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是一九七六年（上） -- 酒杯里的忧郁

一九七六年是农历龙年，有道是龙年不吉，这一年还真是出了不少事。刚进年头，一月八日，正在“腊八”那天，周恩来总理逝世。

　　　第二天正式公布了讣告，那个早上我正忙着洗脸刷牙，收音机里却开始播放哀乐。我这是头一次听见哀乐，凄惨悲凉的乐声令我人心惊肉跳，大人们停下手里的忙碌，侧耳静听收音机传来的消息，神情肃然。

　　　大人们沉着脸，严肃的沉默着，出门上班的路上遇到熟人，说起刚刚的讣告，都是一声长叹。小孩们觉出这个早晨的气氛不大对劲，小心翼翼不要自找没趣，自己麻利收拾利索，穿好棉衣，背起书包去上学，路上和同学互相打听：“广播里说的那个周恩来同志是谁呀？” 学校里并没有设灵堂，也没有任何悼念举动，照常上课，照常考试，照常准备放寒假，一如常日。

　　　大人们用白纸、铁丝、竹竿、篾条，做成花圈，把挽联端端正正缀在花圈上，互相招呼把花圈放在自行车上推着，结伴而行送去广场，算是个自发的悼念仪式。后来知道当时送花圈设灵堂之类的悼念活动是被禁止的，各单位都不许组织任何有组织的悼念，领导们觉得过分可也没办法，但是对个人自发的悼念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所以在周总理刚去世的一月份，群众自发的悼念还是默许。

　　　后来听一位朋友说，当年他们家没敢出去送花圈，但还是做了个小花圈，在家里悄悄摆起周的相片，把花圈献上，他爷爷领着全家默哀、三鞠躬。没有香烛，没有灵位，北京城里一个不敢惹事的普通人家里，偷偷摸摸的、真诚地祭悼着这位叫周恩来的人。

　　　说到周恩来的去世，总会谈起随后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十里长街”，一件是“四五运动”。前一件是对周本人的哀痛，后一件是人们愤怒的迸发。“十里长街”我没看见，但是“四五”我去过广场，有些事还有印象。

　　　四月五日是清明节，因为一月份不准悼念的做法引起了愤怒，所以之前大概四五天的样子，就有很多人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去广场，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献到纪念碑下，每个参加送花圈的人胸前都戴了一朵小白纸花，献过花圈都把小纸花别在旁边的铁栏杆上。广场上来的人越来越多，花圈越来越多，纪念碑下的花圈堆得小山般高，能系上小白花的地方都系满了，实在无处可放，就把白花系在广场周围方便的地方。我从南河沿南口向西走到南长街，只见街旁的树枝上缀满了白花，那些树几乎成了白色。那时候天安门前和广场四周的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之间是用铁链隔开的，那长长的铁链已经完全是白色的花链，可见有多少人来过这里。

　　　送来的花圈上，在中间圆心的部位通常写着大大的“悼”或者“奠”的黑字，而有些花圈的中间写的是悼诗，引得很多人凑上去看，就聚成一个个围团。相当一部分后来编入“革命诗词选”的诗作最初就是贴在花圈上的，随着花圈不断的堆放，就把花圈上的诗给挡上了，于是又有人把花圈上写了诗的纸拿下来，贴在纪念碑下华灯的灯杆的高处，甚至纪念碑的花岗岩基座上也贴着。那首“江桥摇”的诗，我记得就是贴在一个华灯的灯杆上，贴的歪歪扭扭看不大清楚，就有近前的人把诗大声读出来，四周的人拿着纸笔赶紧记下。

　　　后边几天，大人们就禁止小孩再去广场看热闹了，因为那里人越来越多，秩序也开始乱，最热闹的时候拥挤到鞋掉了都捡不起来的程度，我们邻居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去看热闹，就是光着一只脚回来的。所以后来几天发生的事我没看到，说实话于小孩而言，那就是一场热闹而已，不让看就不看拉倒。

　　　但是“四五”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居然和我们小孩也有关系——“四五”之后，开始清查，开始抓人，四处查找漏网的“一小撮”。有天我们在上课，进来一位戴着红袖章的中年人，打断了正常的上课，口气和缓的和我们谈话，大概内容是：小同学们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都有很好的思想觉悟，现在有些坏人在捣乱，我们要把这些坏人找出来。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几天，你家里、亲戚朋友里、街坊邻居里和你认识的人里，有谁去过广场？或者从广场拿回来东西？比如写着字的纸，比如棍棒凶器什么的？

　　　全班小孩愣怔怔的没人说话，老师面无表情站在一边也不吭气，那戴袖章的人有些扫兴，说小同学们再好好想一想，想起来可以报告给老师，然后就走了，我们继续上课。

　　　这家伙的做法算什么？公然怂恿小孩告密？！引诱、怂恿小孩出卖自己熟悉的家人亲戚，这手段实在是有些卑鄙。不过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气氛里，“大义灭亲”名义下的出卖与背叛，倒也不稀奇。

　　　我们这条街上还是有两个人被抓走了，其中一个外号好像叫“黑欢儿”的，现在想想当时也就是高中生左右的年龄，听说罪名是在广场“充当黑打手”。他弟弟比我们大几岁，在街上玩儿的时候，谁一提他哥就直眉瞪眼跟谁急，冲过去要跟人家动手，好几次扑过去的时候被他爸吼住，忿忿地走回家去，眼里噙着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