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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评孔保罗的《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太理想化》 -- 定风波
最近这篇文章通过经济角度阐述了当前建立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成本，又从政府财务结构上说明了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可行性，算是个新角度，以前这方面基本是禁区，现在拿出来讨论细节了。但从作者倾向性来看仍然很右，按照作者的逻辑是绝不可能找到出路的，完全否定社会人群的阶级性只能导致更残酷的剥削。作者目的只不过是想让怀有幻想的革命支持者绝望，从而接受当前的不平等，是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
如果没有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大量的涌入城市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1，农业发展不良
所以拉美有近50%的人没有足够的食品保证，尽管拉美有着相当充裕的土地资源
2，城市中涌现大量的贫民窟
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就业出现饱和，大量人口找不到就业岗位，于是他们不得不在贫民窟中生存
放松对户籍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危害，那就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导致工农业失调，田里的庄稼缺乏人手，歉收，这是导致60年的饥饿的重要原因
陈云后来果断决策，劝说几千万人从城市返回农村，解决了这个工农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邓小平后来对此事大为感慨说，那个时候党的威信就是高啊，说一声，几千万人就从城市回到农村去了，陈云当时的决策无疑是相当对症的
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工业发展，城市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农村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户籍制度管理可以有一定的松动，但是彻底的废除的话，还要考虑到人口的无序流动对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城市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危害。
通过户籍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应该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60年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大量农民进城，而是大量劳动作派作其它用途，如大炼钢铁，并且大锅饭严重影响了农民工作的积极性；
几千万人返回农村，也不是什么工农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而是国家实在养不起那么多人了，其实就是甩包袱，其实那几千万劳动力对农村来说可有可无——农村劳动力本来就剩余啊。
即化肥和品种改良成功了以后才出现的劳动力剩余
大跃进时期农村劳动力就是不足的
至于说进厂还是进城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所谓的进城至少指的是获得一个城镇户口，而你进了厂以后就拥有了城镇户口
当时陈云决策，很多人就从城市中回到了农村，包括从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回到了农村，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小工厂解散回到了农村
一、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应急的首要措施
“大跃进”运动中兴建了大批工矿企业，建起的大洋群的钢铁企业又大多是建立在手工矿山和手工短途运输的基础上，因此，从农村大量招工，使城镇人口增加了三千多万。城镇人口都要吃商品粮，这就大大加重了农业的负担，使粮食的紧张状况更加突出。1958年到1960年这3年，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29.4%、39.7%、35.6%。尽管如此，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仍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导致粮食库存不断下降，1960年降到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了29%。为此，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粮食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代粮。至于食油、肉、禽、蛋等副食品供应，比粮食更紧张。
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云首先摆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即：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第二，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使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的生产跟上去；第三，进口粮食；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他指出，第一条是根本的，但是，由于粮食库存减少了，因此，国家掌握的粮食，1962年度要比1961年度还要紧张。如果城市人口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如果对农村粮食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积极性仍然不会高，那末，为调整农村政策而制订的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第二、三两条虽然都很重要，但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因为工业转产短期内不能见效，进口粮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和运输力量。因此，陈云提出第四条是必不可少，非采取不可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讲话中还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的原因，指出：“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因此，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他说：“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陈云在作了上述分析之后，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他指出，那样，第一，灾区没有粮食，只能挖高产的省、县和社队农民的口粮，高产不能多吃，这种平均主义一年两年可以，长期下去就打击了这些地区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最终使高产区变成低产区。第二，农民口粮不够吃就会把牲口的饲料粮拿来吃掉，导致牲口继续大量死亡。第三，农民吃不饱，为了吃饭，就会想方设法挤掉经济作物而多种些自己吃的口粮，从而影响轻工业品的生产，影响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第四，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100亿斤粮食，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有人指出，工人下乡，也一样吃饭，不在这里吃，就在那里吃。对于这个问题，陈云答复说：“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另外，他还指出，工人回乡，总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
陈云认为虽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有困难，但城市人口过多也带来了许多困难，从全局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因此，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所以，“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内减少1000万人。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会后，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迅速得到贯彻落实，1至8月，精减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3年7月31日，中央精简小组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使城乡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的困难局面得到了大大缓解，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真亏的的他能把腐败和户口联系起来.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说,户口怎么改无所谓,但是先说好了别动我的奶酪,包括我腐败的奶酪.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孙小美啊 呵呵
罗教主跟这个孔保罗并无本质区别,认为把户籍制度作为一种行政工具来管理社会是个好办法,仍然需要维持下去.并没有看到户籍制度与现代工业及服务业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矛盾,甚至教主距离孔保罗还有很大差距,至少孔保罗还能够去经济自身规律方面去分析.
