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网易:是为人民说话,还是为人民币说话? -- 故园湾里

2010-05-28 14:45:26洗心
报道一例,英文发了,中文不让发

China Daily 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写的,英文发了,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5/26/content_9892768.htm

中文不让发,转载如下

富士康:城中之国

给名列财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干活,华振英图的是钱。当然,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此打工,目的与其并无二致。但相比之下,他更生财有道。

他的主业是帮助社会底层的青年劳动者买入集团上班,并从中获取暴利。

华振英的全部客户都是现今中国社会最赤贫而年轻的无产者。他们通常是17岁到24岁之间的农村男孩,有着三年左右在制造业一线的工作经验,但文化程度极其有限。初中毕业的,已经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为了通过全球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在面试之初可能要求的学历查验,他们各自向遍布广东的人才市场交付了达300元的现金。这钱换来的,是一张有效期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由人才市场承诺持有人在此期间包进集团,否则退还费用的就业安置卡,和华振英这样的“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在与人才市场分账的同时,华振英们也通过为这些年轻人统一办理伪造的高中或中专、技校毕业证件或学历证明,进行对他们的二次盘剥。虽然富士康在招工时并不如何查验学历,多数孩子还是为保险起见,选择向华振英们另行支付30元至100元(金额多少视其经济情况而定)。华振英还与宝安区龙华镇一家招待所达成协议,把所有他的客户引到这里集中住宿,一张床位要15元,而一个单间要40元。有时,这名河南籍青年更会以客户们将被“直接安排进部门”之名,向他们每人收取30元的所谓“部门建档费”。

每天早晨九点左右,一两辆金杯车(有时是大客车)都会停到招待所的后门,并在不久后超载着华振英的十几位客户和他们的全部行李,一路奔腾至位于观澜的富士康基础人力招募中心。下车后,每人需付司机10元至20元,并由其领至招募中心对面的星源宿舍群内。在那里的各处空地上,终日聚集着上千名或境况相似、或自行排队应聘、或经学校统一安排来此工作的孩子们。他们分批次地由穿着富士康工衣,横眉冷目,不时对其肆意叱喝的男女“教官”带领着填写表格,并完成一整天的“面试流程”。

短短五个月内,富士康集团在深圳的两处园区已有连续11名员工 – 均为18岁至24岁间的男女 – 坠楼自杀,其中九死两伤。最新的悲剧发生在2010年5月25日清晨,19岁的富士康男员工李海从观澜园区的一座大楼坠落致死。

这一连串的跳楼事件引起了公众、媒体和维权组织的强烈反响,但却未能阻止青年男女们在富士康的各招工点继续排起长长的大队,等待雇主的召唤。据新华社报道,富士康集团共有80万员工,其中42万在“世界工厂”的制造中心深圳。

在一些媒体与维权人士指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同时,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表示,每天高达8000人来此应聘的事实,给出了与这些指责相反的例证。

然而,对那些每日生活远在贫困线下(每日生活支出不足1.25美元),却都已为进厂交付了数百元的底层劳动者来说,等待不过是一种无奈。河南三门峡农民工李东海说,他排队是因为“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至少也得等到体检完啊。”

还没有进厂,25岁的李东海就已经做好了三个月后离开的打算。对漂浮于广东各地的新一代制造业一线工人来说,打几个月的短工,做累了再换下家,是他们普遍的生存状态。十六岁或许是都市学生们的花季年华,但对这些劳动者来说,却往往是他们在底层流浪岁月的开始。

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早先坦承,企业基层工人的流失率每月高达5%。在规模庞大的富士康,这相当于每个月都有数万名普通工人离职。

进入富士康集团做普工的方法有三:一是经学校安排,二是由员工介绍(推荐其入厂的员工将得到公司奖励的200元介绍费),三是在人才市场排队或交钱。只有经技校或高职统一安排入厂的孩子们才无需缴纳任何费用 – 虽然集团的基础人力招募作业单下方清楚明白地写着“富士康招工不收任何费用,谨防上当受骗”。然而,这些技校和高职学生在每天8000名应聘者中所占的比例不得而知。

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早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交钱进厂的普工人数是如此之多,他们的身体素质又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公司在对这些工人一个个检查身体之后发现,“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在观澜,每名应聘者在完成第二代身份证检验和体检后,即视为入职。体检期间,每次均有上千人密密麻麻地被要求排成无数队列。他们需要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默然服从富士康“教官”们远严格过兵检的调遣,和反复的叫喊、斥骂和羞辱。而在体检前的漫长等待期间,“教官”们还会没收新人的手机 – 一旦他们被发现在发短信、打电话或上网。

需应聘者们再交50元的体检本身只是过场:在千把人呼啸踊跃的体检大厅里,护士检查每人的两眼视力只需五秒钟左右;而受检者在验血结果出来之前,早就以新员工的身份被分到了不同的宿舍。甚至在入职后,招工人员也不会公布各人的验血结果。

