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编译者的话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无论它对一国，

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是“令人不寒而栗”

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烙印着特定时

代的一切特征。

当然，这样一部真实地记述克格勃内幕的书籍的问世，首先依赖于社会的整体

进步和开放，当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们，不再感到随时会有来

自某种强大政治势力的监视、窃听或谋杀的危险时候，他们的身心和灵性会获得更

大程度的解放，重新找回只有在一个理智的国家，才能够看到，也才能够读到的个

人尊严。

作者和译者都为这本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参照了西方许多图书馆的秘

密资料和克格勃档案材料，使本书增加了许多详实的细节，这项工作是对一段特殊

历史的整理，应该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后人了解俄罗斯历史，特

别是克格勃历史必须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也许，目前还不能够彻底地做到“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因为作者毕竞有其政治和个人的局限，有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只

能批判地客观地去理解，但至少，这初步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花时间阅读、研究、品味甚至收藏的书籍。

本书史料，参照大量国外的秘密档案，由于编者受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核实，

难免有疏露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1997年11月

绪 言

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

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

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

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

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

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

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

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

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

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

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

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

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

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

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

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

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

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

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

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

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

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

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

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

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

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

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

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

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

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

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

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

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

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

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

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

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 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

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 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

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 1970年）。

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

“中心”（l978- 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

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

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

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

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

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

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

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

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

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

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

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

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

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

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

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

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

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

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

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

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

――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

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

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

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

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

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

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

“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

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

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

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

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

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

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

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

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

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

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

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

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

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

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

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

1963年1 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

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

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

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

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

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

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 月，他将自

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

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

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

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

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

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

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

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

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

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

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

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

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

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

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

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

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

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

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

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

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

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

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

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

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

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

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

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

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

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

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

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

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

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

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

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

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

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看到一出出闹剧

的上演，其中有报界对追捕“五杰”中的第五号人物的追踪报道所引起的混乱及其

对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名誉造成的损害，因为英国的安全机构简直就要成为克格勃

的国外分支机构了。但就在克格勃内部也并不喜欢这些喧嚣，认为这是英国情报机

构的一个险恶的阴谋。1981年，当英国报界开始不时出现关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

五号人物的大标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刚调入第三处驻英国分处。平切称，第五

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罗杰?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

在此之前，在翻阅了第一总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知道

了真正的第五号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间谍行为之后，他还就此人与安德鲁

波夫学院第一总局训练中心二系（反间谍专业）主任伊万?亚力山德罗维奇?希什

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希什金是第一总局英国问题专家中心的位校者，曾在伦敦任

情报机构副头目，1956年到1970年间还在那里领导过反间谍的工作。

希什金坚持说，在对霍利斯的指控中没有一句真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中心”

的一个朋友，即第三处某分处处长阿尔贝特?科兹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

认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闻界又将霍利斯一案翻了出来，因为英国军

情五处的退役人员皮特?莱特在电视采访中发表了对霍利斯不利的声明。此人惯于

搞阴谋，三年前就是他给查普曼?平切提供了发表声明的主要材料。那时戈尔季耶

夫斯基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国处前任头目伊戈尔?维克托维奇?

季托夫会面时，他看了克格勃关于莱特的声明电报。季托夫以前曾在伦敦搞过政治

情报工作，并在那儿任情报机构副头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国。“真是天方夜谭，

”季托夫说，“不过这后面隐藏着某种内部的倾轧。”第一总局三处副处长兼顾问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斯韦坦科也持这种看法。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英国新闻界对渗人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兴致最浓的

时候，却正是这些间谍十五年来首次销声匿迹之时。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材料表明，

从1961年乔治?布莱克被捕之后，克格勃就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断了情报来

源。皮特，莱特恐怕怎么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轻易地就推翻了对霍利斯的所有指

控，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生涯达到顶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为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效力11年了）此时他在“中心”的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1983年起，

在主持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和担任伦敦情报机构副头目期间，他定期向莫斯科发去

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整篇报告并总是受到好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

向其提供的情报资料巩固了自己在伦敦的地位。1985年1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

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驻伦敦情报机构的第一把交椅。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在

其前任列昂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回到莫斯科后再走马上任。在此期间，他

被告知了情报头目与莫斯科进行绝密联系所使用的个人代号。1985年5 月17曰，星

期五，在伦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电报，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

（全凭他那盖世之才和顽强的生命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过此后的一连串事

件，否则我们手中也不会有这本书了）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

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

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时候，在1988年，亲自主持了克格勃

的工作）。这封电报对当时苏联驻伦敦的大使、目中无人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波波夫触动很大。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弃前嫌，

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

手心出汗，两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谈完话不久，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他同切

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

个巧妙伪装的陷讲。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双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变得多疑了，在

莫斯科等着他的除了桂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情报机关间谍的这种自豪感使他打

消了心头的疑虑，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天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伦敦工作三年来最忙的一天。

他要准备启程事宜，要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备情报材料，还要将五千英镑

转交给一个“地下”人员。机构的技术人员专门用制型纸做了一块中空的“砖”，

以便把包在玻璃纸里的250 张二十英镑的纸钞放进去。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砖”放

进一个塑料小袋中，然后就和自己的女儿玛丽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们来到布鲁姆

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那儿离大奥芒德街著名的儿童医院不远。和女

儿们玩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悄悄将“砖”藏人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

5 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早晨，一辆使馆的“格拉纳达”福特车将戈尔季

耶夫斯基从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机场。因为考虑到去莫斯科的。时间不

会很长，家人就留在了伦敦。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他第一次感到确实有些不妙。

在机场出口处一个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

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桩事，

就是没有人来接他，虽然后来他得知，车是派了，不过去的是另一个机场。戈尔季

耶夫斯基拦了辆出租车，车里已经坐着两个准备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当戈尔季耶

夫斯基介绍说自己是苏联外交官后，德国人慌张起来、要求将他们直接送到使馆去，

显然是怕落到陷饼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想，使馆外的克格勃暗探会不会对他与

两个德国人同行起疑心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列宁大街109 号自己的住宅时，还没打开门他就

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了。他和妻子赖拉总是将门上的三个锁锁两个，可这口却是三

个都锁着。“常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

挑剔，但也有漫不经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声。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

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玻璃纸里一包封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

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之外是找不出什么的，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

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为禁书，然而许多

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

?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

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语调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 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级军官。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

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

他到第一总局去。总局在亚谢涅沃，离环形路不远。在那儿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排

在第三处一个空闲的房间里。戈尔季耶夫斯基问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

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叹他们什么时候能见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么事

也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八点，等待召见，但得到的总是

各种托辞。克留奇科夫这周好像安排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

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他就这

么坐着，斟酌着自己关于英国情报的报告，核对有关英国经济和其武装力量的材料，

以此消磨时间。

格里宾劝戈尔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们夫妇上克格勃的别墅去。但戈尔季耶夫

斯基明知道格里宾会不高兴，还是以去看母亲和妹妹为借口推辞了。整个休息日戈

尔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谈论他在伦敦家的情况中度过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告诉母亲

和妹妹，玛丽娘在海依街的教会学校上一年级，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

女儿放学回来用英文朗读了《我们的在天之父》，读得好极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较多了。5 月27曰，临近中午时

分，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关于对英国最高

机构搞渗透的新战略的重要会议。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性“伏尔加”前往离第一

总局大楼几公里的克格勃的别墅，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了。“先喝点怎么样？”

格鲁什科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犹豫了片刻。

但格鲁什科看来是准备好喝点酒的，于是他就没有推辞，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

尼亚白兰地并为大家斟满了酒杯。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

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未吃完甜点，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

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进话来，桌上出现了第二瓶白兰地，而戈尔季耶夫斯基

的酒杯又给斟满了。喝完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药，“我当时感到自己成

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时舌头开始不一听使唤，虽

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但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扭头看到格

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此后便是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详细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从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况，特别是一个外号

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被法国人招募的间谍的情况。此人在T 局（科技

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了。“您怎么可以让

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突然他们这样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说。

“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不过他们显然是偷听了我和母亲、

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装了窃听器。”然后他们又问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和其他

放在床底下的书的情况，“您怎么能把这种反苏的书籍带入境呢？”

再往下的审问就更充满火药味了。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效力。

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并问：“是他收买了您，不是吗？”然后他

们便离去了，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片刻戈卢别夫回来了。“招了吧，”

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再讲一遍吧！”戈尔季耶夫斯

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单调地重复说：“我没说，

没有说。”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已在别墅的一间卧室里

了，头感到异样地疼痛。

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头还

是痛。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全完了，逃脱不

了了。”但渐渐地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早晨九点半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到别

墅来了，看两人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前审问不过是席间交谈而已。戈卢别夫很快就离

了，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险狡诈的人

物之一，但他的头几个问题却并不刻薄。布达诺夫好像曾到过伦敦。“您都去过英

国的什么地方？”他问。（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限制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

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一

般只到布莱克浦、布赖顿和哈罗盖特去参加党的大会。“哈罗盖特？”布达诺夫很

惊讶，“从没听说过、”然后他的语气就变了。“您昨晚显得倔强好斗，很自信，”

他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对我们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

