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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1 -- mingxi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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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1

    第二章

    一

    人的一生就那么几步最重要,走对了就是过来人,走错了就得后悔一辈子。决定父亲一生命运得就是西安事变。

    当然,西安事变前,父亲对共产党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我曾经问父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父亲的回答很简单,也没什么新意:“为什么?还不是找出路,混口饭吃。”

    “那怎么偏偏干上共产党?”我不甘心,还想从他嘴里挖出点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

    “呃”父亲顿了顿,沉思着说:“那倒是有点思想基础。我在中学时接触过共产党,知道一些共产党的主张。”

    啊,陕西汉中这鬼地方会有共产党?汉中在中国历史上出过两次大风头:一次是楚汉战争刘邦“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留下了张良留侯庙,韩信拜将坛等遗址。另一次是三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添了些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等景点。我曾经在早春天气坐火车经过那里,但见车窗外如处子般静谧的汉水缓缓流过碧绿的田野平川,飘洒着细碎雪花的乌沉彤云把北边的秦岭和南面的大巴山笼罩在灰色的纱雾中。这块与世隔绝,虽偏僻却谈不上贫穷的土地让人想起的只有田园牧歌,世外桃源,那有丝毫血与火的革命气息。看着我拉长下巴,满脸怀疑的模样,父亲笑了:“真的。我们中学有一个老师还是陕南红军的创始人,当了红军的军长。后来被国民党给枪毙了。”

    我钻进了废纸篓,发现那位老师就是陕南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陈浅伦在汉中联立中学当过训导主任,父亲当时正在那儿上中学。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后,陈浅伦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当上了军长。不久,红军内部收编的神团在马儿崖叛变,陈浅伦和政委李艮一起遇害。他老兄的革命行动到此结束,但他在父亲的心中却淡淡地留下了一丝刻痕。

    二

    陈浅伦死后,汉中的革命形势相当灰暗。父亲的“鸿鹕”之志回归到一条古老而又规矩的攀升途径:考大学,留洋,衣锦还乡,变相的秀才举人进士之路。一九三六年夏天父亲,叔叔和同学樊向贵,邵国文等人到西安报考大学。

    从地图上看,汉中到西安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中间隔着一架气势巍峨雄浑的秦岭。李白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主要说的就是它。历朝历代的四川割据政权只要丧失了秦岭天险都坚持不了几天。那时从汉中到西安没有火车,交通不便。樊向贵见过些世面,到过西安,他马上想到汉中西门外有一个国民党军的兵站,兵站内有运输车辆来往于西安汉中之间。当时的丘八也不是人人都坏,他们许多人对纯朴的青年学子抱有好感。一个老兵司机听说来意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们几个人第二天随他的车去西安。父亲不知道那天晚上奶奶什么时候才睡觉,只知道那天晚上炉火爆裂的跸叭声特别响。第二天一大早奶奶把哥俩儿所有要用的衣物零碎都准备好,还有两条煮熟的腊羊肉和一大包带着热气的白面锅魁。父亲知道那是家中最后的一点积蓄。爷爷去世后,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他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奶奶以后该如何过日子。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妈妈守着家还会饿死?家里的物什典当典当就够过日子了。你出门在外的可得自己当心,带好弟弟,别丢三拉四地让人笑话。”说完从胸前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捂热的几十块大洋,塞到父亲的怀中。父亲出门时,奶奶孤单地坐在黑洞洞的堂屋中,她手中的椭圆小纸扇软软地搭在漆盖上,无力从椅子上站起。父亲记得奶奶试图浅淡地笑笑,却只顾得上关注哥俩儿的举手投足。这就是奶奶留在父亲心目中的最后印象。

    汽车在峰回路转的秦岭山道上行驶。敞蓬车厢里的弟弟和同学似乎没有感觉到崇山峻岭独有的高处不胜寒,拉着薄单挤在一起睡着了。父亲却有些伤感的睁着眼睛,他没有记住那些山高谷深,重峦叠嶂,云气迷离,岩壑清幽的迷人美景,却记住了当时的汽车不是烧油而是烧的木炭。几十年后尽管我一再以科学原理对其质疑,父亲却始终没有改口。

    三

    陕西的省城就是西安。这座今天挣扎在危机生态边缘的灰色城池一度是中华文明的辉煌中心。西安,古称长安,号称中国七大古都之首,丝绸之路的起点。电脑网友们兴高彩烈提及的天汉盛唐就建都于此。当年,这座舞台上演的帝王将相文治武功和诗人骚客风流佳话留下了数不清的遗产遗址供炎黄子孙们胡思乱想。国内国外无数暴发户和冤大头乘坐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蜂拥而来,为三秦人民创建了新时期的美好盛世景象。很可惜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名闻遐尔的始皇陵,兵马俑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刚工作时老师讲到武则天的无字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颇有些神往。回家后告诉父亲,父亲不以为然:“只怕那是武则天没办法自己评说,未见得是她崇高。”事实可能如此,但我宁愿相信中国历史上真有一个心胸开阔,不计身后名的的帝王。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采的一笔。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紧接着,日本人野心不已,步步紧逼,热河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口号。当时的陕西局势错综复杂,天才的权术大师蒋介石这次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北剿共。老蒋的本意是一箭三雕:一不让刚结束长征的红军疲惫之师获得喘息之机,二借机削弱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势力,三还可以让强龙张学良压制陕西地头蛇杨虎城。借刀杀人之术真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但老蒋就忘了东北军是一支国破家亡后背井离乡的“哀”兵,军心不稳。张学良是公子哥儿当家,在腥秽污垢的近代史政坛上还保留了一丝最后的天真。结果是张杨联姻并和第三者中共红军眉来眼去,三位一体把西安弄成了红白不分的灰色地带。

    父亲到西安后没有马上感受到空气中的骚动因子。樊向贵投靠了他远房叔叔。父亲,叔叔和另外几个同学住进了古城西北角一家简陋廉价的公寓,平时基本就是蹲在房间里复习功课。父亲的志愿是考上西安城外的武功农学院。武功农学院在那时颇有些名气,解放初,他们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碧玛一号”在中国北方冬小麦区大面积推广,吹响了中国的绿色革命的号角。父亲的国文和数学考试成绩在当年陕西考生中名列第一,但英语却吃了个零蛋(这可能就是我在美国呆了十年英语还啃哧啃哧的遗传基因),结果名落孙山。父亲当时很气不过,把英语考卷的第一个词barley硬记下来,回来查字典才知道是大麦,几十年没忘。叔叔和樊向贵,邵国文等人也一样,都没有考上大学,彼此同病相怜。那个时候,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没有门子可钻的人想谋职业,只好那里招生就到那里报考。幸好西北公路局培训练习生,只考数理化不考外语。父亲和叔叔仗着数理化成绩优良竟去创关,居然双双收到录取通知,哥俩儿高兴得又蹦又跳,呆在西安就等着开年入短训班谋取生活费。父亲甚至开始盘算怎么回乡,讨那家的闺女做媳妇了。

    与此同时,樊向贵倒越来越活跃了。他有一个远房叔叔,曾经做过杨虎城手下的高级参议,所以视野比父亲开阔,政治嗅觉也敏感得多。樊向贵的数理化外语可以说是门门懂,样样瘟,考啥啥考不上,只等着叔叔给他找份工作,恰好他叔叔又去了南京,一时半会儿没着落。他在西安的亲戚朋友多,闲着也是闲着,便成天东家跑,西家串打探消息。后来我对父亲说八九学运头子王丹成绩特次,先读生物系混不下去了才转到没人愿读的历史系,父亲哼着鼻子,轻蔑地说:“只有那些学不起走的学生才热衷于政治。”一天樊向贵跑来对父亲说:“真是黑云压顶,寒风怒号呀。”原来西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一路上大家热泪盈眶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驱逐日寇出中国”等爱国口号。老蒋在华清池把机枪都架起来了,准备学生一到就突突。他声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赶到十里铺极力拦阻,学生们根本不听。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将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张学良急了,站在土堆上对学生高声保证:“一周内以我将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这个保证是如此掷地有声,父亲几十年后谈到它都不禁流露出敬佩的神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父亲和叔叔在公寓临街二楼的十平米小房间里睡得正香。突然窗外“砰,砰,砰”传来几声脆响,接着四面八方炒豆似炸裂声此起彼伏。哥俩儿不约而同被衣坐起,只觉得浑身漱漱发抖。叔叔悄声问:“哥,出,出什么事儿了?”

