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 -- 古城老农

2011-03-29 08:59:14古城老农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

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王曾瑜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象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而象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与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不过,岳珂纵然辩才无碍,却也终究不曾领悟乃祖何以召祸。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说:“其他如以不附和议为怀奸,以深入奋讨为轻敌,以恢复远略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产为萌异志,以不结权贵为妄自骄傲,此臣又将哀桧之愚,而以为不必辩。”这段文字痛快淋漓,却恰是说明岳珂还是不明其中玄机。

岳珂不明白,加于乃祖头上的那些公开的罪状仅是冰山之角,下面才是摆不上台面,他以为不必辩的那些阴暗心理。岳飞终究不是熟读史书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太单纯,远不如那些博览群书者复杂。岳飞以关羽张飞自期自命,却不料高宗并不是先主刘备,没有视其如同手足的襟怀。岳飞手握重兵雄据上流,他自以为是如关羽之守荆州,而在朝廷不仅仅高宗看来,倒更大有王敦、桓温之势,早有芒刺在背之感。而挥师北伐,所向克捷,他自以为是如诸葛亮,而在朝廷看来,倒更象是刘裕。南宋建国之后的局势,更似东晋而非三国,所以朝廷里的疑忌也就更显得于史有据。

既然有这种心态,则以为“跋扈”、以为“骄横”,以为“尾大不掉”,诬之曰谋反,加之以极刑,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仔细思量,又岂有此理哉?曾国藩有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于无忌惮之小人莫敢谁呵,独于一二朴吶君子苛责不已。以道德良知绳人者,也只对那些畏忌道德者有用,对果然跋扈骄横者,却又是根本无计可施的,诸如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俪琼之反叛,都逍遥自在,都不见一言之指责。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杀其父兄,淫其母姊,高宗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想念至此,则所谓跋扈之说,真如岳珂所云,不必再辩了。

唐僧之紧箍咒,只能施之于保他取经的孙悟空,让其头疼欲裂,满地打滚,而对那些妖魔鬼怪,却无此奇效。读书至此,不觉废书三叹息。

二、

岳云较之他锋芒难掩峥嵘时现的父亲而言,沉潜内敛许多。他的事迹,只有寥寥几笔,而言语文字,则无一字之传。岳云十二从军,冲锋拼命必须当先,论功行赏往往居后。因为练习骑马重铠注坡,马蹶落地,岳飞就要将其处斩,虽然众将苦求,还是杖之一百。郾城大战,以寡击众,又是他首先领兵贯阵,岳飞还警告他:“必胜而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几乎使人怀疑他和杨再兴一样,只是一介勇夫。但颖昌之战的表现,说明他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在大敌当前,连宿将如王贵也不免稍怯时,岳云力主出战,运筹指挥,实际履行了前敌总司号令的职责。以此看来,岳云并不缺乏头脑,则他对临战在前,有功不赏毫不计较,也就不能以年少单纯视之,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

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临战必须英勇,立功必须推让,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有祸却又必须牵连其中了。因为如果岳飞要谋反,而他从军的儿子却又不涉及其中,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了岳云写信给张宪、王贵的诬告了。这大概从未存在的信据说烧掉了,而这也是历史记载的唯一说是岳云的笔墨了。十二从军的岳云,究竟有多少文化不得而知,连屡次辞让封赏的上书,都是岳飞自己做主写的。

当时为了锻造大狱,整了岳飞不少黑材料,而岳云却除了那死无对证的所谓书信,再无罪状,由此也可见岳云平日的为人处事。假如岳云有把柄,兴狱者断然不会放过,也可以治岳飞一个纵子做恶之罪,而锻炼罗织之下,还是一片空白,真让人感慨不尽。

岳飞之杀,或者还有种种争论,而岳云之死,原因却只有一个:仅仅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然而当岳飞的儿子,却又何其不幸?读为岳云昭雪的诏书,到“引剑呼痛,世已知杜邮之冤;结草酬恩,尔尚思辅氏之报。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许国之初心”字样,更不禁为之心绪难平。附诗一首:

