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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世界银行整理的改革建议是其中一部分。中共将赶在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将这些工作纳入一个改革方案当中。改革的目标是避免经济急剧放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至于世界银行是否会正式提出改革建议，这些建议能否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署，能否被中国领导人接受，现在都言之尚早。

不过，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为中国出谋划策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愿意倾听世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高级智库。去年应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共同制定出了长期改革路线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参与凸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改革问题的重视程度。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Klaus Rohland)表示，相关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建议未获得世界银行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他说，私有化的构想时有出现，而这样做总会是有利有弊，他希望能够对此进行深入彻底的思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推动这一计划的关键动力是，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拐点已现，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行不通。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7.5%，较几年前的两位数百分比增幅大大放缓，同时围绕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加重的担忧浮现。

长期以来私有化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推进私有化的构想表明，世界银行很多人认为，若要阻止增长率下滑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必须进行深入改革。中国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对经济重要领域的掌控阻碍了竞争和创新。

Zuma Press

河南省，一位农民正在播种玉米。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见，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城镇化建议的相关报告中称，这项着眼政策分析的改革建议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这些改革建议定于秋季发布。一项有关金融行业的报告原定于4月份发布，现在还不清楚这份报告未来是否会发布。

据参与相关计划的官员称，世界银行正在考虑提议对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中的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目前，中国大型银行的领导层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派的。

一位官员表示，中国可以选择对哪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这位官员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简称：中国银行 CN:601288 -0.40%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简称：交通银行 CN:601328 -0.26% )是两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中国银行的国际覆盖面非常广，而对于交通银行来说，截至2012年年底，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持股比例已降至26.5%左右（但政府依然是该行最大的股东）。中国银行对此不予置评，交通银行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私营银行，但这些银行的规模要显著小于大型国有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Vernon Henderson称，这项提议的主旨是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让银行更多地为股东负责。Henderson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这个项目。

世界银行官员及顾问还在考虑提出另外一项提议，使中国数亿农民能够出售自己的土地；此举目的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整合农业用地。

面对意识形态阻力，参与世行项目的一些人试图从中共历史中寻找变革源头。他们指出，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是赋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

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家文贯中(James Wen)表示，“第一次退出”是指1958年毛泽东允许农民退出公共食堂，以缓解大 荒时期的粮食短缺。在世界银行有关农地问题的讨论中，文贯中的工作占一大部分。“第二次退出”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民获得部分土地并保留部分土地收益。“第三次退出”意味着允许农民放弃集体化，给予他们出售或出租土地的自由。据其他参与世界银行项目的人士称，文贯中的建议和思路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过去三十年，中国凭藉严格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的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跃进。但这些控制也带来相当巨大的成本。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可怜的工资和福利对形成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帮助，中国内需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远低于美国的70%。地方政府强占土地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土地贱卖导致过度建设和城市扩张。政策性贷款取代金融理性，使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成为中国银行业不可承受之重。

土地私有化，无论怎样都会遇到实际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阻力。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经济学家陆铭说，依靠低价收购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来创收的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同意私有化。相比土地私有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将更具争议——控制金融系统一直是中央调控经济和抵御风险的根本。

新旧“4万亿”不仅投资领域较为不同，而且其投资背景，以及投资参与主体亦大相径庭。当然不可否认，“新4万亿”带有一定的“稳增长”意图，但主要是为了做到增长与民生兼顾。

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议确定重点要加强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加强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强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等。而不久前，据环保部等透露，我国将投资1.7万亿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2万亿元进行水污染治理。再加上此次公布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舆论纷纷议论“新4万亿”已经悄然来临。

不过，与5年前的“旧4万亿”相比，“新4万亿”不仅投资领域较为不同，而且其投资背景，以及投资参与主体亦大相径庭。

就投资领域而言，5年前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主要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环保虽然亦在其内，但其规模仅为2100亿；而当下已经悄然来临的“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首次将环保列为中央投资计划的核心所在，其投资规模将高达1.7万亿元，而且与“旧4万亿”过于侧重于城际交通相比，“新4万亿”则将包括地铁、轻轨在内的城市交通作为重点。以此观之，“新4万亿”是要能够做到增长与民生兼顾。

而投资背景也不一样。5年前的“旧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是为了避免我国经济遭受过大的外部冲击，以达到“保增长”之目的；而当下之所以启动“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是因为我国历年堆砌的经济扭曲内因，所导致的近来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需要相对保持一定投资规模进行一定程度的“托底”。

与此同时，“新4万亿”投资参与主体也将更为多样性。“旧4万亿”投资刺激是以行政主导型为主，实施主体绝大部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且融资渠道以指令性（或变相）银行信贷为主。而“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明确“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这说明“新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