    “怕,怕,怕是打枪。”父亲谈到这里我好像还能感觉到他的舌头在结巴,牙齿在颤抖。

    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尖锐刺耳的啸鸣划破长空,摇撼屋宇。叔叔紧靠着父亲,两人

    望着屋外渐渐发白的夜空,提心吊胆,莫测深浅。枪声渐渐稀疏,窗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父亲毕竟年纪稍大,像做贼一般轻手轻脚摸到窗边,用不听使唤的双手费了很大劲才把窗户打开,缩着脑袋向外张望。天色仍然灰暗得吓人,父亲什么都还没有看清楚就觉得一道白光直射过来,吓得他目眩心跳,接着又是“巴巴”几枪。有人暴喝道:“他妈的找死?关窗,不准望外看。”接着几个身穿黄军装的丘八像流火从狭窄的街道上飞速跑过。父亲压根儿没顾得上关窗,踉踉跄跄后退几步,硬挺挺地坐在楼板上,背脊发凉,四肢僵硬,汗毛倒竖,喉咙犯紧。“我当时就像在打摆子,只等着不可预知的大祸降临。”父亲后来说得很认真。“从丘八的口音可以判断他们是陕西人,但西安不是杨虎城的地盘嘛,难道是十七路军哗变?也不像抓学生,抓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别是红军打进城,发生了暴动。再就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火并?”父亲越想越糊涂,越糊涂越嘀咕,越嘀咕越不敢大声哼哼,最后只好大口喘粗气。

    天光大亮后,枪声也渐渐平息下来,街道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咯吱咯吱的开门声,稀里哗拉的浆洗声,僻鞑僻鞑的脚步声和咿呀咿呀的小推车声。父亲和叔叔擦了擦脸,拍打了身上的尘土,蹑手蹑脚蹭下楼来,准备到过街的小摊上要一份锅魁夹豆腐乳做早餐。他们一到公寓门口就看见面带惊恐的人们三三俩俩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真吓死人了。长这么大没听过这么厉害的枪响。”

    “开始还以为是谁家放鞭炮,后来一想,不对呀,谁家这么早过年。”

    “怕是谁把咱九娃哥(杨虎城)给惹火了。”

    “八成是丘八和宪兵们干上了。那边住的不是中央宪兵团吗?枪响就那儿响得凶。”

    “嗨,管他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不与咱老百姓相干,少管闲事,少惹是非。”

    路人慢慢散开,该干什么都各自干什么去了。父亲有些不甘心,仗着胆子顺着小巷往大街上溜,想探听更多的消息。突然看见樊向贵两眼放光,气喘吁吁跑过来。他那张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的园脸蛋腾着烟雾,让人想起白生生,泡苏苏的发面馒头。

    一看见父亲樊向贵便把手中拽住的一份报纸高高举起,不停挥舞,惹得那身半新的

    兰布长袍下摆飘荡,好像一面风中翻飞的大旗。

    “黎吉昌,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樊向贵老远就开始叫喊。

    父亲一把抓过报纸号外,两眼死盯着大标题,却仿佛根本不认识那几个中国字。四下本已散开的人群不知从那里全部涌了过来,把手持报纸的父亲团团围住,却把空着手的樊向贵挤到一边,急得樊向贵大叫:“读一下,把号外给大家读一下。”立刻得到所有人应和叫好。父亲很不习惯这种大场面,他退上街沿,双手微微颤抖激动地大声朗读:“特大消息:张杨两将军联合兵谏,活捉蒋介石。”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也是影响父亲一生的重大事件。父亲回忆西安事变时颇为感情地形容:“寒风冽冽,夜幕沉沉。炽热的岩浆砰然爆发,愤怒的江河汹涌决口,一座酣睡的古城被惊醒了。”他的藏书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只要经济许可,他几乎是见一本就买一本。

    然而,事发当天人们还来不及品味她的伟大意义。西安的大街小巷十分平静,甚至可以说比平时冷清了不少,因为稍大的商店几乎都没有营业。好像发生强烈地震后呈现的寂静,混沌状态。樊向贵比父亲大两岁,平时也比较关心政治,知道上那里去寻找青萍之末。他带着父亲等人跑到西安中学,想先找几个同学打探消息。一进校园,发现里面像翻了锅。操场,教室,宿舍以及各处走廊上到处是人,成群结队,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有的平心静气分析局势,有的你争我吵面红耳赤,还有的没什么事干就扯着嗓门狂呼海叫。人人脸上都露出喜悦神情。“这下好了,中国有救了。”“枪毙老蒋,抗日有望。”“老蒋不死,鲁难未已。”“要抗日,老子第一个报名。要去就去东北军。”大家纷纷写标语,画宣传画,准备上街游行。奇怪的是这次樊向贵很沉得住气,不像以前看到热闹就往前冲。他除了自言自语几句“没想到这就是张学良的保证,没想到他会用把老蒋抓起来。真是言而有信真君子,敢做敢为大丈夫。”外,就只是在人丛中穿梭打听同学的下落,完全不介入任何情绪化的活动。父亲几次按捺不住想冲上去和别人辩论,都被樊向贵拉住。他对父亲说:“这些人太幼稚,没法和他们辩论。杀蒋放蒋事关重大,只有张杨两将军权衡利弊才能决定。现在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干些实事。首先就是走上街头,走入社会,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就这样,蒋介石自以为“和谐”的“安定团结”局面在西安崩溃了,中国军民长期被压抑的抗日怒火仿佛从地底下喷溢而出。风雪严寒包围的古城沸腾了,到处是抗日口号,到处是救亡歌声。父亲几个人也开始精神亢进,一连几天跟着樊向贵东奔西跑。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喝水,忘记了冰天雪地和自身单薄的寒衣。他们去慰问即将开赴潼关前线的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樊向贵居然混进了西安社会名流慰问团,登台对士兵们声称:“你们悲壮哀苍的出师行列,坚定整齐的前进步伐,使大地动容, 人神振奋。”

    父亲他们参加了在革命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发表了告东

    北军西北军将士书:

    “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

    “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时称少帅,正是风流倜傥之际,其铁杆粉丝也不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少。他在台上一亮相,全场欢声雷动。一个风骚少妇身穿米色锦缎丝棉旗袍,脚踏高跟鞋冲上台去,在张学良胸前别上一朵红花。转身对台下大声喊道:“我是妇道人家,不会扛枪,不懂军国大计,为抗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能恳求赵四替我们妇女同胞照顾好少帅的身体。少帅的健康是全国真心抗日民众的福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噩梦。我们就是要让这些王八蛋天天吃不好,睡不香,早日滚出东北,滚出中国。”父亲身边的两个女师学生激动的手拉着手在原地转圈跳跃:“幸亏中国还有少帅,少帅能救东北,少帅能救中国。”“哎呀,你说我怎么就不能是赵四,我怎么就能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讲话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不断被阵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父亲后来说:“两将军真是大义凛冽披肝沥胆,我们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大时代年轻人的特有激情,很难为今天的人所理解。我有时在胡思乱想:父辈们披荆斩棘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就为自己的子孙能够舒舒服服地讥笑他们的执着和理想?

    四

    然而,革命就像发高烧,再兴奋,再沸腾,再狂热也有个降温的时候。高烧四十度没有意识到的饥饿感到体温下降时就再也忍受不住了。公寓已经悄悄停止供应父亲和叔叔的客饭,帐房先生也来了几次,先是礼貌地提醒,渐渐地不耐烦地直接讨帐,后来干脆要他们卷铺盖滚蛋。父亲和叔叔一面死皮赖脸:硬说西安事变后邮电不通,家里汇不来钱。一面节省开支。早饭能省就省,油条是早就不能吃了,馒头也改成窝头。午饭和晚餐合成一顿,也不过锅魁夹豆腐乳。涝肠刮肚不说,连维持几天都不知道。看着弟弟眼巴巴的指望目光,哥哥只好硬着头皮到西北公路局去碰碰运气。

    公路局的办事员看见父亲爱搭不理:“吃饱撑糊涂啦?事变了,所有公路都不通,还办什么训练班?”

    “公路早晚得通,训练班将来也得要办,能不能先给点维持生活的费用。”父亲央

    求道。

    办事员这回抬起了头,那目光就如同看见一头外星人:“说什么话呐?所有的钱都要用着去打仗,局里还不知道怎么维持呢,那有钱给你。去去去,别耽误这儿办正事儿。”

    父亲垂头丧气,拖着疲乏的步伐回到公寓,看见樊向贵早已坐在屋里。父亲苦笑着说:“白跑一趟。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往后日子咋办嘛?”

