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调动江防军一兵一卒。。但是，当6月1日北路日军攻陷襄阳时，李宗仁觉得兵力不够用，便严令江防军主力第94军北上，向京山、随县、枣阳之敌侧后迂回袭击，以解襄阳之围。

由于第94军被调走，江防兵力顿感空虚，无力阻击日军向宜昌的进攻。

陈诚急令在湖南整体补充的李延年第2军赶赴宜昌东北面，在龙泉铺、鸦鹊岭、安福寺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又令远在四川万县地区整训的第18军，星夜兼程赶来宜昌“救火”。

第18军赶到宜昌，尚未部署就绪，日军便兵临城下了，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城郊进攻。激战一天，阵地彼突破，宜昌城内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对当阳、荆门、宜昌之敌，发动反攻。

陈诚严令第18军军长彭善夺回宜昌。第18军以尸山血海之代价攻进城去，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

6月中旬，东京，

就在第18军夺回宜昌之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和海军部军令部长，并排站立在天皇面前，报告中国战场情况，军令部长提出宜昌作为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要求占领该地。

天皇当即追问参谋总长，“你们陆军难道就没有办法重新夺取并确保宜昌吗？”

于是，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向中国派遣军下达重新攻占宜昌的命令。

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疯狂轰炸下再次攻占了宜昌城。中国军队数度反攻，敌据城死守，反攻无效，且伤亡惨重。陈诚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调整部署，在城西长江三峡口处，凭险防守，与敌咫尺相峙，互闻鸡犬之声。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大的一次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使这么蒋介石的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决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但他觉得自己有口难辩，负辱回到重庆，自知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哭丧着脸前去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当时五战区的情况就那样儿，我是因为没办法了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对李宗仁不主动承认自己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四

1940年夏季。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

日军占领宜昌，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第五、第九战区对武汉形成的铜墙铁壁似地防御体系，给劈为南北两半。“钢刀”的峰刃直对着陪都重庆。

此时，国际局势亦风起云涌，急剧变化，就在日军攻占宜昌之时，华南日军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出动，切断了经由越南进入中国广西、云南的国际援助路线。

7月中旬。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日本签订协定，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规定在此时间内，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等抗战物资，经缅甸运入中国。

重庆和整个西南数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飞机编队临空，向下倾倒炸弹。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烧。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数惊。

为了安顿民心，镇静内部，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发表演讲，说什么重庆国民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抗战到底，坚持独立自主地抗战方针，以不变应万变。

来自长江方面的危机最为紧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状况下是无能为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被日军紧紧挤压在鄂西北偏僻山区，已不便于顾及和指挥宜昌这个缺口了；南岸，薛岳第九战区主力被远远甩到了侧后，因而对江南鄂西地区和湘西地区的防务，亦是鞭长莫及。

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个数百里的空间，一个混乱复杂而薄弱的结合部。

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成为拱卫重庆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敌继续西犯，突破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若再失去重庆。国民政府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蒋介石决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他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他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

准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没有点将，将领亦没有自告奋勇者。

第六战区责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这大门，作为司令长官被杀头事小，背上个亡国之罪而遗臭万年却使人望而却步。

会后，陈诚来到蒋介石住所，请求让他去守这个大门。他说“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应由我去守。”

陈诚当时身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蒋介石觉得将其放到战区，有点儿委屈了他。

但陈诚却执意坚辞所兼中央高官。决心去第六战区戴罪守门户，并发誓挡住日军，着陪都门户有失，愿将自己头颅掷地。

其实，蒋介石也觉得只有陈诚去守那门户，才使他最为放心。便允准了。

两人在一起商议组建第六战区的有关问题。蒋介石问陈准备将长官部设在什么地方。

陈诚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一番见解来，“日军若从长江方面进攻重庆。江北，有纵横数百里的巫山和神农架原始林区挡道，因此，敌使用大兵团从江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微。从宜昌向西仰攻三峡天险，亦可能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衔接的边境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岳地带，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经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庆相通；湖北的巴东、恩施、宣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达重庆；宜昌南岸的安安庙经木桥、野三关到恩施、建始，有一条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庆，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因此，据我判断，日军若攻重庆，必然从江南而来。第六战区的防御重心应放在江南。六战区长官部也应置于鄂西恩施。”

蒋介石对陈诚的意见甚表赞许，意味深长他说：“恩施，据说古代的夜郎之国就是那个地方。我现在拨五个集团军，四十万兵力给你，望你这个夜郎之国，顶住日本这个世界军事强国！”

8月中旬。

陈诚率领新凑齐的第六战区长官部人员，由重庆来到恩施上任。并首先将他的五个集团军和战区直辖部队进行了精心布置。

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该部辖三个军，驻防于巴东至宜昌的长江两岸，在石碑设要塞，构筑永久工事。在悬崖峭壁上凿猫耳洞，配置机枪、炮群，封锁长江航道，如同一把铁锁以住江防大门。

该部郑洞国第8军的荣誉第1师驻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线，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宜昌机场。一次，敌轰炸机二十一架轰炸重庆之后，在此降落。该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准射击，击中机场油库，顿时火光冲天，将二十一架轰炸机全部焚毁。自此之后，敌机再不敢在这个机场降落。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守备江南湘西的津市、澧县及华容、南县地区。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之。守备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上品下石）。驻守江北雾渡河、分乡场、远安地区，该部第32军415团1营一直坚守在宜昌西郊三游洞山头阵地，达六年之久，该营官兵与日军阵地仅隔数十米，说话聊天相互都能听清。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担任江北远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备。

战区直辖第2军军长：李延年。部队配置于江南巴东至野三关之间，以作机动。

陈诚来到恩施。这是一个地处丛山之中的市镇，交通不便，居民不满五千，而且已数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面破败不堪。陈诚同时兼任湖北省主席。当时的湖北有七十一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的丘陵山地。平时民众自给亦感困难，陡然增加几十万军队，以及从武汉、宜昌等地后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员及家属、学生等数万人，粮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更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为了安定民心，巩固防线，陈诚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的战区建设。

