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父亲的革命,第一部第二章1 -- mingxi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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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父亲的革命, 第一部,第四章1

            第四章

            太阳懒洋洋地从黄澄澄的山梁子边升起来。山梁上挂着几笔天公随意挥洒留下的残雪,在泛白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光秃秃的山脊上只有稀稀拉拉几棵酱褐色的小灌木,就像癞子头上的几撮毛发。细嫩的小草顽强地从坚硬的土疙瘩中冒出头来,贪婪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也给饱经沧桑的土地抹上一层薄薄的绿妆。父亲一觉醒来,看见层峦迭嶂,峥嵘起伏的山峦如同凝固的长河波涛,在天际边舒展开一幅时钟停滞的画卷。父亲长舒一口白气,转动转动手脚,然后登上山顶。远方谷口间缠绕的浓重雾气像慢火煎熬的猪油缓缓化开,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一大块白云投下的巨大阴影顺着峡谷中蜿蜒流淌的小河慢慢扫描,扫过田野,河滩,荒地,树林,小桥,村落以及沿河的土质公路。父亲情不自禁地双手卷成喇叭状,卯足中气,对着山谷对面高声大叫一声:“哇, 太行山。”

            “混蛋,”父亲中气还未吐尽,就听支队长赵保田低声怪嚎:“这是什么地方?你敢大喊大叫?惊动了敌人,老子一枪毙了你。”

            父亲吓了一跳,这儿是响堂铺。眼下正有数千人静静地埋伏在这些荒瘠的山梁上,准备袭击日本鬼子的运输队。

            阳明堡战斗结束后,七六九团进入太行山。团长陈锡联带着百把号人沿着太行山东麓发动群众,收容散兵,扩大队伍。父亲当时就跟着这只部队活动。太原失守后,平汉线上敌骑进逼漳河。国民党军已经溃不成军,四乡八野到处是散兵,或三五成群,或七八结伙,也有整连整排溃逃到山区。这些兵们有些携带武器,有些徒手,所到之处,要吃要喝,抢劫财物,骚扰百姓,甚至奸污妇女,搞得地方鸡犬不宁。父亲所在的部队收编了一些。但他们大多是些流氓痞子,收编后不习惯八路军的纪律约束,跑了很多。不过在磁县附近,父亲他们交了好运,当地的地下党动员了一千多矿工参加部队,再加上沿路招收的农民,陈锡联带的一个不满员连队膨胀成一只两千来人的大队伍。可惜部队人数虽多,但武器有限,别说重武器,连枪支都不齐。

            这样一来,父亲马上忙得团团转。因为他参加过红军,比其他文化人早参加部队,理所当然最受信任,也由此变成了陈锡联的大秘书,包揽了大部分文字工作。如登记人员,统计枪支弹药,起草命令,通知,处理上下来往信函,分发传单,印刷品,收集书报杂志,有时还得帮助后勤部门征集粮食。陈锡联如果外出,他还得代理接受下面的请示汇报,并解决一些次要问题。人越忙,思想越简单,整天想的都是工作工作,也没时间想想他这个文化教员在军队中究竟是个什么身份。

            新部队经过短期政治军事训练,奉命把一部分干部和新兵交给师随营学校青年队,然后编成一个独立支队划归七六九团指挥,支队长是原来十连连长赵保田。响堂铺战斗前夕,陈锡联把一直参加整编新部队的父亲和团部的另一个大知识分子白丁分派在赵保田支队。任务下达后,几个新战士听说父亲参加过阳明堡战斗,还打死过一个日本鬼子,都跑来找父亲取经,要他谈谈战斗经验。父亲心说这真是活见鬼,我在阳明堡那是打仗吗?怎么觉得连魂头都没摸着仗就打完了。这回可是要面对面和敌人拼刺刀了,他自己还得放下架子,忙不叠地想跑到老战士那里问长问短,请他们传授些战斗经验,那有什么东西教别人。其他人倒也罢了,三言两语总可以打发,最讨厌的就是白丁。他老兄刚从团部过来,一听说打仗,浑身发痒,兴奋得坐立不安。白丁凑到父亲耳边,悄声说:“我把你个骗子也忒小瞧了。咱正牌的燕京大学学生都没敢冒充懂日语,你一个陕西矶角旮拉里出来的穷中学生就敢装洋蒜。好好地把你在阳明堡蒙来的经验给兄弟我传授传授。只要在战场让子弹拐弯,咱一切好说。否则我非告你个欺上瞒下,蒙蔽革命不可。”

            “你告,你告,你现在就去告好了。就你这号人,还配我传授经验?你就光膀子上阵吃两颗花生米我才高兴呢。”父亲也不吃素,恶狠狠地回答。

            “唉,唉。看看,开个玩笑你还认真了。实话实说吧,我身上就这三个木柄手榴弹,一个是炸不响的训练弹,另外两个保不齐也是哑弹。我捉摸着:反正你也打过仗了,有点经验,不指望靠你那支破枪防身,不如把枪借给我,咱拿着它壮胆儿呀。”

            “去去去,呆一边儿凉快。我这儿一大堆事儿没完啦,瞎折腾啥。什么借枪?这枪还有借的一说吗?有本事叫你妈早生你两年,早参加革命,什么枪弄不到呀?我说你小子也精精干干,正经捉摸捉摸怎么上战场打小日本那儿弄枪好不好?干嘛非干些坑蒙拐骗的事儿,说出来也让人寒骖。”

            白丁也不害臊,摸着腰间的教练弹,自言自语地说:“我训练时能把这铁疙瘩扔出去三四十米,还投过一次实弹,真的爆炸了呢。就不知道见了日本鬼子会不会害怕。管他呢,不就把两个家伙扔出去吗?不信我做不到。新兵还有只拿红缨枪,大刀的呢。”

            父亲认真地说:“其实我的经验就一条:上了战场千万要沉住气,就想着敌人,自己的事儿什么都别想。受伤啦,打死啦,想也没用。子弹不长眼睛,该着你跑也跑不掉。你要做的就是腿脚利索点儿。”

            部队出发后,白丁一路上嘟嘟囔囔说个不停,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他两句,自己心里也有点紧张。到了战地,出乎意外,一不让挖战壕,二不布置火力,赵保田把部队带到一个山凹子里放下,说是休息待命。大家伙就挤在那里,黑灯吓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小声议论这个仗该怎么个打法,就赵保田跟谁都一言不发,闷着头蹲在山崖边。士兵们也许是累,也许是环境单调沉闷,所以尽管天气很冷,很多人还是打起了鼾声。父亲强撑了一回儿,也忍不住耷拉起眼皮。

            父亲被赵保田吓得大气不敢出,溜回了山凹中。这时大家伙都醒了,开始静静地喝水,吃干粮。吃完干粮,还不见动静。等呀,等,就不见人下个命令。大家又开始议论:什么时候进入阵地?敌人有多少,距离多远?从哪里过来?这仗究竟在哪里打?谁也猜不透。白丁这人闲不住,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几道线,捡来几根棍子,兴致勃勃和人下棋“捉猴子”。父亲开始不屑一顾,后来也耐不住寂寞上去参谋。白丁嫌他多事,他嫌白丁水平差,几次要把他推开自己上阵。无奈受纪律约束,始终不敢高声用力扭打,最后只好悻悻罢手。

