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据初期台湾抚垦署的设置与撤废 -- 情人湖

注：这是本人今年写的跟工作有关的八股文，关于日据初期台湾历史的。我一直很痛苦自己的文笔不好，文章写不出不说，即使憋出来也是干巴巴的不生动。久仰河里诸多历史大牛，故斗胆发出拙文献丑，尚祈诸位牛人在各个方面（事事、文笔方面）提出批评。多谢！

十九世纪末，台湾的原住民问题成为了行政当局治理台湾过程中所必须正视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晚清的台湾地方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试图加强对于原住民以及原住民地区的控制。但是，由于政策设计存在诸多缺陷，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日薄西山，力有未逮。加之，列强环伺，形势危急，时间有限。台湾地方政府的“开山抚番”宣告失败。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台湾割日。新来台湾的日本殖民者同样必须面对这一难题。况且，日本人对于台湾原住民地区的富源极为垂涎，认为“樟脑之制造，山林之经营，林野之开垦，农产之增殖，矿山之开发，对于内地人之移住，无一不与蕃地有关，台湾将来之事业要看在蕃地。”日本据台之后，正式宣布施政。但是，由于岛内反割台武装运动十分激烈，各级机关无法接管，政令无法推行，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决定实行军政进行管理，直至1896年日本殖民当局才恢复实行民政。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地区乃参照清代旧制设置抚垦署进行管理。此抚垦署制度虽然仅仅维持两年，至1898年便由于改制而遭撤废。但是，它作为日本治台期间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嚆矢以及重要一环，仍有必要进行研究。

一、设置抚垦署的原因与“绥抚”政策的确立

早在晚清时期，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开山抚番”的过程中就设置了抚垦局这一机构，目的在于抚育和教化远居深山、尚未汉化的台湾原住民，努力戒除其出草杀人的陋习，以避免类似“牡丹社事件”的再次发生，同时促进台湾原住民地区的开发，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不久便遭遇甲午割台的变故，其效果并不明显。

日本据台初期，对于台湾原住民以及原住民地区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仍然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因此在如何治理方面多借鉴前人的做法。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刘铭传建立的这一抚垦局制度颇有好评，认为“前政府在数年以前设抚垦局，接近蕃地各处再设分局办理抚育蕃民，取缔开垦及交换物品等事宜，因清国官吏贪婪，不无弊害发生，当局若得其人，亦可得极佳效果，尔后与蕃民之交涉若得圆滑运行，至有可观云耳。”故而萧规曹随的设置了抚垦署。

由于刘铭传设立抚垦局的目的是为了抚化原住民，以“抚”为主。那么，日本人继承这种做法，则在日据前期其原住民政策的基调就自然以“绥抚”和“怀柔”为主，甚少出动武力对原住民进行镇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存在客观和主观的原因。

就客观而言，日本据台之初，平地汉人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日本人的力量受到牵制，其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压汉人的抗日运动上，当然不希望在原住民地区开辟第二个战场，况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于原住民采取强硬措施，自然是希望采取“怀柔”的手段对其进行安抚，以保持原住民地区的稳定。

另外，就日本人主观而言，他们认为也有可能不动用武力就可以招抚原住民使之成为日本帝国的忠顺良民。在日军进攻台湾的时候，日本在山地遇到的抵抗较之平地要少，有些原住民甚至还欢迎日本人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人能够帮助他们夺回被汉人侵占的土地。再加上日本人大力宣传所谓的“日蕃同源说”，鼓吹日本人与台湾原住民源出一脉，日本人将会保障原住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台湾原住民对日本人的敌意，也让其对于日本人增添了几分亲切感。这也使日本人认为只要通过“绥抚”和“怀柔”的手段是可以有效的将原住民纳入到其统治之下的。

二、抚垦署的职能与作用

日本殖民当局于1896年3月以敕令第93号发布台湾总督府抚垦署官制，设立抚垦署，其掌管业务有三：1、关于“蕃民”之抚育、授产、取缔事项；2、关于“蕃地”之开垦事项；3、关于“蕃地”之山林、樟脑制造事项。其主事者为抚垦署长，抚垦署一切事务受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指挥、监督、管理。

