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看PAUL KRUGMAN的文章，讨论中国经济 -- 西行的风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常被归咎于利率水平偏低或者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因为价格驱动资源配置的观点很容易为金融市场所接受。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上周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准确地找出了该问题的真正原因，这在主要评论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可由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是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不平衡地增长的。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更趋平衡——即达到“刘易斯拐点”——正如克鲁格曼指出，这一过程正在导致中国“撞上长城”。

但克鲁格曼接下来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克鲁格曼认为再平衡是中国避免经济增长过早放缓的解决办法。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为平衡的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