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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评孔保罗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太理想化》 -- 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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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农村劳动力剩余是后来的事

即化肥和品种改良成功了以后才出现的劳动力剩余

大跃进时期农村劳动力就是不足的

至于说进厂还是进城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所谓的进城至少指的是获得一个城镇户口,而你进了厂以后就拥有了城镇户口

当时陈云决策,很多人就从城市中回到了农村,包括从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回到了农村,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小工厂解散回到了农村

为了解决当时农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将近一年的实地考察,陈云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意见。这些意见有些为党中央所采纳,对扭转农业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未被采纳,但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应急的首要措施

  “大跃进”运动中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建起的大洋群的钢铁企业又大多是建立在手工矿山和手工短途运输的基础上,因此,从农村大量招工,使城镇人口增加了三千多万。城镇人口都要吃商品粮,这就大大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粮食的紧张状况更加突出。1958年到1960年这3年,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29.4%、39.7%、35.6%。尽管如此,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仍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导致粮食库存不断下降,1960年降到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了29%。为此,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粮食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代粮。至于食油、肉、禽、蛋等副食品供应,比粮食更紧张。

  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云首先摆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即: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第二,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使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的生产跟上去;第三,进口粮食;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他指出,第一条是根本的,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减少了,因此,国家掌握的粮食,1962年度要比1961年度还要紧张。如果城市人口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如果对农村粮食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积极性仍然不会高,那末,为调整农村政策而制订的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第二、三两条虽然都很重要,但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因为工业转产短期内不能见效,进口粮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和运输力量。因此,陈云提出第四条是必不可少,非采取不可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讲话中还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的原因,指出:“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因此,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他说:“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陈云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他指出,那样,第一,灾区没有粮食,只能挖高产的省、县和社队农民的口粮,高产不能多吃,这种平均主义一年两年可以,长期下去就打击了这些地区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最终使高产区变成低产区。第二,农民口粮不够吃就会把牲口的饲料粮拿来吃掉,导致牲口继续大量死亡。第三,农民吃不饱,为了吃饭,就会想方设法挤掉经济作物而多种些自己吃的口粮,从而影响轻工业品的生产,影响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第四,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100亿斤粮食,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有人指出,工人下乡,也一样吃饭,不在这里吃,就在那里吃。对于这个问题,陈云答复说:“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另外,他还指出,工人回乡,总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

  陈云认为虽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有困难,但城市人口过多也带来了许多困难,从全局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因此,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所以,“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内减少1000万人。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会后,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迅速得到贯彻落实,1至8月,精减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简小组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使城乡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的困难局面得到了大大缓解,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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