害异己的那一套。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再向您证明这一点。一会儿车就来，

您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就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对不起，我不太舒服，

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说道。格鲁什科没表示异议。“如果我昨天说过什么不该

说的话，请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接着说，“不过这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

解了。”“正相反”，格鲁什科答道。“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这话说得并不

太得体，而且用词也显做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格鲁什科是知道他们的谈

话都录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话说是在“苦思

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丧的心绪逐渐有所缓和。这两天的事情以及他对指

责的成功“抵赖”表明，在判处他死刑之前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也许，”他

想，“我还能逃脱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现在克格勃

需要拿到证据。

5 月30日，星期四，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处自己的办公室。很快他被叫到

格鲁什科的办公室里。格鲁什科坐在桌子旁，两侧分别坐着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

三处处长格里宾?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您

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因此您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您

的家人马上就会回到莫斯科来了。但我们认为，您虽然不能再在第一总局干了，但

可以继续在克格勃任职。您意下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这席话不过是一个

诡计，指望他自取灭亡。他已经被判处了死缓，但因为在别墅的审问没有结果，他

便被监视起来。他们容许其走动，想等着他试图与英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或是在其

他什么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很清楚，既然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

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书这样一些无足轻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

建立在一些间接罪证之上的。

因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时间。于是他就决定跟他们

玩下去。他道歉说，审问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 他补充道。 但缺乏幽默感的戈卢别夫将军立即愤愤然捍卫起每一片三明治来。

“没有的事，”他声称，“火腿是好的，红鱼籽酱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错，”戈

尔季耶夫斯基没有阻止他对三明治的褒奖。“至于对我的指责，”他继续说，“我

就实在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了。但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那么

身为一名军官，我接受您的决定。”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同

戈卢别夫为三明治的那段辩护一样，成了他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颇具喜剧色彩的序

幕。戈卢别夫听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声明之后，似乎为避免了一场因公开承认或矢

口否认其手下有背叛行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气。“谢谢，谢谢”，他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并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他床下的“反苏

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因为一旦将他送上法庭，这些书就会用作罪证。

几个月前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加赞扬的三处处长格里宾连手也没伸。“我不知道

该嘱咐些什么，”他说，“对一切都明智些吧。”当后来跑到英国之后，戈尔季耶

夫斯基真想打电话给格里宾回敬他：“我遵从了你的意见，对一切都很明智。”

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计着，这“猫和老鼠”的游戏

要进行到休假完毕。这期间他同赖拉、玛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过了痛苦的、同时

又是那样轻松的6 月的几周。想到即将来到的分别，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静的家庭

生活中去了。6 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赖拉父亲的别墅。戈尔季耶夫斯

基是做梦都想同他们一起去，可是为了准备出逃他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妨到克

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去。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

的远郊别墅。在出发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楼的以前的同事鲍里斯?博恰罗夫问他：

“伦敦出什么事了，老兄？我们只得将所有地下人员都召回来了，一切行动都泡汤

了。最近有风声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又见面时，博恰罗夫就完全变

了样了。显然他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

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疗养的人中很少有人

住单人房间，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个警卫。对他的

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实施的，不过比起首都的人，他们这些人可就头脑简单

多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

丛里停下来解手，或是同样笨拙地躲躲闪闪。他将其中一个撒尿永不枯竭的“聪明

人”称为“视察家克卢佐兹”。在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

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但这一切他进行得十分小心：他拿着书站在书架旁，

而从不公然坐在阅览馆里看这种可疑的刊物。他借的书里也没有一本与他出逃的想

法有任何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疗养院前。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1977―

―1978年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在他

出逃后莫斯科的“中心”大概会仔细研究这本书、以便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时间意外地推到了6 月30日，两个孩子因而得以来他那儿待

上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和阿尼姬了。晚上，当他将他们送上电气列车时，

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国秘

密情报处进行联系。有一次他还徒步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算算自己

越境时将要走的更长的路程以及所需时间。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发现他在莫斯科与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接触。第一次

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见了妻子最后一面（玛莎和阿尼哑当时在莫斯科郊外他母亲的

别墅里）。他和妻子赖拉在百货商场里告了别，他们是上那儿买东西的。此时是戈

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赖拉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最后一

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强作笑颜，轻声说，“该

再温柔些。”以后他常想起这句话，大概赖拉也是吧。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家人

隐满他的出逃计划。他知道，如若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

两个星期以后，他将被当作叛徒处死，对于家人这将是更大的打击。

7 月10日是星期三，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

在逃往西方两周前，或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他造了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

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他还对自己糟糕的“拉

达”车费了不少力，以保证它不出故障。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上跑步已习以

为常，一般对此不再十分留意。7 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他穿着旧短裤、

夹背心， 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 但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

“中心”可能绞尽脑汁在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几

天后他巧妙地到达边境并越了过去。戈尔季耶夫斯基拒绝在此书中谈到他的出逃路

线，为的是不让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则克格勃将会当即堵死这一通道。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到了西方，处在安全状态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电影

《来自奥斯国的魔术师》所描写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绚丽的彩虹景象。

他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被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

的记录。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不能忘记留在苏联

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样是不会放过人质的，因而当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赖拉

?玛莎和阿尼姬可能还不会逃脱人质的恶运。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们的。

第一章 溯源

（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

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

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

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

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

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

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

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

“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

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

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

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

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

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

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

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

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

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

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

“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

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

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

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

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

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

“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

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

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

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

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

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

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

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

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

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

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

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

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

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

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

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

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

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

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

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

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

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

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

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

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

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

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

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

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

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

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

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

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

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 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

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

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

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

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

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

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

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

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

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

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

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

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

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

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

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

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

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

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

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

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

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

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

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

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

（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

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

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

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

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

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

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

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

“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

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

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

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

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

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

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

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

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

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

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

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

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

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

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11?fi?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

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

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

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

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务由克格

勃各驻外情报站设立的反间谍机构来执行。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始于1847年。赫尔

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来。

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时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从投掷自

制炸弹到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搞研究，来准备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国外监视这些流亡者的办事处大本营，设在俄国驻巴黎的使馆里，

因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据法国安全机构文件记录，这个国外办事处是1882年开

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领导下，其活动范

围大为扩展。在“民粹派”活动时期，当时尚为小小公务员的拉奇科夫斯基还对革

命思想颇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两条路让他选择：或是被流放西

伯利亚，或是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选择以后，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报史

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军官。和克格动后来派到巴黎的情报头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

最高阶层中有显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赚了一大笔钱，常在圣克鲁自己的别

墅里举办豪华的招待会，并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甚密。《巴黎回声报》1901年曾对

他的情况有所描述：

“如果您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我相信，你对他是绝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从

他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他负有如此凶险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他看起来是一个善良。快乐的小伙子，大伙儿的中心人物……他有个很大

的弱点――一见我们娇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颠倒。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欧洲十个国家

的首都工作的人员中最有本事的一个”。

拉奇科夫斯基和继其之后担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人有着与圣彼得堡“暗探局”

局长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行动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国国内的活动一样，国外

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俄国流亡者既进行“外部”监视（穿便服的特务、看门人等），

也进行“内部”渗透（间谍警察，其中一些人还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机构非

但未对这个办事机构在法国的活动加以阻挠，甚至还将其视为扩大自己情报搜集网

的工具。在一战前夕法国情报机关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俄国警察为控制俄

国革命者而在巴黎进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动的客观分析证明，这些行动有着巨

大的稗益。”

为了不失去法国当局的好感，国外办事机构便不断施法以增加法国当局对可能

发生的革命的恐惧。、结果令人满意，连法国安全机构内部也认为，1914年仅在巴

黎及其近郊就有四万名俄国革命者――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俄国革命者在整个西欧实

际人数的十倍以上。

当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对与俄国人的

国外办事机构合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中有法国总统

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

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

利（1901年） ，以及一连串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H?fi?博戈列夫

（1901年）、内务部长江?C、西皮亚金（1902年，他还负责“暗探局”的工作），

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韦（1904年） 、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大公（1906

年） 、总理兼内务部长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安全机构大会

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各国负责追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中央机构彼此间应建立直接

联系并互通情报。”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机构控制着在英国、德国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监视俄国流亡

者的那些工作人员。在瑞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国外办事机构下辖

着三个日内瓦警察组织，他们可以直接从警察局的案卷中获得所需的情报并对瑞士

当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在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流亡者的监

视工作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巴黎派来的负责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间谍也参与此项

工作。同时，在一战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国外办事机构总是因其在法国的

行动而不断受到社会党人和激进的法国议员的攻击。1913年俄国驻巴黎领事馆认为

有必要宣布停止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它的职能表面上移交给了安里宾主持的私人

秘密侦探所执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国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而实际上国外办事机

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正式“关闭”国外处，对法国安全

机构也造成了冲击。1914年法国安全部门声称：“法国政府将不再象过去那样可能

掌握法国境内危险的流亡者活动准确情报。”

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搜集情报，它还要制定后来被克格勃称为“积

极活动”和“特别措施”的各种行动方案，以便对外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施加压力，

