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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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1

第二章

一

人的一生就那么几步最重要,走对了就是过来人,走错了就得后悔一辈子。决定父亲一生命运得就是西安事变。

当然,西安事变前,父亲对共产党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我曾经问父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也没什么新意:“为什么?还不是找出路,混口饭吃。”

“那怎么偏偏干上共产党?”我不甘心,还想从他嘴里挖出点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

“呃”父亲顿了顿,沉思着说:“那倒是有点思想基础。我在中学时接触过共产党,知道一些共产党的主张。”

啊,陕西汉中这鬼地方会有共产党?汉中在中国历史上出过两次大风头:一次是楚汉战争刘邦“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留下了张良留侯庙,韩信拜将坛等遗址。另一次是三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添了些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等景点。我曾经在早春天气坐火车经过那里,但见车窗外如处子般静谧的汉水缓缓流过碧绿的田野平川,飘洒着细碎雪花的乌沉彤云把北边的秦岭和南面的大巴山笼罩在灰色的纱雾中。这块与世隔绝,虽偏僻却谈不上贫穷的土地让人想起的只有田园牧歌,世外桃源,那有丝毫血与火的革命气息。看着我拉长下巴,满脸怀疑的模样,父亲笑了:“真的。我们中学有一个老师还是陕南红军的创始人,当了红军的军长。后来被国民党给枪毙了。”

我钻进了废纸篓,发现那位老师就是陕南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陈浅伦在汉中联立中学当过训导主任,父亲当时正在那儿上中学。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陈浅伦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当上了军长。不久,红军内部收编的神团在马儿崖叛变,陈浅伦和政委李艮一起遇害。他老兄的革命行动到此结束,但他在父亲的心中却淡淡地留下了一丝刻痕。

二

陈浅伦死后,汉中的革命形势相当灰暗。父亲的“鸿鹕”之志回归到一条古老而又规矩的攀升途径:考大学,留洋,衣锦还乡,变相的秀才举人进士之路。一九三六年夏天父亲,叔叔和同学樊向贵,邵国文等人到西安报考大学。

从地图上看,汉中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中间隔着一架气势巍峨雄浑的秦岭。李白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主要说的就是它。历朝历代的四川割据政权只要丧失了秦岭天险都坚持不了几天。那时从汉中到西安没有火车,交通不便。樊向贵见过些世面,到过西安,他马上想到汉中西门外有一个国民党军的兵站,兵站内有运输车辆来往于西安汉中之间。当时的丘八也不是人人都坏,他们许多人对纯朴的青年学子抱有好感。一个老兵司机听说来意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们几个人第二天随他的车去西安。父亲不知道那天晚上奶奶什么时候才睡觉,只知道那天晚上炉火爆裂的跸叭声特别响。第二天一大早奶奶把哥俩儿所有要用的衣物零碎都准备好,还有两条煮熟的腊羊肉和一大包带着热气的白面锅魁。父亲知道那是家中最后的一点积蓄。爷爷去世后,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奶奶以后该如何过日子。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妈妈守着家还会饿死?家里的物什典当典当就够过日子了。你出门在外的可得自己当心,带好弟弟,别丢三拉四地让人笑话。”说完从胸前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捂热的几十块大洋,塞到父亲的怀中。父亲出门时,奶奶孤单地坐在黑洞洞的堂屋中,她手中的椭圆小纸扇软软地搭在漆盖上,无力从椅子上站起。父亲记得奶奶试图浅淡地笑笑,却只顾得上关注哥俩儿的举手投足。这就是奶奶留在父亲心目中的最后印象。

汽车在峰回路转的秦岭山道上行驶。敞蓬车厢里的弟弟和同学似乎没有感觉到崇山峻岭独有的高处不胜寒,拉着薄单挤在一起睡着了。父亲却有些伤感的睁着眼睛,他没有记住那些山高谷深,重峦叠嶂,云气迷离,岩壑清幽的迷人美景,却记住了当时的汽车不是烧油而是烧的木炭。几十年后尽管我一再以科学原理对其质疑,父亲却始终没有改口。

