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365 🌺4631 🌵119新:
主题:【转发】抗美援朝老兵以亲身经历谈朝鲜战争 -- 夏至欧锦
家园博客 【转发】老兵的成年时代(1959-1989)

(一)、后悔药不好吃

59年5月,我由军队转到北京邮局,邮局把我分配到邮件转运处,让我押运北京至广州的火车当搬运工。

第一关就是晕车。我与王德一班,再与祝正身一班,又与王立秋一班,到广州往返五个昼夜,我在火车上喝水吐水,吃饭吐饭,不用说干活站都站不住,经过三个月身体瘦了八斤,没有人过问。我实在坚持不了,病倒了;我在床上偷着哭问自己,我犯了什么错误?不是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大练钢铁砸锅,劳民伤财吗?我这个为国献身九死一生的军官,说得都是实话,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撤了我军官的职务,这不是让我在这里劳动改造吗?在解放战争我没有被国民党打死,我去朝鲜没有被美国鬼子打死,我在和平环境要被共产党整死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们把我右倾分子的资料写进档案,你们可以随时抓住我对国家领导大跃进不满的言语、行动发动群众批评我。这时我连发个牢骚都不敢发,苦只能咽到肚子里;否则要给我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万一要扣上,我的后代都跟着遭殃。只能顺着潮流老老实实过渡吧;死不了,也活得难受。又赶上1960年大饥饿,我全身浮肿,没有人过问,后悔药发作了。

这时我想:当时若有个亲人或者是有个好友,劝劝我,我也不会转业了。

在这30年里我经常回想,我要不到军校学习,我在军队是个小领导,知道领导的目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政治上被处判死刑。

我太实在了,58年大跃进我认为是真的给党整风,而是套你的话,当时我不知道。结果我把看到的、听到的全说了,掉进悬井里。假设我在部队继续当领导,是领导别人的,决不会被打成右派改为右倾,结果把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的功劳全毁掉,落到今天的命运;想着想着落下了眼泪。

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该怎么办

邮局领导看到我的档案,也对我另眼对待,让我押运火车,我晕车,实在不能押了,领导又把我调到永定门当邮局当营业员,押车是重体力劳动,每月49斤定粮。当营业员是轻体力劳动,每月30定粮,由于没有肉、油、水果、菜副食等,纯吃粮食确实不够到月底挨饿。军队党组织把我推到这里,衣食住行没有人过问了叫天天不答,叫地地不应,我该怎么办?,只能堵着气,不求天、不求地、不求共产党,自己自力更生了。

1959年秋,我老婆由农村迁到北京。邮局不给房,我住在妹妹租的大红门西街三号4平方米的小房里。60年秋老婆又怀孕八个月,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在永定门邮局营业30斤定量;肉、油每月每人二两,我挨饿开始了。

有一天我捡了一些野菜,包的菜团子。因为厕所离得远,尿盆没有倒,不慎一个菜团子掉进尿盆里,我被饿得舍不得甩,捞出来,用水一冲我就吃了。

我的长子两条腿为什么细

1959年9月,我在珠市口的墙角下捡了一张一斤北京的粮票,一看是9月份的高兴极了,想,我到饭馆买五个烧饼,今天我们两口可以足吃上一顿饱饭。结果我去买,被饭馆工作人员扣下了。说这是58年9月过期的粮票,你来冒充欺骗我们。并且打电话告诉了我们单位,回到单位我受到批评。老婆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60年10月孩子生下后不足三公斤。两周岁两腿发软还不会走路,五岁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经医生缝合至今还有两个大巴,他的腿比别人都细,差点成为残废。

60年代人们被粮食逼得无亲无友。母亲在山东要来京看我,我说这里没有吃的,她在老家到粮食局卖了十斤粮食,换了十斤全国粮票来京了;只住了十天就被饿得回家了。

老邻居也是我的老战友尹鹏年(三老头)到北京看他哥哥,又到我家探望,我没管饭,他对我长期有意见;几年过去了还说我无情无意。

我吃猪食省个馒头给老婆,1961年2月,我被调到邮政机械厂,学习邮政机械。我的户口迁至工厂,管理我们的是张国良,每月发给我30斤食堂粮票,当时没有副食品,就是单纯得吃点粮食。28岁一米84的我,不足20天就吃完了。张国良怕我提前吃完分两次给我,让我早晨吃二两,中午、晚上各吃四两,食堂多吃点,给的量又不足,没有任何副食,几乎天天喝白水酱油汤。每天下午四节课,到第三节课时,我饿得坐不住了。向嗓子里咽口水。这时,我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水的响声,转头向水声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做饭的李师傅向水缸里倒喂猪的泔水,倒完后,还向缸沿上磕了几下,我想,缸底下一定有稠的,猪能吃我就能吃,等到下课后,没有人看到时,我把手伸到泔水缸的底下捞着稠的吃了。当时只顾肚子不饿就行,几乎天天如此。