陈诚在战区地方建设中，首先将鄂西的专员、县长中的所作为者都一个个地撤了下来，换上有魄力、敢负责的人。鄂西单地僻民穷，而且风气特别败坏，吸大烟、赌博、嫖娼盛行，匪猖獗。陈诚上任后，制定了一连串的行政法令、法规，亲自检查督促，务求贯彻施行。对于违法犯规者，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民党官员，犯了哪条哪款，就按哪条哪款办理，毫不留情。当时的宜昌县长名叫武长青，此人是陈诚在保定陆校的同学，与陈关系甚好。因包庇鸦片走私，违了法规，被陈下令逮捕，经审判后判处死刑，枪毙在七桥坎公开示众；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陈国良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县有个搞兵役的营长卖放壮丁，吃空缺，被判杀头……经过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不敢玩忽职守，初步稳走了社会局面。

陈诚在第六战区，推行所谓的民生主义新经济政策，以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减轻当地农民负担、努力增加社会生产；设立平价供应处，遏制通货膨胀；保证军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教师、学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鼓励商品流通，保障工商业者生产。巴东县有个叫朱立青的在江边大道旁开了个榨油厂，常有过往的军队占往厂房，生产受影响。他便写信给陈诚，述说苦楚，陈当即手书一道“工厂重地，不准驻兵，倘敢故违，严惩不贷。”的告示，寄给朱某。

自那以后，虽然仍常有军队过往，多有累、饿得走不动路者，却再也没人敢进民房工厂了。

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陈诚一到恩施就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都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劳的。

陈诚将逃亡到恩施来的大批教师、学生组织起来，兴办了若干所学校，统叫“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当地民众称为“联中”，由陈诚亲自兼任联中校长。陈诚经常以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面孔，到教师、学生中来，笑容可掬地问寒间暖，征求意见，变着法儿赢得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拥护。他提出计划教育方升，指派人员编印《计划教育实施纲要》、《湖北省中等学校升学就业办法》等教学法规。所谓计划教育，就是全部实行公费教学制度，所有学校，都是培养各方面专业技术人材的地方。

陈诚亲自抓教育，以“严师态度，父母心肠”对待教师和学生。因为侵占学生利益，他亲自下令撤换了建始高中和巴东初中的校长；恩施一名粮仓主任，因将发了霉的玉米供应给学生，被关押了起来；利川一名学生被土匪杀害；陈诚顿时怒火万丈，限令利川县长于国祯在两天内破案，抓获凶手……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第六战区，恩施岌岌可危之时，陈诚下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一律不准擅离恩施。同时，他却命令省教育厅三科科长王延杰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带，为各校联系落实校舍，首先将学生和教师撤离。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他还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一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

陈诚初到恩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他跟第九战区薛岳通了关系，薛某给了他一批粮食。湘粮运鄂西，千里迢迢，途经土匪云集的永绥、保靖、龙山、桑植、酉阳、秀山、黔江等地、陈无力抽调大批部队去川鄂湘边区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将军前往匪窝子进行安抚召示，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讲明抗战军队的艰难困苦。结果，土匪盗贼皆为之感化，千里山道运粮，畅通无阻。

陈诚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不仅很快就将第六战区所在的那块贫穷险恶的数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建设成为抗战较为坚实的前进基地，有效地拱卫了陪都重庆，而且还在社会各界为自己赢得了战区建设典范的美名。

五

1940年8月22日。

正当长江方面前线、后方皆被日军攻、炸得一塌糊涂，日本人进而在盘算端重庆老窝之时，蒋介石突然收到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打来的电报。蒋介石见电，顿时感到又惊又喜又疑，只见电文上白纸黑字写着：

委员长蒋钧鉴：（一）奉委座迭次电称：敌在太原集中两师团之兵力，渐增强晋南，准备进攻潼洛。又据职部各兵团迭次报称：关外之敌向关内增加，津浦及冀中、冀南敌陆续南移，向陇海东段集中，似有进攻潼洛犯我西北，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企图。（二）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各友军作战，保卫西北，打破敌消灭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这一政策的毒计，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限期截断该线，彻底毁灭铁路交通及主要公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截断其交通，以彻底粉碎敌寇进犯西北之”企图，争取整个战局之好转。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三）百团大战除职部之一一五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求参战部队，计一0五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积极主力向敌进攻。谨将大战兵力部署报告如下：

（甲）正太线三十个团。（乙）平汉线由芦沟桥至邯郸段十五个团。（丙）同浦线大同至洪洞线十二个团。（丁）津浦线由天津至德州段四个团。（戊）汾军公路六个团。（巳）白晋线六个团。（庚）北宁线二个团，（辛）平绥线二个团。（壬）泡石线四个团。（癸）德石路四个团，（子）邯郸线三个团，（丑）代县至蔚具线四个团。寅）平大线×××至大同六个团。（卯）辽平线辽县平顺三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四个团，共一○五个团，并已分为三个集团，分由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之。大战已于八月二十号二十时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全部取得正大全线交通截断。大战正在发展中，战况请见战报。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谨电奉闻。职朱德、彭德怀。养。

蒋介石拿着那份电报，狐疑了老久，好半天回不过神来，不敢相信这事实。八路军何时发展壮大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

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的那帮子高参们，也感到大喜过望，共产党与国民党毕竟是在共同对同一个敌人作战，当国民党长江方面战场遭到重大打击，陪都重庆正处在危急之时，突然来了这一场百团大战，从背后狠狠捅了日本人一刀子，大大减轻了长江方面的压力。可见，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下奋勇对敌作战确属言行一致。

蒋介石立即分电各战区注意当面日军行动，牵制其转兵北上。又令驻守于晋南中条山的卫立煌部队派出部队，破坏铁路公路，协同百团大战。

这以后，从8月22日至9月底，朱德、彭德怀每天平均向蒋介石打来三至四份百团大战的战报。每一份战报都详细陈述八路军或大部队，或小部队，向日军进攻；或取得大胜利，或取得小胜利。现摘录几份如下：