三

陕西的省城就是西安。这座今天挣扎在危机生态边缘的灰色城池一度是中华文明的辉煌中心。西安,古称长安,号称中国七大古都之首,丝绸之路的起点。电脑网友们兴高彩烈提及的天汉盛唐就建都于此。当年,这座舞台上演的帝王将相文治武功和诗人骚客风流佳话留下了数不清的遗产遗址供炎黄子孙们胡思乱想。国内国外无数暴发户和冤大头乘坐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蜂拥而来,为三秦人民创建了新时期的美好盛世景象。很可惜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名闻遐尔的始皇陵,兵马俑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刚工作时老师讲到武则天的无字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颇有些神往。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不以为然:“只怕那是武则天没办法自己评说,未见得是她崇高。”事实可能如此,但我宁愿相信中国历史上真有一个心胸开阔,不计身后名的的帝王。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采的一笔。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本人野心不已,步步紧逼,热河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口号。当时的陕西局势错综复杂,天才的权术大师蒋介石这次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北剿共。老蒋的本意是一箭三雕:一不让刚结束长征的红军疲惫之师获得喘息之机,二借机削弱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势力,三还可以让强龙张学良压制陕西地头蛇杨虎城。借刀杀人之术真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但老蒋就忘了东北军是一支国破家亡后背井离乡的“哀”兵,军心不稳。张学良是公子哥儿当家,在腥秽污垢的近代史政坛上还保留了一丝最后的天真。结果是张杨联姻并和第三者中共红军眉来眼去,三位一体把西安弄成了红白不分的灰色地带。

父亲到西安后没有马上感受到空气中的骚动因子。樊向贵投靠了他远房叔叔。父亲,叔叔和另外几个同学住进了古城西北角一家简陋廉价的公寓,平时基本就是蹲在房间里复习功课。父亲的志愿是考上西安城外的武功农学院。武功农学院在那时颇有些名气,解放初,他们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碧玛一号”在中国北方冬小麦区大面积推广,吹响了中国的绿色革命的号角。父亲的国文和数学考试成绩在当年陕西考生中名列第一,但英语却吃了个零蛋(这可能就是我在美国呆了十年英语还啃哧啃哧的遗传基因),结果名落孙山。父亲当时很气不过,把英语考卷的第一个词barley硬记下来,回来查字典才知道是大麦,几十年没忘。叔叔和樊向贵,邵国文等人也一样,都没有考上大学,彼此同病相怜。那个时候,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没有门子可钻的人想谋职业,只好那里招生就到那里报考。幸好西北公路局培训练习生,只考数理化不考外语。父亲和叔叔仗着数理化成绩优良竟去创关,居然双双收到录取通知,哥俩儿高兴得又蹦又跳,呆在西安就等着开年入短训班谋取生活费。父亲甚至开始盘算怎么回乡,讨那家的闺女做媳妇了。

与此同时,樊向贵倒越来越活跃了。他有一个远房叔叔,曾经做过杨虎城手下的高级参议,所以视野比父亲开阔,政治嗅觉也敏感得多。樊向贵的数理化外语可以说是门门懂,样样瘟,考啥啥考不上,只等着叔叔给他找份工作,恰好他叔叔又去了南京,一时半会儿没着落。他在西安的亲戚朋友多,闲着也是闲着,便成天东家跑,西家串打探消息。后来我对父亲说八九学运头子王丹成绩特次,先读生物系混不下去了才转到没人愿读的历史系,父亲哼着鼻子,轻蔑地说:“只有那些学不起走的学生才热衷于政治。”一天樊向贵跑来对父亲说:“真是黑云压顶,寒风怒号呀。”原来西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一路上大家热泪盈眶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驱逐日寇出中国”等爱国口号。老蒋在华清池把机枪都架起来了,准备学生一到就突突。他声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赶到十里铺极力拦阻,学生们根本不听。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张学良急了,站在土堆上对学生高声保证:“一周内以我将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这个保证是如此掷地有声,父亲几十年后谈到它都不禁流露出敬佩的神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父亲和叔叔在公寓临街二楼的十平米小房间里睡得正香。突然窗外“砰,砰,砰”传来几声脆响,接着四面八方炒豆似炸裂声此起彼伏。哥俩儿不约而同被衣坐起,只觉得浑身漱漱发抖。叔叔悄声问:“哥,出,出什么事儿了?”