            突然,一声巨响从山谷中爆裂开来,接着霹雳扒拉如同炒豆般的枪声夹杂着咚咚咚的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动山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朝山背后的方向张望。父亲看见赵保田带着几个人正往山顶跑,自己也跟了上去。

            从山顶往下看,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那一幅恬静祥和的画面消失了,整个山谷一二十里地面滚滚尘土卷地而起,飞扬起来,一刹时便填满沟壑,充塞崖坎,覆盖了村庄,河流,道路。尘土黄澄澄,雾蒙蒙,忽起忽落,左右摇摆,像一条逶迤蜿蜒的莽蛇在山谷中奔突冲撞。从莽蛇扭曲盘绕的身体上,一团团黑色的硝烟带着点点火光飞腾起来,由黑而灰,由灰而白,和黄土尘埃搅和在一起,不断膨胀,沿公路两旁的山坡向山顶弥撒。

            “汽车,汽车,”赵保田举起望远镜朝山下张望,激动地大喊大叫:“我的个妈呀,全都是汽车,全挤成疙瘩了。”

            正在这时,军号响起。赵保田继续嚷嚷:“出击,咱们的队伍出击了。”他突然想起什么,把望远镜随手朝地上一扔,叫道:“通讯员,小郑,”见没有回答,这才想起他早就打发小郑到团部等着了。于是改口叫:“吴参谋,命令你跑步火速去团部。你告诉陈叫驴,狗日的打汽车不叫老子沾光,老子撅了他的驴蹄子。”

            白丁眼急手快,抢到赵保田扔下的望远镜美滋滋地朝山谷中观看。父亲又急又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虎口夺食,抓过望远镜,然后把白丁一咕噜推倒山坡背后。白丁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味来。父亲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只见硝烟尘土的缝隙间,疙里疙瘩,无数卡车像黄绿色的蛆中在公路上蠕动。有头朝东的,有头朝西的,有在公路上打横陈的,间或有几辆车还在行进中就燃起了冲天大火,滚下路面,头冲下方栽倒在河中。在成堆成团的车辆中,隐约可以看见一些头戴钢盔,身着黄色军服的鬼子兵从车上往下跳。他们或者钻藏到汽车底盘下,或者在坡坎地中匍伏行进,搜寻掩蔽处。真是狼奔豚突,混乱不堪。而山谷两侧高地上的八路军健儿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公路扑将下去。接着,父亲看见了和阳明堡相似的一幕:一团桔黄色的火球从汽车上爆开,刹时四散膨涨,发出耀眼的红光。红光之中是几条金蛇狂舞,“嗖嗖嗖”地乱飞乱窜。父亲大喊:“汽车着了,汽车爆炸了。”

            赵保田又抓过望远镜,额头冒汗,双手颤抖,声音弹跳着嘟囔:“好家伙,真是汽车着了。汽油在爆炸,又是一辆,又是一辆。”他转过头,疯狂地朝团部方向跑了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头因失望而哽咽地叫道:“叫驴,叫驴,老子哪点对不住你啦?你这么整老子。再不来任务,老子连汤都喝不上了。”

            这时,冲锋号,迫击炮,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噪音开始减弱。白丁也不知趣,抢回望远镜,一边看一边现场解说:“哇,咱们的队伍都上去了,上公路了。拼刺刀,好像,对,就是拼刺刀。我们几个扎一个,扎倒一个,又一个,全是些正牌皇军。妈呀,简直太过瘾了。这怎么回事儿?哪来这么多烟,满山谷都是,什么也看不清。咦,别打这么狠,留个缝隙,留点空儿让咱开开眼啦。唉,一团糟,遮天蔽日,什么也看不清了。过瘾,太过瘾了。”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命令终于来了。命令他们带着几百民夫前去搬运伤员,打扫战场。教导员让赵保田集合队伍。出乎意料,一直闷着头的赵保田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嚎:“要去你去,老子不逑干了。什么支队长?带这个破部队还打什么仗,尽等着喝人家的刷锅汤。陈叫驴,我X你妈。”

            所有人都楞神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教导员悻悻地说:“都是些新兵蛋子,先喝点汤也好嘛。这打日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啃骨头吃肉的。”说完,叫集合队伍下山。几十年后,父亲和陈锡联谈到此事还觉得好笑。当时父亲已经离休,在青岛海军疗养院疗养,正好陈锡联也在那里。父亲指着已经在北京农业大学上研究生的笔者说:“我这老么什么都好,就是下棋赢得输不得。输了棋就掀棋盘流眼泪,跟捞不着仗打的赵闷灯儿差不多。”说得陈锡联哈哈大笑。

            部队上公路时战斗差不多已经结束。公路上横七竖八到处是燃烧着的汽车,有的四轮朝天,有的侧卧在路边和小河当间。玻璃四散破碎,满地都是。车窗扭曲烧焦,车厢支架崩散,到处漆黑一团。皇军的尸体穿陈其间,有搭在车上,有躲在车下,有摆在公路上,一个个血迹班班,焦眉烂脸,令人感到恶心。父亲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战利品,间或帮忙包扎搬运伤员。当时的战场就像洪水过后的百货商场。车上车下,路边,沟坎到处抛撒的是枪支弹药,服装食品。父亲手脚不停,忙得不亦乐乎。待通知部队撤离时,父亲在一辆军车下面看到一个皇军军官的尸体,尸体脚上套着一双长筒牛皮靴,便冲将过去扒拉下来套在自己脚上,很觉得有点威风凛凛。白丁看了羡慕得不得了。

            参战部队和民夫刚离开公路,就听见一阵低沉的马达轰鸣声。一队日本飞机好像擦着头皮飞过来。这次飞机的气势远比空袭阳泉车站凶猛,就马达的轰鸣声就震耳欲聋。飞机上下飞舞,朝着公路上的汽车,皇军尸体狂轰烂炸,整个山谷又重新笼罩在火光硝烟中。父亲他们不禁咂咂舌头,感叹上级把撤退时间掌握得真是准确。

            响堂铺战斗后,父亲想到了入党。

            三八五旅的老底子是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红军改编时,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辖七六九团、七七零两个团。开赴抗日前线时,旅直及七七零团留守陕北,七六九团在刘伯承师长张浩政委率领下,东渡黄河,进军太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部队迅速壮大,后来成立新的三八五旅,辖九、十三、十四三个团,是太行山一支有名的主力部队。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父亲兴冲冲赶到旅部,也就是原来的七六九团团部。他是奉命从赵保田支队调回来的。旅部设在一所平房内,父亲进屋后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却半天不见回音。他调整视觉,终于看见长桌后面坐着一位面无表情的首长。首长咳咳嗓子,慢条斯理地说:“黎明同志,我们认识。我想问问你,怎么没写入党申请书?”

            首长竟是谢富治,他是新任三八五旅政委。

            正好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从外面回来,一边解开腰间的皮带一面说:“我说你这个臭知识分子,你在八路军里中干事,不想加入共产党你想当特务呀?”

