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2011-05-19 00:09:14桥上
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

前面说到“君子集团”,所以在这里细考一下《左传》中“君子”的概念,以及“君子”这个概念的演变。在《左传》中共157处出现“君子”,其中主要是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等等形式引述君子的观点,例如:“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传》(p 0045)(01050401))“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桓十七年传》(p 0150)(02170802))“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隐十一年传》(p 0077)(01110502))“君子以为知礼。”(《襄八年传》(p 0959)(09080802))“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僖元年传》(p 0279)(05010701))“君子是以善鲁庄公。”(《庄八年传》(p 0174)(03080202))。以君子的话作为总结是《左传》作为教材的特点。《左传》中还有45处包含了对君子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君子的看法和要求。另有12处当时人引用的诗句中有“君子”这个词(实际上诗三百中,有62篇包含“君子”这个词,也不少),当时人引用这些诗句是要说明“君子”应该是怎样的,也就用这种方式对“君子”进行了描述。特别的是,在提到“君子”时,有14处是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而从这个角度说明了“君子”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君子”的描述。(以上各类中有一些是重叠的。)

“君子”和“小人”这一对词我们都很熟悉。提到“君子”与“小人”,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君子”是“小人”的对立面,“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在道德方面,但是当时并非完全如此。语言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飘浮不定的,因此也是非常复杂而模糊的,一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很可能也会有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从而造成严重的误解,“君子” 与“小人”这一对概念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君子”、“小人”在当时首先是身份的概念。在《左传》中,有不少关于人们身份的概念,包括“国人”,“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也包括“君子”与“小人”。

先说“国人”:

当时的统治者,主要以“姬”姓“部族”为主,包括“姜”姓、“姞”姓等与“姬”姓有婚姻关系的“部族”,以及一部分“子”姓、“姒”姓、“妫”姓等旧贵族上层,“嬴”姓、“羋”姓等边缘地区“部族”的上层,还有当时同时活动在中原的“隗”姓等游牧族上层。这些统治者大都住在“国”内,由一圈城墙保护着。在每一个具体的“国(城邦)”中,都有所谓“国人”或类似的群体,这些“国人”互相之间有血缘关系,都源自一个或几个关系密切的“部族(姓)”。就城邦而言,“国人”就是“城里人”,是被城圈保护起来,在城内同舟共济的群体,“同舟共济”这一点与今日的“国人”有类似之处,当然“国”的大小已不可同日而语,国的范围也不再是那一圈城墙之内了。

在《左传》中多次提到这个“国人”群体,上至王城(《僖二十四年传》(p 0425)(05240204)),下至晋国(《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楚国(《宣十二年传》(p 0730)(07120204)、《昭十三年传》(p 1348)(10130204)、《昭二十七年传》(p 1485)(10270301)),齐国(《襄二十八年传》(p 1150)(09281102)、《昭十年传》(p 1316)(10100203)、《哀六年传》(p 1634)(12060302)),秦国(《僖二十八年传》(p 0469)(05280502)),宋国(《僖二十二年传》(p 0397)(05220803)、《文十六年传》(p 0621)(06160503)、《哀二十六年传》(p 1729)(12260202)),郑国(《宣九年传》(p 0703)(07090801)、《宣十二年传》(p 0718)(07120101)、《昭四年传》(p 1254)(10040601)、《昭十六年传》(p 1376)(10160301)、《昭十九年传》(p 1405)(10191001)),鲁国(《襄四年传》(p 0940)(09040801)、《哀八年传》(p 1648)(12080202)、《哀二十七年传》(p 1735)(12270401)),陈国(《桓五年传》(p 0104)(02050101)、《哀十一年传》(p 1661)(12110201)),卫国(《闵二年传》(p 0265)(04020501)、《僖二十八年传》(p 0469)(05280502)、《襄二十六年传》(p 1113)(09260202)),曹国(《成十三年传》(p 0867)(08130501)、《成十六年传》(p 0891)(08160701)),莒国(《文十八年传》(p 0633)(06180701)、《昭十四年传》(p 1365)(10140401)),郕国(《文十一年传》(p 0584)(06110601)),都有这种“国人”群体。上面所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诸侯国,没提到的诸侯国也不等于没有这种“国人”群体。甚至大臣的采邑也可能有类似的群体,《襄二十三年传》有栾盈遍拜“曲沃人”((p 1073)(09230301)),感谢这些“曲沃人”决定支持他叛乱。《昭十四年传》有:“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p 1364)(10140201)),这里的“费人”可参加决定重大事务的盟誓(“朝众而盟”)。无论是“曲沃人”还是“费人”,其地位可能都类似于在各个“都城”的“国人”(在《左传》中,有两次也把郑国的“国人”称为 “郑人”(《襄三十年传》(p 1176)(09301003)、《昭七年传》(p 1291)(10070901))。