“怕,怕,怕是打枪。”父亲谈到这里我好像还能感觉到他的舌头在结巴,牙齿在颤抖。

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尖锐刺耳的啸鸣划破长空,摇撼屋宇。叔叔紧靠着父亲,两人

望着屋外渐渐发白的夜空,提心吊胆,莫测深浅。枪声渐渐稀疏,窗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父亲毕竟年纪稍大,像做贼一般轻手轻脚摸到窗边,用不听使唤的双手费了很大劲才把窗户打开,缩着脑袋向外张望。天色仍然灰暗得吓人,父亲什么都还没有看清楚就觉得一道白光直射过来,吓得他目眩心跳,接着又是“巴巴”几枪。有人暴喝道:“他妈的找死?关窗,不准望外看。”接着几个身穿黄军装的丘八像流火从狭窄的街道上飞速跑过。父亲压根儿没顾得上关窗,踉踉跄跄后退几步,硬挺挺地坐在楼板上,背脊发凉,四肢僵硬,汗毛倒竖,喉咙犯紧。“我当时就像在打摆子,只等着不可预知的大祸降临。”父亲后来说得很认真。“从丘八的口音可以判断他们是陕西人,但西安不是杨虎城的地盘嘛,难道是十七路军哗变?也不像抓学生,抓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别是红军打进城,发生了暴动。再就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火并?”父亲越想越糊涂,越糊涂越嘀咕,越嘀咕越不敢大声哼哼,最后只好大口喘粗气。

天光大亮后,枪声也渐渐平息下来,街道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咯吱咯吱的开门声,稀里哗拉的浆洗声,僻鞑僻鞑的脚步声和咿呀咿呀的小推车声。父亲和叔叔擦了擦脸,拍打了身上的尘土,蹑手蹑脚蹭下楼来,准备到过街的小摊上要一份锅魁夹豆腐乳做早餐。他们一到公寓门口就看见面带惊恐的人们三三俩俩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真吓死人了。长这么大没听过这么厉害的枪响。”

“开始还以为是谁家放鞭炮,后来一想,不对呀,谁家这么早过年。”

“怕是谁把咱九娃哥(杨虎城)给惹火了。”

“八成是丘八和宪兵们干上了。那边住的不是中央宪兵团吗?枪响就那儿响得凶。”

“嗨,管他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不与咱老百姓相干,少管闲事,少惹是非。”

路人慢慢散开,该干什么都各自干什么去了。父亲有些不甘心,仗着胆子顺着小巷往大街上溜,想探听更多的消息。突然看见樊向贵两眼放光,气喘吁吁跑过来。他那张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的园脸蛋腾着烟雾,让人想起白生生,泡苏苏的发面馒头。

一看见父亲樊向贵便把手中拽住的一份报纸高高举起,不停挥舞,惹得那身半新的

兰布长袍下摆飘荡,好像一面风中翻飞的大旗。

“黎吉昌,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樊向贵老远就开始叫喊。

父亲一把抓过报纸号外,两眼死盯着大标题,却仿佛根本不认识那几个中国字。四下本已散开的人群不知从那里全部涌了过来,把手持报纸的父亲团团围住,却把空着手的樊向贵挤到一边,急得樊向贵大叫:“读一下,把号外给大家读一下。”立刻得到所有人应和叫好。父亲很不习惯这种大场面,他退上街沿,双手微微颤抖激动地大声朗读:“特大消息:张杨两将军联合兵谏,活捉蒋介石。”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也是影响父亲一生的重大事件。父亲回忆西安事变时颇为感情地形容:“寒风冽冽,夜幕沉沉。炽热的岩浆砰然爆发,愤怒的江河汹涌决口,一座酣睡的古城被惊醒了。”他的藏书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只要经济许可,他几乎是见一本就买一本。