而罗教主只是从两方面考虑:
1.国家财政经济压力方面
2.城市生活质量方面
但请问我们的罗教主,广大的农村在你眼里是什么?广大的农民在你眼里又是什么?孔保罗尚且能知其中差距,并且认识到了户籍制度的核心在于不同的社会保障,而你罗教主仅仅从当时的一些权宜之计就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武断?
翻回头咱们说说拉美化,一说拉美化大家都是首先想到的都是城市贫民窟,而且天天讲月月讲,烦不烦?怎么没有人讲一讲拉美的农村?怎么没人比一比中国的农村和拉美的农村?靠户籍制度把矛盾排除在城市之外算是一种制度安排,本身无所谓对错,为了发展一段时间之内进行所谓的倾斜也不是不可以,但把这种倾斜当作天经地义,妄图永远不进行基本对等的利益分配就太万恶了,人作孽会遭天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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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不是你想的那样100%不让农民进城，没有户籍制度可就是100%让农民进城，就失去了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也可以说是计划，可以更好的服务现代工业。换句话说就是计划强于市场。同时，这种控制力又是计划的市场，君不见大框架下的种种变种政策。
最后，户籍制度是一种灵活的办法，取消户籍制度是僵死的一叶障目的办法。谢谢
另，现在说什么自作孽更像是诅咒和辱骂。我们不要文学描述，这世界是数字管理的。
实际上户籍制度更大程度上是对想进城的农民的一种严酷的盘剥,说什么更好的服务现代工业,不要以为老百姓那么好忽悠,实际上这个制度就是为了方便和简化人员管理,更方便的对工业化进行倾斜支持,在当时是权宜之计.当时这种倾斜和支持有它独特的时代背景,也算合理,但并不代表着现在还合理.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也不是不可以,但永远让一部分人去牺牲利益,那是什么?
如果说户籍制度是一种灵活的方法,户籍制度有一定的灵活度,这没错,制度得看什么人来使用.我也并不是说取消户籍制度就万事大吉了,而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仅指户籍制度本身而言.现在户籍制度反过来被人用做剥夺一部分人本应享有的国民待遇的挡箭牌了,而没有人提共同富裕,这正常吗?这证明了户籍制度的应用在当代被固化了.
现在面临着虽然穷全国之资源也无法满足全国人民都按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是选择继续投入维护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逐步进行交流进而达到基本对等的新生活方式呢? 建国初期资源有限,国际形势紧张,我们选择了偏重维持并发展城市的生活方式,而现在是不是需要考虑让不同户籍的人逐渐享有相同的待遇?当初农民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建设,现在让城里人少享有一些财富增量,让农村逐渐的赶上来难道就不行了? 当然我这种二元思维也是片面的,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对于罗教主和孙保罗这种以户籍制度反过来吓阻农民的进城想法,并唤起城市居民对农民恐惧的人,必须要讲讲道理,剖析剖析人性.否则永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取消与否,而在于它的不够灵活让相当部分人为此付出了真金白银,不要讲什么数字管理之类的东西,基本原则的东西都是定性的,不能在数字堆中迷路.只看到数字而不能理解数字背后的性质变化是要吃亏的.49% 和 51% 仅差1% 但却决定了谁主谁次.
在于对人口流动的一种管理，避免人口流动的无序
农村人的社会保障相对于城镇户口可能会差一些，但是农村人有田啊
田就是自己不种，可以租给别人种，也有收益，特别的是如果你到城里打工失业了，你还可以回到田里去干活，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劳动保险
现在其实户籍管理已经相当宽松了，你只要在城里有房产，就可以有城里的户口，问题在于现在房价很高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所以主要矛盾还是房价太高
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叫得满天响。给几亿农民一点迁徙的权利就觉得多大的恩惠似的。
土地的农业收入多少谁都有个谱儿，多收三五斗，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这方面实现了，土地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转变土地用途时政府也能有更好的办法。
土地的收入随着农民工大量的进城，现在一个农民可以耕作的土地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日子都过得还不错
只要存在地区差异，就不能完全的统一，如果全国统一，那大家都往大城市里挤，怎么行呢？
户籍管理制度就是通过一种政策调节手段达成劳动力分布的一种均衡状态
现在城市户口除了一线城市，根本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要求的是社保，是养老金。
不公平解决需要时间，需要有序。这我能理解。但是像你这样把不公当公平，实在让人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