第八号要报，8月24日。

委员长蒋钧鉴：百团大战第八号要报。据职部刘师长伯承养电称：我陈赓旅陈正洪团，配合决死队马晚突向白晋路南关、沁县段攻击，战报如下：（一）陈团部晚乘大雨攻击漳源（沁县北），三层铁丝网冲破，当攻入街内，敌四百余退守民房顽抗，经我强攻歼敌过半。翌晨，正肃清残敌之际，敌复由沁县来援百余向我猛攻，恶战四小时之久，将敌击退，敌伤亡甚重，刻我军大肆破坏中，是役，共毙伤敌四百余，缴获正清查中。我副团长吴隆×身先士卒，受伤，因流血过多于马晨逝世，以下伤亡官兵二百余名。陈团另一部，马晨攻击故城（武乡西北），经数次强攻未遂，敌施放大量毒气，我中毒官兵百余，伤亡五十余，敌死伤尤重。现漳源至石壁南段铁路完全破坏，不能通车。（二）决死队马以部分头攻击回松村牛寺（沁县北），因敌顽抗未奏效，然敌死伤甚多，并将沁县北至漳源铁路全破坏，收电线八百余斤。沁县襄垣段破坏部队结果待报。等情。谨闻。职朱德、彭德怀叩。敬。第七十九，一○○，一一五号要报。

9月27日。委员长蒋钧鉴：谨将职部百团大战要报汇呈如下：第七十九要报。（甲）据贺师长龙文电报称：（一）鱼晚，我大青山支队一部，将归绥至毕克齐及察索齐以西之电线，各破坏十余里，收回电线五百余斤……第一一五要报。据聂司令荣臻亥电报称：“困守西源堡（涞源东北）乏敌十余人，被我火攻烧毙……”第一00要报??????

日军从中央统帅部到侵华日军上上下下，对八路军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尽皆大惊失色。日军中央陆军部竟怪异地惊呼：“……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给予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盘据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阱煤矿等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期和巨款才能恢复。 抗战以来，骄横无忌的日军从未把人民的抗战力量放在眼里，认为华北已是他们的占领区，是他们的天下了，是他们安全的“后院”。截止百团大战结束的1940年10月，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是：“如以当时华北兵力的密度为1，则武汉地区为队长江下游三角地带为3.5，华南为3.9。”

百团大战的发动，打得整个华北的日军措手不及，惊呼“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完全出乎日军意料。”

中国派遣军总部急忙从武汉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从上海地区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对“过去一直潜伏地下的八路军”进行反扑。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大兵团奇袭作战，其成功的奥妙远远超过战果本身。

大战结束，蒋介石马上发出通电，“嘉奖”朱德、彭德怀和所有参战将士。

重庆等地各界民众发起慰问参战部队的活动，历时达一周之久。

六

1940年，长江方面的正面战场，受到日军极其沉重的打击，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向天皇报告：“1940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少了两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敌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给的迹象。回顾1940年，中国方面由于我政、战两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这年年底，中国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1940年，我军伤亡严重，据各战区全年历次战报统计，伤亡共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入。是开战四年来，伤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华北日军在对太行山的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之后，迅速回过头来、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

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于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1938年，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部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

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诺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5月5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着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于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

扫除僭逆清妖盅。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战一星期，中国军队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敌血战。

包围圈越收越紧。

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战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5月7日。

中条山中段血流成河，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

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

5月8日。

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唐回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

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

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5月13日。

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

自杀！

5月9日。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

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

5月18日。

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

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

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

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

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

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5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

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

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

第76军以第196师之587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

还……

巍峨的中条山，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

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1940年秋季。

随着近卫文（上麻下吕）第二次上台任首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和杉山元转任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日本与德、意的轴心同盟更加紧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

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终于沾上了边，挂上了号。此一变化，对孤军奋战的中国或许是很有利的。于是，做出决定，公开宣称与美、英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

9月6日，蒋介石借正式明令重庆为抗战首都之事，向国内外庄严宣言，困难再大也将毫不动摇地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即使是最体面的和平条件，中国也断然拒绝，日本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后胜利。

美、英此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开始态度明朗起来。10月8日，邱吉尔政府宣布重开援蒋的滇缅公路；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借款一亿美元； 12月10日，英国批准对华贷款一千万英镑。

11月13日。

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又一次策划对华战争措施。认为蒋介石由于公开倒向美、英阵营，对日战争的胜利信心更加不可动摇，因而对东京企图通过单独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完全采取不予理睬态度。

针对以上新情况，御前会议确定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其方针为三条：一是继续对中国行使武力打击；二是封锁海、陆、空路线，严加杜绝美、英援助中国抗战的行为；三是调整日、苏邦交，使用一切政、战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杉山元会谈，商议如何困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两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日军陆海军必须加呷中国的全面封锁。从地面、海面及空中断绝中国与美、英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和海军航空部队进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切断了经河内进入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国际路线，并作为日本海军轰炸中国内地的航空基地。日军“和平”进驻河内四天之后，海军航空部队就起飞轰炸了重庆政府的“后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华南和华中日军调集了六十四个大队的作战兵力和二十三个大队的后备兵力，相当于十个师团的人马，加上海军舰队，海军航空兵团等部队，连续发动了东起浙江宁波，南至雷州半岛一系列的“截断”沿海口岸的作战。

截断香韶路。

日军认为在卡断了重庆政府的河内方面的海外补给线后，中国军队必将以香港为基地，其补给物资在香港东海岸卸货，再经陆路运往广东韶关。日军认为截断这一通道至关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军第18师团之川口支队在香港大亚湾登陆，采用突然袭击手段攻占了淡水；第38师团之末藤支队则由深圳方向佯攻策应。2月12日以后，日军攻占了这一地区有关码头，彻底封锁了香港方面的大鹏湾和大亚湾，卡断了这一交通口岸。