            谢富治站起来,挥挥手不让陈锡联说下去:“这不能怪他。师政治部新接收了一批从延安来的新同志,他们大部分在抗大或陕北公学仅三四个月就已经入党。我们部队有很多早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到现在还没有被吸收入党,这是典型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必需立即纠正。”

            陈锡联大大咧咧地说:“我就说,像黎明这样的同志,按知识分子的标准,早就该入党了。”

            谢富治皱皱眉头,拉长脸对陈锡联说:“你这个同志。入党就是入党,够条件谁都可以进来。哪儿又冒出个知识分子标准?难道还有个工农标准不成?你这话小心犯关门主义错误。”

            “卵子个错误主义。这一向忙昏了头,顾不上关门开门。黎明这家伙工作积极肯干,我赞成发展。他就是有点文吊吊的,不像个军人。”

            谢富治又咳了一声:“锡联呀锡联,我说你是找挨批。才说了入党不能有工农标准,知识分子标准,你又发明个军人标准。”

            “发明就发明,我怕个屁。”陈锡联一屁股坐到板凳上,拿起一缸子水喝起来。

            谢富治转过头来,严肃地问父亲:“黎明同志,请你考虑清楚再回答。我现在是代表支部郑重征求你的意见: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父亲在抗大就有机会入党。

            内外神州皆火,

            更无平静书桌。

            爱国民气连霄汉,

            奔走呼号徒柰何。

            长空热泪多。

            西安一声枪响,

            扭转内战干戈。

            最是从军赴敌日,

            引吭高唱救亡歌。

            大雪漫黄河。

            这首破阵子“参军”是父亲一九三七年春天在延安抗大写的,反映了他当时的惬意心情。对父亲来说,延安这个名词足以让人他想起世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我考上大学后,父亲对我说:“大学的时光是最宝贵的,要好好珍惜。大学同学没有利害冲突,是人生中最后一块远离是非之地。”父亲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延安抗大在他心目中胜过世间任何大学的伊甸园,也是父亲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起点。

            那一年,延安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延河水冰消雪融,春水初涨。清凉山柳拂鹅黄,草萌新绿,到处鸟语花香,弥漫着浓浓的春意。由于和西安勾通了汽车运输,抗大的物资供应也开始丰富起来。学校发给了统一的被褥和服装。被褥虽然单薄,但比以前有啥盖啥强得多。服装是做工粗糙,染色不匀的灰兰色土布军装。开始发给父亲的那一套有点小,袖子连手腕都盖不住,后来和一个同学换了衣服,另一个同学换了裤子才感觉稍好些。经过学员们的共同努力,校舍也整修得像模像样,至少门窗齐全,不再八面透风。学员们还自制了些简陋桌椅,添买了些油灯什么的,读书学习也有了地方。

            抗大的伙食也开始好转。之前,抗大伙食很少见到油腥。顿顿霉小米,陈苞谷。现在每个周末固定一次“会餐”,要么是大盆猪肉,要么是大盆羊肉,真是不折不扣的脂肪和蛋白,足以保证大家几天的精神头。父亲和另外几个同学进城后还发现城内新开了家合作社。当时抗大每月给每个学生发两角钱,大家平时攒在手里也没法用。这下好了,十天半月可以到合作社改善一下伙食,要一碗羊肉泡馍或红烧扣肉什么的。父亲感觉和在西安顿顿锅盔夹豆腐乳,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被客栈老板扫地出门的日子相比,延安简直觉就是天堂。

            物质决定意识,大家吃的饱,精神头也足,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也逐渐活跃。红红绿绿的墙报经常出现父亲的名字,不是他写的稿表扬别人学习认真,就是别人赞扬他劳动积极,反正那时候人单纯,干什么都奋发向上,你争我抢,有的是材料互相“吹捧”。有次董必武找人刻蜡版,正好父亲在中学干过,很拿手,马上自告奋勇站出来。父亲刻腊版,字迹清晰,漂亮,工整,很得董老赏识,就此当了专职油印工。

            抗大最风行的体育运动就是蓝球。他还和朱老总打过篮球。朱老总为人随和,既可以当裁判又可以上场。在父亲的印象中,朱老总当裁判眼睛很尖而且非常公正,一旦上了场就像个顽皮的大孩子,很有点小动作。和父亲他们比赛时,父亲他们正戴帽子,老总队反戴帽子以资区分。双方一来二去很快就上了火。一次父亲带球,朱老总耍了个小动作从父亲手上抢到球,裁判没吹哨。父亲非常恼火,他见老总双手准备投篮便不管自己位置对不对,伸手就要盖蓝。可惜老总的球已经出手,父亲盖了个空,一巴掌拍在老总脑门上。老总大怒:“你朗个搞的?打球还是打人?裁判,裁判,罚他下场。”父亲吓坏了站在一边不敢说话,只是一手指着自己的腰,意思是“老总,你先使‘倒拐子(胳膊肘)’冲撞人”。裁判根本不答理老总的要求,只是判了个罚球了事。老总大概也有点不好意识,笑眯眯地走过来拍拍父亲的背,大家又继续开始比赛。后来父亲和陈锡联打篮球,两人一较劲父亲动辄就是:“你个旅长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打过总司令一巴掌。”

            不过最让父亲满意的还是抗大的学习。这可不是我上大学哪会儿听到的政治课:谨小慎微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当时的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可是最时髦最震撼的新学说。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封锁,父亲在白区很难真正系统地对此进行了解。抗大开设的课程可以说是给父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知识天地。更难得的是抗大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军事家,个个称得上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的顶尖高手。董必武本人就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讲课时他联系自己的经历,用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奇的语言把从兴中会,同盟会直到红军长征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引人入胜。董老讲课,不时用手指在空中指指点点。父亲感觉他的手指就像魔术师的魔棒,提起来就打开一幕活剧:你可以清楚看见辛亥革命黄兴的莽撞,袁世凯的奸诈,清王室的无奈和孙中山的软弱,真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朱德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用的是地道四川话:“打得赢你当然要打,打不赢你还打个啥子呢?你就跑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爷处。中国这么大,那个卡卡角角藏不住人。打不赢你还要‘估倒’打(硬干,蛮干),那就是教条主义。”他从在滇军剿匪讲起,自自然然转到自己当“共匪”被国民党围剿的经历。其中列举的精彩战例数不胜数。父亲听着听着就好像自己也持枪埋伏在亚热带丛林中,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湿热和蚊虫叮咬,全神贯注望着山谷中缓缓而行的敌军锱重。听完报告后,从极度紧张中长舒一口气的邵英说:“妈呀,我还以为清凉山背后就站着几个土匪呢。”父亲摇着头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这那里是在课堂讲课,明明是现场指导嘛。老总讲课前我根本不懂打仗的事儿,讲完后马上就想跃跃欲试。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估计即使在今天,中国也找不到这么专业的游击战大师来讲课了。