    樊向贵得意地笑了:“天无绝人之路,不想闯闯这条路?”说完把一张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油印薄纸片递给父亲。父亲小心地慢慢用手指展开纸片,只见靠右边一竖行醒目大字跳入眼帘:“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

    这个时候父亲极端务实的书呆子性格表露出来。他首先注意的是学校招生是否考外语:当然不考。然后研究一下其他考试科目:似乎也不难,至少对他自恃不错的国文和数理化。学期半年,学完就分配工作这一条特别诱人,至少不用担心再打饥荒了,完全符合父亲的愿望。唯一的问题就是学完后在红军部队中分配工作。这红军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别真的是“共产共妻”的土匪吧?父亲不是小孩子,听到革命二字就激动万分,他关心的就是干红军究竟有没有前途。

    父亲握着招生简章慢慢地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可把樊向贵急得上窜下跳。

    “你小子怎么了?给个话呀。”樊向贵催促道。

    “你是咋想的?”父亲楞楞地看着樊向贵。

    “嗨,这有啥好想的。从拿到招生简章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坚决报考。就是要去闯这一关。抗日,那个热血男儿不想干?今天只有共产党旗帜鲜明要抗日,要想轰轰烈烈干番事业,就得投红军上前线。”樊向贵的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这简章不明不白,到那里去报考?”父亲净拿些枝节问题来搪塞。

    “我早打听清楚了。去三原,红军就在那里。我们赶快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动身,明儿一早就到。”

    “这么大的事儿,得考虑考虑,不好好考虑,咋走?”父亲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做痛苦状。

    “嗨,真没想到你小子关键时刻这么婆婆妈妈,五心不定。吉顺,你给你哥哥说说。”

    樊向贵不耐烦地站起身。

    叔叔怯生生地:“我没主意,还是听哥的。”

    “算了算了,我算看透了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只告诉你一句: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樊向贵风一般地冲出屋去,重重地留下“砰”的一响关门声。

    晚上,父亲的另一个同学邵国文蹭进屋,先告诉父亲他也要去报考抗日军政大学,接着开导愁眉苦脸的父亲:“这也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总不能呆在公寓里饿死吧。我们出来半年多了,碰过多少钉子还不清楚?说起来你是高才生,‘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怕就怕你考得再好也没人要。好容易考上了西北公路局,事变一来,万事黄汤,人家像甩破烂一般把你甩一边不管了。眼下潼关马上就要打起来,打起仗还有什么考学校找工作的盼头。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这年头不图个抗日能有啥前途?共产党红军最主张抗日,人家办学校,彰明昭著就叫是抗日大学,在中国谁敢这么干呀?不抗日,中华民族没出路,青年学生也没出路。共产党红军既然坚决抗日,我们投奔他们也没什么不对。国难当头,投笔从戎,纵然马革裹尸也是万人景仰,有什么不值得?何况人家办的是大学,又不是让我们去抗枪,当丘八。”一席话大至民族兴亡,小到个人利害,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充满感情。说得父亲频频点头。

    当天夜里,父亲听着叔叔轻微的鼾声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有无数的乱麻缠绕:公寓的欠帐,即将告夭的荷包,渺茫的个人前途,变幻莫测的时局,樊邵两同学的话,扭结一起拧成了红军这个大问号。然而最让父亲剪不断理还乱的是奶奶衰老的倦容。爷爷去世后家无半点积蓄,只靠祖父留下的几亩薄田度日。奶奶眼巴巴望着哥俩儿考上学校或找个差事,成家立业。自己也希望能混点子出息,孝敬母亲,眼下弄到这步田地,连口都糊不上,如何对得起她老人家。要是投靠红军,自己吉凶难测,生死难卜不说,母亲怎么办?弟弟怎么办?可要是不投红军又有什么出路。出路出路,我才在这个世上活了十八年呀。父亲坐起身,摸着兜中的十几枚铜钱,默默祷告:“皇天有灵,我若一把抓个单,主吉,投红军;若一把抓个双,主凶,回家教书种地。”于是抓出一把摊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敢下视,捻着颤抖的手指细数,竟得了个双,长出一口气,还是别冒这个险。转念一想,今天是双日,抓双该主吉才对。于是又重抓,再重抓,越抓越难做判断,越抓越糊涂。突然父亲头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自己还是有明确倾向的。他开始寻找一切理由为投红军辩护。感谢我们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忠孝不能两全。父亲觉得这是最理直气壮的借口。“再说我现在回去干什么呀?一文不名,徒自增加母亲的负担。至于红军和个人的前途,先管他妈的吧。”

    五

    父亲一做了决定,马上叫醒叔叔,把剩余的几个钱绝大部分交给他:“我先去陕北看看,你先回家。如果红军有前途,我马上去信让你过来。如果没有前途,也就我倒霉,你还可以在家照顾妈妈。”真是两全其美。没想到的是父亲和叔叔参加革命的时间因此相差半年多,解放后哥俩儿一个红军,一个八路,待遇差了一大截子。

    天亮后,樊向贵和邵国文都来了,父亲干脆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心。樊向贵故意说:“这可要考虑清楚,红军成不了事怎么办?成王败寇哟。”

    父亲一拍桌子,剑眉倒竖:“老子就学曹操: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樊向贵高兴地一拍父亲的肩膀:“好小子,不愧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

    六

    告别西安古城只能偷偷溜走,因为父亲欠着公寓老板三十多元钱。第二天天麻麻亮,父亲和邵国文装着早起锻炼的模样,大大方方走出公寓。一转过小巷,刚才那份从容马上就变成做贼心虚,两人加快步伐赶到北门,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樊向贵汇合。松了一口气的父亲和樊向贵,邵国文一起凑了几块钱,到小摊上要了几碗羊肉泡馍饱饱地吃了一顿。几十年后父亲还清楚地记得那一顿热气腾腾,滚烫肥鲜的美味是如何解饥解馋。

    下午到了三原县城并没有见到红军。四处打听才知道招生的地点是在城外的一所学校,他们已经走过了头。三人转回头找到那里,这才见门口贴着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报名处的字条。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很热情,先让他们填表,然后每人发给五块大洋,嘱咐他们自己到延安报到。父亲忍不住问:“在那里考试?”

    “到延安就知道了。”

    樊向贵疑惑地问:“就我们几个去延安?”

    “学校宿舍还有几个人。你们要是没地方住,今晚可以和他们住一起。上路的时候多几个人也有个照应。”

    万没想到报名就这么简单,怎么连张照片都不要。这算是录取了吗?如果算,怎么连入学考试都不要,也太歪了点儿。如果不算,怎么还发这么多路费,有钱没处花了吗?三人被弄得稀里糊涂,都怀疑这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是不是所野鸡大学,但谁也不敢多问,生怕到手的大洋又飞了。即刻去找学生宿舍,只见门窗大开,屋里屋外空空洞洞,几张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放着简单的行李却看不到人影。父亲心想中年教师说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人了,只不知现在他们到那里逛去了。三人觉得没什么事干,又走出门在县城里转了两圈,顺便吃了顿晚饭,到掌灯时分重新回到宿舍,果然看见四五个年轻人坐在床前高谈阔论。经互相介绍知道他们也是到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相约明天起身,父亲他们当然乐意和他们结伴而行。

    谈了几句,父亲发现这几个人全都改了姓名。一位年纪稍大的同学也不知是恐吓还是当真严肃地说:“当红军就是当共产党,被当局知道了家人肯定要遭殃。要想不连累家属,必须改名换姓。”说的父亲三人心里发毛。父亲心头更多一层担心:我欠着公寓老板几十元钱,将来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成了一家,老板找到红军来讨帐,说我负债潜逃可怎么办。第二天一大早,三人找到中年教师,声称昨天填的表有错误,要求重填。中年教师也不阻拦,收回原表,每人另补一份。但要改个什么名字却让父亲大费斟酌。后来想,我参加红军是为了抗日。抗日胜利就是中国的黎明,于是顺笔改成:黎明。

    邵国文改名邵英,樊向贵最后觉得参加红军没啥了不起,用不着改。不一会儿,大家出来。樊向贵说:“告别西安了,咱们再回头看一眼古城,也留下点美好印象吧。”这会儿天已大亮,太阳挂的老高,然而西安方向什么也看不清,其实也根本看不见,路途太远。但他们却隐隐约约感到有一线灰色城墙静静地盘卧在天际。不多时,原本清朗的天空旋转起漫漫黄沙,起风了。黄沙很快淹没了原野,遮天蔽日向三原方向横扫过来。

    就在父亲揉揉眼睛的当际,突然从黄沙中冲出一骑快马,像一羽深蓝色的雕翎落到父亲他们面前。骑手勒马停下,用手掀起崭新的红星八角军帽帽沿,额前窜出几缕乌黑刘海,原来是个女兵。她身穿熨烫整齐的蓝布军装,腰间横系棕色小皮带,显得腰俏分明,英姿飒爽。看见中年教师后朗声笑问:“有水吗,喝一口。”

    中年人忙答应道:“有,有。”把桌上的洋磁茶缸递过去。

    女兵也不谦让,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对着楞怔的父亲说:“小兄弟,想当红军?”

