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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泸定桥之战一桩公案的澄清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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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据黄尚青说

当时红三军团十团三营的任务是在长征途中掩护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央纵队”,不知是否准确。

他转述父亲回忆在安顺场调炮跟杨得志、赵章成的对话和亲眼目睹赵章成操炮射击的情形都活灵活现,其中提到:长征途中父亲用两匹骡子驮炮,一匹骡子驮炮管和五发炮弹,另外一匹骡子驮炮架和炮座。没成想,在一次急行军中,驮炮架的骡子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只剩下了一个炮管儿(注:应该还有五发炮弹)。另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黄尚青说父亲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和其他学员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意外地看到了当年那门迫击炮炮管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父亲说:“瞧,这就是我给杨得志的那门炮。”(《大连晚报》2012年07月28日:开国少将黄思沛的儿子黄尚青回忆父亲--他保留的一个炮管儿救了大渡河边的红军)

黄尚青这些话要是都不靠谱,那也太坑爹了。

《横戈马上》和《杨得志回忆录》有关强渡大渡河章节暂时没查到。

李水清少将当年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从政治部主任朱瑞处领受任务带领宣传队赶到渡口,对担任渡河战斗任务的二连进行战斗动员。他回忆,赵章成拿出了仅有的5发炮弹,那是他从苏区一步步地背出来的,浸透了他长征的汗水。只用两发炮弹,就让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

流行说法是赵章成托起没有炮架和炮座的炮身,全凭经验技术来瞄准,手头仅有三发炮弹。

而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李维民,在“红军是怎样强渡大渡河的”一文中写道:

1957年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曾访问了亲历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杨得志上将、孙继先中将、赵章成少将、李得才大校和多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他们向我讲述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具体经过。在1957年7月2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我采写的访问记。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我翻出50年前的访问记录,同时参照部分第一手资料加以整理,并对某些差错予以订正,希望有助于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

早已瞄准对岸敌军碉堡的炮兵连长赵章成,仅有的四门迫击炮,只有四发炮弹,却要打三个敌军碉堡。他凭着多年的实战经验,“嗵!”第一发就击中目标,接着又打中两发,敌人不知我军只有四发炮弹,一听炮声,立刻慌乱起来。

赵章成到底是红1军团炮工营(两个炮兵连加一个工兵连组成)营长还是炮兵连连长?

以上引文中“仅有的四门迫击炮”,不知是否就是后来攻打腊子口时一军团配属给主攻部队红四团二营的那“四门吉林造的迫击炮”。(见张仁初将军回忆录《腊子口上的红旗》,文中还引用了赵章成的话:“地形的确够别扭的,可是剩不下它!在大渡河我们三门炮就压住了敌人一个营……”)。

李维民也未交待迫击炮的来历,疑似又成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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