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②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③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④，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

亦即 在你所说的1914年，由于当时袁世凯政府还有钱（借的，善后大贷款还没花完），而且政府极力推广袁大头，铸币的数量多，成色足（民三年的袁大头是成色最足的，之后就有减成色的了），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纸币了（当时是一比一保证兑现的）。

可是袁世凯为了称帝，和之后镇压云南的护国运动，调用了北京中国/交通两大行的本金，停止兑现，京钞就贬值了，贬值的状态就如鲁大师所说的。上海中行因为在租界，顶住压力坚持兑现，所以中行的南方钞仍然是一对一的。

之所以段祺瑞政府能够重用曹汝霖等人，吞下日本包藏祸心的 西原借款，起头也是因为要给袁世凯擦屁股——要恢复交行的兑现，就要有本金支持，其实由于善后大借款的条件限制，当时中国政府要举外债，需要经过四国银行团同意。但交行自己贷款解套不在限制范围内，日本人最初就是通过借给曹汝霖钱帮助交行恢复兑现的办法，把新交通系套住的

京钞的全面整理，到1923年才全部结束，亦即当时在北方，纸币大约只能当50%-70%的银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