    父亲可能觉得女兵过于光彩照人,低头嗫嚅着回答:“是,刚报名,明天就走。”

    女兵有点怀疑:“明天?今天晚上可要下雪。”

    “下雪算得了什么。”父亲觉得她太小看人,昂着头说。

    女兵爆出一串欢快爽朗的笑声:“有志气,小兄弟,今天你算走对了路。”然后扬鞭跃马而去。

    樊向贵转身问中年教师女兵是谁。中年人答:“哦,你们不认识她?她就是丁玲。”

    丁玲。父亲当时的感觉是如雷贯顶。丁玲,那个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了“在黑暗中”文集的名作家,那个丈夫被国民党枪毙,本人几度神秘失踪的传奇人物?父亲如条件反射地追问一句:“她真的是丁玲?”

    “那还有假。全国有几个丁玲?”中年教师觉得父亲的问题有点不可思议。

    没想到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在红军中,看来共产党真有他邪门儿的地方。难道说我这一步真的走对了?父亲望着北方的滚滚黄沙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他想得很多,但就是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偶像有一天会变成右派。

    丁玲的话一点不错,天空中很快飘起了稀疏的雪花。电影马可波罗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马可波罗一行人历尽艰辛到达某地,突然对面冲来一支铁骑拦住去路,所有人都感觉吉凶未卜,马可波罗的父亲却从怀中掏出一面成吉思汗颁赐的金牌。骑兵们看见金牌马上闪开一条道,马可波罗就此走进充满希望的神奇大草原。一九三六年的除夕,父亲就这样满怀希望和同伴们踏上了一片神秘未知的土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个冷风刺骨、飞雪扑面的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素不相识的穷学生,结伴踏上了白雪皑皑,一片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也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

    这正好是西安事变到抗战初期那个国共双方短暂的松驰期。国民党放松了对中共的封锁,致使国统区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翘楚,个个朝气蓬勃,精明强干,视野开阔,脚踏实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建设,政策策略的制定,群众的宣传鼓动,后勤的保障支援,情报的收集整理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后,他们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的基础官僚骨干,活跃在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科教文卫,金融商贸,对外交往,党政机关,治安司法,企事业管理等各个领域。一句话: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不育苗成功地嫁接在千年封建的枯树兜上并让其生根发芽。然而,他们中间许多人在临终之际的困惑是:这棵公有制的怪胎何以在肮脏的私营经济粪肥中生长得如此疯狂,而且繁荣得光怪陆离,昌盛得妖冶奇异?

    七

    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同行的人已经聚集到十来人,其中以中学生居多。有两人来自张学良所办的学兵队,一人是来历不明的大学生。十多个人长袍,短褂,学生装,中山服,瓜皮帽,礼帽,鸭色帽,中式裤,西式裤,马裤一应俱全。皮,毛,单,夹,棉样样不缺。后来还来了两位女学生,半短剪发,长旗袍,袢袢鞋。真是五花八门,多姿多采,叫人弄不清是支什么队伍。

    出了三原北门,见路边站着一个颇有些历练的年青人,陕北农民打扮,头扎白羊肚头巾,身穿羊皮短褂背心,背上挎着条土布包袱,动作敏捷,眼藏机警,天然流露出山野村夫式的读书人潇洒。他看见父亲一行人,主动上前打招呼:”去延安?做个伴行不?”

    樊向贵抢上前几步,热情地:”能问一声先生从那里来?”

    年青人眼珠转了转:“哦,刚从黄龙山逃出来,那里的土匪抓我做绑票。”

    ”黄龙山有土匪?”父亲觉得喉咙有点紧,那两个女学生更是脸都吓白了。黄龙山就在附近。

    ”不碍事儿,”年青人不当会事儿的挥挥手,”红军早把他们赶跑了,所以我才跑得脱。”

    父亲还想问什么,邵英拉拉他的袖口,悄悄说:“听他胡说八道,瞧他那身整齐的衣着,像劫后余生的样儿吗?”父亲也心里犯嘀咕:别是国民党的特务吧。那人一路上也不太说话,就跟在队伍后面走。

    过了金锁关,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雪停风息后重新上路,已经是银灿灿千树梨花,白茫茫万里素妆。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不见边际的晶莹闪亮雪原,走着走着就变成一条深沟凹陷在脚下。深沟的斜面倾斜度不一。坡陡之处积雪停留不住,带着表层浮土落到慢坡处,露出一道一道橙黄色的新土,如同洗涤过一般分外鲜洁。而慢坡处则形成了绵延起伏的雪堆,雪浪,雪屏和雪垫。这些白色的雪堆,雪浪,雪屏,雪垫和嫩生的黄土交错杂陈,明暗更替,煞是好看。被雪覆盖的坡路经人踏踩挤压成冰凌,变得像玻璃一样光滑,坚硬,脚踩上去不住地打滑。正所谓上坡容易下坡难,在冰上行走更是如此。父亲他们相互搀扶,撑爬并用,小心翼翼,慢慢地梭滑下溜,艰难地到达沟底。抬眼一望,四周竟成了高耸的大山。待爬上山顶,迎面而来的又是平展如海,望不见边际的皑皑雪原。樊向贵在雪后的山地上行路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敞开上衣,一人跑在最前方,满脑袋热气腾腾。一上山顶,这哥们儿居然豪性大发,对着无际原野大叫起来:“辽阔舒畅,壮伟瑰丽的高原呀,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古国的发祥圣地。樊向贵呀樊向贵,你的生命要像高原一样壮丽,像瑞雪一样洁白,像黄河一样奔腾澎湃。我要在诗情画意的大好河山中驰骋,在洁白高尚的冰雪世界中飞翔。”正好一轮普照大地的红日把金光无啬地泼撒在雪地上,激发起刺人眼目的晶亮反光,有如搅动万千璀灿的星辰在闪耀。樊向贵举着双手站在白云兰天下,真有点遨游河汗的风光。

    快到延安时,父亲几个一起跑上最后一个山头,望着夕阳辉映下的宝塔前仰后合,气喘吁吁。突然,旁边冷冰冰甩过一句话:

    “你们能吃屎吗?”

    所有人都愣了,转眼看见高处站着那位黄龙山土匪的“绑票”,手里还点着一支卷烟。

    “能。”出乎意料之外,只有邵英轻蔑地应了一声。邵英家境贫寒,在中学成绩一般,遇事耸头耸脑,梭边溜号,很少受人注意。没想到这会儿倒干脆地答了一句:“要干一番事业,就别管什么生死荣辱。”

    “好,能吃屎就能革命。要有思想准备,那天把自己拉出来的屎再吃回去。”“绑票”大步走下来,紧紧握了握邵英的手,鼓励地:“好好干,会有出息。”

    他路过父亲面前时也停了停,问:“小同志,叫什么?”

    “黎明。”

    “黎明?黎明前就是黑暗。今后的路可不大好走啊,但愿能再见面。”说完独自下山走了。

    “他不会是红军里带兵打仗的?”有人嘀咕了一句。

    “嗨,他要带我打仗,我还不如跳河。”樊向贵不以为然。

    “他要真带我打仗,死也甘心。”邵英咬着牙说。

    通宝推:曲道自然,金银木,gaogeli,天涯无,越夜越有机,晨池,
    • 家园 看第二遍了

      大多数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想出人头地,找自己的出路。和泥腿子当兵混口饭吃,是一个道理

    • 家园 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2

      九

      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他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抗大编成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红军干部。所有白区新来的人都编到四大队。四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四大队住在延安东门外飞机场附近的一座营房。从城内到营房要过延河。这时的延河冰封雪冻,只有中间的一小溜清澈流水在两边的碎冰中开辟自己的艰难道路。延河在宝塔山下绕了个大弯,营房恰好在大弯的北面,背靠清凉山,面对延河水。