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毁了“民意党”在日

内瓦的出版社，并将事情办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

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弹的俄国流亡者。经过一场喧嚣

之后，许多密谋者被判监禁（其中一个叫兰德赞的人逃到了国外，被缺席审判），

而其余的则被驱逐出境。在俄国，“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与巴黎的小组有牵连

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个阴谋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由那个叫兰德赞的人策划并实

施的。此人为“暗探局”国外处安插的奸细，表面上他出资建造了军火工厂（制造

炸弹），而这些钱则是国外处工作人员交给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职的十八年间（1884－1902年）总能掩盖掉其参与恐怖

行动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筹建的炸弹制造厂的痕迹。而接替他任国外

办事机构头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国安全机构很快

就发现了他的不轨行为，比如，他参与了在巴黎对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杀行

动，并在法国人举行的反对沙皇1905年革命后的暴行的集会上设置炸弹，致使两名

法国宪兵也成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国。1909年，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

?布尔采夫的革命派记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弹制造事件中所扮演

的角色、他还说，1890年逃脱了警察追捕的那个奸细兰德赞不是别人，正是驻巴黎

的国外机构头目之一哈尔京。哈尔京的《神速逃离和匿迹》一书本身就能证实布尔

采夫的话。但奇怪的是，法国安全机构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因为与办事机构的一个

奸细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们从国外处得到的情报“更有价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长在于伪造文件和使用好细。有证据表明，正是他伪造

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实录”。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犹事件。“实录”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却“证明”了犹太人要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阴谋。

有一段时期尼古拉二世曾认为，该实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当

得知这是伪造品时，他懊恼地说，这些文件“玷污了反犹太主义的神圣事业”。晚

些时候，“实录”’又重新出台，成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指南。在20世

纪所有伪造品中，这份“实录”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担集情报和进行“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

还企图对俄国的内政施加影响。1870一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

孤立的地位。 作为一名“建立俄权法同盟” 思想的狂热追随者，拉奇科夫斯基于

1884年来到了巴黎。他充当秘密调停人，积极参与了建立1891―1894年间“法俄同

盟”的谈判。不仅如此，他还在1899年及其后来达成的各项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触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戴奥菲

尔?德尔卡塞。在第三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个外交部长能像他这样长时

间的占据此位而未被替换。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中，诸如1899年为改变“法俄同

盟”的一些条件，他对圣彼得堡进行的访问；1901年沙皇对法国的正式访问，以及

1902年卢贝总统对俄国的回访等，戴奥菲尔?德尔卡塞都是通过拉奇科夫斯基，而

不是通过法国大使德后彭传贝洛侯爵来进行准备工作的。俄国外长穆拉维约夫伯爵

曾安慰沮丧的蒙特贝洛说：“我们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显然在法国政府

那儿也受到同样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远了，因而在1902年被从巴黎

召回俄国、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与他对俄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并无牵连，而是因

为他不经意地坚持认为皇后聘用的法国“医生”不过是个骗子，因而招致皇后对他

的不满。

“暗探局”建立的侦听破译机构，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和

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国一样，十八世纪的俄国也设有“信件检查处”（亦称“黑色办

公室多”），其任务就是截听个人或外交通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色办公室”

的活动由于公众和议员反对干涉邮政业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当

得知侦听局总是拆阅被驱逐王英国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者的信件时，下院里一片

哗然，于是破译局于1842年被迫关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破译局才

又恢复了活动。至于专制制度一下的俄国，则议员们的抗议丝毫未影响到侦听破译

机构的工作。“暗探局”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奥德萨、基辅、哈尔科夫、

里加、维尔诺、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邮政总局里都有“黑色办公室”。“暗探局”

最后一任局长A?T?瓦西里耶夫则总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都是针对密谋者和

罪犯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书刊检查感到担忧，因为对个人私

事原则上是根本不过问的。”而事实上。和革命前的时期一样，拆阅信件既是谣言

也是情报的来源。由于破译了伊万库茨克大主教的信，他与修道院院长的暧昧关系

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码专家伊万?济宾在他这行当中是个真正的天才。“暗

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长fi?扎瓦尔津讲道：“济宾对自己的工作不说是狂热也称得

上是痴迷。普通的密码他扫上一眼即可破译，而那些难以解开的密码经常使他进人

恍极的状态，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摆脱。”“暗探局”破译机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

破译俄国国内外革命者的书信。但逐渐地将外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外交电报也纳人

其监视范围。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情报机构就时不时地通过截取外交书信来获取

情报。 1800年外交部成员H?fi?帕字写信给其驻柏林的大使说，“我们掌握了普

鲁士国王与他在这里的临时代办的通信密码。如果您怀疑普鲁士外长居心叵测的话，

可以找个借口，让他往这里发一则通报。只要他或是国王发的通报一破译，我就马

上告知您它的内容”。

在十九世纪，由于普遍使用信使来传递外交邮件，“黑色办公室”所截取破译

的情报数量便逐渐减少了。但由于上世纪末电报的广泛使用，使得传递和侦听外交

情报工作变得容易了。在法国，外交信件的破译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办公室”，

也在安全机构内部进行。俄国前情况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和“暗探

局”的工作人员常常交换破译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检查处主

任的是亚历山大?萨温斯基，在他的领导下，侦听和破译机构出现了新的局面，其

组织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在这个领域。“暗探厅’对于外交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通常来说，破译复杂的代码和密码不仅要看破译员的才能，还有赖于情报机

构的协助。“暗探局”的相关任务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不择手段地窃取外国的外

交代码和密码，然后同截取的外交密电原稿相对照，最后破译获取情报。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暗探局”是第一个现代侦察机构，其工作方式为以后克格勃的情报活

动提供了效仿的对象。 1904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

哈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遭受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因为他发现，有

人向他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目的是让其窃取

一份外交密码的副本，他还报告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俄国政治家曾说，用书信形式

联系相对安全，他要我任何时候也不要用电报报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报内容他们

都知道。三个月以后，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内务部（当时该部负责“暗探局”

工作）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处，目的是想方设法接近外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档案。

为使英国使馆十分落后的安全体系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

1906年2月。 英国使馆秘书塞斯尔?斯普林?雷兹报告说：“使馆的文件不断丢失

已有一段时间了…信使与使馆有工作上接触的人员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仅如

此，搞到文件他们还能拿到报酬。”斯普林?雷兹声称，他已经“查清”了这些针

对英国使馆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犹宣传中成绩显著而受过奖励的

科米萨罗夫――“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按照科米萨罗夫的命令，“每天晚上

使馆周围都布有‘暗探局’特务，以便拿到弄来的文件”。尽管使馆里设置了新的

保险柜，档案柜的锁也换了新的，而工作人员也被严令禁止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任

何人，但外交文件还在继续丢失。两个月后，斯普林?雷兹得到证据，表明“有人

能接触使馆档案，并将文件取出后在科米萨罗夫家中拍照。”这很可能是一个被收

买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为。他用蜡制做一个档案柜锁的钥匙印，然后从“暗探局”

那儿拿到复制的钥匙。此类事件在美国。瑞典和比利时的使馆也发生过。

早在本世纪初，从破译的报告和从使馆窃来的文件中获取情报的外交情报机关；

就对沙皇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过） 。 从

1898年到1901年，俄国不断采取步骤，力劝德国与之签订秘密条纵划分他们在土耳

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实现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多年觊觎。当1901年底

破译了一份德国的信函而得知德国政府不打算签这个条约时，俄国便放弃了这些努

力。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在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告知了这一点。在尼古拉二

世执政的整个时期，俄国在截获和破译外交邮件这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英国、

德国、美国和大部分影响较小的国家直到一战前还根本没有类似的机构。奥地利的

侦听机构主要也是针对军事通讯的。在这方面俄国唯一有力的竟争对手是它的盟友

法国、在一战前的二十年间，法国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及安全机构在破译大部

分大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工作中卓有成效。可当俄国人破译了一些法国的外交代码

和密码之时，法国人对俄国人的外交信件却一筹莫展（虽然法国人在破译驻外办事

机构的代码及密码中也取得过一些进展）。

1905年夏，日俄战争和法德摩洛哥危机将近结束之时，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秘

密情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进行了短期合作。 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国

总理莫里斯?鲁维埃转交了一份与经过破译的摩洛哥危机有关的电报的副本。对于

鲁维埃来说，此份电报实在是意义重大，于是作为回报，他命法国安全部门向“暗

探局”国外处转交由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截获和破译的所有的日本外交

信件。国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马努伊洛夫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即电告国内，而

这份电报也被法国外交部“黑色办公室”截获并破译。因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奉总

理之命转交俄国人的，外交部便认为这是电码和密码安全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情报漏

失现象，并命令其密码处停止同法国安全机构类似部门的所有接触。由于法俄情报

截取机构的短期合作所铸成的荒唐的错误，致使外交部与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

公室”在此后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有时截取和破译的都是相同的外

交电文。俄国和法国从此以后也再未交换过截取的情报。

由于法国情报截取机构行动混乱而造成的恼人的误会，也对俄国破译密码机构

的工作造成很坏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人破译了除德国外的几乎所有

大国的大量外交信函（虽然准确数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国人在1911年法德

阿加迪尔危机中的草率举动，使得德国人变换了外交代码和密码，结果是俄国破译

专家们在1912年到1914年两年间没能读出一封德国的密件。

在阿加迪尔危机时期，法国外长茹斯特恩?德?塞尔浮从其“黑色办公室”截

获的德国人的电报中得知，约瑟夫?卡约总理背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利用这些密

件，德?塞尔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说卡约有背判行为。卡约对这种猜疑愤

怒至极，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召来德国代办，让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电报原文，