各个抚垦署的名称、位置以及管辖区域如下图所示：

台湾各地的抚垦署

名称 位置 管辖区域

叭哩沙抚垦署 叭哩沙 宜兰支厅辖内

大嵙崁抚垦署 大嵙崁 台北县直辖区内、基隆及淡水两支厅内

五指山抚垦署 五指山 西南至红毛河、藤坪河，东北至新竹支厅管辖境界

南庄抚垦署 南庄 西南至新竹支厅管辖境界，东北至红毛河、藤坪河为界

林杞埔抚垦署 林杞埔 云林及嘉义两支厅辖内

大湖抚垦署 大湖 苗栗支厅辖内

东势抚垦署 东势 台中县直辖区内及鹿港支厅辖内

恒春抚垦署 恒春 恒春支厅辖内

埔里社抚垦署 埔里社 埔里社支厅辖内

蕃薯寮抚垦署 蕃薯寮 台南县直辖区内及凤山支厅辖内

台东抚垦署 台东 台东支厅辖内

资料来源：《总督府公文类纂》，明治二十九年，甲种永久，第一卷，第二十三案。

从抚垦署的掌管业务可以看出，其中包括原住民的抚育和原住民地区富源的开发。日本人希望通过对于原住民的抚育能够戒除其出草杀人的恶习，遵守日本法律，成为日本帝国恭顺的臣民；原住民地区富源的开发在日据前期则主要侧重于樟脑利益的开发。樟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是赛璐珞和无烟火药的主要原料，是台湾在农耕社会时期一个重要的出口产品，每年收益颇丰。台湾的原住民地区则是樟脑的主要产地。日本据台后就取缔汉人制脑业者未经日方许可而从事的樟脑制造业，企图将这一利益攫取在自己的手中。

就抚垦署的具体运作而言，各地的抚垦署抚育原住民的第一步是开设“蕃”产交易所，管理对于原住民日常用品的交易，并且在原住民下山交换时，主动示好。邀请其到抚垦署交谈，赠与酒食布匹以笼络其心，借机宣布台湾已经割让日本，居住在山地的原住民必须服从日本的统治。此外，又会主动派出通事以及前山亲日的原住民到后山原住民村社进行招揽，劝说他们也到抚垦署与日本人接触，希望使用这种迂回的办法，使所有的原住民村社就抚。

按照晚清时期的习惯，初次与原住民交往时，称为初和，要给予原住民牛酒金钱。日据时期的抚垦署依然沿袭了这一习惯，与原住民初次会面的时候，会赠与物品。当村社头目以及随行前来的原住民在十名以上时，则除了供应食宿以外，还会赠送毛线、针、火柴、锄头或是单衣等。待其回社，则会给与全体猪或是牛一头。此外，又对各社发给月津贴，但是必须由原住民村社头目每月亲赴抚垦署领取。

日本人为了笼络原住民可谓花费巨大，其目的有三：

1、通过原住民到署交易与之的接触，了解原住民村社以及台湾内山的情况。日本人赠予原住民酒食后通常都会详细询问各个村社之间的距离、沿革、户口、饮食、用具、物产等资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日本人会亲自进入内山地区以及原住民村社进行实际的勘察，目的在于掌握确实可信的资料。

2、通过酒食飨宴和物质赠予，鼓励原住民从事农业生产，并让原住民儿童接受日本教育，遵守日本的法律，革除杀人出草的陋习。台湾原住民出草猎取人头的行为属于其固有的文化，但是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任何行政当局所无法容忍的，日本人期望抚垦署的抚育手段能够对原住民产生教化作用，最终革除这一陋习。