每天深夜,都会有一批新人在宿管办取到钥匙,回到各自的宿舍房间。他们说,从走廊看去,那长得好似全无边际的灰色房间(每间十张床位)压抑之极,仿佛是工厂车间的延伸。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跳楼了。”在来到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后,23岁的广东茂名人林凤翔在沉默良久后,一字一顿地说:“在这里,你连个屌都不是。”

和许多其同龄人一样,自嘲“一只脚已经上了贼船,想再下来就难了”的林凤翔,来此打工是为了偿还家债。他为进厂花了400多元。现在,他被分入了富士康的无线通讯事业群(WLBG)组装摩托罗拉手机。

台湾首富郭台铭麾下的富士康,客户包括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惠普、戴尔和索尼-爱立信等诸多国际资本巨鳄。近年来,富士康基层雇员恶劣的工作条件不断见诸报端,而企业与媒体的关系也一向紧张。

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刊发了富士康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随后,富士康以报道不实、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查封、冻结了王佑与该报编辑翁宝的全部资产,并向二人提出3000万元的赔偿要求。三个月后,这起震惊全国新闻界的事件以富士康向法院撤诉告终。

由保安全天候把守的富士康各道门关,几乎从来都对外紧闭着。其门外两侧总是挂着威胁将所有未经许可进入厂区的人“送警法办”的红色拒客牌。

而在入职培训期间,新人们会被告知,应“婉言谢绝所有媒体采访,并及时报告上级主管”。

“(你们认为)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更不要说。我们担当不了多大的责任。(接受采访)对自己没利的。”在“十连跳”后三日的5月24日,富士康讲师杜晓玲如此告诫当日的两批220余名WLBG新员工。

在对外界紧闭的大门背后,多数富士康员工们从入职首日开始,都要努力地逐渐习惯那些令外人惊诧莫名的严规苛则。

在5月22日WLBG入职培训的初始阶段,新员工们就见识了前武警部队战士,富士康“教官”李孟强展示的拳脚功夫。李教官说,这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到,不要试图挑战自己的权威,除非他们想跟“(富士康)龙华区的保安”都过不去。当日晚些时候,他对众宣布自己由于纵容新人打瞌睡、讲话,受到一位“在老板身边晃悠”的管理人员的责骂。李教官引用这位管理人员的话说,下次再看见有这样的,“可以直接踹他”。

这一天,五名在其劳动合同上填错字的男生被李教官威胁除名(5月24日培训期间,另有三人共此命运),而那些填错表格的人则被要求各交50元领取新的劳动合同表。

李教官称,他已培训了三万余名员工。

“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就是混口饭吃。打不赢他们的。”广东梅州人李成低声安慰着另一位新人。而在台上,杜晓玲讲师正在要求所有人大声诵读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她提醒说,这将是随后考试的内容。

“爱心”在富士康企业文化、价值观里名列榜首,而“融合”则是其宣扬的工作精神的第一条。

然而分析人士和工人们说,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其严格的制度,而非爱心与融合。在这项制度下,员工的私人物品拿进宿舍就带不出来,没有宿管办开的放行单,“拿条裤子你也拿不出去”;而他们如果吃不完饭,出现浪费的,会被强制吃掉剩余部分,如若不吃,一次记小过,两次记大过,三次即被除名。

在富士康仓储物流部门潜伏28天后,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刘志毅在5月初发文,称流水线上的工人们“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个小时(一个班8个小时),一直工作”。他说,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仅使工人们“几乎被机器劫持”,还夺去了他们相互交流的时间。

四月中,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曾督促富士康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而上周,九位社会学家就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每次跳楼事件发生后,企业方面都反复强调,富士康集团包揽了所有下属员工的吃住,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洗衣服务,设有游泳池、阅览室等设施,还在近期开通了心理求助热线,又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

富士康工人的境遇,是南方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工人生存状况的缩影。分析人士认为,富士康出现的连续悲剧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近期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自1983年以来连年持续下降。而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青年农民工们多教育程度有限。他们除了买假证,以便进入那些劳动强度最大、工资待遇也相对最丰厚的工厂,直至疲惫不堪地离职休整,等待在别处从头再来以外,几乎毫无出路。而制造业一线工人本身的晋升轨迹也极为有限,升至线长对他们而言已是极高的奢望。

“天天打工,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求过的很有钱,只求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不是这样)……这就是命啊。”打工仔林凤翔说。

“打工打工一场空,没前途的。‘工’字出头了就是‘土’。咱们出头了,就入土了。”26岁的富士康新人陈家辉说。

而许多打工妹则表示,她们的前途要么在线上,要么在街上。

“我根本受不了(在线上的工作)。”在广东的另一个制造业中心东莞,性从业者李文秀谈起她两年前在一家当地灯厂的打工经历时如此表示。这个现在才20岁的湖南常德籍女子当时还未成年,借了身份证进厂,但在一个月后就不堪重负,决意离职。她回忆说:“那从来就没休息。我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做到的。”

为保护所涉人员安全,文中全部工人姓名均为化名

通宝推:木头,atene,sweeter,护城河,路人,故园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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