            有意思的是张国焘也到抗大讲过课。讲授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父亲对张国焘的讲课不太感冒,说他结结巴巴,虽然内容还是很新颖。父亲的结论是张国焘没什么本事。其实张国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挨批判,抗大教室的墙上就贴着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标语。但这场运动对父亲所在的四大队影响很小,因为四大队的学员都是从白区来,批也批不出个名堂。所以父亲脑子里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只是觉得又要批判张国焘又让他出来讲课显得有点滑稽,完全没有意识到党内斗争的残酷。另外,风度翩翩的吴亮平给他们讲过列宁主义,他用流畅,清晰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理论讲得通俗易懂。

            在一个清凉的早上,从“白区”办“外交”回到延安的周恩来,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抗大做形势报告。主要讲西安事变,所讲的内容今天基本都已经公开,但在当时绝对是内幕消息。几千人的大会,没有扩音器,周恩来站在那里,一手插腰,一手得体的挥舞着拳头,气概英姿飒爽,语音铿锵有力,语调抑扬顿挫,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手上没有任何提纲和底稿,却是条理分明,言出无涩滞。他叙事松紧适度,分析抽丝剥茧,评论中肯精炼,一连四五个小时不歇气,毫无疲倦之态,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派。报告从事变的缘由开始,事变的经过,和平解决,最后是今后的展望。报告中历数东北军西北军的合作与分歧,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斗争,国民党中央政府亲日派和亲英派的矛盾,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投机和滑头,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不管今天的某些读者看到这里会不会脸红筋涨地蹦起来。父亲后来感慨地说:“那个报告说到蒋介石在囚禁期间的情绪,阎锡山在事变后的态度时,我的感觉就是总理真是把人的心理都摸透了。总理是天生的人格魅力,和对手谈判不仅极力争取自身利益,还能设身处地为朋友和敌人着想,考虑他们的利益。简直是绝了。”

            父亲印象极深的是讲到“二二事变”,即所谓第二次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以后,东北军群情激动。少壮派军官不顾大局刺杀了军长王以哲,导致潼关手握重兵的刘多荃反戈一击,西安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脆弱同盟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以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惊慌失措来找周恩来,遭到周恩来厉声训斥。

            “这是意气用事。”周恩来讲到这里手掌用力下劈,空气就好像撕裂的冰块。他顿了几秒,全场屏声闭气,父亲只能听到自己胸膛“蓬蓬”的心跳声。总理痛心疾首地继续讲:“明明是胡闹嘛。你们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干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搞垮了东北军,你们不但救不了汉卿反而会害了他。”

            父亲后来回忆:“总理讲出来的话,脱口而出就是一篇用词讲究,推理严密,思想深刻的好文章。他把谈判和实力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不保存实力,先把自己搞垮了,那个和你讨价还价?讲到这里,我们真感觉到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派。当时的局面那么复杂,那么多矛盾。少壮派人人都有枪,老子天下第一,谁的招呼都不听。这种人什么时代都有,遇事就知道激动,砸了锅又没办法补。总理从中周旋调解,找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多不容易呀。可以说周总理在西安事变后为共产党争取到了最大的生存空间。”

            主席第一次来抗大讲课是在下午。四大队全体学员很早就整队来到场院中央坐下,他们个个情绪饱满,神态兴奋。父亲依旧有点紧张,手指反复揉搓口袋里那几根削尖的铅笔。不一会儿,延安城里城外的人三三两两地赶来,有人拿着自带的马扎当坐垫,有的就近拾捡些砖块,石头,或土坯塞在屁股下方,还有的干脆就站在一边。这时人越聚越多,七嘴八舌先是小声嗡嗡,然后揉然夹错,分贝逐渐升高,很快就听到你来我去的大声喧哗,就像是赶春节庙会。四大队当时已经有三百多人,然而周围的人却有上千。场院边很快就人挤人,后面的不住向前拱,不时拱倒几个前排站着的人。摔倒的人跳起来,转身嬉笑着和后面的人打闹。抗大校长,年轻英俊的林彪进来看见这个混乱场面,脸一沉,低声说:“整队,集合。”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林彪亲自指点安排座次,很快使场院显得整整齐齐。之后,他不时向院门外探望,所有人也随着他转头,就像林彪头上装着一台遥控器。最后,一位战士进来报告:“主席来了。”果然看见门外两个人下了马,林彪亲自迎上前,把主席领到木条桌边。两个警卫战士站到了周围的人群中。

            毛泽东进门显然有点意外,他的第一句话是:“那来这么多人呐?”他的湖南腔把“来”字拉得很长,把“这”字绷得老高。林彪向他耳语了几句,毛泽东指着外围的人说:“原来你们是游兵散勇呐。”说得满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接着说了几句开场白:“你们的教育长要让我来讲哲学。题目哪,大得吓人,叫做辨证唯物论。我说你这是强人所难。我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莫有读过几么子多马列主义的书,实在是勉为其难呀。强人所难,勉为其难,强勉,勉强。我,不好推辞,就只好勉强给大家讲几课了。讲得不好呐,还请大家批评。这也是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嘛。”

            接着毛泽东开始讲课:“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他态度从容,谈吐随意,语言平缓而风趣,人人凝神倾听,全场静悄悄的。父亲后来回忆:“主席的声音也不算大,可是,除了听到有趣的地方,发出阵阵笑声而外,从头到尾都是静悄悄的,一个字、一句话,都清清亮亮的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象是再现了老残游记中白妞说书的场景,不过,那里是掉下一颗针都能听到,这里是铅笔在纸上速写的声音。”

            在父亲的印象中,毛泽东不是想象中的叱咤风云人物。他清瞿的面孔,高瘦的身材掩盖了天生的强健体魄,展示出一种文弱书生的风度。那天毛泽东穿着一件又旧又宽的兰布棉大衣,下摆留着大片的油渍污迹,但他炯炯有神的眼光却让人很难联系到“邋遢”二字。父亲感觉他讲得内容起始淡泊,不怎么吸引人。但越听越有味道,仿佛是吃橄榄,刚放到嘴里隔着一层皮,尝不到味道,越嚼越觉得清香回味,越让人不住地反复咀嚼。毛泽东善于运用一些具体事例来阐述深奥的哲理。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古今中外的典籍,“三国”“水浒”“红楼”“西厢”的故事揉合在一起任意驱驰。他的推理如同剥笋,一层一层露出素洁白嫩的核心。他的比喻,幽默诙谐,寓哲理于谈笑之中,引得听众不时地发出笑声。如果你在大学中听过一个高明的教授讲课,你可以轻易想象到,一个长期在封闭环境中长大的青年在听到下面几段话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也许这时父亲已经晕头转向,他的感觉只能用博大精深,无与伦比来形容。他明白自己脑子里的哲学观念和毛泽东讲得哲学完全是两码事。父亲拼命记录,如同饥饿的幼崽试图吸干每一滴乳汁。他觉得头脑仿佛豁然开朗。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东西统统贯穿起来,然后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进行透彻剖析,诸多问题无不迎刃而解。父亲感到辨证唯物论真是无所不包的智慧之神,无所不克的万能之剑。既然共产党拥有如此科学的武器,那么自己的眼前还不是一片光明?