      然而,抗大初期的生活实在是艰苦。营房所在的地势不错,既高又敞亮,但房屋颓败倾塌,门窗俱无,破烂不堪。营房大院内,东西两排敞房,靠北一个小院。按编队区分,樊向贵和邵英住在西厢,父亲住在东厢。靠北的小院住的是女生,有二,三十个。厢房里尘封气霉,除了长长的一排用土坯砌成的通炕,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学员们自己动手,打水,铺草,洒水,安放行李,忙了一整天,总算象个人住的地方了。到了晚上,新的考验又来了。天寒地冻房屋却八面透风,遇到下雪,雪花夹着北风穿墙而入,扑打在人脸上。学员们大多衣被单薄,只好仗着人多挤在一起,你拉我扯,最大限度的利用从外边带来的有限资源:毯子,棉单衣裤,帽子,围巾。不过这些东西似乎都比不上当地的麦草,又干又厚特别保暖。

      不久,父亲发现自己的毛衣里长出了一种小动物,弄得混身发痒。告诉樊向贵,樊向贵说我早发现了就是没撤儿,你有什么办法吗?。父亲说:“鲁迅的王胡和阿Q有这耐性,翻检衣服,一个个捉来放进嘴里,比赛谁辟辟剥剥咬得响。”

      樊向贵眉头皱老高:“我说你怎么越来越邋蹋,这话都不觉得恶心。”他们两人抱着不下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用力挤压,结果是越挤越多,连毛衣缝里都密密码码布满了白花花的小点。父亲当时的感觉就是头皮发麻,毛骨耸然,束手无策。他终于想起来,这东西只有用滚水烫才能断根,但问题是到那里去弄滚水?

      住如此简陋,吃也别想多好。大家吃集体伙食。在大院里,每个班围着个装满饭菜的大洗脸盆就餐。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发霉的小米,陈年的包谷,上顿罗卜棒,下顿土豆条,缺盐少油,父亲有时咽都咽不下去。更让人恶心的是,父亲他们吃饭时盛菜的家伙竟是洗脚盆。我懒得去描述七八十年前那些陕北男子汉的脚臭味,因为您可以清楚想象遭遇下述场景的感受:当您正在有汁有味品尝一餐美味佳肴,突然有一只,即便是洗得十分干净的大爪子不恭敬地伸进了您的饭菜碟子。其实就在吃饭时,这帮学生娃儿就注意到给他们盛菜的家伙是个洋瓷大脸盆。脸盆盛菜虽然少见,但大家都能理解。唯一有点别扭的是那家具也太旧太破了些,盆里盆外到处是一坨坨黑红乎乎的铁锈,用这玩意儿盛菜能干净吗?唉,革命嘛,总要吃点苦。但他万没料到当天晚上就有人用这个盆子来洗脚。父亲当时的感觉就是肠道里有条小蛇翻滚直冲胃贲门,他马上想到了到延安路上“老头”说的话:能吃屎的才能革命。

      十

      “在这样的艰苦生活面前,有些人动摇了,后悔了,觉得越看前途越渺茫了。”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他本人就是这些动摇分子中的一员。他之所以没有退出去,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于人年轻和只有在资源极端匮乏时才会发扬光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父亲他们当年就是靠着互相帮助,蒙头盖脸才熬过了这个冰封雪舞的严冬。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父亲没有一门过硬的亲戚。

      这时候,新来的同学给樊向贵带来一封信。信是他叔叔亲笔写来的,还附了十元钱。他叔叔让他赶快回来,说已经给他活动到汉中县的一个代表身份,很快可以递补到县教育厅当厅长。解放后他对父亲承认:“我当时觉得就算拿不到县教育厅厅长的位置,待遇也肯定比呆在红军中强。红军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人没几个,根本看不到前途。”但他当时对父亲说得可是理直气壮。“革命不能光往人少的地方跑。现在大多数人都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只有大多数人都起来了,革命才会成功。我回到汉中可以利用合法身分从事革命工作,鼓动抗日救亡。革命不分红区白区,重要的是红军和白区工作相互配合。回去不是怕艰苦,也决不是动摇,其实白区的工作更危险。我是看清楚了,自己在白区可以给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席话如晴天霹雳震得父亲耳朵发蒙,万没想到樊向贵把他骗到这个鬼地方自己倒拔腿开溜。他的反应是樊向贵肯定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的人才可能给安排这么个美差。好家伙,捂得真严实。党的安排,形势的需要,真他妈的官冕堂皇。他嘴里说拜托樊向贵回汉中后到自己家看看,给老人家讲讲这里的情况,让她放心。内心深处里那份嫉妒和恼火劲就别提了。父亲去找邵英,邵英正坐在石头桌子边写通讯稿。父亲一五一十把樊向贵的打算给他说了。邵英半晌没出声,握着破旧钢笔的手一动不动,只有鼻子扑哧扑哧的呼吸声。父亲想和他商量一下他们今后的打算,刚说了一个词:“我们……,”

      邵英就双手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身,暴躁地说:“你听他鬼话连篇。他就是图舒服安逸。你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后,整天闷着个头不说话,干事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好啦,找到新门道了,可以当厅长了,还革个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给你找个饭碗?做梦吧。我们无依无靠,回去照样是求爷爷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儿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铁了心,不管共产党将来是刘邦还是项羽,亦或干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草寇,我都要一条道走到黑。”

      父亲的脑海中就像有两个小孩在打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叫“分道扬镳”。我的天啦,樊向贵不光是自己的革命领路人,还是自己的革命拐杖。如今我还“瘸”着腿,这拐杖倒先没了,叫人今后如何走路?

      几天后四大队召开全体大会,大队政委董必武讲话。董必武年约五十,留一撮八字胡,穿着一件过于长大的旧面袄,步履稳健,声调平缓。他先讲了抗大办学的宗旨,抗大的校风和眼前的困难。虽然是白开水一样平淡的话语,听的人也不能不为这批共产党人历尽艰辛,舍身忘死,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讲到最后,董必武说:“有几位同学提出想回白区,可以回去。我们的立场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回到白区和我们这里比一比,如果觉得还是这里好,再回来,我们同样欢迎。”不知道今天的读者会对这个许诺作何感想,反正当时感动得父亲两眼湿润,觉得共产党真是仁至义尽。

      四大队还真给开了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樊向贵可能有点自卑,没怎么说话,更没宣扬他那套白区革命的理论。欢送会后父亲独自回到房中,抱着头坐在床前。突然一个冷冰冰的声调响起:

      “看见别人走,自己也动摇了?”

      是那个神秘的“绑票”,他穿着发白的红军干部军服。

      父亲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只是抬起头伤感地:“他有一个好叔叔,我上那儿去找这样的亲戚?”

      “真这么简单?还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就感觉他呆不长。”“绑票”见父亲眼中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便笑着加了句:“他太罗曼蒂克。”

      父亲当时不懂为什么。几十年后他在评论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

      “牛虻”时说:“如果把亚瑟比做革命,把琼玛比做罗曼蒂克,那就可以肯定作者要么虚构了亚瑟,要么虚构了琼玛。因为革命和罗曼蒂克是两股道上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那天晚上,“绑票”冷着脸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人要革命就不能反革命,要反革命就不能革命,又革命又反革命是最危险的。”

      父亲把这句话牢记了一生。

      十一

      樊向贵以后的遭遇是那个特定时代诸多普通中国人家命运的缩影。他回到汉中,杨虎城的势力已经被蒋介石整垮。樊向贵被胡宗南的军警机构当做红军的探子抓起来,坐了几年牢,以后悔过自新,当了国民党的基层人员。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四川工作,他穷途潦倒跑来求一碗饭吃。父亲把他介绍到一个中学去当图书馆管理员。以后,查出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是上线人物,而且划成了右派,被遣送回家,当了和尚。这件事,害得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作检讨。革命就像推石头碾子,推过去伤害一拨人,推过来伤害另一拨人。最悲惨的就是那些夹缝中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惶惑,无奈,恐惧和伤痛的呻吟是那么微小细弱,以至我们在歌功颂德的同时很容易把他们遗忘。樊向贵为当年轻率的离开延安,追悔莫及,叹息不已,曾写过一首诗,内有一句是:“一念之差别圣愚”。其实,当时,离开延安的人,不仅是“一念之差”,大都是家境比较好的或在白区有点门路的人。像父亲这样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面对延安当时那样艰苦的生活,红军那样穹促的局面,虽然也发生过动摇的念头,可是回去更无门路,所以,没发展到要离开的地步。

      不过,让父亲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故事居然还有第二集。在下一集的故事中,父亲面对的是文革掀起的滔天巨浪。