然而,事发当天人们还来不及品味她的伟大意义。西安的大街小巷十分平静,甚至可以说比平时冷清了不少,因为稍大的商店几乎都没有营业。好像发生强烈地震后呈现的寂静,混沌状态。樊向贵比父亲大两岁,平时也比较关心政治,知道上那里去寻找青萍之末。他带着父亲等人跑到西安中学,想先找几个同学打探消息。一进校园,发现里面像翻了锅。操场,教室,宿舍以及各处走廊上到处是人,成群结队,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有的平心静气分析局势,有的你争我吵面红耳赤,还有的没什么事干就扯着嗓门狂呼海叫。人人脸上都露出喜悦神情。“这下好了,中国有救了。”“枪毙老蒋,抗日有望。”“老蒋不死,鲁难未已。”“要抗日,老子第一个报名。要去就去东北军。”大家纷纷写标语,画宣传画,准备上街游行。奇怪的是这次樊向贵很沉得住气,不像以前看到热闹就往前冲。他除了自言自语几句“没想到这就是张学良的保证,没想到他会用把老蒋抓起来。真是言而有信真君子,敢做敢为大丈夫。”外,就只是在人丛中穿梭打听同学的下落,完全不介入任何情绪化的活动。父亲几次按捺不住想冲上去和别人辩论,都被樊向贵拉住。他对父亲说:“这些人太幼稚,没法和他们辩论。杀蒋放蒋事关重大,只有张杨两将军权衡利弊才能决定。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干些实事。首先就是走上街头,走入社会,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就这样,蒋介石自以为“和谐”的“安定团结”局面在西安崩溃了,中国军民长期被压抑的抗日怒火仿佛从地底下喷溢而出。风雪严寒包围的古城沸腾了,到处是抗日口号,到处是救亡歌声。父亲几个人也开始精神亢进,一连几天跟着樊向贵东奔西跑。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喝水,忘记了冰天雪地和自身单薄的寒衣。他们去慰问即将开赴潼关前线的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樊向贵居然混进了西安社会名流慰问团,登台对士兵们声称:“你们悲壮哀苍的出师行列,坚定整齐的前进步伐,使大地动容, 人神振奋。”

父亲他们参加了在革命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发表了告东

北军西北军将士书:

“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时称少帅,正是风流倜傥之际,其铁杆粉丝也不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少。他在台上一亮相,全场欢声雷动。一个风骚少妇身穿米色锦缎丝棉旗袍,脚踏高跟鞋冲上台去,在张学良胸前别上一朵红花。转身对台下大声喊道:“我是妇道人家,不会扛枪,不懂军国大计,为抗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能恳求赵四替我们妇女同胞照顾好少帅的身体。少帅的健康是全国真心抗日民众的福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噩梦。我们就是要让这些王八蛋天天吃不好,睡不香,早日滚出东北,滚出中国。”父亲身边的两个女师学生激动的手拉着手在原地转圈跳跃:“幸亏中国还有少帅,少帅能救东北,少帅能救中国。”“哎呀,你说我怎么就不能是赵四,我怎么就能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讲话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不断被阵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父亲后来说:“两将军真是大义凛冽披肝沥胆,我们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大时代年轻人的特有激情,很难为今天的人所理解。我有时在胡思乱想:父辈们披荆斩棘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就为自己的子孙能够舒舒服服地讥笑他们的执着和理想?

四

然而,革命就像发高烧,再兴奋,再沸腾,再狂热也有个降温的时候。高烧四十度没有意识到的饥饿感到体温下降时就再也忍受不住了。公寓已经悄悄停止供应父亲和叔叔的客饭,帐房先生也来了几次,先是礼貌地提醒,渐渐地不耐烦地直接讨帐,后来干脆要他们卷铺盖滚蛋。父亲和叔叔一面死皮赖脸:硬说西安事变后邮电不通,家里汇不来钱。一面节省开支。早饭能省就省,油条是早就不能吃了,馒头也改成窝头。午饭和晚餐合成一顿,也不过锅魁夹豆腐乳。涝肠刮肚不说,连维持几天都不知道。看着弟弟眼巴巴的指望目光,哥哥只好硬着头皮到西北公路局去碰碰运气。

公路局的办事员看见父亲爱搭不理:“吃饱撑糊涂啦?事变了,所有公路都不通,还办什么训练班?”