            就是凭着这种貌似真理的模样,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袖们征服了无数像父亲这样的青年知识精英。抗大四大队的学员们在听完课后议论纷纷:“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岂止十年,简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伟大,伟大,共产党有真理,有能人,不胜利就没有天理了。”“世上竟有如此博学之人。高明,绝对的高明。”

            毛主席的每次讲课被父亲他们速记下来,加以整理,然后刻在蜡纸上,油印成册,以后经过修改,便是收入毛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过,讲课时许多有风趣的实例,已经删去了一些。经过多年之后,父亲到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品中有当时的一份油印底稿,面上的一张竟是他刻的。自己的笔迹,就是相隔二三十年,也不陌生。它立刻把父亲的记忆引回到当时的延安。父亲站在那里看得出了神,久久舍不得离开。

            父亲在总结“抗大”不到半年的学习收获时这样写到:“首先,我被共产主义的真理完全征服了。这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具有丰富宝藏的领域,是继承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总结出来的无比正确的理论体系,决不是什么异端邪说。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从理论上获得令人信服的论据,并非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党日暮途穷,想出来的权宜之计。其次,我被共产党、红军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完全吸引住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叱咤风云的传奇式英雄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一个个都是很有学问、很有本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物。”

            不过,父亲在抗大的遗憾就是拒绝加入共产党。鉴于父亲在抗大的出色表现,中队长边章武决定找他个别谈话,开门见山就是:“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党员?”

            “为,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父亲惊愕得像痴呆了似的,半晌才反问一句。

            “入党为了坚决抗日,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不加入共产党就不能坚决抗日,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当然可以。”

            “那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边章武颇为尴尬,知道找错了对象,当即转移了话题。

            当时的抗大公开宣扬共产党的主张,但共产党的组织却没有公开。父亲原以为参加红军自然就是参加共产党,哪里想到红军里面另外还有秘密组织,这不是“结党营私”嘛。难道红军内部也有“党同伐异”?他以前和樊向贵多次讨论:国民党镇压抗日救亡,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做,坏就怀在他们拉帮结派,成立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组织:党。他们认为结党是万恶之源。父亲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投身抗日救国,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就决不能只和少数人沆瀣一气。自己不仅不能拉帮结派,反而应该以模范行动抵制它。父亲后来把这个故事当笑话来讲。其实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朴素信念如同他的初恋,他可以在日后平凡平庸,琐碎繁杂的生存竞争中忽略她,但决不肯把这份纯真从自己记忆的底层中真正清除掉。

            通宝推:薄荷糖家族,caj306,酒剑狂徒,朝雨,懒龙,闯江湖,
            • 家园 震惊!大山里,一个老红军竟然正在干这事。。。。。。

              一大块白云投下的巨大阴影顺着峡谷中蜿蜒流淌的小河慢慢扫描,扫过田野,河滩,荒地,树林,小桥,村落以及沿河的土质公路。父亲情不自禁地双手卷成喇叭状,卯足中气,对着山谷对面高声大叫一声:“哇, 太行山。”

              “混蛋,”父亲中气还未吐尽,就听支队长赵保田低声怪嚎:“这是什么地方?你敢大喊大叫?惊动了敌人,老子一枪毙了你。”

              父亲吓了一跳,这儿是响堂铺。眼下正有数千人静静地埋伏在这些荒瘠的山梁上,准备袭击日本鬼子的运输队。

              这样一来,父亲马上忙得团团转。因为他参加过红军,比其他文化人早参加部队,理所当然最受信任,也由此变成了陈锡联的大秘书,包揽了大部分文字工作。如登记人员,统计枪支弹药,起草命令,通知,处理上下来往信函,分发传单,印刷品,收集书报杂志,有时还得帮助后勤部门征集粮食

              白丁也不害臊,摸着腰间的教练弹,自言自语地说:“我训练时能把这铁疙瘩扔出去三四十米,还投过一次实弹,真的爆炸了呢。就不知道见了日本鬼子会不会害怕。管他呢,不就把两个家伙扔出去吗?不信我做不到。新兵还有只拿红缨枪,大刀的呢。”

              父亲认真地说:“其实我的经验就一条:上了战场千万要沉住气,就想着敌人,自己的事儿什么都别想。受伤啦,打死啦,想也没用。子弹不长眼睛,该着你跑也跑不掉。你要做的就是腿脚利索点儿。”

            • 家园 父亲,是抗大一期

              以后的,还有那么多大师来讲课吗?

            • 家园 父亲的革命, 第一部,第四章2

              现在,面对谢富治提出的同样问题,父亲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父亲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心里还是有个小九九。很多从延安新分配来的知识分子一到部队马上就当了政治教员,参谋,干事,甚至副指导员。在部队里,党完全公开,是不是党员谁都一清二楚。老同学邵英就因为是党员,现在已经是支队教导员,管着好几百号人。只有自己依旧是个不伦不类的文化教员,一开党支部会就得靠边站。在抗大本来有机会,却被一个傻瓜给拒绝了,幼稚,太幼稚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父亲看来,当时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革命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宝贵生命。根本没有一点结党营私的影子。看看周围的党员,都是些不知疲倦,一心一意干工作的人。不管干什么事都能起到模范表率作用。像陈锡联,谢富治这些旅级干部生活上和普通战士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光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也是个在革命队伍中光荣不光荣的问题。我居然会糊涂到把国民党腐败反动的结党营私往共产党脑袋上套,真是混蛋透顶。

              这就毫不奇怪,当时站在谢富治面前的父亲是何等的喜出望外。

              接下来,谢富治把父亲拉到里屋内单独问话。

              “你是什么成分?”

              “我爷爷手里有几十亩地出租。”

              “到底多少?三十亩以上要算地主了。”

              “我那时小,不清楚。恐怕到不了三十亩。在城里还开过铺子。”

              “啥铺子?有多少资本?”

              “买布的。资本不清楚。”

              “有没有绸缎?有绸缎就算资本家了。”

              “不清楚。”

              “你爸爸干什么的?”

              “中学教员。”

              “就算个小资产阶级罢。地主,资本家上边不好批。”

              接着填表。谢富治对着门外喊了声:“锡联,你看就我们俩做黎明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吧?”

              “老子从来不介绍臭知识分子入党。”陈锡联笑哈哈地走进来,一眼看见了父亲脚上那双日本牛皮靴,眼珠一转:“不过嘛。嗯,黎明同志,你这穿双靴子真是不错,看上去很威风。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

              父亲那时小毛头一个,旅长的话真让他受宠若惊。他马上把靴子扒拉下来。陈锡联把脚伸进去后,连说几声:“很合适,很合适嘛。”眼睛一挤巴,说:“谢谢你,黎明同志。既然你送给我,我也就不客气了。”

              父亲愣了半晌,天下竟有这么“无耻”的旅长。顿时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陈锡联的脚就往下扒拉靴子,恨恨地说:“哪个同意送给你的,堂堂旅长这么吃诈骗?”

              陈锡联干这勾当也不是一回两回儿了,哪里肯放。边说边嘻皮笑脸地说:“我答应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老子不需要你介绍入党。亏你也是共产党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倒敢明抢我的靴子。”父亲已经气急败坏。

              谢富治在旁边洒脱地笑笑:“唉,我看还是来点经济学原理,等价交换吧。”

              “对,对,等价交换。”陈锡联从上衣口袋上摘下一支钢笔,递给父亲道:“你看我搞的战利品,听政委说还是美国货呢。我大字不识几个,别这儿也是个浪费。你们文化人拿去正好用得着。这双鞋你穿上威风是威风,但太笨重,行军也不方便。我骑马上上下下多得劲儿,你送给我,公平交易,该行了吧?”

