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 hyena

冯雪峰还有一首诗，题为《火》，其中有这样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冯雪峰在诗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自己在黑暗无比的集中营里，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狱中战友们的斗争道路。

　　事实正是这样。他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在狱中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了个“冯福春”的假名，声称自己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编辑，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是被错抓进来的。任凭特务分子的百般审讯，追问，他都这样回答。特务们对他半信半疑，却始终摸不到他的底细。冯雪峰尽管常在病中，却始终关怀着狱中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通过可靠渠道，对同志们提出各种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地下党的领导人也知道冯雪峰是个老党员，遇到重大问题，也悄悄向他去请教。

　　有一回，集中营特务开展了一个诱逼“囚犯”们自首的活动，强令每个人签名在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凡自首者可以从宽发落，在生活上得到优待。有些人发生了动摇。冯雪峰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通过地下支部，指出必须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后来在几个老同志巧妙周旋下，特务这个鬼花招终于未能实现，只有很少数几个人上了当。

　　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主力，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1942年5月与6月，以他们为主，发动了两次集体暴动，即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两次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一批同志跳出了魔窟。雪峰对这两次暴动，都积极支持。

　　冯雪峰同时也主张，有些难友由于情况不同，可以采取分散越狱的办法。他直接帮助计惜英等与他关在一起的三同志越狱成功。新四军著名画家赖少其与邵宇，决定伺机逃跑，他们去征求雪峰的意见。雪峰全力支持，并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供他们作路费。他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可靠朋友的地址，要赖少其越狱后可到这些地方藏身。

　　雪峰由于体弱多病，越狱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他只能采取其它办法出狱。1942年冬，由于敌特始终不了解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又加上他长期疾病缠身，特务对这个老病号感到头痛。这年11月，由郭静唐、宦乡两人出面交涉，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帮助冯雪峰走出了囚禁两年多的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出狱后，疗养了一个短时间，待健康稍有恢复，即于次年5月到了桂林，找到了党组织，6月间即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召来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这样，雪峰又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

　　“左”的逆流里的受难者

　　1953年春，我调到北京工作。四月间的一天，我们几个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幸存者，一起来到苏州胡同宿舍看望冯雪峰。我们都为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重聚感到无比高兴。雪峰兴致勃勃，看来比过去健康得多。他说他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典，还以华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第一届常委。不久前，他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了《文艺报》主编等领导职务。看来，工作十分繁忙，心情也很愉悦。我们相约，日后能再次欢聚。

　　不料一年后，政治风云突变，冯雪峰开始走向逆境。最早遭到责难的是《红楼梦》研究事件。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转载并由冯雪峰写了个《编者按》。没想到这一下激怒了中央上层，毛泽东亲自批文，指责《文艺报》官老爷作风，压制新生力量。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矛头直指冯雪峰。

　　迫于万重压力，冯雪峰只好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随即，他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冤案。指责冯雪峰轻视新生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冯雪峰十分重视扶植年轻作家的成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青年作家杜鹏程完成《保卫延安》的写作，就是个例子。为了帮助他写好这部小说，冯雪峰一次次把作者邀到家里，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几乎逐段逐段地提出修改意见。作品完成后，雪峰又写了长篇评介文章，向社会推荐这本由年轻作家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杜鹏程对人说，冯雪峰对他的帮助，他永远不能忘记。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楼梦》事件刚过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又起，揪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就把矛头指向冯雪峰，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地位刊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自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污水从四面八方向他泼来，他甚至被指责为破坏了党与鲁迅的关系，一个熟悉情况的人竟然斥责他：“不但吃鲁迅，还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

　　面对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冯雪峰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有口难辩。

　　1958年4月，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跟随党几十年历尽坎坷的冯雪峰，从此坠入迷惘中。当时他55岁，身体也还健康，可是却无事可做。怎么办？他对人说：“人活着总不能不做工作啊!”他想利用靠边站的这段时间，完成一部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乌代之死》。无疑，他是写长征最合适的作家。过去他在家乡义乌养病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可惜在他被捕后丢失。现在有了时间，他决心把这件未完成的大事做完。他把这个意图报告了组织上，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资格写长征！”雪峰长叹一声，只好又把笔搁下。

　　在这种情况下，雪峰真是苦恼到了极点，他写了两首旧体诗，排遣自己忧郁的心情。一首诗为《塞童》：

　　天赐塞翁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另一首题为《未深思》：

　　嫦娥性急未深思咽下仙丹即起飞

　　只道月宫绝浊俗不知上界尚凄清

　　对空曼舞难寻伴遣夜幽谈又与谁

　　最是还乡也不得上天有术下无梯

　　读了这两首凄怆、深沉的诗，令人叹息。雪峰几十年来经历了长征、坐牢等无数艰难险阻，不料到了晚年，突然祸从天降，被“自己人”打翻在地，“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在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之后，他曾经几次给党组织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都遭到拒绝。

　　既然不准写反映长征的小说，又没有多少重要工作，依然壮志满怀的冯雪峰，决定写一部太平天国的长篇。他为此几乎花了15年时间，断断续续搜集了大量史料，拟出了写作提纲，并且亲自跑到广西，去作实地考察，体验生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完成这部他日思夜想的长篇巨作。也许，这是他晚年一个很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降临，雪峰又陷入新的苦难。他被关进“牛棚”，以后又发配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尽管他那时已是66岁高龄，造反派仍然驱使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从事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到了后期，他被调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相知甚深，就让他在家里做些校订《鲁迅日记》一类的工作，但不准到单位上班。

　　到了1976年，眼看天边已露出一丝曙光，令人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即将覆没的前夕，他未能目睹祖国走出灾难，在l976年1月31日，抱憾离开人世。雪峰没有留下遗嘱，留下的只是在弥留之际，痛哭流涕地一再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到党的队伍。

　　耐人寻味的是，冯雪峰去世后，先后开了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1976年7月16日。他的一些亲朋挚友一再呼吁要为这位文艺界的先驱举行悼念仪式。后经姚文元批示，追悼会只能低规格，严格限制人数，而且不准致悼词。尽管如此，那天仍然来了300余人，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楚图南、宦乡等著名人士都来了，人们只能流着泪，默默地鞠躬志哀。

　　1979年，冯雪峰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同年11月17日，再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两次追悼会，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令人感慨万端。毕竟，历史最终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