“公路早晚得通,训练班将来也得要办,能不能先给点维持生活的费用。”父亲央

求道。

办事员这回抬起了头,那目光就如同看见一头外星人:“说什么话呐?所有的钱都要用着去打仗,局里还不知道怎么维持呢,那有钱给你。去去去,别耽误这儿办正事儿。”

父亲垂头丧气,拖着疲乏的步伐回到公寓,看见樊向贵早已坐在屋里。父亲苦笑着说:“白跑一趟。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往后日子咋办嘛?”

樊向贵得意地笑了:“天无绝人之路,不想闯闯这条路?”说完把一张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油印薄纸片递给父亲。父亲小心地慢慢用手指展开纸片,只见靠右边一竖行醒目大字跳入眼帘:“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

这个时候父亲极端务实的书呆子性格表露出来。他首先注意的是学校招生是否考外语:当然不考。然后研究一下其他考试科目:似乎也不难,至少对他自恃不错的国文和数理化。学期半年,学完就分配工作这一条特别诱人,至少不用担心再打饥荒了,完全符合父亲的愿望。唯一的问题就是学完后在红军部队中分配工作。这红军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别真的是“共产共妻”的土匪吧?父亲不是小孩子,听到革命二字就激动万分,他关心的就是干红军究竟有没有前途。

父亲握着招生简章慢慢地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可把樊向贵急得上窜下跳。

“你小子怎么了?给个话呀。”樊向贵催促道。

“你是咋想的?”父亲楞楞地看着樊向贵。

“嗨,这有啥好想的。从拿到招生简章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坚决报考。就是要去闯这一关。抗日,那个热血男儿不想干?今天只有共产党旗帜鲜明要抗日,要想轰轰烈烈干番事业,就得投红军上前线。”樊向贵的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这简章不明不白,到那里去报考?”父亲净拿些枝节问题来搪塞。

“我早打听清楚了。去三原,红军就在那里。我们赶快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动身,明儿一早就到。”

“这么大的事儿,得考虑考虑,不好好考虑,咋走?”父亲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做痛苦状。

“嗨,真没想到你小子关键时刻这么婆婆妈妈,五心不定。吉顺,你给你哥哥说说。”

樊向贵不耐烦地站起身。

叔叔怯生生地:“我没主意,还是听哥的。”

“算了算了,我算看透了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只告诉你一句: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樊向贵风一般地冲出屋去,重重地留下“砰”的一响关门声。

晚上,父亲的另一个同学邵国文蹭进屋,先告诉父亲他也要去报考抗日军政大学,接着开导愁眉苦脸的父亲:“这也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总不能呆在公寓里饿死吧。我们出来半年多了,碰过多少钉子还不清楚?说起来你是高才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怕就怕你考得再好也没人要。好容易考上了西北公路局,事变一来,万事黄汤,人家像甩破烂一般把你甩一边不管了。眼下潼关马上就要打起来,打起仗还有什么考学校找工作的盼头。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这年头不图个抗日能有啥前途?共产党红军最主张抗日,人家办学校,彰明昭著就叫是抗日大学,在中国谁敢这么干呀?不抗日,中华民族没出路,青年学生也没出路。共产党红军既然坚决抗日,我们投奔他们也没什么不对。国难当头,投笔从戎,纵然马革裹尸也是万人景仰,有什么不值得?何况人家办的是大学,又不是让我们去抗枪,当丘八。”一席话大至民族兴亡,小到个人利害,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充满感情。说得父亲频频点头。

当天夜里,父亲听着叔叔轻微的鼾声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有无数的乱麻缠绕:公寓的欠帐,即将告夭的荷包,渺茫的个人前途,变幻莫测的时局,樊邵两同学的话,扭结一起拧成了红军这个大问号。然而最让父亲剪不断理还乱的是奶奶衰老的倦容。爷爷去世后家无半点积蓄,只靠祖父留下的几亩薄田度日。奶奶眼巴巴望着哥俩儿考上学校或找个差事,成家立业。自己也希望能混点子出息,孝敬母亲,眼下弄到这步田地,连口都糊不上,如何对得起她老人家。要是投靠红军,自己吉凶难测,生死难卜不说,母亲怎么办?弟弟怎么办?可要是不投红军又有什么出路。出路出路,我才在这个世上活了十八年呀。父亲坐起身,摸着兜中的十几枚铜钱,默默祷告:“皇天有灵,我若一把抓个单,主吉,投红军;若一把抓个双,主凶,回家教书种地。”于是抓出一把摊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敢下视,捻着颤抖的手指细数,竟得了个双,长出一口气,还是别冒这个险。转念一想,今天是双日,抓双该主吉才对。于是又重抓,再重抓,越抓越难做判断,越抓越糊涂。突然父亲头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自己还是有明确倾向的。他开始寻找一切理由为投红军辩护。感谢我们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忠孝不能两全。父亲觉得这是最理直气壮的借口。“再说我现在回去干什么呀?一文不名,徒自增加母亲的负担。至于红军和个人的前途,先管他妈的吧。”