              父亲看见那支派克钢笔,早已心痒痒得不行,连忙一把抓过来。嘴里还直嘟囔:“算了,小人不见大人怪,咱当兵的也不跟你旅长争。就算我做个人情吧。不过入党介绍人可是你答应了的。”

              十一

              按党章规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三个月候补期,但父亲参加宣誓后,没过几天就提前转正。当时他是以极虔诚的心情和极严肃的态度履行入党手续和仪式的。特别是入党宣誓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庄严神圣的感觉,满腔忠奋决心要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入党之后,马上父亲由文化教员提升为政治教员。好笑的是,他刚开始上政治课就被吓了一跳。第一堂课的讲授提纲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遵守这个原则,就会影响民族团结,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在课堂上讲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没想到过了不久,校部找党员去开会,忽然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要进行批判,可把父亲弄懵了。这不都是上级的指示吗?父亲他们上课的提纲是校部印发的,准备课是教育科召集的,怎么说错就错了?别说父亲那时的政治水平绝不可能有辨别这样大事的能力,就是经过多年政治风浪考验,明白很多政策是错误的,他也不敢公然唱反调。党员会议开过后,教育科又召集父亲他们开会,布置改变讲法。提纲也改变了,改成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批判两个“一切经过”的提法。

              这是父亲第一次体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朝三暮四。由于照旧让父亲上政治课,他思想上倒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不过为了备课,父亲还是仔细阅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那时他是越读越觉得有味道。觉得列宁不仅写的精辟、深刻,而且简直象是针对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讲的,他哪会儿还不知道这个政策和王明有什么关系。父亲一遍又一遍的自己反复琢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越琢磨越感到陈独秀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后果严重。同时,对照太行山的情况,他感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要经过国民党的许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要得到阎锡山的批准,真要这样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怎么能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有了这一次波折,自己着实用了点功夫去掌握批判的武器,用了点脑子去提高辨别的能力,似乎真正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根据。所以,按新精神讲课的时候,觉得更加头头是道。学员也都通情达理,听了父亲讲自己的理论水平低,没有辨别能力,他们在讨论时也说自己的文化低,没理论,需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没有一人怪罪父亲。父亲也就心安理得了。

              十二

              很快父亲就被提拔为旅宣传科长。那个时候当官可没那么轻松,打起仗来就得负独立责任。父亲第一次独立负责是在破击平汉线的战斗中。这是几个军区主力配合作战,要拔掉敌人设在铁路两侧数十个碉堡。父亲自已参加过阳明堡,响堂铺等多次战斗,受到一些锻炼,有了一点利用地形地物,躲避飞机、炮弹,分辨危险枪声等感性知识,很有点自得,觉得上级肯定会给一个艰巨任务。不想谢富治给科长们分工时,让有的人随战斗部队去作战场鼓动工作;有的人带民兵去破坏铁路、公路;有的人准备收容俘虏;有的协助卫生队抢救伤员。连敌工科长白丁都弄了个“负责敌占区群众工作”的任务,而分配给父亲的任务居然是带民夫,接运物资。父亲感觉这个任务显然要轻松些,心里老大不高兴。他觉得“负责敌占区群众工作”的任务又光鲜又刺激,应该交给宣传科,怎么给了敌工科。谢富治似乎看透了父亲的心事,把父亲单独留下,认真地说:“黎明同志。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你要带一千多民夫,他们是老百姓,虽然有些训练,但比不上部队的纪律严明。要带这么些人往返穿过敌人的碉堡群,保证接运物质的安全很不容易。这些物质非常宝贵,都是根据地急需的,担子不轻呀。有些人(父亲觉得是指白丁)办事咋咋呼呼,没有你那个认真劲儿,所以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放心些。”

              父亲那时从未单独负过责任,听谢富治这么一说,马上紧张起来,担心这些贵重物资在接运途中有个闪失。心理压力挺大。

              谢富治转头对政治部主任山路说:“山路同志,宣传科就那么几个人,都没什么战斗经验,能不能从政治部找几个人帮帮他们?”

              山路挺爽快:“我已经指派三个干事协助他们,三个人都有点战斗经验。黎明同志,具体事项你去找地委曹书记联系,他们有安排。组织上信任你们,你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不得丢失贵重物质。”

              父亲出来,找到地委的曹书记。曹书记有点重伤风,鼻涕口水满脸污黑,瓮声瓮气,但很干脆地说:“我们组织了一千五百人,全是各村的基干民兵,还有不少老基干民兵。我们把他们按班,排,连,营编组,各级都有地方干部带队。他们大多有支前经验。队伍的总负责人是赵县长。你们的任务就是指挥队伍行进,休息;指导利用地形,地物隐蔽飞机;战斗打响后帮助稳定情绪;交接物质时防止混乱;保证迅速通过封锁线;安全把物质送到根据地。”

              父亲悬吊吊的心放下不少。曹书记抬头看看父亲,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怎么样?小伙子,有点紧张吧?”

              父亲瞟一眼肩上那块新起的污垢,咧咧嘴说:“曹书记,这可是新洗干净的衣服哟。”

              “那太对不住了。不过这样一边干净一边脏也难看,不如我再来一巴掌,两朵花对称。”

              于是父亲另一只肩膀也染上一块污垢。

              十三

              赵县长叫赵志一,中等身材,瘦长马脸,头上一顶灰色军帽,身着兰布短衫,脚蹬草鞋,腰挎短枪,一付文不文,武不武,军不军,民不民的派头。父亲和他打过招呼后,两人各自拿出一张地图。赵志一的地图是油印的,质量低劣,花里呼哨看不清楚。父亲的一张行进路线图,是他从作战室抄来的,比例既不准确,标记也不规范。黑点代表碉堡,曲线代表封锁沟,叉代表封锁墙。如果没有其他解释,简直就是一部天书。两人对照地图细心研究,基本弄清楚了,他们要从冀西的浆水附近出发,沿着沙河向东偏南,直驱平汉铁路,行程约一百二十余里。敌人在铁路两侧设置有封锁沟、封锁墙,而且碉堡林立。沿着沙河两岸,每隔三里五里,便有一个碉堡,要从它们中间插进去,再穿回来。赵志一看见地图上黑点起疙瘩就有点发愁:“黎明同志,我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一千多人,说是民兵,其实都是老百姓,要从这么老些碉堡中来回穿插,还不得放了羊。”

              “不要紧。我们部队这次出击,打的就是这些碉堡,沿路都有部队掩护。关键是我们自己沉住气,只要干部不乱,民兵就乱不了。不知道各级带队的地方干部有多少打过仗?”父亲回答。说到最后,父亲有点后悔,这话会不会有小瞧地方干部的意思。