截断雷州方面交通路线。

雷州半岛是中国军在南方的物资进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线被日军封锁后，此处更具战略意义。日军第48师团，第18师团和近卫师团，共六个支队的兵力、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下，于3月3日拂晓，在广州以西经雷州半岛至北海，长约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陆，对该地区内所有码头港口实施扫荡破坏，以断绝中国方面在南方的这一重要补给路线。

截断汕尾方面交通线。

早在1939年6月以后，日军独立混成第19旅团就攻占了广东东边的重要口岸――汕头和潮安；为了彻底封死中国， 1941年3月23日，日军又出动近卫师团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19旅团，对潮阳、汕尾地区进行破坏和扫荡，以断绝该地区的海外交通。

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军大本营认为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日中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是海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援蒋运输路线之一，是中国抗战物资的集散地，必须以大的兵力予以坚决卡断。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军第48师团和近卫师团、第18师团各一部，在海军第2遣华舰队和台湾第一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着狂风大浪，在福州附近强行登陆。日军第48师团迅速包围了福州，中国守军与敌血战三天，终因力量对比悬殊，突围撤退，福州落入敌手。日军第18师团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断了守军退路，双方又经过一场恶战，日军攻占了海口。近卫师团则攻占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紧接着日军又先后向甲子和东江等地进攻，截断了这些地区的交通线。

截断浙东通路。

日军攻占并封锁了福州至雷州半岛所有口岸。辽东半岛至上海间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军封锁。现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仅剩下浙东宁波至温州之间一个小口子。

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甲号作战，封闭中国这最后一道交通口岸，以达到彻底截断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营发出第490号命令，令华中第13军进行截断浙东通路的作战，并令在日本国内九州参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的第5师团火速调往浙东作战。

4月16日。

上海日军第13军为使第5师团在浙东顺利登陆，派出第22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在第3飞行师团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诸暨进攻，牵制和吸引第三战区主力。该路日军与第三战区部队血战五天，于4月20日占领诸暨。

日军第5师团在驻上海的海军部队配合下，干4月19日拂晓在宁波、石浦、临海、温州一带登陆，并顺利占领以上要点。

为夺回这最后一个交通口岸，顾祝同指挥部队进行了殊死反攻。但日军却像钉子似地钉在这些交通要点上，凭其强大的火力和疯狂的“武士道”精神，顶住了第三战区部队的反攻。

至此，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自东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军占领了。

5月12日。

日本大本营在陆军完全攻占中国沿海口岸之后，立即宣布由海岸实行水上封锁。上海、香港、澳门、广州湾等方面辽阔的水域，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军事禁地”，从外部截断中国整个海上运输。打击美、英等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海上走私”活动。

当这一系列“截断”行动完成之后，东条英机向天皇报告：“从此，在我方占领区与敌方地区中间的陆地上，构成一条封锁线，杜绝了敌方必须物资，特别是盐类等流入其后方，并轰炸重庆附近的制盐设备，以期加强封锁。”

中国的东方和南方以及东北被日军封死后，在西北还有一条陆上的生命线，这就是经由西安、兰州、新疆到苏联的交通线。

1941年4月13日。

正当日军正在进行封闭东南部各口岸战役行动之时，这唯一的西北陆上运输生命线又爆出一个大冷门：日、苏双方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斯大林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国的“宏图大业”。

整个中国，从水上、陆上和空中，仅剩下一条崎岖险恶的滇缅路。蒋介石政府只能通过这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美国和英国来往。

八

四川。在这块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岭、大巴山脉；东有巫山；东南有大娄山、武陵山；南面横绝乌蒙山；西边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东重庆。长江方面中国军的大本营，被紧紧锁在了丛山峻岭之中。

以重庆为中心，通往各战区的军需、兵员运输、民用必需品的运输，都成了紧迫的难题。

闭塞的西南之地，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工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图的鄂西、鄂北地区，仅有零零碎碎几条短公路，加起来一共才六百三十四公里长。而在这块地盘上，却驻扎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六战区的百万大军。仅第六战区每月就需从湖南运进稻米一千五百吨。同时，湖南每年需从这个方向从四川运去食盐六万吨。日军占领南昌，长江水路断了，以上两笔运输，几乎成为“0”状态。

四川多山，交通闭塞，抗战前还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

蒋介石明白，如不改变四川的交通状况，就势必被日军困死。

重庆政府决定赶紧修造东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边：川黔路。四川――贵州；

东边：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边：川滇路。四川――云南；

北边：川陕路。四川――陕西。

所需劳工，由沿途所在省县就地征用。仅在川境征用的劳工，前后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人以上。

数百万筑路民工，开山劈岭，挖土运石，全凭一双手。有的使錾子、锄头；有的用木杠、扁担，施工劳作原始而艰巨。在修造川陕公路时，为赶在限期内完成，百万筑路大军以马灯照明，顶风冒雨，挑灯夜战，抢时间争速度。

在抢修川滇路时，正值严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之中。民工们攀崖开凿，开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战的激流中，数十万民工拼命大干、苦干，雄壮的歌声在深深的山谷回荡：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

到1940年底，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竣工。

在修建公路的同时，国民政府根据中国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实际情况，成立了驿运管理局。各省、各战区亦于1940年中期，先后成立了驿运管理处。（驿运：原始的非机动车辆的陆上运输）

在鄂西北，战时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请求催促下，责成驿运处组织工程师，专门研究，决定开辟鄂西北驿运通道。在技术人员的严格督导下，工程进展迅速。于1940年底，在鄂西北地区、长江两岸的丛山峻岭之中，共开凿了两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驿运大路，将近在咫尺，千年隔绝的鄂西北山区各要点和城镇，连成了一片，对抗战期间长江方面的军运、民运发挥了极大作用。