      十二

      我感兴趣的是父亲思想中动摇稳定,再动摇再稳定的迭宕起伏过程。“你讲的情况好像并不特别艰苦嘛。至少很多小说和电影创造了更绝望的环境”。父亲觉得这个问题真是肤浅:”看你说的,小说和电影给你提供了明白的是非标准,清楚的后果结果。要在生活中真有那么明确无误的东西,傻瓜也知道怎么去选择。我们那个时候,对红军是个什么性质,红军有什么前途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下要你去克服那些不起眼的,平凡琐碎的艰苦就难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也不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要在前途未卜的时候去做决定一生命运的决定,这才是真不简单。”

      父亲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当年的坚持感到自豪,这感觉只有强者和胜利者才配享受。

      通宝推:曲道自然,李根,友竹,
      • 家园 这一章非常好

        充分说明,党内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加入的,无非是混一碗饭吃

        因此等到成了当权派,那就什么样的想法都有了,早就把党的理想抛掉脑后了

        所以说,虽然他们是有功劳,但是也该整

      • 家园 抗大学员吃饭

        的描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黄埔新生入学,每人发一个脸盆,洗脸洗脚吃饭都是它

      • 家园 这一段看得热泪盈眶

        邵英就双手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身,暴躁地说:“你听他鬼话连篇。他就是图舒服安逸。你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停地抱怨,上抗大后,整天闷着个头不说话,干事能躲就躲,能偷懒就偷懒。现在好啦,找到新门道了,可以当厅长了,还革个鬼的命。你想跟他回去?他能给你找个饭碗?做梦吧。我们无依无靠,回去照样是求爷爷告奶奶鬼都不理,上那儿去找出路?我反正是铁了心,不管共产党将来是刘邦还是项羽,亦或干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草寇,我都要一条道走到黑。”

        写得太好了,邵英关键关头有股狠劲。

      • 家园 给强者和胜利者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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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三章1

        第三章

        一

        父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著名的夜袭阳明堡飞机场,这也是谢富治搞鬼的结果。

        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留在河东的剩余部队先编成援西军,抗战爆发后改编成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善于捏和不同山头的干部,把杂牌军捶炼成精锐。

        东渡黄河后,他让陈锡联的七六九团做全师的先遣队。当时,国民党军集中主力保卫太原,必须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日本人从雁门关向忻口沿同浦路南下,中间是滹沱河,两面都是大山,其后勤补给线不易掩护。刘伯承让七六九团孤军深入,插到原平东北,就是因为此地便于发挥八路军善于近战夜战的特长,蕴含丰富战机。刘伯承用兵真可谓胆大心细,见缝插针,专挑对方接骨眼儿。

        刘伯承给陈锡联布置完任务后,问这位外号“小钢炮”的年轻人还有什么要求。陈锡联说:“部队在石桥整编时补充了一些新兵,能不能给点干部?”

        刘伯承很干脆:“就到随营学校调些吧。”随营学校实际是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收容队,连秦基伟这样的角色都只能当连长。

        陈锡联出门后,碰上谢富治。谢富治热心建议他乘此机会挑上几个知识分子,以后建设根据地,制定政策,开展抗日宣传都用得着。也不知这老兄是真糊涂还是想给陈锡联开个玩笑:“随营学校二连秦麻子有个大知识分子,懂鬼子话,你把他挖过来。”

        真是活天冤枉,父亲要懂鬼子话,还会参加你们这伙与土匪无异的红军?父亲的家乡是陕西汉中。汉中在中国历史上出过两次大风头:一次是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留下了张良留侯庙,韩信拜将坛等遗址。另一次是三国,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添了些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等景点。我曾经在早春天气坐火车经过那里,但见车窗外如处子般静谧的汉水缓缓流过碧绿的田野平川,飘洒着细碎雪花的乌沉彤云把北边的秦岭和南面的大巴山笼罩在灰色的纱雾中。这块与世隔绝却谈不上贫穷的土地是吟唱田园牧歌的好去处,但要学习东西洋鬼子话那可就忒偏僻了点儿。父亲上中学时,全校压根儿就找不到一个外语教师,还别说合格不合格。中学毕业后,父亲兴冲冲到西安报考大学。他的第一志愿是考上西安城外的武功农学院。武功农学院在那时颇有些名气,解放初,他们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碧玛一号”在中国北方冬小麦区大面积推广,吹响了中国的绿色革命的号角。父亲的国文和数学考试成绩在当年陕西考生中名列第一,但英语却吃了个零蛋,结果名落孙山。父亲当时很气不过,把英语考卷的第一个词barley硬记下来,回来查字典才知道是大麦,几十年没忘。后来,他又想报考西北矿业局短训班和铁路建设厅机械处,人家又要求考日语。有了上一次教训,父亲压根儿就没敢去试试。

        二

        还没有真正上战场,父亲就差点儿被日本飞机吓死。

        快到太原时,二连乘坐的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住。前面传过话来:日本飞机炸坏了一座桥梁,正在抢修,列车得多半天才能继续向前走。部队通知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只要不跑太远就成。大多数人躺在车上懒得动弹,父亲闲不住,在空荡荡的站台走了两圈。小站候车厅是一座青砖平瓦房,和车站外面的十来间褐黄土坯房形成鲜明对照,只是粉墙上嵌着几个弹孔。车站站台也留下了战争创伤,靠铁轨的一侧被炸弹削去一角。

        晚饭就是吃干粮:凉水就大饼子。晚饭后,父亲看见秦基伟独自蹲在车站外的空地上,叭叽叭叽吸着一支卷烟,望着远方的山坳出神。他走过去喊了一声:“连长。”

        秦基伟很高兴,招手让父亲过去:“来来来,聊聊天。”他的两根手指取下嘴里刁着的烟卷,笑眯眯地说:“红炮台,房东大爷还有点舍不得呢给。味道真不错,尝尝?”

        父亲摇摇头:“不会。”

        “要打仗了,哪来那么多讲究。”他满脸不屑,又把烟卷放回嘴里抿咂起来。“你们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问问你这世界有几个国家?”掰着自己的指头算:“我知道除中国,日本外,还有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好像马克思就是英国人。”

        “我也闹不明白这世上准确有多少国家,大概百把十个。不过马克思是德国人,后来住在英国。”

        “你家是哪里?”

        “汉中。”

        “啊,陕南,好地方。水多,树多,冬天不冷,我从那儿路过,比河西走廊强多了。”

        黄土山坳中有一间小木屋,屋顶笼罩着棕色的烟雾。小屋不远的草地上有几只散漫的山羊在啃草。一个老农赶着老牛在半山坡上翻耕,拉开一道道新开的黄土。白云飘过,清风送过凉爽的寒意,把半截呕哑高亢,舒展嘹亮的“解心宽”山曲慢悠悠地传过来。父亲不禁想起古老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你到过不少地方?”父亲问。

        “嗨,还不是打仗,都是些穷山恶水的地方。西路军失败后,我是一路讨饭回来的。”

        “打仗该怎么打?有什么窍门吗?”

        “这又不是读书,有什么窍门?只要不怕死,打来打去打多了就有经验了。都说子弹不长眼睛?你要有点经验他还真就怕你,见你都躲着走。”说完他对父亲眨眨眼,温和地笑笑。

        远处的老农已经犁完地,正在收拾家什准备回家。父亲指着老农很浅薄地大喊一声:“他知道日本鬼子要来了吗?”

        秦基伟却有点答非所问,羡慕地说:“是啊,要是不打仗,弄几亩地种该多好。讨个老婆,生几个孩子,舒舒服服过日子。”

        “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不会到北平,上海看看?”父亲觉得秦基伟真没理想,“那才是真正的花花世界呀。”

        “我就希望有一天送小骡子去上学。”

        父亲没再言语,他知道小骡子的过去。说起来这算得上父亲做的第一次思想政治工作呢。

        三

        事情的原委是红军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小骡子想不通,指导员张兆全劝慰他:“你怎么思想到现在还不通?上级已经讲过多少次,换帽子是抗日的需要,一切要服从抗日的大局。”

        小骡子突然失去控制,暴躁地大嚷:“抗日,抗日,什么都是抗日需要,阶级仇恨还讲不讲了?把红军都取消了,你和地主老财一起去抗日呀?”