以同破译件对照。后来这位总理向法国总统承认说：“我做的是不对，但我必须澄

清。”此后德国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码而使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他们的俄国伙伴都一

筹莫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也同法国一样，部门之间的争斗给搜集和整理国外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负责军事情报的是总参一部。到1914年，俄国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德军的情报都

是间接得来的，而关于俄国的另一个主要敌国奥地利的资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俄

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是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作为奥地利情报机构的

高级军官， 他大概是一战前在欧洲活动的所有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 1901年末到

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的军事情报机构头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个在性

关系上不很检点的同性恋者，对此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上可，都的确未曾发觉。他

通过威逼利诱使列德利充当了内奸（后来此种手段也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

从俄国人那儿得来的钱不仅为自己，也为其情人们购置了小汽车；其中有其宠爱的

枪骑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他每月付给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后来被揭露，于1913年自杀。他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价值

的一份情报，是奥地利指挥部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而拟定的征兵计划。

沙皇的外交官和领事们有时也干一些间谍工作，时不时地收集一些有军事意义

的情报。但是，军事人员和外交官的情报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也反映出其

军事部门和外交部的协同行动不尽人意。军事人员特别重视派遣侦察人员，而对截

获和破译情报未予足够重视。 1914年8月，德国人在东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应归功于俄国人愚蠢透顶的举动。他们所有的布署都是用电台明码发出的。开始，

德国的报务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听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

首先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的，是一名德国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后来

被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因为这次侦听工作首次在保证战事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正如霍夫曼后来所写的那样，多亏侦听工作“我们才知道了俄国人所有的计划”。

就好像在玩军棋，俄国人陷人了对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敌人的包围之中。

“暗探局”并非唯一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为了能顺

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国经济都迫切需要的国外的贷款，也为了消除西方投资者对其

资金的安全的顾虑，财政部还收买了一批外国记者组成间谍大军。在1914年以前，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对政府“资助”友好的国外报纸都习以为常了。法国议会

1913年的一项报告中，不顾那些针对情报机构的批评之辞，指出此类“资助”的必

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俄国在欧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国是战前俄国

最大的投资者，那么俄国财政部的主要活动对象自然就是法国新闻界了。财政部驻

巴黎的代表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就曾先后收买过除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是共产主

义的） 《人道报》以外的所有法国的大报纸。到1905年3月，俄国革命的失败和对

日战争的失利，极大损害了法国放债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维奇在一个月

内要花掉20万法郎用以行贿，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也对其鼎力相助。我们对如此

行贿的结果几乎不敢恭维，而且也很难说这种收买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样，

无论拉法洛维奇如何慷慨， 1905年3月法国银行还是停止了关于继续向俄国贷款的

谈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国对外投资额中的25％还是给了俄国（政府贷

款占了此数的4／5） 。而其它国家从强大的法兰西帝国那儿得到的却只有9％，若

没有新闻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国停止对俄国贷款这样的信任危机将会频繁得多。

尽管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协调得不尽人意，但它却为以后苏联的情报机关奠定

了基础，各种各样的“积极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手段成为其活动的基本方法。沙俄

的对外情报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侦听破译方面的机构，也是利用间谍机构协助破译

部门工作的机构。而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对外情报工作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的“服鼠大军”（即“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外国间谍”）的第一人。除了列

德利外，沙俄的情报机构还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可以利用潜藏的

间谍作为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后，“暗探局”的档案落入了布尔什维

克人手中，从中他们得知、早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队伍中派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要多的

奸细。“暗探局”所掌握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是如此详尽全面，

以至于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档案材料竟成为撰写布尔什维

克活动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给后来的执政者、自称

是列宁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来了一些不快。事实上，1909年斯大林就

曾批评列宁的一些恐怖行动的“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从1910年12月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处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来看，他还是支持列宁的。他写道，列

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列宁本人是个“智力超群”的人。

关于斯大林当过“暗探局”间谍的传闻，就各方面情况看来，是没有任何现实

依据的。虽然也不排除“暗探厅’曾企图将他吸收进来。尽管如此，“暗探局”在

布尔什维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间谍。在1908年一1909年期间，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至少有四个是“暗探局”的间谍。“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对君

主专制的组织中安插有间谍。比如，“暗探局”的人员中有一个叫叶夫诺?阿泽夫

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间曾领导过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负责进行恐

怖活动和组织暗杀、在“战斗组织”受害者名单中有内务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

普列维，他是被炸弹炸死的。阿泽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和矛盾，死前他曾说过，他

最终也不清楚。他是潜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还是潜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

间谍。“‘暗探厅’认为，其最得力的间谍是莫斯科的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

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进来的，而两年后他就成了六名被选送人沙皇议

会――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第一次在杜马中有了代

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卓越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而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

革命的党内还没有一名来自工人的领导人。因此，对于列宁来说。被其纳人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便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列宁曾说道：

“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政党。”1912年选

人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年里还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

但到了1913年，这个团体就分裂了，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暗探局”的间谍渗透，使列宁深感忧虑，于是，1912年在其倡议下，党的中

央委员会成立了“反间谍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便有马林诺夫斯基。

1913年，当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列宁

曾会见马林诺夫斯基，以商讨对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宁并不知道正是马

林诺夫斯基告发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3年7月，列宁又和马林诺夫斯基以

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建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商讨了这个问题。结果

他们得出了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席马林诺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将大为惊

奇的结论：在杜马的六名代表“身边”，有“暗探局”的间谍在活动、马林诺夫斯

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动”，以防止警察局间谍的渗透。警察厅头子

C?n?别列茨基曾称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骄傲”。，但是马林诺夫斯基也

经不住这种双重身份的压力，变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诚挚的支持者列宁也开始忐

忑不安起来。

1914年5月， 新任内务部长B?X?准科夫斯基决定踢开马林诺夫斯基。大概想

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乖戾，同时又担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马的间谍，

恐怕会引起一场喧然大波。马林诺夫斯基卸任后携着“暗探局”给他的六千卢布逃

出圣彼得堡，到国外去开始新的生活。过后就有传闻，说他是“暗探局”的间谍。

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在六月份写道：“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

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虽然列宁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是“政治

自杀”、但他推翻了对其的所有指控。当马林诺夫斯基出现在德国战俘营里，向自

己的同胞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时，列宁又和他恢复了通信，并一如既往地为其辩护，

驳斥对其同“暗探局” 合作的指责。1917年1月，列宁又重申，这些指责都是“绝

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档案中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

实记录， 列宁起初拒不相信。 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后悲惨地结束了。

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说“他无法生活于革命之外”。虽然他还指望能给他赎

罪的机会。 但革命法庭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判处他枪决。1918年11月6日、判

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

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

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

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

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

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

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一，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

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

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

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

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

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

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

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

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

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

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

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

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

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

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

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

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

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

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

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

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

又准确判定， 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

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

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

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

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

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

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

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

了我的抽屉， 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

“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

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

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

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

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

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

政治警察局了。

第二章 肃反委员会，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

（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

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

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

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

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

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

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

部门。 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

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

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

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

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

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

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

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

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

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

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

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

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

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

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

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

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

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

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

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

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

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

一种反对派， 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

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

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

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

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

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

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

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

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

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

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

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

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

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

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

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

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

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

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

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

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

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

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

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

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

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

更可口更好的东西，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

‘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

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

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

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

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

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

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

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

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

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

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

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

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

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

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

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

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

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

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

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

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

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

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

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

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

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

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

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

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

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

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

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

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

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

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

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

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

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

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

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

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

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

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

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

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

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

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

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

“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

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

和， 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

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

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

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

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

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

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

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

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

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

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

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

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

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

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

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

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

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一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

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

“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

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

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

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

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

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

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

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

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

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

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

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

（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

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

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

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

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

”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

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 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

（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

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

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

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

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

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

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

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

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

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

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

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

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

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

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

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

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

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

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

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

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种。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

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

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

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

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

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

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

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

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

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

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

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

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谍制定和实施的对付苏维埃制度的行

动，准备得很不充分，因而并未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从诸多情况看

来，肃反委员会倒有意使这些行动看上去规模宏大，这样一来，肃反工作人员成功

地将其揭露便能赢得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甚至同德国停战之后，西方政府尽管要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上，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及力所能及的

一半。1919年时，只要协约国有两、三个师在芬兰湾登陆，便可打到莫斯科，结束

苏维埃政府的历史。但一战末期出现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已无力集结起两个师来，就

更不用说三个了。派往换国的军队只为白军的推进帮了倒忙。而这正中布尔什维克

的下怀。这些军队对于决定国内战争的胜败来说，实在少得可怜，但又足以为布尔

什维克将其所有敌人都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

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

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

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

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

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

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

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尽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的阴谋行动，不像列宁以及迄今克格勃认为的那