五

父亲一做了决定,马上叫醒叔叔,把剩余的几个钱绝大部分交给他:“我先去陕北看看,你先回家。如果红军有前途,我马上去信让你过来。如果没有前途,也就我倒霉,你还可以在家照顾妈妈。”真是两全其美。没想到的是父亲和叔叔参加革命的时间因此相差半年多,解放后哥俩儿一个红军,一个八路,待遇差了一大截子。

天亮后,樊向贵和邵国文都来了,父亲干脆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心。樊向贵故意说:“这可要考虑清楚,红军成不了事怎么办?成王败寇哟。”

父亲一拍桌子,剑眉倒竖:“老子就学曹操: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樊向贵高兴地一拍父亲的肩膀:“好小子,不愧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六

告别西安古城只能偷偷溜走,因为父亲欠着公寓老板三十多元钱。第二天天麻麻亮,父亲和邵国文装着早起锻炼的模样,大大方方走出公寓。一转过小巷,刚才那份从容马上就变成做贼心虚,两人加快步伐赶到北门,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樊向贵汇合。松了一口气的父亲和樊向贵,邵国文一起凑了几块钱,到小摊上要了几碗羊肉泡馍饱饱地吃了一顿。几十年后父亲还清楚地记得那一顿热气腾腾,滚烫肥鲜的美味是如何解饥解馋。

下午到了三原县城并没有见到红军。四处打听才知道招生的地点是在城外的一所学校,他们已经走过了头。三人转回头找到那里,这才见门口贴着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报名处的字条。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很热情,先让他们填表,然后每人发给五块大洋,嘱咐他们自己到延安报到。父亲忍不住问:“在那里考试?”

“到延安就知道了。”

樊向贵疑惑地问:“就我们几个去延安?”

“学校宿舍还有几个人。你们要是没地方住,今晚可以和他们住一起。上路的时候多几个人也有个照应。”

万没想到报名就这么简单,怎么连张照片都不要。这算是录取了吗?如果算,怎么连入学考试都不要,也太歪了点儿。如果不算,怎么还发这么多路费,有钱没处花了吗?三人被弄得稀里糊涂,都怀疑这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不是所野鸡大学,但谁也不敢多问,生怕到手的大洋又飞了。即刻去找学生宿舍,只见门窗大开,屋里屋外空空洞洞,几张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放着简单的行李却看不到人影。父亲心想中年教师说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人了,只不知现在他们到那里逛去了。三人觉得没什么事干,又走出门在县城里转了两圈,顺便吃了顿晚饭,到掌灯时分重新回到宿舍,果然看见四五个年轻人坐在床前高谈阔论。经互相介绍知道他们也是到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相约明天起身,父亲他们当然乐意和他们结伴而行。

谈了几句,父亲发现这几个人全都改了姓名。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学也不知是恐吓还是当真严肃地说:“当红军就是当共产党,被当局知道了家人肯定要遭殃。要想不连累家属,必须改名换姓。”说的父亲三人心里发毛。父亲心头更多一层担心:我欠着公寓老板几十元钱,将来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成了一家,老板找到红军来讨帐,说我负债潜逃可怎么办。第二天一大早,三人找到中年教师,声称昨天填的表有错误,要求重填。中年教师也不阻拦,收回原表,每人另补一份。但要改个什么名字却让父亲大费斟酌。后来想,我参加红军是为了抗日。抗日胜利就是中国的黎明,于是顺笔改成:黎明。

