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鲁迅和左联的一些相关书信 -- 行在所

1936年8月，在鲁迅先生数次大病之后尚未痊愈之时接到徐懋庸的来信，悲愤之余，以四日的时间写就《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读鲁迅先生文章时间并不长，但是如此有力而又锋芒毕露者并不多，尤其是在晚年写文章如带镣铐跳舞的环境下。在这篇文章里先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叱责了徐们的系列言行，我也终知道了先生的真性情。

这封信给徐们的打击是巨大的。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1927年至1937年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总结到：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认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一定是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 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这么说有人是不服气的，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14页关于此信的注释道：

……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的环境，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这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甚至已经不单是此信的问题了，早年许广平编的《鲁迅书简》中关于口号之争的相关书信在58年版《全集》中都没有出现。其中解释道：“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是在目前已知的1165封中，加以挑选，既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记共收334封。”

周扬们此时已经不满足于推翻此信，在57年作协反右派批判冯雪峰、丁玲等人的会议上和之后，周扬、夏衍、周立波等人开始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翻案。周扬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为文艺界学术大跃进扫清道路》就是此会产物。周扬称：我们很多同志都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新文艺运动的开始，这是错误的。尤其错误的，有些人认为老区来的才代表正统。

他们准备要以周扬的文章作为“澄清和总结的基础”来“注释”和“发挥”了。

对此信，徐本人态度如何，我手头没有资料，也不方便臆测。只是在搜索百度百科时找到些后续的资料。其中有云：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后又专门派人接来徐的妻、子等等。

而《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中的徐懋庸条目对此事描述到：1938年5月23日，徐懋庸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上海“两个口号”问题的争论。毛主席派秘书和培元、华民约他凤凰上麓谈话。主要意见：（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该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的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人是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的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了，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4）“这个争论不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把两段话对照阅读一下，所谓单独约见、亲自指定、亲自挑选之类加上避重就轻的文字游戏确是有些人所擅长的。而主席在这件问题上的态度是明朗的，既有定性也有定量，对徐的错误也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鼓励其改正。

网上流传着一些徐和鲁迅先生交恶的情况介绍，其中提到，徐和鲁迅交恶之后，徐的苦衷是，“周扬是党的负责人，应该相信周扬”。根据胡服在1942年华中局党校的《论党员修养》讲演中的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下级确是要服从上级的。问题是，徐是1938年8月入党。唯一的解释是，徐对他上级或者说对党的部门领导人的信任超过了对老师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