样规模庞大，但肃反委员会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肃反委员会最有效的武器便

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创造的模式，派遣间谍“飓鼠”）和奸细。但是，肃反委员

会往西方使馆派遣间谍的首次重大行动却未如愿。

德意志帝国是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大国，两国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互派了大使。 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设立

了德国使馆。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后，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即在他

的曰记中写道：“在这儿；我们须时刻提防着，因为周围尽是些间谍和奸细。苏维

埃当局很快就重建了过去沙皇的‘暗探局’，虽然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但规模

至少也不次之，并且更为残酷。”往德国使馆派遣间谍的任务交给了1918年五月成

立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局的反间谍处。1921年到1922年间，反间谍处有所扩大，并以

其为基础成立了反间谍局，简称“反间局”，这便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前身。20岁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该局局长。布柳姆金向德国使馆进行渗

透的行动干得十分出色。他结识了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国大使的一个

奥地利亲戚， 战争期间沦为俄国战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书面保证――为肃反

委员会提供有关德国以及德国使馆活动的秘密情报。

但捷尔任斯基将这个行动委托给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仍在积极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暗杀德

国大使的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杀了他，可以迫使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德国

人的“安抚”，进而恢复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并依他们所见，这将促进世界革命事

业的发展。暗杀行动交给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个同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摄影

师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备好一份用肃反委员会的公文纸写的、

有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及肃反委员会书记签名的文件、内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

德国大使进行谈判。捷尔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被布

柳姆金扯进了这项阴谋之中，他在这个文件上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当日午后，

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驱车来到德国使馆，商定同大使见面的事宜，他们称，必须

和他讨论一个有关他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问题。后来布柳姆金说，是他用自

己的手枪打死了大使，但是据使馆工作人员讲，布柳姆金开的三枪都没打中，威廉

?米尔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这样一来，肃反委员会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利剑”的使命差点因这次惨剧而告

完结。 1918年7月，肃反委员会非但没能保卫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反而差点充当

了摧毁它的工具。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列宁写道，暗杀米尔巴赫的行动，将俄国

推到了“几乎重演与德国开战”的边缘。在搞了暗杀行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又发动了起义，在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的大楼被占领，捷尔任斯基也被逮捕。但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的骚乱也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忠于共

产党人的拉脱维亚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8日，捷尔任斯基主动辞去了肃反委员会的

领导职务。后来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暴乱的情况做了调查，肃反委员会内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清扫出门、8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为肃反委员

会主席。从此，肃反委员会内便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抑制作

用消失了，对待政治敌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头。捷尔任斯基说：“我们是有组

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

列宁对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来打击反革

命分子表现出积极的（虽然也不乏幼稚的）兴趣。他非常赞赏使用大型电磁铁来搜

寻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在肃反委员会中审议这一想法，但捷尔任

斯基则持另外的主张。他对列宁说：“磁铁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们已经试过这

个方法了。”但他还是同意在搜查中试验性地使用大型电磁铁，这主要是为了威慑

反革命分子，以使他们自动交出窝藏的武器。

肃反委员会对协约国的公使馆和其在俄国的情报网的间谍渗透行动。要比他们

对付德国大使馆的行动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还将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揭露所谓的“洛克哈特阴谋”的行

动视为其最重大的胜利。参加此阴谋的有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罗

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这个革命前英国驻莫斯科的代理总领事，是个有才干但

并不可靠的领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两次不得不在其乱七八糟的桃色

绊闻被曝光后，从头开始一切、1918年初，英国大使被召回后，洛克哈特被派往俄

国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说服布尔什维克，帮助协约国部队继续对德国作战。尽管洛克哈特未获成功，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签订了和约，但他并没有对形势好转失去信心。在

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尽管签订了和约，但“组织对付德国的行动还是很有可能

的”。军事委员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员位置的格奥尔吉?契切林，对同伦

敦建立联系格外感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维持不

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曾刻薄地说：“也许洛克哈特给了我们一些糟糕的建议，但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

遵循了这些建议。”

当洛克哈特对恢复东线的战争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后，他立刻改换了自己扮演的

角色， 由亲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官变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5月中旬，他与

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领导的反苏地下组织的间谍建立了联系，此

人在战前就参加过组织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行动。在自己

的回忆录中，洛克哈特否认他曾唆使萨温科夫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在发往伦

敦的电报中， 他讲的则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国外交部发去一份未

加任何说明的电文（这是从萨温科夫的间谍那儿得来的），讲的是关于“在协约国

部队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人专制的政府”

的计划。同更关心对德战争问题的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对协约国出兵

干涉、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即当时的军情处，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乱中也有一份“贡

献”。不仅指示英国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大尉埃内斯特?博伊斯直接参与行

动，1918年初还派去一些情报机构的军官去碰运气。洛克哈特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

高。他认为，“尽管他们很勇敢，也有着明显的语言才能，但却不能正确评估政治

局势。”因而，他们相信那些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得到德国人的资助的假文件，还相

信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组建由德国战俘组成的兵团的假传闻。

尽管肃反委员会声称，军情一处是英国权力核心制定秘密计划中强大的武器，

但该处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却仍扮演着次要角色。英国秘密机构，即今日军事情报总

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战前它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预算少得可怜，

使得它无法在国外拥有哪怕是一个长期的情报站。如晚些时候公布于众的秘密报告

中所述，由于经费短缺，这个机构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临时的间谍，其行动就

战争年代的实践和经验看来，简直是无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一处

的机构有所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一些专业人员。到了1918年初，它已拥有

由四百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构成的网络，他们固定地报告德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比利

时和法国北部的推进情况。西线一直是军情一处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那里此

机构有了辉煌的战绩。同西线相比，对付俄国成了次要任务。被派往俄国的军情一

处的军官们同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国王执政时期（即职业化的秘密机构建立之前）

被招到秘密机构的那些狂热献身者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的那些惊险经历

对英国关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这

些顽童式的阴谋视为混乱和浅薄的见证，而是当作西方情报机构深思熟虑的、无处

不在的行动。

尽管洛克哈特对军情一处在俄国的行动评价不高，但连他也为西德尼?赖利的

勇敢所叹服。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属波兰领地上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是家

中的独子，在九十年代（19世纪）离开父母，侨居伦敦。从此他为自己博得了精通

数种语言、多情、自信而无畏的国际冒险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编织了一张

梦幻般的蛛网，坠入网中的通常是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有赖利本人。他是一个幻想

家，但同时又无所畏惧，具有一个优秀情报人员所具备的天赋和职业精神。这些品

质引起了曼斯菲尔德?卡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第一任头目和温斯顿?丘吉尔

的惊叹。用洛克哈特的话说，赖利的个性是“犹太人的演员气质与天不怕地不怕的

爱尔兰人的勇猛”的结合。

在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中曾写道；“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

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他是个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扼杀等各

种手段。他总是备有“十一个证件和同样多的妻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

漫的光环，赖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们兴趣十足。在一战前的圣彼得堡，他

是一个极成功的商人和有两位娇妻的无人不晓的名人。 除此之外， 他当时还作为

“临时间谍” 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号为“CT1”的赖利回到俄国后，他便沉

迷于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哗然一时的闹剧的旋涡中了。但是肃反工作人员们却没有看

出他的奇遇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赖利在5月7日，以同其习性很相宜的妄然行为表现

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

宁本人会面。不管怎样，他得以见到了列宁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尔?邦奇一

布鲁耶维奇，后者自然对赖利的行为万分惊讶。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洛

克哈特，想核实一下，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造访者是否是个普通的骗子。洛克哈特

后来承认说，他差点没对他们说，“赖利很可能是一个冒充英国人的俄国人，否则

就是个疯子。”待后来洛克哈特从军情一处驻俄国的情报站长博伊斯那里得知赖利

是英国间谍后，他差点儿大发雷霆。他将赖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训小学生

一样将其训斥一通，扬言要将他打发回去”。但据洛克哈特回忆，赖利是个“各种

开脱之辞的天才创造者，而我们最后以痛笑一场收场。”后来赖利装扮成旅居近东

的希腊人，找了几个情妇，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推翻列宁的阴谋来。

赖利继续使得那些仔细研究其充满矛盾生涯的苏联情报机构的专家们惊讶不已。

根据1979年发表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正史记载，赖利出生在奥德萨，他的父亲是一个

爱尔兰大尉，母亲是俄罗斯人。就在这份文件中讲道，在他“充满英雄行为”的一

生中并不具有什么“轰动一时的和凭空虚构的”色彩。就在这份有着真凭实据的文

件材料中还确认，他是军情一处驻俄国的“主要头目”。（而事实上坐在这个位子

上的是埃内斯特?博伊斯）。赖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

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颇感兴趣。1979年，当时任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

局长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总局图书馆索要了所有有关赖利的书。很有可能，他的这

种兴趣更为克格勃内部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新材料所激发。据一位图书馆馆

员说，“看来，他把这些书都读了。”

乔?阿?希尔大尉（后来成了准将）大概在赖利的同行中属最有名的一个。他

也是军情一处安插在俄国的间谍， 其代号为“NKS”。据洛克哈特讲，他“和赖利

一样勇敢，同样无所畏惧”，而且“俄语也不比他说得差”。“快乐的乔治?希尔”