邵国文改名邵英,樊向贵最后觉得参加红军没啥了不起,用不着改。不一会儿,大家出来。樊向贵说:“告别西安了,咱们再回头看一眼古城,也留下点美好印象吧。”这会儿天已大亮,太阳挂的老高,然而西安方向什么也看不清,其实也根本看不见,路途太远。但他们却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线灰色城墙静静地盘卧在天际。不多时,原本清朗的天空旋转起漫漫黄沙,起风了。黄沙很快淹没了原野,遮天蔽日向三原方向横扫过来。

就在父亲揉揉眼睛的当际,突然从黄沙中冲出一骑快马,像一羽深蓝色的雕翎落到父亲他们面前。骑手勒马停下,用手掀起崭新的红星八角军帽帽沿,额前窜出几缕乌黑刘海,原来是个女兵。她身穿熨烫整齐的蓝布军装,腰间横系棕色小皮带,显得腰俏分明,英姿飒爽。看见中年教师后朗声笑问:“有水吗,喝一口。”

中年人忙答应道:“有,有。”把桌上的洋磁茶缸递过去。

女兵也不谦让,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对着楞怔的父亲说:“小兄弟,想当红军?”

父亲可能觉得女兵过于光彩照人,低头嗫嚅着回答:“是,刚报名,明天就走。”

女兵有点怀疑:“明天?今天晚上可要下雪。”

“下雪算得了什么。”父亲觉得她太小看人,昂着头说。

女兵爆出一串欢快爽朗的笑声:“有志气,小兄弟,今天你算走对了路。”然后扬鞭跃马而去。

樊向贵转身问中年教师女兵是谁。中年人答:“哦,你们不认识她?她就是丁玲。”

丁玲。父亲当时的感觉是如雷贯顶。丁玲,那个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了“在黑暗中”文集的名作家,那个丈夫被国民党枪毙,本人几度神秘失踪的传奇人物?父亲如条件反射地追问一句:“她真的是丁玲?”

“那还有假。全国有几个丁玲?”中年教师觉得父亲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

没想到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在红军中,看来共产党真有他邪门儿的地方。难道说我这一步真的走对了?父亲望着北方的滚滚黄沙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他想得很多,但就是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偶像有一天会变成右派。

丁玲的话一点不错,天空中很快飘起了稀疏的雪花。电影马可波罗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马可波罗一行人历尽艰辛到达某地,突然对面冲来一支铁骑拦住去路,所有人都感觉吉凶未卜,马可波罗的父亲却从怀中掏出一面成吉思汗颁赐的金牌。骑兵们看见金牌马上闪开一条道,马可波罗就此走进充满希望的神奇大草原。一九三六年的除夕,父亲就这样满怀希望和同伴们踏上了一片神秘未知的土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个冷风刺骨、飞雪扑面的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素不相识的穷学生,结伴踏上了白雪皑皑,一片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也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

这正好是西安事变到抗战初期那个国共双方短暂的松驰期。国民党放松了对中共的封锁,致使国统区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翘楚,个个朝气蓬勃,精明强干,视野开阔,脚踏实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建设,政策策略的制定,群众的宣传鼓动,后勤的保障支援,情报的收集整理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他们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的基础官僚骨干,活跃在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科教文卫,金融商贸,对外交往,党政机关,治安司法,企事业管理等各个领域。一句话: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不育苗成功地嫁接在千年封建的枯树兜上并让其生根发芽。然而,他们中间许多人在临终之际的困惑是:这棵公有制的怪胎何以在肮脏的私营经济粪肥中生长得如此疯狂,而且繁荣得光怪陆离,昌盛得妖冶奇异?

七

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同行的人已经聚集到十来人,其中以中学生居多。有两人来自张学良所办的学兵队,一人是来历不明的大学生。十多个人长袍,短褂,学生装,中山服,瓜皮帽,礼帽,鸭色帽,中式裤,西式裤,马裤一应俱全。皮,毛,单,夹,棉样样不缺。后来还来了两位女学生,半短剪发,长旗袍,袢袢鞋。真是五花八门,多姿多采,叫人弄不清是支什么队伍。

出了三原北门,见路边站着一个颇有些历练的年青人,陕北农民打扮,头扎白羊肚头巾,身穿羊皮短褂背心,背上挎着条土布包袱,动作敏捷,眼藏机警,天然流露出山野村夫式的读书人潇洒。他看见父亲一行人,主动上前打招呼:”去延安?做个伴行不?”