公路、大道开出了不少，但汽车却成了宝贝疙瘩。从1944年3月15日四川省公路总局向重庆政府交通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想像当时交通运输的艰难状况。其报告如下：

全川公路总共五万六千公里。客车共220辆，内中缺零件待修者45辆，报废者85辆，可用者仅90辆。

这就是全省的客车情况！

同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报道了一则上“中央”级报纸的大喜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1942年12月15日。

四川省省会成都爆出一个令人们惊喜的冷门：“成都市公共汽车经数月筹备，装置木炭车四部，今日试行通车；路线为东门车站至西门车站。”

一个省会的公共汽车公司，仅四部木炭车！

据蒋介石的苏军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上说，当时，由于油料断绝和国际封锁，国民政府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才配有专门汽车。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是一个与军令部、军政部平级的单位，却没有配一辆汽车，部里也无钱购买，只有该部总监何成浚上将每月有一百八十元车费补助，而当时的米价每石一千多元。

日军“截断”作战之后的重庆政府的情况是：铁路不通，飞机没有，水运有敌机轰炸。汽车没几辆，没有来源补充，用坏一辆少一辆。

此时，中国还不能自己生产石油。

以汽车制造工程师高国恕为首，组织了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研制用汽油汽车改装成木炭汽车。所谓木炭汽车，就是把固体燃料放进特制的煤气炉灶内烧。使之产生煤气，推动发动机运动。在改装试制过程中，由于煤气爆炸，高国恕面部被烧伤，头发、眉毛被烧了个精光。

木炭车，每行一步都淌着中国抗战的辛酸泪水。

木炭车试制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线的山道颠簸着行走。接着在陪都重庆，在成都，在川东、湘西，在许多抗日的战场上都有这种车颠颠簸簸地、缓慢地、艰难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线运送物资，突遭敌机俯冲扫射，木炭车被敌机打了几个大洞。司机用布条将那些洞扎住，又朝前开。

湖北省代理主席严立三及其省府大员们，坐着木炭车从鄂西经川东、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和陈诚等人围着木炭车东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蒋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脑袋，翘起大拇指连说几个好。后来，陈诚到恩施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鄂省主席，也坐着木炭车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地公干。

与木炭车同辈的还有桐油车、酒精汽车等。它们恰像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性格，载着沉重的抗战物资、士兵、伤员和将军，在燃烧的长江两岸战场上，在险峻的军用公路上，顽强地、颠颠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运输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年以后，纵观全局，横卧于川东南的长江主干道，仅万县至沪县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为首的数十条火轮，如果在白天航运，就必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一次，一条火轮运货去巫山县城外。几架敌机从神女峰脚下顺江而来，迫着轮船扫射轰炸。最后，竟将一颗炸弹投入那条火轮的烟囱里，将其炸沉。

川江的航运，只能偷偷摸摸进行。白天靠岸或驶进港叉间“猫”起来，夜间冒险航运。因此，触礁翻船，人货尽沉江底的惨痛事件，屡有发生。

长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南有乌江。但是，这些纵横于蜀国大地的大江大河，当时几乎都不通航。条条江河，尽是两岸峡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进峡谷，河道骤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峡谷则江面宽阔，河床水浅。江水落差很大，峡谷险滩密布，白浪滔天，山谷震动。

为了支撑抗战时局，必须开发水上交通。重庆政府责成交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等单位，会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组成联合勘察队，对四川各条江河进行勘察，提出开发、建设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分别组织人力物力，对乌江、嘉陵江、金沙江等进行突击整治，采用轰炸暗礁，凿掏险滩，修建坝、闸、绞滩站设施和开拓纤道等办法，疏通航路。

九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后，为了赢得四川民众的拥护，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一副要把第二故乡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但是，他遇到的麻烦肯定不小于当委员长。

战时首都，大量涌进的难民、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其他人员，以及留川军队和各战区大部队人员的供给，加上日军四方八面封锁和连年干旱，吃饭成为第一难题。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数万名从陕西翻越秦岭来到川北的难民的吃饭问题。蒋介石指示四川省难民赈济委员会将少壮者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十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丧失劳动能力者，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几天之后，又一批黄泛区难民一万五千多人，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蒋介石又一次硬着头皮，拨出钱粮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他叫川省难民赈济机关，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铁锅，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饭，灾民随到随吃。然后在配运站住下集中。由配运站将难民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安排生产。

蒋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便在省府内成立垦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将来川难民统筹安排到指定地方垦荒屯田，生产自给。垦务委员会在四川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栾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二十四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中赈会还在成都、重庆、合川等地开办赈济工厂若干座，将四川各县收容的难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选择入厂工作。

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安顿了无家可归者，但却加剧了整个大后方粮食的紧张。在蒋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个月时，康定等地的米价一下上涨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绅粮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十九人，联名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财政部，对四川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电文说：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县旅省同乡会联合办事处又分别致电蒋介石、国民参政会、行政院及省府各单位，申诉川民不堪再增负担，呼唤核减省府预算。

这些电报、抗议，都是针对省府的预算而来，作为省主席的蒋介石当然明白，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众对他的重税进行抗议。

3月13日。

成都地区米价暴涨，高价米也很难买到。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抢米现场武装镇压，曾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

蒋介石在重庆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历来是有名的米粮仓。蒋介石原来也希望以川西坝子的米粮仓为后盾，建立抗战复兴基地。哪知，现在米粮仓里头却闹了粮荒。蒋介石思前想后，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不相信成都地区会缺粮吃。最后，他认为这绝不是真闹粮荒，而是个别商人利己思想严重，在故意捣鬼。于是，他马上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书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

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好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交易。

贺、邓二人在处理抢米事件中，虽然也采取强硬手段查禁打击囤积的商人，但是，商民手中的米谷确也不丰，用行政手段也无法把米价平抑下去，饥饿的人群到处抢米的事件仍在各地发生。