（金?菲尔比后来这样称他） 认为他在俄国度过的那段充当英国间谍的日子是其

“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童年时他曾和自己的父亲，“一位英国探险商人（应

从此词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周游了全世界，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波斯。正是这些

旅行比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训练都更好地为其从事间谍工作打下了基础。希尔是在

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个月，以皇家飞行使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俄国的。但到1918

年春他就已和军情二处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也指望着布列斯特和约会被撕

毁，指望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加人对德的战争。在被冠以响亮的名称《伟大的使命》

的回忆录中，他夸耀了自己是如何获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苏联军

事情报机构和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会面、看戏、赴宴一点也没有影

响我的工作。我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参谋部组建情报处，首先是为了弄清德军在

俄国战线上的集结情况，对其部队的推进作长期监视……其次，我参与组织了反间

谍处的工作，是为了监视德国秘密机构和使团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动。”

但是，希尔发往军情一处和相关军事部门的报告并未引起轰动效应，虽然其意

义不能低估。他“向布尔什维克许诺说，英国将会提供全面帮助，以说服莫斯科军

区的司令组建一个处，负责对德军配置进行检查和跟踪”。确实，和希尔在其回忆

录中写的不同的是，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证明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处的组建工作。而且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18年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的组建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后

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未和该处第一任处长雅科夫?布柳姆金见过面。但是希尔和

肃反委员会曾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过有限的情报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当二战期间英

苏两国情报机关之间建立了更高层的合作之后，希尔又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联络军官

回到了莫斯科。据金?菲尔比讲，“俄国人很高兴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们对他可

是再熟悉不过了。”到1918年夏，他与苏维埃的情报机构的短期合作结束了。和洛

克哈特一样，他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党人重新向德国开战。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东

线上的德国和奥地利军事小分队的网络，并在“有爱国情感的俄国军官’”的帮助

下准备对付这些分队的挑衅性行动。

到1918年7月， 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阴谋之中、尽管后来

他否认了这一点。他和驻莫斯科的法国总领事费尔南?格列纳尔一起将一千万卢布

转交给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该组织同东北的萨温科夫以及库班河的

沙皇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白军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无论是洛克哈特还是格列纳尔，

都不能与捷尔任斯基一决胜负。 6月，捷尔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两名拉脱维亚族

肃反工作人员扬?布伊基斯和扬?斯普罗基斯。两人自称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

扮成了两个在寻求同协约国联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代表。他们见到了英国领事馆

的海军武官P?H?克罗米大尉，此人在英国大使被召回后留在了彼得格勒，为的是

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旦有落人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时，就将其毁掉。克罗米同时又

将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介绍给了赖利。这两个人向赖利反映说，驻莫斯科的拉脱

维亚族步兵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他们两个的表演给赖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

似乎在拉脱维亚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契机。他曾如是得出结论：

“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

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

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

是能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使得克罗米和赖利认定，有必要与莫斯科的洛克哈特发

生联系。

当他们在莫斯科策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正逢英国开始对俄国北方进行军事

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三天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

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将之命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但海军陆战队员的目的并不是推

翻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去是为了防止德国军队夺取协约国运往东线的大量军事物质。

协约国出兵的性质变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个营的法军

以及五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施了第二次登陆之后发生的。阿尔

汉格尔斯克登陆的初始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德军夺取军事物资。但这一次正遇上反

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开始。两组在海军陆战队到来之前秘密派来的协约国间谍被布尔

什维克抓获了。8月1日夜发生了政变，其领导人是俄国海军大尉格奥尔吉?恰普林

（过去曾被调往皇家海军任职） ，此人的行动看来与普利的情报机构头目、上校C

?R?M?托恩希尔（曾为军情一处军官）有着密切联系。次日，应政变组织（他们

宣布自己为“北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请求，军事小分队

奉普利之命实施了登陆。

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

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

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

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 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

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

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

“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

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

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

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

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

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

工作。大约于8 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

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

美国的间谍。8 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

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

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

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

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

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

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 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

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

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

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

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

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

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

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

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

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

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

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

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

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

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

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

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

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

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

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

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

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

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

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

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

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

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

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

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

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

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

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

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

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

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

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 月31日中午，

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

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

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

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

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

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

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

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

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

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

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

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

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

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

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

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

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

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

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

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 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

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

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

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

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

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

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

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

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

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

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

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

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

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

”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

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 月22日，别尔

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

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

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

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

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

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

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

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

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

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

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

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

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

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

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

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

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

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

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

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

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

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

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

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

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

“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

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

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

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

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

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

“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

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

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

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

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

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

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

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

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

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

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

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

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

“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

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

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

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

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

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

代表的时候， 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

“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

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

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

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

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

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

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

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

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

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

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

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

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

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

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

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

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

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

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

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

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

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

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

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

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

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

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

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

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

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

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

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

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

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

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

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

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

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

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

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

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

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

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

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

有一次， 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

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

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

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

“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

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

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

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

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

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

“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

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

“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

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

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

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

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

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

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

则保持了沉默。 ”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

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

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

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

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

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

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

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

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

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

“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

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

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

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

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

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

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

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

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

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

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

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

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

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

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

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

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

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

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

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

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

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

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

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

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

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

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

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

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

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

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

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

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

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

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

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

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

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

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

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拂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

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

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

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

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

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

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

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

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

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

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

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

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

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

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

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

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

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

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

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

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

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

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

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

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

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

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

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

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

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

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

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

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

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

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

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

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

《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

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

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

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

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

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

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

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

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

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

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

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

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

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

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

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

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

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

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

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

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

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

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

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

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

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

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

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

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

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

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

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

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

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

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

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

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

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

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

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

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

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

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

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

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

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

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

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

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

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

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

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

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

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

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

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

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

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

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

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

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

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

1920年6 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

“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

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

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

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

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

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

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

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

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

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

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

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

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

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

?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

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

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

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

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

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

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

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

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

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

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

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

“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

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

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

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

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

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

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

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

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

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

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

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

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

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

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

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

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

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

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

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

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

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

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

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

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

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

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

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

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

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

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

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

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

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

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

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

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

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

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

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

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

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

（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

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

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

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

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

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

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

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

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

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

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

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

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

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

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

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

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

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

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

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

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

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

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

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

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

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

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

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

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

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

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

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

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

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

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

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

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

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

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一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

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

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

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

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

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

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

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

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

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

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

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

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

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

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

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

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

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

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

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

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

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

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

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

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

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

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

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

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

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

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

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

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

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

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

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

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

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

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

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

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

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

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

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

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

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

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

?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

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

“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

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

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

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

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

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

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

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

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

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

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

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

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

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

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

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

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

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

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

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

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

，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

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

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

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

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

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

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

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

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

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

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

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

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

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

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

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

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

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

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

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

“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

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

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

一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

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

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

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

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

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

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

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

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

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

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

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

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

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

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

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

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

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

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

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

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

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

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

‘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

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

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

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

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

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

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

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

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

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

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

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

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

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

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

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

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

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

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

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

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

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

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

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

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

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

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

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

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

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

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

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

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

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

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

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

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

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

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

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

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

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

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

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

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

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

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

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

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

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

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

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

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

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

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

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

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

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

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

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

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

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

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

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

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

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

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

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

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

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

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

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

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

（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

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

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

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

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

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

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

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

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

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

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

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

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

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

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

“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

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

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

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

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

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

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

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

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

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

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

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

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

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

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

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

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

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

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

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

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

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

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

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

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

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

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

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

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

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

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

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

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

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

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

“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

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

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

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

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

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

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

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

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

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

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

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

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

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

成功。 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

（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

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

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

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

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

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

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

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

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

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

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

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

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

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

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

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

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

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

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

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

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

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

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

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

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

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

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

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

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

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

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

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

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

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

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

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

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

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

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

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

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

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

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

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

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

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

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

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

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

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

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

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

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

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

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

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

“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

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

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

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

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

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

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

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

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

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

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

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

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

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

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

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

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

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

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

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

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

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

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

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

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

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

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

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

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

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

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

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

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

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

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

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

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

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

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

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

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

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

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

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

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

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

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

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

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

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

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

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

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

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

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

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

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

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

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

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

“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

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

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

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

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

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

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

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

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

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

，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

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

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

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

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

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

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

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

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

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

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

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

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

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

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

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

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

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

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

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

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

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

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

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

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

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

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

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

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

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

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

“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

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

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

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

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

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

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

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

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

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

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

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

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

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

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

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

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

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

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

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

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

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

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第四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

