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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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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二)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

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

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

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

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

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

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

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

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

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

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

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

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

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

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

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

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

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

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

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

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

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

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

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

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

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

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

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

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

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

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

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

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

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

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

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

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

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

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

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

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

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

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

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

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

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

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

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

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

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

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

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

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

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

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

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

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

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

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

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

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

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

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

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

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

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

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

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

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

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

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

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

(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

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

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

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

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

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

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

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

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

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

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

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

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

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

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

“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

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

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

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

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

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

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

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

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

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

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

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

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

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

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

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

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

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

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

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

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

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

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

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

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

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

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

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

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

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

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

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

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

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

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

“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

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

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

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

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

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

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

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

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

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

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

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

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

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

成功。 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

(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

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

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

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

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

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

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

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

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

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

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

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

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

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

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

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

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

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

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

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

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

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

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

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

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

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

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

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

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

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

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

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

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

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

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

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

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

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

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

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

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

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

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

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

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

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

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

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

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

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

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

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

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

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

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

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

“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

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

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

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

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

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

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

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

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

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

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

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

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

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

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

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

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

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

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

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

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

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

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

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

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

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

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

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

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

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

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

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

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

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

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

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

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

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

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

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

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

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

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

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

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

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

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

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

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

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

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

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

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

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

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

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

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

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

“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

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

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

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

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

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

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

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

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

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

,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

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

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

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

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

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

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

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

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

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

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

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

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

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

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

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

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

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

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

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

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

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

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

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

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

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

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

“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

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

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

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

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

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

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

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

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

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

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

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

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

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

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

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

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

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

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

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

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

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

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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