樊向贵抢上前几步,热情地:”能问一声先生从那里来?”

年青人眼珠转了转:“哦,刚从黄龙山逃出来,那里的土匪抓我做绑票。”

”黄龙山有土匪?”父亲觉得喉咙有点紧,那两个女学生更是脸都吓白了。黄龙山就在附近。

”不碍事儿,”年青人不当会事儿的挥挥手,”红军早把他们赶跑了,所以我才跑得脱。”

父亲还想问什么,邵英拉拉他的袖口,悄悄说:“听他胡说八道,瞧他那身整齐的衣着,像劫后余生的样儿吗?”父亲也心里犯嘀咕:别是国民党的特务吧。那人一路上也不太说话,就跟在队伍后面走。

过了金锁关,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停风息后重新上路,已经是银灿灿千树梨花,白茫茫万里素妆。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不见边际的晶莹闪亮雪原,走着走着就变成一条深沟凹陷在脚下。深沟的斜面倾斜度不一。坡陡之处积雪停留不住,带着表层浮土落到慢坡处,露出一道一道橙黄色的新土,如同洗涤过一般分外鲜洁。而慢坡处则形成了绵延起伏的雪堆,雪浪,雪屏和雪垫。这些白色的雪堆,雪浪,雪屏,雪垫和嫩生的黄土交错杂陈,明暗更替,煞是好看。被雪覆盖的坡路经人踏踩挤压成冰凌,变得像玻璃一样光滑,坚硬,脚踩上去不住地打滑。正所谓上坡容易下坡难,在冰上行走更是如此。父亲他们相互搀扶,撑爬并用,小心翼翼,慢慢地梭滑下溜,艰难地到达沟底。抬眼一望,四周竟成了高耸的大山。待爬上山顶,迎面而来的又是平展如海,望不见边际的皑皑雪原。樊向贵在雪后的山地上行路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敞开上衣,一人跑在最前方,满脑袋热气腾腾。一上山顶,这哥们儿居然豪性大发,对着无际原野大叫起来:“辽阔舒畅,壮伟瑰丽的高原呀,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古国的发祥圣地。樊向贵呀樊向贵,你的生命要像高原一样壮丽,像瑞雪一样洁白,像黄河一样奔腾澎湃。我要在诗情画意的大好河山中驰骋,在洁白高尚的冰雪世界中飞翔。”正好一轮普照大地的红日把金光无啬地泼撒在雪地上,激发起刺人眼目的晶亮反光,有如搅动万千璀灿的星辰在闪耀。樊向贵举着双手站在白云兰天下,真有点遨游河汗的风光。

快到延安时,父亲几个一起跑上最后一个山头,望着夕阳辉映下的宝塔前仰后合,气喘吁吁。突然,旁边冷冰冰甩过一句话:

“你们能吃屎吗?”

所有人都愣了,转眼看见高处站着那位黄龙山土匪的“绑票”,手里还点着一支卷烟。

“能。”出乎意料之外,只有邵英轻蔑地应了一声。邵英家境贫寒,在中学成绩一般,遇事耸头耸脑,梭边溜号,很少受人注意。没想到这会儿倒干脆地答了一句:“要干一番事业,就别管什么生死荣辱。”

“好,能吃屎就能革命。要有思想准备,那天把自己拉出来的屎再吃回去。”“绑票”大步走下来,紧紧握了握邵英的手,鼓励地:“好好干,会有出息。”

他路过父亲面前时也停了停,问:“小同志,叫什么?”

“黎明。”

“黎明?黎明前就是黑暗。今后的路可不大好走啊,但愿能再见面。”说完独自下山走了。

“他不会是红军里带兵打仗的?”有人嘀咕了一句。

“嗨,他要带我打仗,我还不如跳河。”樊向贵不以为然。

“他要真带我打仗,死也甘心。”邵英咬着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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