              赵志一低着头,若无其事地在地图上比划了一阵,抬起头注视着父亲。父亲当时的感觉是他在冷笑,觉得肯定会听到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比如“抗日的地方干部也不是孬种”什么的。不想赵志一出口就是泄气话:“你说得对。地方干部大多缺少战斗经验,关键时刻还得靠你们军队干部撑腰呢。”

              谁给谁撑腰?听了曹书记的话,父亲胆气壮了,没想到赵县长又要拔塞子。父亲暗暗佩服谢富治经验丰富,同时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心里不禁有些骄傲。这个时候自己不出头谁出头?他对赵志一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是三八五旅,太行山的绝对主力。有情况,部队的同志先顶着。你们地方干部,摸得透民兵的脾气,掌握队伍还得依靠你们。”父亲把带来的几个干部分散开来,各自跟着一支队伍走。

              十四

              又值初秋季节,天高云淡,燕舞蝉鸣。似乎一切大的战役行动,都喜欢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大约下午五时左右,部队从驻地各村陆续出发。这是冀西一带山区,山上长满柿子树,酸枣树,核桃树。各种果实,红的像灯笼,绿的像翠玉,园漉漉,光生生,掩映其间,真个色彩斑斓,物华冉冉。刚刚翻过西边高山的太阳,露着半圆的脸庞,又大又红,沉浸在一片薄薄的云层中,从参差不齐的山脊边喷射出万道金光。猩红的太阳,绯红的天空,把茂密的树林染成深红色,把黄土山地映成赭红色,仿佛是位画师,用一支粗笔,蘸着红色颜料,把这一带的天地山川给涂抹了一遍。队伍从各个山坳里冒出来,像无数溪流,曲折蜿蜒的朝一个方向汇合。父亲带的民兵队伍,早已准备就绪。他们扛着准备抬东西的棍子,棍子上缠着准备捆绑用的绳索。少数老基干民兵肩上扛着杆长枪,即使是支“单打一”,也显得颇为神气。和战士们臂缠白布一样,民兵们人人头裹白巾,便于夜暗中相互识别。这支队伍在夕阳辉照下行进。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土枪,哪是棍棒,宛如一支装备颇佳的正规部队。赵县长和父亲走在一起,带着队伍跟在主力部队的后面行进。

              天渐渐黑了。人马在无边的夜幕中,静悄悄的前进,只有离得很近,才能听见脚步的沙沙声。父亲骑着马前后观察照应。让父亲意外的是:这队伍虽然是些老百姓,夜行军的速度却不慢,没人大声说话,没人咳嗽,没人打火抽烟,前后联络也颇为紧密。当进入敌占区,从据点的中间通过时,连脚步也走得很轻。好在封锁沟、墙已经被前面的部队填平、推倒,民兵队伍只是随队跟进,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从敌人的碉堡丛中,穿行五、六十里,除了零星的枪声、狗吠声而外,竟没有任何响动。父亲对赵志一说:“看来敌人的封锁也不过如此。”赵志一回答:“平汉线两侧是敌人防御的重点,不可大意。”

              到达平汉路附近,已是深夜两、三点左右。月亮从云层中渐渐露出,用它柔和的光影,抚摸着整个部队。不久战斗打响,全线红光闪闪,流星飞雨,照得铁轨闪闪发亮,树木、房屋清晰可辨。枪炮啸鸣,钢铁碰撞,加上喊杀声,爆炸声,人呼马叫声,掀翻铁轨的吼喝声,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变成了天摇地动的世界。

              顾不得去观赏这雄伟壮丽的场面,忙着和送物资的同志取得联系,指挥民夫迅速交接。物资全是用麻袋装好了的,每袋都很沉重,要捆绑结实,才不致在路上丢失。好在冀南那边来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一齐动手,没要好久就交接停当了。父亲对赵志一说:“战斗情况,千变万化。要赶快走,天亮前离开铁路越远越好。”于是一声号令,扛的扛,抬的抬,连和冀南的同志告别都来不及,就往回走。走了一阵儿,父亲才想起来连物质名称,种类,数目都没弄明白,也没有和冀南的同志告别。赵志一急喉喉地说:“不管了,不管了,反正我们不会贪污。”这时,再也用不着保持肃静了,大家吵吵嚷嚷,你催我喊,恨不得用尽全身力气,加快步伐,趁天明前,越过敌人的碉堡、据点。

              然而,走过二、三十里路程,每个人肩上的沉重负担,毫不容情的压低了行进的速度,当太阳已经很高的时候,敌人的枪弹从我们的两侧,不断的射来。民兵们有点心慌意乱,焦躁不宁。父亲派到各营的宣传员,立即向民兵解释:‘巴,巴’响的子弹是从距离较远的碉堡中射出来的,弹道较高,伤不了人,要赶快走。听到发射距离近的子弹‘嗖,飕’作响时,他们又会立即安排民兵选择地形隐蔽,躲开危险。有的民兵疲困加害怕,拖不动了,宣传员就帮助扛一阵。父亲的任务就是左右观察,判断周围敌情地形,选择路线,尽量利用死角通过危险地带。

              离最后一道封锁线还有十几里,所有人都筋疲力竭,再加上几位民兵负了伤,需要包扎、抢救和找担架抬运。另外,经过长距离搬运,有的麻袋松了口或戳破了,父亲这才发现包裹里装的是银元和印书报的铅字,需要重新包扎。父亲当然知道白华华的银元是什么价值,但就不明白干什么要不辞辛苦搞那么多铅字,难道这时候还要讲究文化不成。赵县长有点手忙脚乱,顾了伤员,顾不了物质,顾了物质又顾不了收容队伍。他声嘶力竭,到处叫喊:“不能丢下一个伤员,”“不能丢下一块银元,”“不能丢下一个铅字,”然而,不少人经过连续十七、八个小时的负重行军,再也拖不动了。正在这时,一个骑兵快马加鞭跑过来,逢人就问:“你们的负责人在哪里?”民兵把父亲指给他,战士跳下马,匆匆说:“首长叫你们赶快走,敌人的骑兵出来了,我们的部队顶不了多久。”说完跳上马就跑。

              谁都明白,日本骑兵非常灵活,战斗力也很强,一旦插到这支乌合之众的面前,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情况一紧张,父亲头脑反而清醒了。事情明摆着:八九个伤员,要三四十人抬,这三四十人留下的物质又叫谁扛?他马上对赵县长说:“别管那么多。第一是伤员,你带人抬着走。还有人就搬运散了架的银元。铅字带不动,就扔一边。”

              没想到赵志一认了真,他铁青着脸喝道:“上级的指示是死命令,丢人不能丢物质。扔掉铅字,银元,你敢负这个责吗?”