3、通过“蕃”产交易所，管理和控制原住民生活必需品的交易和供给，以达成令其俯首听命的目的。由于台湾原住民生产水平低下，其生活所需的食盐、布匹、铁器乃至枪械子弹以前都是通过汉人通事或是“熟蕃”以山地物产换得。日本据台后，明令禁止汉人私自与原住民进行交易，原住民日常必需品的取得必须通过抚垦署。如此，原住民的经济命脉就被日本人所控制，日本人可以通过禁止交易的方式来对不听号令的原住民村社进行惩罚。

三、抚垦署的撤废与“绥抚”政策的失败

抚垦署在台湾历史上仅仅存在了两年就被废止了，这说明日本人预先的设想没有实现，抚垦署这一机构没有完成抚育原住民以及开发原住民地区的任务。

抚垦署的撤废原因关键在于无法制止原住民的出草行为，以至于无法维护山地的社会秩序，树立政府的权威。在随时都有丢掉脑袋的危险下，日本人所计划的山地开发和樟脑制造是无人敢于响应的。正如日籍台湾学者藤井所言，抚垦署缺乏“取缔”功能。因此，山地频频发生的原住民出草事件招致日本总督府强烈的不满和樟脑业者极大的抱怨，很多人责难抚垦署是“无能无用的废物”。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日本人把革除原住民出草习俗看的过于简单，认为仅凭酒食招待和物质赠予等小恩小惠的笼络收买就可以办到，没有意识到出草行为是原住民的一种固有文化，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仅靠“绥抚”是无法革除的。最初日本人认为原住民出草原因只是汉人与原住民之间的仇恨所致，于是大力推动汉原媾和，双方订立和约，举行“埋石”仪式，约定互不侵犯。但是，由于出草猎取人头对于原住民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汉原媾和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一行为，只是出草地点和对象的改变而已，山地的治安仍然无法好转。而通过鼓励原住民从事农业生产、接受教育以改变其固有文化形态的做法虽然思路正确，但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缓不济急。日本人的抚垦署亦如当年刘铭传的抚垦局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另一方面，抚垦局本身的职能中有开发原住民地区富源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是樟脑开发。日本人把樟脑制造利益从汉人手中转移到日本人手中，这样进入原住民地区的日本人也就越来越多。樟脑制造对于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山地的茂密樟林本是原住民的猎场，如今被日本樟脑业者侵入砍伐，原住民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而日本殖民当局并不承认台湾原住民对于台湾山地的所有权，他们世代居住的领地被划为了“国有地”，因此也无法得到补偿。愤怒的原住民必然以更加频繁的出草来捍卫自己的家园。

这个时期日本人的统治力量尚且薄弱，而执行“绥抚”政策，并且欠缺“取缔”功能的抚垦署面对占距地利、拥有枪械、剽悍难治的山地原住民可以说是力有未逮，日本人也不可能将出草的原住民绳之以法，以命抵命。只能口头训斥或是令其赔偿物品草草了事。这自然无法禁止原住民的频频出草，山地治安也无从保障。抚垦署的撤废便成必然。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于抚垦署的史实考察，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如下的评价：日据初期的台湾抚垦署是一个处理原住民事务的过渡机构，它的设立是日本人在原住民治理方面的一个摸索阶段，它是“绥抚”政策下的产物，也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

虽然，日本人的“绥抚”政策最终宣告失败，抚垦署也终被撤废。但是，由于抚垦署的职能使其具有类似原住民及原住民地区调查机构的性质，它的存在使日本人对于台湾山地社会及其住民的了解日益深入，从而为后来的原住民政策的制定与修正以及“五年讨蕃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宝贵资讯。

对于日本殖民者而言，他们正是通过抚垦署这一渠道与台湾原住民进行接触，发现仅凭怀柔和抚育的手段是无法令原住民成为日本帝国驯服的子民的。随着日本在台统治力量的逐渐增强，其温情的假面终于撕破。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制定了武力讨伐原住民的计划，通过五年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伤亡的情况下，方才将桀骜不驯的山地原住民基本压服，台湾山地纳入到日本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