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2012-07-19 08:34:12桥上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外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著《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麟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適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和康有为之说同,同样不值一驳,因为他们只是臆测,不举可靠的证据,不依合理的逻辑。这是某些今文经学者的通病,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若详细剖析,便可能写出一本相当厚的专书。

《左传》和《国语》是两书,《国语》更不是一人所作。过去有不少学者加以论定,我只不过加以编排整理,而插以自己心得,写成此章罢了。

《晋书束皙传》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郡所出的《国语》,应该就是今天的《楚语》和《晋语》的一部分。据荀勗《穆天子传序》,所发现竹简,为古尺二尺四寸,当晋时通用尺二尺。每简四十字。但不知道多少简为一编,因而也无从知道这三篇竹简《国语》究竟多少字。总而言之,汲郡所发现的,《师春》是抄袭《左传》的卜筮书,《国语》另是一部书。在战国时,《左传》自《左传》,《国语》自《国语》。自然,这还不足以证明《左传》取材于《国语》,更不能证明《左传》作者先写了《左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因为这时,《左传》和《国语》都已经同时流行。

要研究这个问题,唯有从现存《左传》和《国语》本身作分析。

第一,我已经说明,《左传》是一人手笔,取材虽然丰富,但行文风格完全一致,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国语》却不同。首先,它的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陆淳的话说,《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李焘也说,《国语》“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说得更透彻:“《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这是从文章风格以《左传》和《国语》相比。

其实,《国语》也不是一人之笔。崔述又说:“且《国语》周、鲁(即《周语》和《鲁语》)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这又是从文章风格上论《国语》各国语言和文风的不同。

第二,《左传》虽然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国语》却列为杂史。若从两书体例分类,《左传》应属于编年史,《国语》应属于国别史。其不同于其他国别史的,一是言多事少;二是各国史实互相间很不相称。《郑语》只是一段文章,所叙自郑国始封君桓公,而于其后仅叙晋文侯(非晋文公)定天下,齐僖公小霸,楚蚡冐始启濮三句,这些事或者在春秋以前,或者在春秋初期。而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却一字不提。以郑国而论,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亦是一霸,也不提及。而且据《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引《郑书》“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又昭公二十八年《传》,叔游引《郑书》“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然而这几句《郑书》语,不但不见于今之《郑语》,也无从在今《郑语》中安插进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今《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闽芈蛮矣”(原作“蛮芈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于王赧时被灭。王赧后人都作周赧王,实误。“赧”非谥号,其人名“延”,音转为“赧”,朱希祖《汲冢书考》有《周赧王周隐王考》言之甚详,可信。韦诗云:“王赧”,不云“赧王”,又可为朱说添一证据。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不但《郑语》内容与《左传》无关,即郑国大政治家、外交家子产,《郑语》亦无所记载,难道《左传》作者竟对郑事,不别“纂异同”么?

《左传》很少记载越事,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看不到越国史料。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越灭吴,据《左传》,在哀公二十二年。《史记六国年表》与《左传》同。而据《越语下》,越灭吴在鲁哀十年(依王引之《经义述闻》说),相差十二年。《左传》作者既把越灭吴事详尽地编纂于《国语》中,为何不用其灭吴年代?更为何连大夫种(或文种)、范蠡一字不提?

《周语》有三卷,自周穆王征犬戎至苌弘被杀。苌弘被杀在鲁哀公三年。其他关于春秋时期史事,几乎都不合于《左传》。尤其是《齐语》一卷,完全叙齐桓公事,也和《左传》不相同。而《鲁语》二卷,《晋语》九卷,偏偏又多和《左传》重复。只是《左传》言简意赅,《国语》罗嗦芜秽,使人读它产生厌倦。《左传》作者为什么既不去其重复,又不采其异闻,使自己的两种著作起互相配合的作用呢?

我现在征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一条以为佐证:

地理之学为从来作书与注书者所难。予尝谓作《国语》之人便不如左氏,何况其他?或者怪其说。予曰:《左氏》昭十一年《传》,“楚子城陈、蔡、不羹。”杜《注》云:“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传》,“今我大城陈、蔡、不羹。”对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杜《注》云:“四国,陈、蔡,二不羹。”予考之《汉地理志》,颍川郡有东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为二,杜氏之言盖是也。作《国语》者不通地理,认不羹为一,谓之城三国。(见《楚语上》)……以知左氏之作,杜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国语》与《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叙事互异,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颇有取其说云。”

最后,征引叶適《习学记言》卷十二《国语总论》代替我的结论: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校,《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伯峻案:应作“《左传》与《国语》相同者”),然所采(伯峻案:“所采”二字可商)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繁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也。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著《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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