老婆没有工作,每月28斤粮食定量。才生个小孩每月定量六斤。肉、油每月每人配给二两,凡是粮食制品都要粮票,买菜要菜票,买糖要糖票,每月每户凭本供给二两芝麻酱。58年大跃进,因为吃大锅饭果树没有人管理,有的死掉,没有死掉的树长了几个果子,也给苏联还账了。市场上没有卖水果、花生之类的东西。

我在学习班的食堂吃饭,心中始终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由于我吃猪食不太饿,晚上我还常带着二两一个的馒头回家给老婆。

饿极了不顾一切

61年9月北京邮局机械厂食堂病死一头猪,我看到食堂人员把猪的五脏,肝、肺、心、肠、肚子,埋到墙外的田地里去了,我也不怕中毒,等到晚上没人看到时,我就把它扒出来带回家去了;进门我对老婆说:把它洗干净煮熟吃了它,若中毒咱们一起死,‘能当撑死鬼,也不当饿死鬼’。结果我们吃了也没有药死。

一个月过去了,食堂李师傅看到我饿的可怜,他偷偷的对我说:“晚上我值班,等到他们下班你来一趟”,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晚上我没有吃饭,等到食堂人下班我就去了。一看桌子上一盆汤煲饭,李师傅给了我一个直径12厘米的碗,我吃了11碗,把一盆‘米饭菜粥’全吃光。现在想好笑,饭足有十斤,顶到嗓子眼,低下头都能出来,没有撑坏 打几个咯就过去了。

饭,总是不能常在肚子里,1961年10月我被饿得浮肿了,腿上用手指头一压一个坑,11月份进了北京南河沿邮局浮肿疗养所,一个月后养好。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不光是我一家,家家都缺粮挨饿,当时要不用阶级斗争抓得紧,像现在样,全国早乱了。

个人档案的作用

我是个敢说、敢干、敢做的人为什么到了邮局成了绵羊。

个人的档案起了作用,在毛泽东时代档案是个人的政治生命,不准许本人看,调到哪里带到那里。你到达一个新的单位领导先看你的档案。看完后,就对你种下一个刻板的印象。我的档案上写的右倾分子,他们就知道了,此人不能重用;用阶级斗争这根线对待你,开始受到歧视,60年秋我买了200斤萝卜说我抢购,给我写了10多张大字报。好事没有你的,单位要抓坏的典型教育群众时,你有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比别人轻也先抓你,万一不服,用你的档案施压,给你加上个一贯的,就吃不消。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生怕说错话扣上阶级斗争的帽子;我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生怕带链子女。有苦、有怨,只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六零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

原因,一是我的政治身份受到歧视,因而我的衣食住行公会、领导不过问。二是,我老婆没有工作,六零年之后,每隔二年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定量低,吃得多穿的费,我的工资每月68元3毛1分,每月还得给农村的父母寄去十元,造成雪上加霜。

要问我怎样把五个男孩养大结婚的,具体请看下面。

我是怎样自救的

在叫爹爹不答 叫娘娘不应之际,61年12月,我由机械厂学习班回到本单位中心局。因为我在机械厂和在永定门干营业这两单位挨饿挨怕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干什么都行,不让我和老婆、孩子挨饿就行。最后我选择还是继续押运火车。因为押车每月能给49斤定粮,还能在火车上三两粮票管吃饱,在外地还能买点便宜货,我决定,克服晕车继续押运火车。管我的韩九如,开始让我到转运,装卸火车,我不同意。所以我要求继续押运火车,领导同意了。

我突破了四关。

第一,关晕车关,在车上吃了吐,开始连胃里的苦水都吐出来甭说工作站都站立不起来;同事劝我不要押运火车了,去干别的工作吧,我想,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死也死在火车上;通过三个月的锻炼总如好了

第二,关炎热关。我与王允启一班,45次车到福州每十天一趟,杭州到金华白天气温42度,门、窗、电扇不敢开,怕刮跑信件。太阳光直射在火车的铁皮上,车厢内温度在50度以上,身上根本看不到汗,有汗立即被蒸发,坚持了多年。

第三,是寒冷关。我与马家鹏一班,每七天一趟牡丹江,气温零下30多度,办公间的暖气管经常被冻坏,喝水杯里的水都被冻实,门把手粘手,在寒冷的车舱里搬邮袋,每一个往返要搬上万次。

