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泸定桥之战一桩公案的澄清 -- 双石

　　笔者在泸定有一位朋友，朋友名叫王永模。

　　老王退休前，官至泸定县人大主任。后来退了，还是闲不住，就整寻找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的事儿。整来整去，真还整出了点名堂：找到了22名勇士中8名勇士的姓名和线索。笔者是一个对证据要求很苛刻的人，完整的听完了他们寻找和证实的过程，暂时还没有挑出啥毛病来。

　　前年陪朋友到泸定，和老王一起喝酒。乘着酒兴，老王就掰活了一个段子。

　　2007年，泸定来了几位日本友人，友人们在泸定周围转了几圈，参观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老王也作了陪。日本友人看完了啥也没说，就问了老王一个问题：

　　“飞夺泸定桥的事儿是真滴还是假的？”

　　“那还能假得了？”老王眼皮一翻。

　　——老王是行家，一听这话，就晓得来者不善。

　　“有位澳大利亚的作家写了一本书（笔者注：其实就是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说贵县河西街有位叫李秀珍的老太太，卖豆花的。当年红军过泸定时她就是目击者，据她说，泸定桥没打仗，红军是排着队走过去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王嘿嘿一笑：“那还能假得了？”

　　“嗯——？”日本友人一脸诧异。

　　老王又嘿嘿一笑：“河西街的确有位姓李名秀珍的老太太，的确是卖豆花的！那年红军来时，老太太还是个小媳妇儿，她听说有大兵来了要打仗很害怕，跑回烹坝娘家躲起来了！仗打完了她老才回河西街，当然只能看到红军排着队过桥啦！”

　　“啊……”日本友人一脸诧异化作疑惑。

　　“老太太如今已然过世，各位如果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她的儿媳妇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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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问老王，你还硬是有心人哈，你真还去调查取证了？

　　“哪里啊，泸定小地方，很背的！满世界炒得闹哄哄的事儿，这当间的人儿根本就不晓得也不关心。我连那外国人写的啥都没瞅过，哪能想着去调查呀！这事儿完全就是一个阴错阳差的巧合……”

　　老王满脸憨憨的笑容。

　　“嗯……”这回轮到笔者诧异了。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位开国将军，当年过泸定桥时，部队征集过河西街老百姓的门板。因为老百姓没人在家，他把铜板放在锅台上，用水瓢扣住，希望老百姓回来舀水喝时，一眼就能看见。几十年过去了，将军对这家老乡是否看到了那几个铜板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嘱咐子女，一定委托泸定的同志好好查查。我闲着在家没事儿，也掺和着去查了，问了很多家老人，都说不记得有这事儿了。河西街的人问完了，也没问出个名堂！后来有位老太太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她家原来是河西街的，前些年搬沙坝了，这几个铜板哩，当年是搁她家灶头滴，她婆婆娘活着时，一直都在念叨这事儿……”

　　于是乎，她婆婆娘躲回娘家又回来乃至发现铜板的来龙去脉，稍带着就被唠叨出来鸟……

　　“这……这也太巧了吧？”

　　“是噻，要不然我啷个楞格有底气跟日本人夸口涅！——日本友人是07年来的，我整清这个事情，是06年噻！大连电视台凑巧在这儿，还整了个节目噻！”

　　——这事儿笔者寡闻了，有哪位朋友瞅过大连台的这个节目？

　　噢，老王故事中说到的这位开国将军，名叫黄思沛，三军团的。

同样的一件事情，从不同的当事人口中就能得出不同的情景，还都是真的，要想厘清真相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有故意想要搅浑水的人掺乎，离现在不算远的当代都是这样，遥远的古代就更难了。

红军强渡大渡河，在赵章成手下大显神威的那门八二迫击炮和炮弹，原来就是黄思沛营（红三军团第十团三营）在长征途中一路艰辛保留下来的战利品，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功不可没。

说的是安顺场强渡，赵本人和他人的回忆都对此有证伪作用。

黄是三军团的，离一军团隔着好几百里的行程耶。

你们又不帮忙拉生意。

西西河又不是挣钱的地儿。

当时红三军团十团三营的任务是在长征途中掩护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央纵队”，不知是否准确。