蒋介石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加霸道的强硬手队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5月19日，又令省粮食管理委员会普查全川粮食，以便摸清底数，稳准狠地打击不法粮商，并规定所有粮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时由政府平价收购外，其余的限令在四个月内将粮全部出售给市民。

这一措施丝毫也未缓解市场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粮价还较以前更加凶猛地上涨。

粮荒风潮席卷着巴蜀大地。

9月3日。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稳定后方，蒋介石改组了省粮食管理局，选派得力人员充任局长、副局长。在省粮食管理局内特设粮食供应处。同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县内粮食调查、征购、平息粮荒风潮。还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

蒋介石的措施虽然强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这年秋收，川粮欠收，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全国粮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价派购黄谷四百五十万石，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四川的粮荒风潮。

9月11日。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坐卧不安，遂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

呼吁人民献军粮，实际上是蒋介石向人民乞讨军粮。

10月1日。

成都地区的米价涨至每石二百元。

10月31日。

四川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发表宣言：

当前第一严重事态为粮食问题。自春涉夏，粮价激增，生活高涨，人民咨叹。然一加平抑，则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弥以滋甚。其次则为物价问题。一面感于物品之不给；一面迫于通货之增发，游资泛滥，所在居奇，物价膨胀，亦失常度，民生国用，动感困难。再其次则为财政问题。据财政当局报告，截至现在实施结果，除第二预备金用尽无存，复追筹补充外，尚差1000余万元。至于民国30年度预算，赤字达9000余万元……四川省全年岁收仅为六千八百万元。

蒋介石被粮荒风潮冲得头昏脑胀，而且这风潮将越来越猛。他无法再纠缠在这“搞吃的”的事务中，便于1940年11月15日，宣布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亲密伙伴张群继任。

12月中旬，大后方食盐供给基地自贡的盐业工人，因物价暴涨，影响到正常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学校，因物价高涨而宣布增加学费。

1941年元旦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凡囤粮二百石以上拒不抛售者，予以没收。

1月4日，四川省府严令登记存粮。各县检查报三百石以上的囤粮者，由政府收购，再低价出售给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异常强硬的态度，发布粮食管理的五种办法：（一）粮食买卖，必须集中在指定市场。未经获准之商人，不得经营粮食业：（二）粮食运输，由绥署及沿途警察、保安团队保护；（三）所有粮食（包括农户余粮）必须登记；（四）凡由县派令出售粮食供应市场之粮户、农户，必须照量售出；（五）凡隐匿不登记之粮食，一经查出，即予没收。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决定，对陪都重庆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国家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其家属的粮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须品煤、油、盐、布等物资，实行公家计划定量供应。同时，宣市粮食由中央直接统管，在这一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跟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寄希望于暴君秦始皇发明的中央大一统的集权来度过难关。

6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宣布：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黄谷）。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鉴于政府收粮困难，蒋介石电令四川省府，督饬各级行政长官一律在征粮期间下基层，向地主农民灌输国民党的收粮政策，指导乡长、保长、甲长向农民收粮。规定：凡阻挠征购及从中舞弊者，不论地位高低，督粮委员有权将其送交军法审判机关，就地军法从事。以期保持保甲长们的所谓廉洁。粮荒警报一直在叫，1943年5月时，四川米价已高达每石一千零二十元。成都光华大学的学生们因此吃不起饭，集体请求校方减低学费，救济生活；校方又集体向中央教育部请求救济补助；教育部又找谁救济呢？

粮食成了大后方第一金贵之物，城市饥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应，又在警察的警棒和枪刺的教导下，暂时平息了抢粮事件，但在广阔的乡村，那众多无人“供应”的饥民，就常常铤而走险，拦路抢粮。通往各战区和地方征粮送粮的路上，还经常发生盗匪袭扰事件。1943年6月3日。川康绥靖公署专门就此召集各地部队长官开会，布置武装护运公粮的任务。并将重要粮道，划分为若干区段，分派部队负责押送。

1943年11月10日。

重庆国民政府粮食部宣布实行粮食公仓制度，所谓公仓制度，也就是动员农户把粮食象存钱一样，存到“公仓”里去。“公仓”对农户所存之粮，实行水火兵盗保险。

粮食变成了货币。

1944年，大后方四川已有一支两千万人的灾民大军。成都、重庆每日饿死于街头无人收尸者，平均在十五人以上。这年9月，四川米价最高达每市石四千八百元。

大后方民众生活艰苦不言而喻。大后方的军队和一般政府人员的生活同样难以过下去。

1942年1月19日，中国陆军大学特六期学员夏鼎新等人，写信给军委执法总监何成浚上将，述说在校吃不饱饭之苦，请求补助。

1942年2月2日，中央内政部参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价昂贵，难于糊口，四处求人说情开后门，要求到生活较好点的战区去工作。

1942年3月14日，少将参议兼中央考核委员会少将委员黄格，专门来找老熟人何成浚将军，求他写封信给陈诚，让他到六战区去工作。何问黄为什么要去前线，黄说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将一命，吃碗饱饭，其他绝无侈望。何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各机关人员，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其职务者，实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艰窘，窃贼特多。”

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伯璇的两套旧西服和两双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来，小偷竟是军委会政治部里一个中校级部员，问其原因，那位当了小偷的统帅部中校部员说，家里负担大重，物价飞涨，工资又低，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十

1943年隆冬。

凛冽的雪风顺着峡江刮来，空气也象被冻凝固了。

一位体魄伟岸的老军人，身着洗得泛白的棉布军装，从朝天门码头高高的石阶大步走到江边，蹬上一艘浅水火轮。小火轮一声汽苗拉响，溯江而上。小火轮载着他先后到江津、白沙、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沪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每到一处，那位高大的老军人，都要召集当地各界民众大会，即席发表演讲，或唱或说，激情满怀。他还亲手挥毫作画书字，在街头上摆摊义卖这些字画，并当场将义卖的钱捐献为抗战之用。

