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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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9 08: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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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24173`/bbsIMG/face/0002.gif`70`148280`19769`754787`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2008-04-16 00:13:57`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六)《左传》成书年代 4

研究〈左传〉成书年代,前人也曾用过力量,获得一定的成绩。可惜每每只用一种方法,没有从内及外,更没有搜集正反两方面资料来解决矛盾,导致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的这篇考证,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于不合己意而不取,仅仅由于它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符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读者。

论断《左传》成书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战国之文姿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崔述这些话,有对有不对,现在不加讨论。但他推定《左传》作书之时,上距定公、哀公不远,下也不会在战国后。虽然此段时间相距很长,但作为第一位认真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其结论还是值得重视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铎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〇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劄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梁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即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

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即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即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〇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斵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饗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斵丧,这时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〇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万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即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桥注:“著于竹帛”的需求和条件同时具备。)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災”,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最后于2012-07-20 23:25:03改,共1次;
2012-07-19 08: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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