当时的这种“国人”有很多政治权利,估计是原来的部族时代的遗迹,实现这种政治权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所谓“朝国人”的制度,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就会“朝国人”(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定八年传》(p 1566)(11080701)、《哀元年传》(p 1607)(12010401)),以征询意见,做出决定(可以看看《僖十五年传注》(p 0360)(05150408))。国人的向背往往决定了政治斗争的胜负(例如:《文七年传》(p 0556)(06070302)、《文十六年传》(p 0620)(06160501)、《襄十年传》(p 0980)(09100903)、《襄十九年传》(p 1050)(09190901)、《襄二十七年传》(p 1136)(09270702)、《襄三十年传》(p 1176)(09301003)、《襄三十一年传》(p 1189)(09310801)、《昭五年传》(p 1262)(10050104)、《昭十三年传》(p 1346)(10130203)、《哀十六年传》(p 1703)(12160506)),决定了对外政策的走向(例如:《僖二十八年传》(p 0451)(05280101)、《襄十八年传》(p 1041)(09180401)、《昭二十三年传》(p 1444)(10230401))。因此,“国人”有时还会参加决定国家大事的盟誓(例如:《成十三年传》(p 0866)(08130401)、《襄二十五年传》(p 1099)(09250206)、《襄三十年传》(p 1175)(09301002)、《昭二十年传》(p 1412)(10200406))。(《昭四年传》“盟其大夫”杨先生《注》:“襄二十五年传载盟国人于大宫,其初辞曰“所不与崔、庆者”,国人即大夫。”(p 1253)(10040401)此处杨先生以为有时“国人即大夫”,但不妨碍先生也认为“国人”一般是一个比“大夫”范围更大的概念,是与天子之“万民”相当的群体,亦见《僖十五年传注》(p 0360)(05150408)以及《哀二年传》“三揖在下”《注》((p 1611)(12020201))。)盟誓的场所往往是所谓“大宫”,即该国立国之君的庙,其性质是祖庙,在祖庙盟誓,应该也反映了“国人”之间的血缘联系。由于“国人”在国家稳定方面举足轻重,执政者采取的很多措施的目的常常是“以靖国人”(《文十八年传》(p 0643)(06180801)、《成十五年传》(p 0875)(08150403)、《襄十五年传》(p 1022)(09150301)、《昭二十二年传》(p 1433)(10220201))。

因此,在我看来,当时的“国人”与现在的“国人”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国人”只包括了统治集团,而且是以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集团,遇到战争时“国人”则成为军队的骨干。我这里说的“统治集团”其中的下层实际上并非统治者,但作为一个集团,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国人”包括诸侯、卿、大夫,还包括士。在《左传》中,“士”这个词常和“大夫”这个词一同出现(《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襄九年传》(p 0966)(09090401)、《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作为比“大夫”低的一个职务等级,其含义或类似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武士”,但与我国后来“士农工商”之“文士”不大相同(其实我觉得春秋制度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制度有颇多相类似之处,请知道的指教)。

再说“君子”与“小人”:

下面是《左传》中两处对“君子”的描述,一条在《昭五年传》:“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p 1263)(10050106))另一条在《昭二十七年传》:“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p 1482)(10270201))杨先生《注》:““都君子”为亲军之称号征发自都邑者。”则“都君子”或与晋之“公族”、宋之“门官”类似,都是由贵族的嫡子组成的亲军。历代的亲军侍卫往往以亲贵子弟充任。可见“君子”的范围也是从诸侯一直到士兵,似乎与“国人”有很大的重合之处,不过这士兵可不是一般的士兵。而且,所谓“国人”既然是“国”人,就必定在某一“国”之内,而“君子”则不必与特定的“国(城)”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上面的描述看,“君子”应该包括诸侯、卿、大夫,还包括那些贵族的嫡子,就是有资格继承先人成为族长(宗子),从而担任诸侯、卿、大夫职位的人,也就是有受教育(“公立”教育)资格的人,虽然这些人可能“暂时”也是“士”,但这些人只是“士”的一小部分,因此,“君子”比“国人”的范围小,与“国人”相比,“君子”才是更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小人”则或包括大部分“士”以及“庶人”、“工”、“商”等(《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襄九年传》(p 0966)(09090401)、《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