              父亲也知道命令,只是刚才完全忽略了。赵志一提起来,他内心一沉,知道说错了话。然而,他心中突然冒出一种难以压抑的自傲,红着脸大叫道:“负责就负责。就算这些物质比人命值钱,该枪毙该杀头我一人担当。”

              赵志一沉默片刻,过来紧紧握握父亲的手,低声说道:“谢谢你。我替这些伤员感谢你。要受处分,算我一份。”

              父亲已经来不及动感情,他让赵志一带上人先走,自己去周围找人。现在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有人一切好办。他恶狠狠对身边的小干事说:“子弹上膛。进村就找维持会长,给找人,万事大吉,不找你就开枪。”

              父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知道这儿是敌占区,没有党组织,上哪儿找人?就算霸王硬上弓真弄到几个人,也很难保证他们不捣乱。所以他当时想的就是和少数人留下来掩护,万一敌人扑上来,就用随身带的手榴弹跟他们拼死了帐。这样至少多数同志可以把大部分物资运回去。

              万万没有想到,就这接骨眼儿上从周围村子里冒出好几百号人,男女老少。刚开始父亲和赵志一以为碰上土匪哄抢物质了,不想他们二话不说,过来就帮助父亲他们补换破烂的麻袋,收拾散乱的物资,重新包扎捆绑好。接着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替换了累垮的民兵,还抬来几块门板,做成临时担架,把几个伤员抬了上去。父亲队伍中的其他人看见这支地下冒出来的一支生力军,也都情绪大振,纷纷加快脚步,像飞一样朝最后一道封锁线冲去。父亲不仅大大松了一口气,而且被蕴藏在人民大众中的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同仇敌忾的勇气所深深感动。他相信不管日本鬼子如何凶恶、疯狂,是绝对无法征服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的。

              正在这时,大道边落下几颗炮弹,一架涂着“红膏药”的飞机飞了过来。父亲赶快指挥大家往路边隐蔽。一眨眼工夫,路面上就只剩下大包小包的麻袋,几乎所有人都躲到了路边的沟坎中,只有一个小矮个儿站在道路中央发愣。父亲顾不了那么多,狂奔过去,一把将小矮个儿拖出路面,两人连滚带爬下了坡,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十六

              “小妮子?”父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些犹豫地叫道。

              小矮个开始把脑袋死死钻进父亲怀里,双手紧紧握着他的的腰,浑身如同筛糠似地颤抖。这时她抬起头来,理理散乱的鬓角,双眼有些迷茫。

              父亲一把扯开衣襟,从胸前的衬衣口袋中取出一个玉白色的青磁小葫芦,上面画着几叶水嫩嫩的绿竹。他把葫芦在小妮子眼前幌了幌:“看,青竹叶子镇酒,信不?”

              小妮子的双眸园瞪,欣喜的眼光如同汽车缓慢启动,加速,越来越快,最后奔泻而出。她抢过青瓷小葫芦,飞速塞进自己的怀中。然后,欢快地用手摇着父亲的肩头,晃着脑袋顽皮地说:“大哥哥,信不信,我也是八路,八路军了。”

              “小妮子真当兵了?”

              “我早知道你们小瞧人。”小妮子嘟着嘴,却挡不住高兴:“信不信由你:你们走后,我们全家跑到外婆乡下。后来八路军宣传队从那儿路过,看我活蹦乱跳,就让我就跟着他们走啦。”

              小妮说完满脸自豪,她接着关心地问:“小骡子和秦连长呢?”

              “秦连长现在当司令了,在路北活动。小骡子先前还在随营学校。上个月有人告诉我,他去了战斗部队,具体在那里我就不知道了。”父亲回答完,马上好奇地问小妮子:“那你怎么到了这儿?”

              “破击平汉线呀。我们还在碉堡前面给伪军唱戏呢。”

              “真的?唱的什么?”

              “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在太行山上’。好多好多,有两个炮楼子还是我们给唱下来的呢。上半夜我们才撤退到这儿,刚要在村里歇息歇息,就有人报信说八路的运输队跑不动了,叫大家伙快去帮忙,我们就都来了。没想到碰上大哥哥你。”

              “这儿不是敌占区吗?”

              “敌占区怎么啦?不都是中国人吗?何况村里的维持会长都是咱们的人,他们只是应付应付日本人。这不宣传队就大大方方住村里。”

              父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双手还抱着小妮子的腰,他不好意思地把手缩到身后。小妮子一把推开父亲,低下头,红着脸朝四周看看,盘腿端坐,不住地用手指在地面划拉。父亲轻轻伸出手,用两根指头叼住小妮子的小手指。小妮子摇晃摇晃手掌就不再动弹。父亲感到一股暖流从小妮子的指尖传到自己的掌心,然后顺着手臂蒸发起来,激荡心房,温暖周身血液。父亲听到四周围飞机的引擎声,炸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但他没有丝毫恐惧和害怕,因为他希望飞机不会离去,炸弹不停爆炸,机枪永远“达达达”响个不停。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小妮子灿烂笑靥的背景,就如同黑白对比,只有永恒的深渊才能烘托纯真的晶莹。

              “小妮子。”父亲喃喃自语。

              “人家有大名了。”小妮子扭动腰俏,咯咯地笑。

              “大名?”

              小妮子又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见:“竺青。”

              “竺青?真好听。”

              “大哥哥以前叫什么?是不是黎吉昌?”

              “是啊?我参军后改了名字。”父亲莫名其妙,不知道小妮子从那儿知道自己的原名。

              竺青从随身带着的碎花兰布小包中掏出一封信,扔给父亲,轻轻说:“知道就是你的信。我在总部看见的,谁也不知道收信人是谁,我就拿到手上了。心想反正还能和你见一面。”

              父亲一看,原来是奶奶写的。信是一年前写的,不知辗转了多少路程,经历过多少曲折。信封的边沿,有不少地方磨破了,仅仅没有把信纸漏掉。信封显然经雨水侵蚀过,模糊的字迹仿佛水墨画的印渍;经过仔细辨认才看出:“八路军一二九师”几个字,至于父亲的名字,字体较大,还比较清楚。多亏小妮子有心,否则也许永远收不到。

              父亲拆开信一看,只有薄薄的一张纸,竟是奶奶的亲笔。信纸上的红格框虽然被水浸得有些散开,把纸的边沿染成了淡红色,写在上面的字却还清楚。信写得很简单,看那歪歪扭扭生涩的笔划,可以想见写时的困难,不知费了多少遍的功夫才写成的。

              信是这样写的:

              昌儿:

              自你走后,我和顺儿已搬到乡下老家来住。接到你的信后,顺儿也和他的几个同学到延安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一人。

              你们两弟兄都离开我,娘是舍不得的,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不离开也不行。你们两弟兄都能上前方,村里的人,亲戚朋友没有不夸奖的;娘的脸上光彩。

              听说北方很冷,晚上睡觉要把肚脐盖好,不要受凉。在前方,遇到合适的姑娘,要早订终身,成了家,有人照顾,娘就放心了。

              母字

              民国 年十月廿日

              看了这封信,父亲的眼泪止不住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他把信塞回竺青手中,站起身跑到一边,竟嚎啕大哭起来。赵志一不知发生了什么,快步跑过来,从竺青手上接过信扫了一眼,表情淡淡地说:“这不是一封信,这是全中国母亲们的心。”

              十七

              枪炮炸弹声停止了,所有人都回到了大道上,他们整理好散乱的包裹,踏上了突过最后一道封锁线的路程。越走枪声越远,他们很快进入根据地。到达目的地后,太阳也到了他们昨天出发时的位置,从西面高山上又放射出万道霞光,大地一片绯红,像在迎接完成了这一趟任务的人们胜利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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