        父亲觉得小骡子简直不可理喻,何况他上次被小骡子揭发,一直没找到机会出这口气,于是忍不住顶了小骡子一句:“罗志远同志,改编换帽子是中央的路线,你这么抵触可要小心出问题哟。”

        小骡子“哇”地一声大哭,边哭边叫:“啥子路线?打蒋介石,俺们死了多少人呀。现在要俺们拥护蒋委员长,红五星换成了青天白日。俺就是想不通,这辈子想不通,下辈子也想不通。”他把头上的新帽子揭下来往地下一贯:“俺就不戴这顶亡国奴帽子。”说完一把鼻涕一把泪,摔手向门外跑,把父亲吓了一跳。

        之后,张兆全告诉过父亲:小骡子的妈妈在地主家当奶妈,被地主逼得上吊自杀。父亲是老实疙瘩的农民,气不过,上地主家要人,被狗腿子打成残废,赶出本乡。红军到川北后,他爹参加了贫农团,哥哥参加了赤卫队。白军围剿时,两人都被反水的地主武装杀害,剩下小骡子孤苦伶仃,红军把他收留下当了勤务员。“黎教员,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了解小骡子,也太不了解红军了。不是走头无路,谁会提着脑袋干革命。红军中有好多小鬼都是烈士遗留下的孤儿。”

        在这之前,父亲对这种极度扭曲的阶级仇恨完全没有概念。每提到此事他都会感叹地说:“太让人吃惊了,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会突然精神崩溃?没见过,没法用文字语言来形容。唉,旧中国的社会呐。”

        父亲在房中闷坐了几分钟,走出房门想到野外散散心,不料这事儿是越想越烦,老有个声音在耳边指责自己:你生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小骡子的个性,随便讲话,太草率了。你的经历和工农战士不同,从来没有和蒋介石的军队真刀真枪的拼杀过。不就读过几天书嘛,那里真懂得什么阶级仇恨?小骡子和白匪军,地主老财有血海深仇,今天要改变,这个弯子确实太大。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现在也不过十四五岁。命运的安排让他已经跋山涉水,走过万里路,吃过无数苦,成为历经艰险的红军战士。要是世道好,象他这个年纪,正是活蹦乱跳好玩好耍的时候,正是无忧无虑憧憬未来的时候,正是读书上学学知识的时候。可惜,一个多么机灵的孩子,只能跟着部队,干的是日常打杂的小差事,看的是血雨腥风的大屠戮,餐风宿露,缺衣少食,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童年乐趣。没想到这孩子个性这么倔强,爱憎分明,心口如一,真不该冒冒失失伤他的心。

        九月的陕北,秋高气爽。殊星几点,凉风习习。在单调的蝉鸣声中,父亲惊悚地听到几丝抽泣随风飘过。那音调幽远凄怆,时断时续,细微得若隐若现,让人感觉有一只蝎子在胸口爬上爬下。父亲试图循着声音找过去,好几次都差点弄错方向,最后才发现在一垛麦草堆下卷缩着一个矮小的人影。俯身细看,正是小骡子。父亲赶紧靠在小骡子身边坐下,搂着他的肩膀,抓住他的手,悄声说道:“小同志,今天是我不好,不该那么说,惹你生气。你打我骂我都行,不要再哭了,好吗?”

        小骡子听了这几句话,一下栽倒到父亲怀里,哭得更加伤心。父亲感觉小家伙幼小的身体不停地抽搐,顿时有点茫然失措,不知该再说些啥,只好不住地用手抚摸小骡子的头发,希望对他有点安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月亮慢慢地躲进一片云彩,再从昏暗而且镶着桔黄粉红色边缘的薄云尾部钻出来,把一把银粉和着微风抛撒在杏黄的原野上。夜更深,更凉,更加安静,静得你不敢稍稍加重地喘息。四周如同柔丝薄纸搭就的舞台布景,飘逸的雾气仿佛就在你身边,又仿佛根本不存在。突然,一只乌鸦‘呱哒’一声怪叫,如同随意泼洒的浓墨从父亲头顶一笔划过,缓缓栖落在不远处的一颗老槐树上。老槐树已经开始发黄落叶,暴露出清晰可辨的粗枝细干。透过树枝,父亲看见乌鸦机警地转着头,好像发现了远方的危险。远方有两点绿荧荧光亮向山顶移动,很快在透明的深蓝色天幕上浮现出一匹孤狼的高傲剪影。父亲没有害怕,因为身边那个悲伤欲绝的弱小者使他不能放弃,他的内心油然诞生了一种天然的责任感。

        过了很长时间,小骡子的哭泣声才渐渐停下,他像一颗风吹雨打后的幼苗重新抬起头来,露出一对天真无邪的明亮眼睛,在月光下咕嘟咕嘟闪动。父亲小心翼翼地劝他回去就寝。小骡子这时才说:“文化教员,俺不是生你的气,俺是想起了俺爹,俺娘,俺哥,都叫白狗子,地主老财,蒋介石,国民党杀的杀,逼的逼死了。俺怕这个仇今生今世是报不成了。”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又红了。

        父亲连忙安慰他:“小同志,千万不能这么想。没听小杨讲师首长说过的话吗?换帽子只不过是个形式,关键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你懂得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吗?”

        小骡子目光茫然,显然不明白什么叫深刻。

        父亲捉摸了一下,又说:“想想我们每天吃的土豆,好多地方又叫它洋芋。”

        “俺们还叫它山药蛋。”

        “对,土豆,山药蛋大概是老百姓叫的土名字,洋芋大概是外国人先叫起来的。但不管名字怎么叫法,土豆还是土豆,我们只能煮着抄着烧着当饭菜吃,不能拿来当衣服穿。我在抗大听中央同志讲过,我们这支军队,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就永远是穷人的军队,他的目标永远是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你想想,劳苦大众指的是什么人?就是像你一样的工人和农民。白狗子,地主老财那么嚣张,还不就因为他们有军队,有枪。我们要报仇,也得靠枪杆子。今天的中国,这军阀那军阀,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真心为老百姓打天下,我们不靠这支军队还能靠谁?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你才十几岁,路还长着呢,用不着悲观。”

        就这样,在天苍苍,野茫茫的黄土地上,没有粗俗的搞笑噱头,没有艳丽的旋转灯光,父亲就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和几句注定会被人遗忘的干瘪语言,解开了一个孩子的扭曲心灵。小骡子擦干眼泪,站起身,依偎着父亲的身体往回走,从此他再也没有对改编讲过一句怪话。

        四

        列车直到深夜才重新启动,这回大家伙不再有新鲜感,纷纷在单调的车轮滚动声中鼾然入睡。凌晨时分,父亲被阵阵雷鸣般的声音惊醒。他刚一抬头,鼻子就贴在一只粗糙的臭鞋底上。父亲看清楚是小骡子,心想这小家伙个头不大,腿倒挺够份量。他使劲想把小骡子的大腿从自己肚子上推开。小骡子眼睛都赖得睁开,只是咕噜咕噜叫道:“打炮呢,离这儿还远。”倒头又睡着了。

        突然,火车开始刹车,所有人全醒了。缓慢移动的列车使得每个人都看见铁路沿线三五成群,散布着长长的难民队伍,就像是暴雨前迁徙的蚁群。这些难民和父亲在候马车站看见的难民大不相同,很少有几个衣着光鲜。他们风餐露宿,历经艰辛在路上跋涉了很长时间,个个都是筋疲力竭。他们穿着灰尘扑扑的单薄衣衫,背着沉重的行李包袱(只有少许人推着独轮车),扶老携幼,沿着铁路线往太原方向挪动脚步,好像哪根闪亮的铁轨就是他们的扶手或拐杖。还有不少人家不顾黎明前的极度寒冷,或躺或坐,倒在路边的黄泥地上休息。老人哭,孩子叫,四面八方远远近近挤满了此起彼伏的哀嚎抽泣声。看着乘车经过的部队,他们或者停住脚步,目光呆滞地看一眼,或者干脆头也不抬继续走,他们对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已经绝望。在他们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军队就只会搜刮民脂民膏,欺负老百姓,一旦外敌当前,撒脚丫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火车喘着粗气缓缓驶进阳泉车站。阳泉系正太路上的枢纽,是有名的煤矿产地,本应该是热闹繁华的市镇,现在却是一片慌乱凄惨景象。父亲看见站台内外挤满了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他们中间没有医生,也没有什么看护,个个蓬头垢面,血污班班,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手上腿上带着夹板,有的支着拐棍一瘸一跛。有的躺在担架上呼天抢地,还有的像无头苍蝇四处乱串。喧嚷,鬼嚎,扯嗓子骂娘,甚至相互唾骂,斗殴,乱成一团。这时阵阵炮声在远处响起,这群鏖集在站台上的丧家犬更加慌了神,他们没等列车停下就开始往前挤,想尽快爬上车厢逃命。好几个伤兵干脆被挤落站台,接着就听到车轮下方的凄厉惨叫。列车停住,还没等父亲他们下车,伤兵们已经如同海潮般向车厢上爬,父亲看见第一排伤兵站在车厢护栏上,瞪着血红的眼睛,就像一张雪花豹子皮贴在墙上。秦基伟,张兆全和其他班排干部连打带抡,把几个当头的家伙甩下车去,然后指挥全连战士下车。车厢一誊空,伤兵们争先恐后,连爬带滚往上挤。这回是从车厢前后左右,全方位一起上。不时有人还没爬上去就被搡了下来,跌在站台上,枕木上,“啪,啪,啪,啪”,一摊血又是一摊血,真正的头破血流,没命的惨叫。最可怜的就是那些腿折脚断的重伤号,躺在站台上无人理睬,无人过问,听天由命。

        秦基伟皱着眉头,厌恶地带领全连挤出车站。他看见一个身穿破旧蓝军服,满脸胡须,邋里邋遢的国军少校站在那儿抽烟,便凑上去对火:“老兄,打前方下来?”