忠臣孝子萃一门,墓为名胜魂为神。

身经百战功多没,策定一言史未存。

精诚岂在独安赵,感动不只愧姓秦。

千秋正气壮山岳,几许深情随岫云。

三、

岳飞的幕僚之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但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薛弼。岳珂在《吁天辩诬录》里对薛弼非常恼火,说:“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风望旨,动息辄报,是以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后来接受岳珂观点的史家,一般以此为据,说薛弼早已堕落为秦桧一党云云。

对岳家的这种怨言,当时就有人替薛弼觉得委屈。叶适在《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说:“公既为岳飞参谋,飞与其徒妄臣反(此句语义不通,原文如此),冤气贯日月。独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呜呼!巨浸大疫,杀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与人也。桧果于杀飞,而不忍害公,天诱之也,岳氏何尤焉?”这里把秦桧之祸比做非典一类的天灾,倒霉与否,只是幸与不幸的运气而已,岳家没有道理记怨薛弼。

王曾瑜先生以为岳珂所说“动息辄报”并不符实,而薛弼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薛季宣在著作中一力推崇岳飞,无疑受其影响,也就可知薛弼对岳飞的态度了。薛季宣并说当时张俊也想把薛弼牵连入罪,但因秦桧的反对而止。

其实就连岳珂耿耿于怀的薛弼所述关于岳飞建储事而言,薛弼所做所说也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岳飞自做主张向高宗建议立储,一则涉及高宗隐私,再则触犯武将忌讳,碰一鼻子灰并不意外。岳飞下殿后,薛弼随后觐见,“上视之色动”,高宗看见薛弼脸色为之一变,估计高宗当时有点怀疑是薛弼出的主意。薛弼说:“臣在道,常怪飞习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子弟无知者。”是撇清自己,同时也撇清别人,岳飞闯了祸既然已经无法补救,薛弼也就努力不让自己和别人再陷进去,“虽其子弟无知者”一句话,就把自己也把包括岳飞家人在内的其他人都捞出来了。如果让高宗以为岳飞平素对这个问题就与人窃窃私语,记恨下来,则将来大狱一兴,连累不知凡己。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根据张戒记载,薛弼告诉他岳飞在上奏前曾经对自己说过,但薛弼“不敢应”,薛弼在事先不敢阻止岳飞。由此可以揣测薛弼性格有些柔弱,至少有点怕岳飞,虽心有异议而不敢对上司直言不讳,而岳飞平时一旦主意已定,或者也不喜欢听下级的反对意见。

事实到了这里,大概也基本清楚了,但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高宗君臣对岳飞最忌之一,就是结交文士,所以岳飞一案,对武将的处罚只涉及亲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因为不然就不足以成狱,而对幕僚文士的惩罚,则牵连颇广。薛弼最早进入岳飞幕府,时间既长,关系也深,却没有卷入受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当时岳飞的重要部下,要么牵连获罪,要么附和冤狱,为岳飞的一些罪状作证,而薛弼既没有获罪,也没有作证,更显独特。那些对薛弼没有意见的人固然觉得无可非议,对他不满者如岳珂也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说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了。

总而言之,薛弼与秦桧交而岳飞不疑,处岳飞幕而秦桧不忌,于水火交争势不并立之际,独能身处旋涡之中而逍遥是非之外,真可谓善保其身之明哲,比之张子房、李长源,虽功业不如,而为人处事则仿佛焉。虽然,孔子有言:“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后人若以薛弼之巧于避祸为高人一等,则薛弼且不忍亦不敢以此自居。高明之士,于忠义之事,虽勇不足以亲身力行,而于忠臣烈士,则崇敬有加,未尝以愚相轻,亦未尝以智自得也。若仅以忠勇为愚,以圆滑为智,则为侥幸之小人而已,何高明之有哉?

PS: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曾师事袁溉,袁溉是程颐的弟子,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特别对周易太极图的发明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岳飞曾很想把袁溉纳入幕府,可是袁溉一见岳飞,不辞而别,说“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可见岳飞是让书呆子都觉得呆的人,岳飞用兵打仗,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兵法并不迷信,可是做人却没有那种悟性,或者人的天赋,真是有所不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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