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共:💬139 🌺77 新:

观点时事

（十二）北京?未来[3]（完）

拖的时间太久，最近一直没有整的时间来集中精力完成，这次一定要结束它了，不管写了什么，先堆砌上来再说。

在大陆，中央领导集体换班后，宗教方面基本延续了原先的政策，但也有了新的动向，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交往，更是多了起来。多位主教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名义进行了出访，来华访问的外国主教们的数目也在增多。

2005年3月底时，在欧洲影响极大的红衣主教Danneels 访问中国，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接见，规格为近年来最高。原计划，除北京外，还将访问上海、西安等地，但此期间教皇John Paul II病危，Danneels不得不中断访华返回教廷。

在John Paul II病重逝世期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多次联合致电教廷表达慰问哀悼之意。普遍认为，这是北京乐意与梵蒂冈实现正常交往的信号。中国外交部每每回答相关提问，还是两大要求：一、不许干涉中国内政；二、与台北“断交”。

与对其他非建交国提出的要求不同，与台北断交在梵蒂冈看来已不是主要问题，但教理上教皇拥有独一无二选圣的权利，是不好轻易与人的。于是，一方主张的“自主办教”和另一方的“普世”教理产生了严重冲突。其中北京坚持组织上控制权的缘由不多解释，这里稍微说一下。

天主教不完全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是存在一个活在世俗中的圣父――教皇为其领袖，其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是比较严格而高效的。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当代史中，John Paul II以其独特身份影响着上世纪80年代的东欧波潮，不引起北京的重视是不可能的。存在领袖、有较严格组织体系的团体，对国家社会生活能产生重要影响。那个什么功当初的聚众，更在此后增加了北京的戒心，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北京来说，需要考虑与梵蒂冈建交后的得失。得，是增加了一个建交国――是台湾“建交”国中影响力最大的，建交后可以深刻影响到其他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中相当多数是天主教国家，从而使台湾面临可能“外交”崩盘的糟糕局面；失，则主要是要注意宗教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影响。

这个问题上，北京不急，相对的，急的一方是梵蒂冈，它太想开拓这个拥有十数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了。这点上，John Paul II数次表达过类似要访问中国的想法。放眼世界，“顽固”拒绝教皇的，似乎只有这个东方大国了。

建交上来说，北京的牌不少，梵蒂冈需要退让，而且如果要建交，势必还要退让。

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事财政――主教任命权等都集中在梵蒂冈手中，这也是中方坚持梵蒂冈不能以宗教为名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本所在。一再有人提出的越南模式可以作为参考：梵蒂冈承认越方政权地位；越南允许梵蒂冈享有主教任命上的发言权――政府方面可以提出多名候选人由教廷进行选择。假如北京愿意与梵蒂冈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话，如要成功，梵蒂冈势必要退后一大步，北京也多少会作出些让步――北京独享提议权，教廷拥有一定的否决权――这个否决权我看还会带些尾巴，不能一直否决下去不是？财政方面，一定是中方自给自养，这方面想必北京不愿授人口实。

◎组织制度――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按照中方相关章程，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享最高权力，这与梵蒂冈的教皇为大显然相悖。梵蒂冈可能不得已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也许会追加自己的影响，比如要求报教廷备案等等。而对于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须严格限制其在中国境外的影响。教廷承认爱国会的政治地位，却不会认同它的宗教角色。

◎地下教会――最直接的办法是梵蒂冈要求地下教会教徒向地上教堂报名以获得公开的正式权利，同时要求适当改组全国及地方各爱国会、教务委员会等等。由于地上地下矛盾由来已久，这个整合过程将会比较漫长，有文章可做。

假如北京、梵蒂冈顺利建交，除了对统一台湾的推动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大的宗教领域方面的影响，比如西藏。

目前中央的西藏模式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政教分离。西藏与其他一级行政区一样，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级党政机构班子；宗教方面，更象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对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主要通过印度施加强大压力。在达赖几次流露出要求回藏仅求自治的意图后，中央施用的仍是拖字诀，也是由于手中有粮心头不慌。中梵建交的政策将可能在西藏问题上被援引，是应该想到的问题。梵蒂冈肯定不希望逼出个北京式的新教来，而达兰萨拉在将来达赖喇嘛逝世后，一位少年有否高超的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目前还不得而知。

附：

◎红衣主教？

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里妄言一句，在上述可能条件下，假设梵蒂冈与大陆建交，会不会任命一位大陆的红衣主教。如果是近期建交，可能的人选会是谁？红衣主教的任命，在大陆将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按我的分析，这个人选，在中国天主教徒中要享有很高的威望，要能被北京梵蒂冈双方接受，应该是身在爱国会中的、但又并非锋芒毕露的长者。傅铁山已有官方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又经常代表北京官方与教徒喊话，梵蒂冈方面仅仅考虑面子问题也难以承认。目前大陆天主教领袖中，除了身居国家领导人高位的傅外，另外几位也并非没有可能。个人认为，其中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刘元仁机会不大，但年近90岁的金鲁贤主教，却有可能位列枢机之中。

金鲁贤，1916年，上海市人，1947年获罗马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遭受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狱，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教区主教。

刘元仁，1924年生，江苏启东人，1946－1953就读于徐家汇神哲学院（今余山修院），1953年晋牧为神父，1960年打成右派，1993年12月选圣为南京教区主教，1998年1月20日当选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金主教态度温和，被认为对梵蒂冈友善，又有早年深陷囹圄的经历，是较易被梵蒂冈接受的人选。目前，台、港、澳的三位主教单国玺、陈日君、龚国升中，单枢机比较低调，陈主教非常高调，龚主教毫不掩饰亲北京，或许龚能转到大陆也并非不可呐。当然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空缺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陆宗教事务主要负责人贾庆林、回良玉、刘延东、叶小文

中央对于宗教事务是重视的。贾庆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统战工作的最高主管领导；回良玉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中分管着民族和宗教工作；刘延东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长期主管统战工作；叶小文是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其中不消说贾、回二人，刘延东、叶小文当年都是胡总的长期部属。叶早年在贵州工作，在胡总主政贵州时官至团省委书记，后调北京，一直从事宗教工作，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1995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改称国家宗教事务局后，担任局长至今。

点看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