        “保定。唉,队伍全垮啦。”国军少校心不在焉地回答。

        “小鬼子究竟怎么样?”

        “光听人咚咚打炮,还没瞅人毛呢就完啦。”

        秦基伟满脸狐疑地抬起头望着对方。

        “哎,你还别不信。小日本那是飞机大炮全都有,听说还有坦克。咱二十九军就在南苑吃了大亏。”

        这句话猛然提醒了秦基伟,他瞟了瞟烟熏火燎的残破车站,对张兆全喊道:“老张,快带队伍走,找空旷点儿的地儿。”他扔下手中的烟卷,骂骂咧咧地:“老子馆子还没开张,别叫人先掀了灶台。”

        队伍马上加快脚步往镇外跑。国军少校刚来了点谈兴,没想到听众跑了,连声在后面喊:“哎,小子,你们这干嘛?上前线打日本?凭你们这几杆破枪?快别犯傻啦。瞅瞅你们那些当官的,跑得比兔子还利落。”

        还没等他们跑到南面一带的山地,就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响,接着到处响起了嘀嘀哒哒的防空哨音。秦基伟指挥部队迅速疏散开来。父亲心里发慌,跟着跑了一阵,半天不见动静。他抬头看时,一片蓝天,洁净如洗,仅有几朵白云轻轻飘浮,没有半点飞机影子。正在纳闷,只听小骡子一声大喊:“文化教员,快卧倒。”说是迟,那是快,只听到一阵狂风横扫过来,扫得树木哗哗响,树叶飕飕散落,尘土腾空而起,遮天蔽日。父亲慌了手脚,既不知道飞机在那里,也不知道小骡子他们藏在何处,只是本能的就地爬下,葡伏在一块野地里。他的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好像要蹦出自己的胸膛。接下来父亲脑海里的有形图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沌,伴随着轰轰隆隆的炸弹爆炸声和飕飕飕的机枪扫射声,那感觉就如同周围有一道铁门来回开合,要把他和这个世界永远隔绝,而且永无休止。一丝闪耀着白光的惊喜掠过眼前:这土皮如此柔软,像堆泥浆,难道不能挖出个窟窿?遗憾的是他全然忘记自己的手脚搁在哪里。父亲一紧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全身肌肉失去控制,不住地抽搐颤抖,上下牙巴骨也磕磕碰碰响个不停,于是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滴溜乱转:“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过了很长时间,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厉声高喊:“哪是谁,顾头不顾屁股,还不起来归队。”父亲怯生生地抬起头来,还觉得天旋地转,什么也看不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身边站着个人,是连长秦基伟。

        “原来是文化教员,快起来,飞机早飞远了。”秦基伟放缓了语气,若无其事,大大咧咧离开了。

        父亲再望望天空,还是跟刚才一样,蓝蓝的天,几朵白云在空中轻轻飘浮,哪里看得见丝毫飞机的影子。这时部队已经在一块空地上集合,秦基伟像平时出操演习一样,发号施令,整顿好队伍,然后望着刚才离开的阳泉车站,嘘了一声道:“大家看看吧,这就是国民党,他们根本不把当兵的当人看。”

        大家正眼一看,阳泉车站真是惨不忍睹。那些国民党军的伤兵依旧是乱七八糟,但你推我搡的活泛劲儿不见了,到处是呜乎哀哉的叫喊声。几节敞篷车厢就像胡乱践踏后的水稻秧田。环护栏一圈,堆砌着数十具包裹土黄色或灰白色军装的尸体,如同连根拔出的秧苗。一节闷罐车顶篷上撕开一个大洞,车门和车窗的挂钩或铁刺黏挂着胳膊,大腿甚至五脏六腑各式零件,血汩浪铛。站台上恶臭难闻的黑烟夹杂着尚未熄灭的火焰从血肉模糊,酱茸茸的黏浆中升腾起来,断裂的水管喷出漫无目的的的水雾,冲上天空,又落到地面,把血污和淤泥搅和在一起。几个只剩下上半身的士兵在污垢中不停地挪动,翻滚,无助地摸摸爬爬,鬼哭狼嚎。

        张兆全激愤地鼓动士兵:“同志们,鬼子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华北,遍地狼烟,可是国民党当局干了些什么?。运送北上的将士,南撤的伤员,只有这些破旧肮脏的运煤车,运牲口车。然而在侯马车站,你们亲眼看见那么多漂亮的客车,全部装的是官商土豪劣绅,他们的婆姨,细软和金银财宝。那些国民党官老爷们只想的是如何舒舒服服的逃命,哪有一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诺大一个阳泉车站,南北交通要点,日本飞机随时可能轰炸,他们一不组织伤员防空,二不派人疏导车站秩序,以烂为烂,其势必乱。国民党腐败透顶,不可救药,抗战的前途决不能依靠他们,只有依靠共产党和我们的红军,八路军。”

        然而,父亲却提不起精神。想想刚才惊慌失措,天旋地转的情形真不是泄气两字所能形容。部队整顿好以后就上路行军了。一路上大家纷纷议论刚才的空袭。

        “哇,小鬼子是真厉害。飞机飞得那叫个低呀,俺抬起头连机腹上的红膏药都能看清。”“看清红膏药算什么?我就觉得飞机是蹭俺头皮擦过去的。”

        “可怜车站上那些伤兵,炸弹全落他们那儿了,真是当兵也不能给国民党干。瞧咱们,人毛都没碰一下。”

        “要说还是连长脑子快,赶紧带队伍上了南山。不然,咱们没准也给撂倒几个。”

        “就你那熊样,光知道跑啊躲的,就上了南山也得叫人追屁股蛋子。不是老子照他来了几枪,他会乖乖地撒丫子跑掉?”

        “吹吧,反正吹牛也不犯法。就你手上那杆老套筒子,打两枪卡一次壳,还能把飞机打跑?”

        “哎,真的,信不信由你。我还拿机枪干了他一下。可惜子弹太少,不够劲儿。”

        说着说着,让父亲极度难堪的场面出现了。司号员小杨突然跳出队列,大声嚷道:“你们都别吹自己能耐。要我说还是文化教员有本事,他这么屁股一蹶,就把飞机顶跑啦。”说完双手报住脑袋,一头扎到地面的石头缝中,屁股故意朝天翘起有二三尺高,还浑身发抖。小骡子犹嫌意味不足,学做连长的神气腔调,扯开嗓门喊道:“那是谁呀?顾头不顾屁股。”俩一唱一和,逗得众人鼓掌跳脚哈哈大笑。父亲脸上火烧火辣,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路边的大树上。

        指导员张兆全黑起个脸,照小杨屁股上踢了一脚:“你就不能拿根针把你的臭嘴缝上?黎教员上战场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有啥好笑。”

        秦基伟狠狠瞪了一眼小骡子:“开玩笑,也不看个时间地点。你小骡子能耐,第一次上战场,又是屎又是尿,拉了满裤裆,都不记得了?”

        虽然连长和指导员给自己解了围,但父亲心里还像欠了债似的,惭愧,追悔,懊丧,脑子里翻江倒海。没想到自己抛弃家乡,丢下老母,下定决心,慷慨激昂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幕居然闹出这么大个洋相。我真是没出息,连飞机从那儿来的都搞不清楚,光知道发抖,往地缝子里钻。平时熟记的什么“马革裹尸”,“痛饮黄龙”,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接骨眼上全被发自内心的恐惧吓到爪洼国外了。我这还文化教员呢,现在连小骡子,小杨都笑话自己,今后可怎么给干部,战士上课?怎么在部队里做人?部队可是最瞧不上胆小鬼。不行,以后决不能这样。遇事必须沉着冷静,不慌不乱。我可以退出革命队伍,但只能是被敌人打死,决不能被自己的恐惧和胆怯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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