他转述父亲回忆在安顺场调炮跟杨得志、赵章成的对话和亲眼目睹赵章成操炮射击的情形都活灵活现，其中提到：长征途中父亲用两匹骡子驮炮，一匹骡子驮炮管和五发炮弹，另外一匹骡子驮炮架和炮座。没成想，在一次急行军中，驮炮架的骡子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只剩下了一个炮管儿（注：应该还有五发炮弹）。另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黄尚青说父亲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时，和其他学员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意外地看到了当年那门迫击炮炮管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父亲说：“瞧，这就是我给杨得志的那门炮。”（《大连晚报》2012年07月28日：开国少将黄思沛的儿子黄尚青回忆父亲--他保留的一个炮管儿救了大渡河边的红军）

黄尚青这些话要是都不靠谱，那也太坑爹了。

《横戈马上》和《杨得志回忆录》有关强渡大渡河章节暂时没查到。

李水清少将当年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从政治部主任朱瑞处领受任务带领宣传队赶到渡口，对担任渡河战斗任务的二连进行战斗动员。他回忆，赵章成拿出了仅有的５发炮弹，那是他从苏区一步步地背出来的，浸透了他长征的汗水。只用两发炮弹，就让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

流行说法是赵章成托起没有炮架和炮座的炮身，全凭经验技术来瞄准，手头仅有三发炮弹。

而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李维民，在“红军是怎样强渡大渡河的”一文中写道：

赵章成到底是红1军团炮工营（两个炮兵连加一个工兵连组成）营长还是炮兵连连长？

以上引文中“仅有的四门迫击炮”，不知是否就是后来攻打腊子口时一军团配属给主攻部队红四团二营的那“四门吉林造的迫击炮”。（见张仁初将军回忆录《腊子口上的红旗》，文中还引用了赵章成的话：“地形的确够别扭的，可是剩不下它！在大渡河我们三门炮就压住了敌人一个营……”）。

李维民也未交待迫击炮的来历，疑似又成一桩公案。

一、如果真如他所言的那样，他父亲是负责保卫军委纵队的，那么他那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安顺场——军委纵队是在战斗结束后次日才赶到的。黄尚清还说，他父亲还参加和见证了泸定桥战斗，也不太可能——他的父亲的任务不是保卫军委纵队么？

二、红军迫击炮并不那么穷酸，各个军团、干部团，都有迫击炮。一军团教导营在奔赴泸定的过程中，就用迫击炮掩护过对岸与石门坎守军战斗的红二团。

三、赵章成自己的回忆文章在《炮兵回忆史料》中有，名为《掩护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他的回忆是当时有炮弹３１发。《炮兵表册》上称：消耗２８发（包括渡河后打反扑的战斗中消耗）

四、赵的任职，说法不一，赵的确当过炮工营长，但那时缩编，成了炮兵连长也未可知。

五、李维民年纪大了，不好说他什么。但不说又不成，他那东东里，真金白银的东东，真还没多少——可以理解，炎黄班底嘛。

跟前军委炮兵《人民炮兵》杂志社总编辑郭升允保留的炮兵军史（初稿）有关记载大致相符：

此外，《军事历史》1997年第1期曹培旭、陈英杰的文章“长征中的红军炮兵”也有同样的说法：

根据该文，1935年2月,中革军委在鸭溪决定把红三军团炮兵营缩编成1个迫击炮兵连。8月过草地后,又决定把红一军团炮兵营缩编成1个迫击炮兵连。看来，1935年5月24日强渡大渡河时赵章成确系红一军团炮工营营长，出草地缩编后变成炮兵连长。难怪张仁初将军回忆腊子口战斗（1935年9月中）一直称赵为炮兵连长。

赵章成的回忆说，炮弹主要是消耗在打反扑的战斗中。

泸定桥也是用了炮火掩护的（杨回忆，老百姓口述），但炮弹打哪儿来的，双某暂时还没找到出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炮兵表册》中记载的战斗，也有不少错讹，如茅台击落敌机那次，整成了两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