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自从1937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处于“二线”，在重庆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实际事务。到1943年，经济的枯竭压得蒋介石喘不过气来，几百万军队和漫长的长江战线的军费，实在挪用不开了。冯将军再也看不下去了，发起组织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自任总会长。

大后方的民众，也像这连年干旱的土地一样，“油水”早被战争给榨干了。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1937年9月第一次认购救国公债一千九百多万元开始，已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兴业”、“同盟胜利”等各种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一亿元以上，有时一月发一种。如1940年5月才发放了建设公债一个亿，8月又发行兴业公债一个亿。而那些名目繁多的税款和抗战捐款，就更是压得老百姓叫苦不迭！

再以献机捐款为例：

1938年4月，重庆儿童发起捐购“中国儿童号”飞机运动。

1941年2月，航空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发起捐款献机一百架运动。

1942年2月，重庆市民众捐款购买滑翔机一架；中国电影制片厂捐购“中国电影号”滑翔机十架。

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一架，滑翔机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一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二十架。

1943年初，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计划购机三十架。

1943年3月，重庆妇女界发起捐购“妇女号”飞机运动。

1943年4月，国民兵团第二次献机运动，捐购驱逐机十架。

其他还有“记者号”、“报人号”，等等献机运动……

在合江县城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对着万头攒动的民众慷慨激昂他讲着：“同胞们，倭寇说三个星期即可灭亡中国，三个星期之后，又说三个月可以完事，三个月又过去了，他们又说至多半年，一定灭亡中国。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六年多了，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生存着！这是我们前方几百万将士同敌人拼死故斗的结果！

“可是，我们前方的将士，还穿着草鞋，有的还赤着双脚，扛着单发步枪，同凶恶的日本鬼子拼杀。我们的将士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我们的将士受伤后得不到医治而死亡者无计其数！在长江两岸战场上，我们的将士在淫雨季节里没有雨衣，只能穿着湿衣服坚守在战壕里！”

冯玉祥说到此处，已声音嗖咽，老泪横流。

会场上，闻者无不为之泪下。

冯老将军接着说：“同胞们，我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完全是出于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将士的精神鼓舞。同胞们，让我们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无论老少男女，都要立个新的志向，下个新的决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国决不罢休！同胞们起来！献出你们的良心和赤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援抗战！”

前方抗日将士的事迹感动了人民，千万民众争先恐后捐款捐粮。合江白鹿乡施晋先一次献金六十万元；合江县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学校长陈秋农，捐款六十二万元；乡绅丁慎辉、木材商人雷绍清等人也捐献了三十万元。

合江国立女子中学校长龚慕兰女士，将自己一枚金戒子脱下交给了冯老将军。在她的带动下，该校教师、学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只。该校许多女学生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用劳动挣的钱捐献。姑娘们的口号是：爱国不分珍域，爱国没有顾虑，爱国超居人前。

冯玉祥出色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姑娘们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师生真正的表现出了“爱国没有顾虑”的性格，赶排了话剧《嫁给勇士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抒发对抗日将士深深的爱，推动节约献金运动的深入发展。

合江第十四陆军医院住着一批从前线转来的荣誉军人，他们最知前方之苦，节约口粮四百五十斤，捐献国家。

合江救济院的孤寡老人们也掏腰包，凑了一千元，捐献出来。

合江三青团、民教馆等团体，举行了三天时间的篮球义赛，卖了三万元，全部捐献。

节约献金如火如荼地开展，合江地区却下起了绵绵细雨。县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帘里奔跑叫卖《节约献金专刊》。孩子们滑倒了，浑身泥水，不哭不喊；把卖报得来的每一文钱都献给了国家。

国家的危机也使那些吝啬鬼、守财奴受到心灵上的震撼。合江《党政公报》报道：

冯玉祥将军在这国家生死关头，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合江，使醉生梦死的人们，有钱不出的绅商及出钱未够、发国难财之流梦醒了，觉悟了，抬起头来，挺起胸膛，节约所有的靡费，献出自己所有的金钱，以洗罪赎愆，从此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好男女，黄帝的好子孙……

在国家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冯玉祥将军是“带着兴奋的心情”还是一种沉痛的心情，暂且不去计较，总之，他的行动使许多人觉悟了，梦醒了。

当时的合江只是个二等县，人口四十来万，连遭三年天灾，同时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满目创伤。但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献金达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

冯玉祥也被人民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爬上城外赤水河与长江会合处的马街渡口悬崖，运足底气，挥毫写下四个斗大的字：

还我河山！

并在这四个字后头附跋一段：“民国三十二年春，余以节约献金救国来合江，此间同胞，爱国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绩，为书武穆遗训以作纪念。”

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向冯玉祥表示，从今后每年向国家捐献黄谷六百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一千万块；自流井大老板王德谦不甘落后，捐了一千五百万元。

在献金高潮中，有人献了六百万元而不留姓名，感动得冯玉祥一口气写下好长一首打油诗“……祥受大感动，感动泪沾衣；何以报大德，打过鸭绿去！”

川省主席张群捐了一万块，在他的带动下，成都献金顿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讨来的共计二千二百五十元钱，双手擎着交给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赠。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永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博动。

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家乡沦陷，生活非常艰苦。时已严冬，许多学生尚无寒衣。学生郑德信、熊汇莹等人发起每人捐十元运动，很快就有百多人签名认捐。

在江津，许多来自沦陷区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到轮船码头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挣钱捐献。

在江津召开的献金大会上，出现了某大学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师学院附中、聚奎中学等校学生爱国献金的竞争场面。各校学生竭尽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数。沦陷区迁来的国立第十七中学的学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钱的情况下，宣布全体节食一天，追加一万元。

在前方，张自忠将军在就义以前曾对部属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方，青年学生们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献出良心，别无其他办法！