其实,“君子”这个词的组成也许就来源于其身份的界定。所谓“君”,自是指统治者,既包括诸侯,也包括采邑的所有者,家族的族长。“子”,则是特指族长继承人,而非一般所指的所有的儿子,《左传》中有好几处在特定语境下提到“子”,都意为可以继承族长(包括诸侯)之位的嫡子(例如:“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昭十六年传》(p 1382)(10160701)“余无子,将立女。”《哀二年传》(p 1611)(12020201)),而将“子”用为族长继承人最明确的是《哀二十七年传》:“恶而无勇,何以为子?”((p 1735)(12270501)),这里说的是已继承族长之位的赵无恤(赵襄子),说你长得这么丑又如此胆小,凭什么当了赵家的族长。我猜想,说不定当时作为敬称的“子”、以及“公侯伯子男”之“子”、“诸侯在丧曰子”之“子”,都是从“族长继承人”这一意义上的“子”衍生而来的。

关于“国人”、“君子”与“小人”这样的区分,还可以参照《哀二年传》的:“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p 1613)(12020301))与《昭六年传》的:“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p 1278)(10060701))以及《论语季氏第十六》的:“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因此,“君子”是统治者及未来的统治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二者的区别是身份的不同。

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君子”应该有统治者的作派: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昭元年传》(p 1217)(10011201)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襄三十一年传》(p 1193)(09311301))“小人”则应该侍奉“君子”: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襄二十六年传》(p 1117)(09260801))而且“小人”不可以参与大事: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鲁国的一些公子想推翻执政的季氏,让鲁昭公的侍从传话,这个侍从却遭到鲁昭公的驱赶,鲁昭公的说法就是“非小人之所及也”(《昭二十五年传》(p 1462)(10250604))。因此,“君子”与“小人”所要遵循的行动规范——“道”也不一样,由此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所以说: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昭三年传》(p 1238)(10030305))还有一处提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某宋人自称,《襄十五年传》(p 1024)(09150801))提示了“小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也受到限制。而且“君子”与“小人”犯了错误所受到的惩罚也不一样,所谓“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昭六年传》(p 1278)(10060701))“君子废”应是指取消其作为“君子”的资格,不能担任本应担任的官职,所遗留的官职或由本族中本无资格任职的人接任,或被其他家族瓜分。因此,“君子”的地位是天生的,而且“君子”们之间往往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君子”们之间的争斗有时候是温情脉脉的,如果没太大的事,各国的大夫犯了错一般是被驱逐出境,而且往往几年后还会再被召回来。

当时的人还认为:“君子”与“小人”身份不同,就应该做不同的事,所谓:君子勤礼,小人尽力。(《成十三年传》(p 0860)(08130202))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襄九年传》(p 0968)(09090502))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襄十三年传》(p 0999)(09130302))君子务在择人。(《襄二十九年传》(p 1161)(09291301))因此,“君子”与“小人”所应具备的技能也不一样,对于君子,有下列说法: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宣十二年传》(p 0734)(07120206))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二十》)对于小人,则是另一种说法:臣小人也,不知纪年。(晋某舆人自称,《襄三十年传》(p 1170)(09300301))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第十三》)

但是,语言中词语的含义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飘移的,“君子”、“小人”的概念也不例外,“漂移”的方向之一是二者的界限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小人的范围逐渐扩大,逐渐不再仅是身份的分别。下级常常在上级面前自称“小人”,例如:郑大夫颍考叔对郑庄公自称小人(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隐元年传》(p 0014)(01010406))),楚大夫申叔时对楚庄王自称小人(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宣十一年传》(p 0714)(07110502))),宋厨人濮(宋厨邑大夫)对宋元公自称小人(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昭二十一年传》(p 1427)(10210601))),宋卿子罕相对于宋平公自称小人(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襄十七年传》(p 1032)(09170601))),楚薳罢(不久为楚令尹)相对于楚王和当时执政的大臣自称小人(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襄三十年传》(p 1170)(09300101))),晋大夫张趯对郑卿子大叔自称小人(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昭三年传》(p 1242)(10030702))),然明(郑大夫)对郑卿子产自称小人(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襄三十一年传》(p 1191)(09311101)))。于是更有地位稍高者也对地位较低的人自称小人,例如: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襄三十一年传》(p 1192)(09311201))这是郑国的正卿子皮对执政的子产说的话(子皮位列子产之上),但这里的“小人”已经含有“见识”方面的意味了。

由于上述的身份不同,“君子”、“小人”本来就要求见识不同,所以“君子”、“小人”之称就逐渐演变成了“素质”的分别,例如,有见识的,则被称赞为“君子”: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成九年传》(p 0844)(08090901))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昭三年传》(p 1232)(10030101)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哀二十年传》(p 1716)(12200301))没有见识的,则被鄙视为“小人”: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卫老臣公叔文子言阳虎,以其为小人,《定六年传》(p 1556)(11060201))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产言楚王,以其为小人,《襄二十六年传》(p 1123)(092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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