第四,劳累关。在火车上不分昼夜,除了抓紧时间吃饭、轮流睡觉之外,就是干活。北京都要装五、六千个邮袋和报纸捆,每件都在10-15公斤左右,有的超过15公斤。开车之后,脑力劳者登单。我在前后两仓搬动邮袋分拣,第一遍,初分各个站应缷的邮件,做好与来单核对的准备,第二遍搬动邮件逐个核对有无缺少;一袋邮件在火车上只少要搬动2-3遍,甚至还要多。两仓邮袋搬完后,再到室内,拆袋分拣信件,从北京开车一干就是4-5个小时。我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每天1.05元的出班费,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不管天冷、炎热,我总是捡重活干,一直干了30年。

1960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自然灾害。

因为我家五个男孩每天比女孩多吃二两不算多,长期下去不得了;我老婆再没有工作每月25斤定粮,我家每月至要缺少30多斤粮。我这个被军队淘汰的右倾分子被推到邮局,我只能自救。

办法一,押运一趟福州往返五个昼夜,在火车上每日两餐,每餐三两粮票管吃饱,我在家为了给老婆孩子省点粮食,少吃点,经常饿着半拉肚子上火车吃,结果在火车上吃的很多,同事警告我说,老尹饭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因为在火车上每人每日限制只能吃两餐,我从福州返回北京时,在车上吃第一餐时,我用大饭盒承回来分两次吃,吃一半留一半,天热怕坏,经常用开水烫烫留着下午吃。剩下下午这一餐,再用饭盒承回来带回家(足有一斤半米、一个荤菜)老婆孩子吃一顿。

我饿怕了,五个男孩心中无底,还不知到今后还能遇上什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简朴。我们到上海休息一天,别人在食堂吃半斤饭,买个甲级菜,我只吃五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养成面’,空着肚子第二天到火车上再去吃。因为我经常这样做,有人就挖苦我。我们到福州邮局宿舍,吴宏泰对李清亮刺笑我说:‘老尹看到地下有一份钱他去捡,捡了一手痰’;真是他们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得饥。

二是,靠靠亲戚、邻居帮助,在和平二村卖菜的王惠珍她家五个姑娘知道我家吃粮困难,每月给我家10斤粮票,姐、妹家每月再给点,就这样凑扶着生活。以后让我押运承德火车,那里没有餐车家中的吃粮就更紧张了。我每月拿凭票供给的20%的面粉到承德,一斤换一斤半的玉米面回家维持生活。以后我又看到市场上有买0.38元一斤的小带鱼,没有油煮着无法吃,那时我押运沈阳,邮政车与行李车挂在一起,行李车经常运送牛、马。到了沈阳我看到行李车地下的木槽沟里,有很多运输中漏撒的黄油与牛、马粪凝固在一起,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没有人要了。我到市场买了两个大塑料袋子,装了十多公斤带回家,把黄油加温,把粪末烧成灰烬再沉淀,炸三毛八分一斤的带鱼,吃了一冬天也没有药死。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我什么招都用了,就这样度过了33年,1993年取消粮票我家才过了粮食关。

再看我的住房. 可把我惹急了‘造反’

我感觉领导总是把我当成政治劳改犯对待。1973年我家五个男孩七口人,宋玉符家三个男孩5口人,住在我隔壁同样大的七米长,2.75宽营业厅改的房间,单位给他两居室的楼房住上了。我问付科长窦国堂:“宋玉符家五口人,我家七口人,为什么不给我?”他的回答:‘你那是干着急!’可把我惹急了,我说看着谁着急!

回家我把宋玉符家搬走的门锁一撬我占上了。因为是我抢占的房,房管局不管改修,我自己从隔壁打门住进去了,一年之后这间房子终于批给我了。

1980年之后,我家七口人住着两间7米长、2.7米宽的长筒房,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要结婚了,钱,我用的出班费准备好了,做家具的木头也准备好了,没有房怎么办?,我向管房子的郭俊英要房,他说,已经给你房子了,你的孩子结婚我们不管,让他到自己的单位要。我说,单位规定职工要够10年工龄以上才给,那么我怎么办?他回答,谁让你要那么多的孩子来!。我又问,你们让房管局给我把七米长的房子打隔断行吗?回答,你去找房管局去吧?我知道我抢占了房子他们对我不满,不会给我打个断,我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打隔断,自己做门,把长条的两间房子改为四间,一、二、三子结婚各占去一间,四、五子和我们两口共四人住在九平方米的一间。以后我实在无法住,只好自己捡砖在院门口盖了一间三平方米的小房,住了六年;我盖小房和给儿子盖厨房,我总共做了六个门。