重庆《大公报》赫然通栏标题：

我们都跪下了！

报道的是白沙一次献金大会情况。

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大会，当商会代表宣布献金六十万元时，全场各界民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商会献得太少了。但商会对此却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参加大会的各校学生代表自动聚在一块开会，商议促动商会献金。一个学生代表提议，每校选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会跪求。得到大家赞同。于是，各校学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会代表不得不宣布增捐十万元。

学生和各界民众仍感觉商会太抠，他们齐声呼喊“两百万”的口号。

商会心痛钱财，不肯再增加。

学生的呼声越喊越强大，并纷纷参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后，全场一万多名男女学生都一齐跪下了！

全场一片惨痛的哭声！

冯玉祥将军再也忍不住了，淌着泪哽哽续续地对全场青年学生们喊道：“你们的这种爱国热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感动的！”又对商会的人喊：“我们对这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啊！”

商会代表终于被感动了，答应捐款二百万元。

随问冯玉祥参观献金运动的美国友人罗斯先生，见此情景，也被感动得泪水直淌，他对冯将军说：“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夜里，冯老将军躺在床上，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眼前老是浮现出那一大片黑压压跪下的青年学生；耳畔老响着那成千上万个青年学生为苦难祖国哭泣的声音……深夜了，那哭声越来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从床上坐起来，用他那当兵人朴实的语言，用他那颗被感动了的心灵，一连写下了五首五言诗，以颂扬那些为苦难的国士跪下的青年学生。

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

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

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

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

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国上；

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青年血泪哭，赤诫复国上；

流血作警钟，同胞齐御侮。

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

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国。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公布，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五亿多元。

那不是钱，是大后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是万千青年学生同苦难深重的祖国一起跳动的心！

冯玉祥将军宣布：节约献金运动所得捐款由总会直接呈交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用于慰劳前方将士、伤残军人和苦难民众，以及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军需装备。

十一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从精神和经济上支撑重庆政府这座大厦的，除了国内的民众，还有一根顶梁柱――八百多万华侨。

海外华侨以地区形成三大集团：

第一大集团，南洋华侨。居住南洋诸国，人数为六百七十多万，以陈嘉庚为首成立有南侨总会。

第二大集团，美洲华侨。主要为美国华人十力余众，以司徒美堂为首，称为全美洲洪门华侨。

第三大集团，欧洲华侨，主要是居住在英、法两国的华人，成立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这些侨居海外，接受了所谓海洋文化，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党派之争，多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嫁女”的心情，倾力关怀和支援“娘家”的抗战。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愚弄人民，造成了国民的愚昧和科学文化的落后，才导致了大国被小国欺侮，大国挨小国打的可耻现实。

他们幻想中国人的脑袋在外人飞机大炮的狠狠轰炸下能“开窍”――抛弃严重束缚民族手脚、智慧的封建专制，真正接受文明和科学。因此，这部分中国人勒紧裤带支持抗战，要比国内大后方人民倾囊支持抗战，要多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接受他们经济支援的国民政府，必须保证国内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因此，一但国内政治集团间出现纠纷磨擦，华侨们总是感到痛心疾首，无情斥责，并以不给经济支援相要挟，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很快息鼓偃旗，与华侨的反对态度有直接关系。

鉴于这种情况，抗战第一期，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老子党、家天下的臭架子，宣布各党各派政治上一律平等，也曾一度造成国内民主政治假象，这对海外华侨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们明确宣言，掏尽腰包，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拥护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蒋介石任主任委员。第一期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大半，以后，凡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都大力认购。1937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发行了六次救国公债共三十亿元。华侨购买了十一亿元，占总数三分之一强。

由于蒋介石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并打着民主共和旗帜，海外华侨基本上都买他的帐。

国民政府之下，专门设立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经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华侨求援要钱。华侨突击性的捐款已解决了政府不少难题，但蒋介石苦于常年常月的战费开支，便直接打电报给各地华侨组织，请求他们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个固定的捐款数，就像老板给工人发工资一样，每月都有。

蒋介石的电报说：“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藉收实效。”

政府侨委会根据蒋介石指示，通电海外侨胞，请其推行常月捐。通电说：

“我国长期作战之基本条件，在于财力有源源不断之补充，而目前国内生产较厚之地，都被敌骑蹂躏，敌机肆虐，损失重大，经济建设，不免困难。我海外侨胞生事较舒，既已热烈输将，迈卜式之高义，然每念前方将士，前仆后继，战区民众，颠沛流离，自当本匹夫有责之心，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

海外侨胞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给国民政府发工资。

南洋诸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七百三十四万元；

美国华侨每月平均实际捐款为：五十八万三千元：

八年抗战中，华侨捐款共计为：十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三万余了

各地华侨汇兑的侨汇就更多了。

侨汇：即华侨以赡家费名义寄回国内的款项。它成为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为: 九十五亿元以上。

美国华侨为了支援抗战，竟将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汇回国内。1940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战费开支为十八亿元。这一年，华侨的捐款和侨汇共为：十三亿三千万元。华侨承担了绝大部分战费开支。

华侨除捐款、认购公债和侨汇外，还捐助了大批军需物资。

重庆政府宣布：抗战头三年中，华侨捐献飞机二百一十六架；救护车汽车一千余辆；坦克二十三辆；其他如棉衣、麻袋、医药用品等无法计算。

重庆国民政府统计宣布：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为：二百二十六亿元。其中华侨汇款为：五十三亿元，相当于国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

国民政府对此评价：华侨庞大之外汇，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

华侨，您们那一颗爱国的心，将与祖国同在！您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期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战争在中国南方、北方和东方前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战争是对社会经济的大消耗，大破坏。

蒋介石尽管在整个抗战阶段中始终没有放弃过其反共的一面，尽管从他那不可能改变的立场出发始终不会承认毛泽东的“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然而，事实上正是民众――大后方的民众、敌后的民众、海外的侨胞、前线和敌后英勇抗敌的数百万军队，才能在这战争的重负之下，挺起民族的胸膛，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从而，挽救了国家、挽救了民族，也挽救了他那地处一隅的国民政府。

（作者：孙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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