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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后，房地产公司的人带来了新的补偿方案。他们说开发商愿意将刘一家作为特例，给予额外的拆迁安置费——大约每个家庭成员六万元，总数三十万元。但房地产公司并不认可刘的房产所有权，刘当即拒绝了这个方案。这是一大笔钱，但只刚好在市郊买一处公寓，而且，这笔钱离刘土地的市值差得太远。刘告诉公司的人，无论如何，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关于是否尊重他的权益，关于正确的程序。他希望他们理解，他不会屈服。这是他的房子，如果他们想要，必须请人做一个独立的评估，付出实际的价格。谈话又一次不欢而散。

时间一天天过去，刘变成遂安伯胡同最顽固的一户。他哥哥希望他妥协，但刘拒绝了。同时，邻居们一个又一个与开发商达成了协议，拿了安置费，搬出去。他们认为，这是明智的做法，既然政府已经批准了开发商的计划并将此定为“重大市政工程”，那居民们是否拥有房产或住在这里多久都不是问题。如果开发商拥有政府的支持，它将所向披靡。你可以怨恨，可以诅咒，但到最后，你不得不搬。邻居们逐渐认识到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将安置费用最大化。然而，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不断坚持让开发商承认他的房产所有权。如果一旦获得承认，将增大他的谈判筹码和可能的法律诉讼的胜算——开发商都不希望碰到法律诉讼。这方法看起来愚蠢而轻率，到后来，我问他当时为何如此坚持，刘并不能解释当初的动机。“不是钱的事儿”，他告诉我，“这是原则问题。”

十二月初，开发商与街上所有人达成了协议，除了刘。因此，房地产公司向政府申请了驱逐令，政府批准了。在驱逐令生效之前的几天，刘被叫到设在附近院子的开发商临时办公室开会。两个东城区房管局的官员坐在桌子一边，让刘在他们面前坐下。谈话时间挺长。房管局的人告诉刘，必须搬。他们说，金宝街项目有国家的支持，如果刘反抗，必输无疑。他应该交出房契，接受开发商提出的三十万元额外赔偿方案，否则，房子将被强制拆迁，刘一文也得不到。刘试图与他们争辩，但没有任何用处。官员们警告刘，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刘不愿屈服，离开了。

在刘离开办公室后，他哥哥进去了，希望能拿到安置费用，搬出去，但开发商拒绝支付。像胡同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哥哥只算房客。开发商说，直到刘上交了房契，他们才愿意付他哥哥的安置费。这是离间家庭成员的一招，开发商经常用来对付钉子户，而且，确实有效。那天晚上，刘在胡同里散步，他哥哥和另外几个人袭击了他。刘大声呼救，一个警察出现了。警察并没有制止打斗，相反，在别人打刘的时候控制住刘。刘奋力挣脱出来，但，被打掉了一颗牙。袭击发生后，刘不敢待在家里，只好住到岳母那儿。他两个大些的儿子还住在家里，但他们告诉刘，刘的哥哥雇了一群工人把院南侧的房子拆了，而且，刘的哥哥一直在找刘，他雇了一群地痞，扬言要再次修理刘，并迫使其交出房契。刘与哥哥的关系紧张多年，但他从没想到会落到这地步。

拆迁的那天早晨，刘站在街上，谨慎地扫视着人群。他哥哥太了解他，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看拆迁，作为了断。刘知道他哥哥就在附近，但刘并不想找麻烦。站在人群前面的是他妻子，儿子们和妻妹。一个官员走上前，说了些什么，并与他妻子握了握手。刘意识到这个官员正式要求他们离开房子，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一群工人走过他的家人，进了他家，开始往停在外面的卡车里搬他家的东西。有两个人在拍摄这一过程，而警察们陪着他的家人离开了房子。家具搬完后，有人爬上推土机，点着引擎。在一片隆隆声中，推土机向前，推倒一堵墙，又一堵，不久，只剩下一堆瓦砾。一切发生的比刘想象中的要快得多。当人群散去，刘站在那里，望着那一团尘土，那，曾经是他的家。他感到愤怒，沮丧，无助，却哑口无言。

刘知道承建金宝街项目的房地产公司的名字，但直到后来——当他住在市郊的贫民区之后，当在他家的原址上宣布兴建一座豪华饭店之后，当他提交的法律诉讼毫无着落之后——他了解到是谁在经营这家房地产公司。她的名字叫陈丽华，她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