（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

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

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

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

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

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

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

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

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

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

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

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

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

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

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

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

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

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

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

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

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

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

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

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

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

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

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

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

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

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

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

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

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

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

‘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

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

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

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

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

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

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

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

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

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

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

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

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

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

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

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

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

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

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

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

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

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

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

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

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

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

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

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

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

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

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

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

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

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

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

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

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

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

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

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

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

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

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

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

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

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

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

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

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

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

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

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

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

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

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

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

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

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

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

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

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

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

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

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

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

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

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

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

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

月2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

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

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

―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

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

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

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

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

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

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

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

“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

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

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

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

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

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

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

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

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

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

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

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

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

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

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

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

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

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

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

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

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

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

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

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

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

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

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

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

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

?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

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

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

“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

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

―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

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

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一阶级敌人”的无情

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

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

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

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

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

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

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

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

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

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

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

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

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

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

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

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

“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

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

”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

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

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

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

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

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

‘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

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

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

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

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

“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

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

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

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

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

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

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

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

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

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

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

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

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

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

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

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

是亚戈达， 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

（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

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

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

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

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

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

“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

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

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

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

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

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

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

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

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

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

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

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

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

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

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

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

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

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

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

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

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

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

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

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

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

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

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

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

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

“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

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

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

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

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

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

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

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

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

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

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

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

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

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

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

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

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

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

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

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

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

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

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

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

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

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

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

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

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

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

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

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

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

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

（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

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

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

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

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

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

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

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

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

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

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

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

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

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

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

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

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

其副手F ?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

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

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

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

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

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

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

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

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

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

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

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

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

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

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

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

“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

“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

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 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

“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

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

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

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

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

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

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

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

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

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

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

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

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

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

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

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

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

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

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

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

“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

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

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

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

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

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

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

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

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

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

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

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

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

――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

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

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

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

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

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

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

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

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

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

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

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

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

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

“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

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

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

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

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

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

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

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

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

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

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

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

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

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

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

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

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

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

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

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

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

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

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

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

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

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

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

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

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

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

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

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

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

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

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

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

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

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

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

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

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

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

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

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

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

―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

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

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

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

“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

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

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

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

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

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

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

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

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

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

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

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

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

?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

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

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

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

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

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

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

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

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

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

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

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

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

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

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

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

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

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

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

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

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

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

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

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

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

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

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

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

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

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

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

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

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

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

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

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

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

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

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

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

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

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

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

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

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

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

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

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

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

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

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

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

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

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

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

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

释， 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

“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

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

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

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

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

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

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

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

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

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

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

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

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

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

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

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

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

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

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

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

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

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

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

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

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

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

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

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

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

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

“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

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

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

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

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

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

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

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

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

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

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

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

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

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

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

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

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

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

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

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

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

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

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

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

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

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

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

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

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

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

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

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

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

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好像叫不断革命论，听名字似乎和我国文革时把红旗插遍全球及格瓦拉的理想很相似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

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

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

“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

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

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

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

计，他们中有3 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

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

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

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

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

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

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

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

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

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

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

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

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

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

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

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

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

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

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

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

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

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

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

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

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

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

（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

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

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

“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

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

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

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

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

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

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

“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

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

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

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

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

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

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

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

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

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

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

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

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

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

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

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

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

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

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

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

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

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

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

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

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

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

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

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

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

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

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

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

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

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

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

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

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

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

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

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

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

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

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

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

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

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

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

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

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

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

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

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

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

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

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

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

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

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

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

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

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

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

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

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

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

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

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 利用了这一情感：

“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

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

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

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

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

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

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

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

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

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

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

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

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

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

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

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

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

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

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

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

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

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

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

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

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

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

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

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

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

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

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

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

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

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 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

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

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

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

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

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

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

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

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

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

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

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

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

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

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

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

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

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然而，大部分“暗杀行动”是在大西洋的彼岸进行的。1937年春，内务人民委

员部得到消息，显然，是从马克•兹博罗夫斯基（也就是埃季延）那里得来的，说

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

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

掉此人。领头的是国外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

实，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对蛤螟眼。7 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

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万塞油的“巴黎博览会”上见面。

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

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路德维希，也就是赖斯）。

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

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

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

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

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

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

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

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

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 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

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

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附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

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

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

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

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

弗朗苏阿•罗西（他就是阿比）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

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挨着希里德巴

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

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

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

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

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

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

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 月22日，米勒

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

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长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

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

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

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

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

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

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

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

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

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预了劫持行动，被

判处二十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

勒是被劫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

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

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

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

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中心”高忱无忧地认为，

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

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

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中心”便认为。特列季

亚科夫（化名是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中心”给在巴黎的机

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

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事实上恰恰是“中心”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以

不断臆造新阴谋为嗜好。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

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预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

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

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

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1938年初，九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

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

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

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

也是死路一条。1938年7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机构负责人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他也是没有服从“中心”让他返回莫斯科的命

令。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打击的主要“人民之敌”还是一些有影响的托洛

茨基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三个主要目标：托洛茨基之子列夫•谢多夫；鲁道夫

•克勒门特――他被任命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的书记；最后，就是流亡在墨西

哥的大异教徒列夫•托洛茨基本人了。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渗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担忧，因1937年10月波列茨基的

朋友克里约茨基逃往西方进一步加深了。同年11月，克里维茨基在巴黎被波列茨基

遗孀的律师介绍给谢多夫：

“我见到谢多夫时就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来并不是想加入托洛获基分子的组织，

只是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同时也是出于同志之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们几

乎每天都见面。我很赞赏谢多夫的人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斯大林的间谍们追

捕我的日子里给我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他很年轻，但同时又有才干――富有魅力，

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在莫斯科指控他叛国的审判会上宣称，谢多夫从希特勒和日

本帝国天皇那儿得到了大笔钱款。而我则看到，谢多夫过的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

他整天在为反对派的事业操劳，并没有像样些的吃的和穿的。”

斯大林是不会不从谢多夫同克里维茨基“几乎每天的”见面中看到最险恶的用

心的。克里维茨基显然不知道，谢多夫最贴身的助手马克•兹波罗夫斯基（即埃季

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正是他“勤勉地”将会面情况报告给“中心”。也

正是这些会面在决定清除谢多夫的活动中起了一定作用。

托洛茨基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有着剥夺自己所有孩子的自尊心的才能，他并

不像克里维茨基那样欣赏他儿子对事业的忠诚和其工作能力。谢多夫一度贫病交加，

但他仍坚持继续出《通报》，并关注分裂托洛茨基运动的内部纷争问题。而托洛茨

基却在1938年1 月从墨西哥生气地写信指责：“我对《通报》的进展情况很不满意，

所以我得重新考虑将它迁往纽约的问题。”

谢多夫为了拼命满足托洛茨基不理智的要求，不顾疾病的多次发作。将自己的

阑尾炎手术一再推迟。1938年2月8日，他的老病再次剧烈发作，这次再也无法拖下

去了。埃季延便帮着说服谢多夫，让他相信，不在法国的医院，而在一个俄罗斯侨

民开的私人小诊所中做手术，就能避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视。尽管谢多夫没有起

疑心，但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活动。埃季延在叫急救车之

前，就急忙将此事首先告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后来承认了这件事），谢多夫当

晚就做了手术，此后几天他有所好转。似乎是出于安全考虑，埃季延没有将这家诊

所的地址告诉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他早已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了）。来看望

谢多夫的只有他的妻子然娜和埃季延。2 月13曰，病情突然神秘地恶化了。人们找

到谢多夫时，他正在走廊里说着胡话。医生对谢多夫的状况十分震惊，甚至问谢多

夫的妻子，他会不会是想自杀。听了他的话，然娜失声哭了起来，她说可能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对她丈夫下了毒。尽管输了好几次血，谢多夫的情况还是在急剧恶

化；2 月16日他在痛苦中死去。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

常规检查确定他的死因是术后并发症，心力衰竭和抵抗力差。尽管没有证据表

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同谢多夫之死有关――这也确实不奇怪――但很显然，正是内务

人民委员部做的手脚促成了他的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当时已有一个用药品和毒

物进行试验的医务小组。它的名字叫“暗室”，是由曾经学过药剂学的亚戈达组建

的。毫无疑问，谢多夫也和他父亲一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别动队的目标。很

难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把谢多夫诱骗到那个很可能已潜伏有间谍的诊所里之后，

会不下手毒害他。

谢多夫的死，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进一步控制托派组织的机会。埃季延接

手了《通报》的出版工作，并与那些从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逃出来的、试图与托洛

茨基进行联系的人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埃季延成了联结欧洲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

重要环节。他玩弄阴谋，使托洛茨基和斯亲利特发生争吵，使然娜与托洛茨基的关

系更加恶化，并悄悄地为托洛茨基分子各派之间已有的分歧火上浇油。埃季延毫不

怀疑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他是完全信任的，他甚至还直接向托洛茨基询问对他本人

的看法。要知道，当时斯奈弗利特（且不只是他一人）怀疑埃季延一直在为内务人

民委员部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非常明确，建议请那些中伤他的人向“独立委员会”

提交指责的证据。显然，托洛茨基本人对埃季延的信任从未动摇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为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成立做准备工作

的德国人鲁道夫•克勒门特。7 月13日，克勒门特在巴黎自己的住宅中神秘地失踪

了。大约两周后，托洛茨基收到从纽约来的似乎是克勒门特写的信，信里指责他和

希特勒相勾结，并罗列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法国的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也收到了信的复件。托洛茨基并未对这封信太在意（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他认为，

这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伪件，或是克勒门特在枪口的逼迫下写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计划大概是想让克勒门特在进行这样无端的“揭露”之后就消声匿迹。然而