1992年单位又分房还是不给我,我坐在党委办公室不走,要求党委书记刘兆英到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老兵住处去看看。我便质问他,你们让我住在三平方米,高1.8米的小房、下雨漏,冬天有煤气,夏天的然热你们忍心吗?。以后给了我沙子口一间12平米的南房;终于有房住了。

有一次把我气急了 真想把副科长窦国堂的腿砸断

77 年我押运北京至牡丹江的邮车,北京缺木头王振明等人在牡丹江有熟人,给他很多的像铁道枕木一样的木头,用邮车带到北京。按着铁路规定是不准带。我看到别人带我也想带,但是没有门路。这时哈尔滨我有个哥哥,我对他说,我的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你能否给我找几块。他给我了八块两米长的木板,捆了两捆送上邮政车让我带到北京。没想到窦国堂半路从锦州上邮车,被他发现,他当时不说,被他跟踪。到北京站他坐在站台上看我怎样拿走。邮件卸完后,我从车后门将两捆木头卸下扛着就走,窦国堂下了站台就跟踪我。我停下,想对他说说木头的来由,承认错误让他放过,结果他离我十多米也停下。我生气了,扛起两捆木头继续走,我在想你要从我肩上拉木头,我就借你的力量倒在你身上,砸断你的腿,把事情闹大,进法院解决。结果窦国堂没敢动我。我没进值班室交班,扛着两捆木头(由北京站后门到和平二村有两公里)回家了。以后窦国堂快速的进了值班室,对值班员霍安远下命令说:‘老尹扛着两大捆木头走了,你们快去追!’值班员急速出动追,没有追上又返回了。第二天我应该到科里去学习,我知道一定要点名批评我,结果我没去。第三天下午又让尹传霞到家传我,让我到单位,我还没去,我知道我惹事了。

借此机会我以守为攻给我补贴 40 元

第四天该我出班把我扣下;我发牢骚的机会来到了。工会主甄西汉提前把一间房子摆上三张桌子,铺着白布,上面放着暖壶和茶杯,让科长、科员就位,让我进去受审。我进门一看,科长王丰年坐在当中,右边是科员,左边是工会主席,摆设很严肃,真像个审判室,我站在桌前科长审问开始了。

问:你为什么前天不来学习?

答 : 天气结冰了,我的五个孩子还没有棉鞋,到大红门我姐姐家借钱去了。

问,你的两捆木板从哪里来的?

答:我家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我哥哥在哈尔滨他知道后给我的,你们要罚我,我可以拿运费。但是,我不承认错误,你们不管我,我还不能自救吗?

科长王丰年与甄西汉工会主席点点头说:‘给他补助点’。 1977 年,我这是第一次得到 40 元得补助,给五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棉鞋,又渡过一个冬天。

我的孩子就业难

我总是认为,他们把我当成劳动改造政治犯对待。比如说: 92年邮局大楼盖好了,缺空调制冷人员,我的五儿子,正式制冷学校毕业。我找管人事的刘小明问:咱们要不要制冷工人,他说要。我又问需要几个,回答要三个。结果连我儿子来了三个。由五月一日实习到七月一日,他带来的那两个人被留下,把我得儿子哄回家了。管人事的换了一位姓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儿子了?他回答:‘用人的单位要我们就要,用人的单位不要我们就不要’没有什么原因。第二期北京西站建起,邮政中心局需要60名司机。这时我四儿子在内燃机总厂下岗,(他有大小汽车司机本子)。我找姓段的人事,他开始说:‘人数够了’,我说我在本局干了30年连个接班的人都没有,您看看插进一个去吧;他一拍屁股说:行。结果无影无踪了。

小结,我到邮局三十年的生活背了30年的政治抱负,使我的孩子吃饭、住房、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直到退休我的思想包袱才慢慢地放下。

要问我是怎么放下包袱的?我找到原因,主要是国家穷,政局不稳,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狼多肉少。干部先上楼台先得月,吃到肉的高兴,吃不到的骂大街,这些都一些自然规律,不愿毛泽东共产党。要问为什么贫穷?建国时毛泽东就说中国一穷二白,我说一点不假,把几代老祖宗储存的金银财宝全被国民党转到台湾,再加上国家三年半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能不穷吗?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要国防建设、还国家的基础建设,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中国的老兵太多了照管不过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博文《人生的价值不是当官,而是为人类付出的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33f730100fy4p.html

帖:3918854 复 3918851
帖内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