他们未曾料到，在大家收到信后，不久，有人在塞纳河畔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两

个法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据死者手上特有的疤痕认出这是克勒门特。

第四国际实际上成了一个死胎。成立“大会”是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一个

法国托洛茨基分子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家中开幕的。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参加了大会。

他们分别代表了十一个国家中的很小的托洛茨基分子小组。“俄国支部”的代表是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埃季延。因为真正的成员在此之前几乎全部被杀害。参

加会议的还有拉蒙•梅尔卡特（也就是扎克•莫尔纳尔，也叫弗兰克•杰克逊），

此人是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翻译西尔维姬•阿格洛芙的情人。后来梅尔卡特国刺

杀了托洛茨基而扬名。

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伊萨克•多依彻很公正地讲过，重建的“国际”不过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虚设物，它对日益减少的、分裂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影响甚微。托洛

茨基本人也因流落墨西哥而陷入完全的隔绝状态。意识到“我们今天的力量与明天

的任务很不相称”，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并预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第四

国际的纲领会赢得千百万人的拥护，而这千百万革命者能够翻天覆地”。大概，唯

―一个认真对待托洛茨基的预言的国务活动家就是斯大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发

往其驻外机构、以及共产国际发给各成员党派的信中。就常对他们清除托洛茨基主

义的积极性不高表示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记得一封发往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的

怒气冲冲的电报，这也是保存在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封。“贵

国对反对托格茨基匪徒的行动所持的消极态度令人无法忍受”。在斯大林之流阴谋

家的头脑中。托洛茨基成了比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至于希特勒，斯大

林至少在三十年代中期还看到有缔结条约的可能，和托洛茨基则要进行你死我活的

斗争。

在1938年3 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 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

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着夫的第一副

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在整个大清洗时期，

斯大林都极力逃避公开承担责任。撤掉叶若夫，斯大林可以将叶着夫作为这种被称

为“叶若夫恐怖”的、且可公开的无度行为的替罪羊。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作为

一个“本领超人、见风使舵的现代宫庭近臣、具有东方人狡诈、阿换和虚伪”的化

身，令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吃惊不已。除此之外，贝利亚还是一个极端无耻的

好色之徒。根据他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经常在大街上抓些漂亮女士（而且

大多是些中学生）为他送去。他们对这些姑娘百般凌辱，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

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贝利亚时期的清洗、开始时带有选择性，但是对托洛茨基的追捕却仍在全力进

行着。生活在墨西哥的现实中的托洛茨基，已越来越不像那个神话中的、不断折磨

恐怖症患者斯大林的托洛茨基。1940年5 月，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有两万名共产党员

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托洛茨基滚出去！”的口号。而此时，据托洛茨基身边

的人估算，在墨西哥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至多不超过三十人，而且他们还被分

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不过，尽管互相敌视，他们还是轮流保卫着托洛茨基在考约

阿康的住宅（考约阿康：墨西哥城郊区地名，此时已成为市区）。克格勃至今还将

刺杀托洛茨基看成是曾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在1979年落成的第一总

局的“纪念馆”中，可以看到谋杀者培姆（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

的肖像和对他的赞辞。艾廷根参预“暗杀活动”是从1929年铲除布柳姆金开始的。

艾廷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为数不多的经受清洗而幸免于难的犹太人之一。他的一

个同事记得他长得很健壮，秃顶，额头扁平，有着一对锐利的小眼睛、他曾化名科

托夫将军参加过西班牙的国内战争，为国际纵队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后方开展游击战

争出谋划策。在西班牙，他结识了巴塞罗纳的女共产党人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德

里•里奥，并将她本人连同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特，即后来杀害托洛茨基的直接

凶手，一起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1937年，罗西杀害波列茨基以后，瑞士警方在他的箱子里发现的托洛茨基别墅

的平面图说明，托洛茨基刚到墨西哥，便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1948

年，后来逃到西方的弗拉基米尔。波得罗夫有机会看到了刺杀托洛茨基的一份卷宗。

这是一个有四、五英寸厚的卷本，里面有在别墅内拍的照片（照的有卫兵，围墙，

托洛茨基夫妇、和朋友一道喝茶时的托洛茨基，他的狗等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显然，不同时期在托洛茨基周围活动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的数量也不相同，

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人。彼得罗夫看了档案之后，记得第

一个间谍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她还是在托洛茨基流落挪威时就被内务人民委

员部招募了。但是托洛茨基身边最有影响的间谍还是拉蒙•梅尔卡特。

梅尔卡特是受过精心训练的。被捕后，尽管对其进行了几个月紧张的审讯，但

他对自己的情况总是守口如瓶（他的身份到1953年才弄清），对他为内务人民委员

部效力一事只字不提。他看得出是一个绝顶聪明、受过体能训练、很善于演戏的人。

他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西尔维亚•阿格洛芙承认，直到他

杀害托洛茨基之前，她从未怀疑过梅尔卡特对她的爱。长期的心理测试表明，梅尔

卡特反应能力极快，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善于在黑暗中判定方向，能很快领会并

记住各种复杂的指示。除此之外，他能在3 分40秒内，摸黑分解并组装毛瑟枪。

1939年9 月，梅尔卡特在纽约搭上了一个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未来的情妇西尔

维亚•阿格洛芙。他是持着从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那里弄来的名为弗兰克•杰克逊

的加拿大护照来到美国的。在纽约他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驻外机构负责人盖克•奥

瓦基米扬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得到了大部分刺杀托洛茨基的指示。根据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指示，梅尔卡特在1939年10月来到墨西哥城，打的旗号是从事进出口工作。

在那里，他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她的情人端姆•艾廷根恢复了关系。1940年1 月，西

尔维亚•阿格洛芙经不住梅尔卡特的多次劝说，就搬到墨西哥城他的住处与其同居。

阿格洛芙和自己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很快就联系上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艾廷

根所指望的），并在两个月内履行了他的女秘书的职责。梅尔卡特每天上午都送她

到托洛茨基的别墅，下班后又接她回去。阿格洛芙在墨西哥的时候，梅尔卡特从没

有试过潜进别墅去，但他已经和卫兵们混熟了，还获得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学生艾尔

弗雷德和玛格丽特•罗斯默的信任。1940年3 月，阿格洛芙回纽约后不久，罗斯默

便第一次将梅尔卡特请进了别墅。

在此阶段，梅尔卡特主要充当的不是凶手，而是潜入间谍。这时的别墅严然成

了一座堡垒，有铁栅栏和电网围着，装有自动报警系统一架着机枪，还有十名警察

组成的小分队，以及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充当非正式哨兵在保卫着别墅。梅尔卡特的

主要任务，是取得策划武装袭击而必须的有关别墅及其居住者和卫兵的材料。袭击

的领导者是墨西哥著名的共产党人、艺术家达维德•阿利法罗•西凯罗斯，他参加

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5 月23日晨四点左右，二十多个身着警服和军服的

人在西凯罗斯的率领下用机枪将别墅的卧室狂扫一番，打得卫兵们惊奇不已、措手

不及。而后，西凯罗斯做了一派胡言的声明，说袭击的目的不是想刺杀托洛茨基，

而是对其逗留墨西哥进行积极有效的抗议。保释之后，西凯罗斯在智利的一个共产

党人、诗人帕布洛•涅鲁兹的帮助下逃离了墨西哥。

袭击发生五天后，梅尔卡特第一次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出于友好，

他送给托洛茨基的孙子一只玩具滑翔机，并教他怎么放飞。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

十次来到别墅、每次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时也带一些小礼物来。他只见过托洛

茨基两、三次。很可能，他还去了纽约两次，去和奥瓦基米扬见面讨论完成刺杀准

备工作的事宜。8 月20日，梅尔卡特带着自己的一篇文章来到别墅，因为托洛茨基

答应过给文章做评述。他随身还带着把匕首，缝在外套衬里里面；一个衣袋里装着

把手枪，另一个衣袋里放着登山运动员用的冰镐。他后来用的凶器便是冰镐。梅尔

卡特为什么还要带匕首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可能，他把它藏在外衣里是以备其他凶

器一旦被发现时用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用过类似方法。1938年一1939年冬，贝利亚将内务人民委

员部一名叫博科夫的军官叫去，问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将一个人一下打死。“能，

委员同志，”博科夫回答说。贝利亚解释说，驻中东的一个苏联大使，据内务人民

委员部所知，想请求政治避难。博科夫和一名助手被派去出差，任务是”除掉大使

这个祸害”。来到该国后，博科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该地机构负责人那里拿到一

根细金属条。他把金属条藏在衣服里，然后和助手一起去拜见大使。博科夫找准机

会转到大使身后，然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和助手一起将大使的尸体用毯子卷起来，

以便不留下血迹，然后将他塞进汽车里拉到城外给掩埋了。与此同时，大使的妻子

被告知，她的丈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走前他嘱咐说，让她和孩子坐火车紧随

其后。 不难想像， 他的家人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就被从火车上弄下来，送进了关押

“人民之敌”的集中营。

梅尔卡特也想一下击中托洛茨基的后脑勺，把他打死，然后在尸体被发现前逃

之夭夭。当托洛茨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看文章的时候，梅尔卡特从衣袋里掏出冰

镐，两眼一闭，用尽全身力气朝托洛茨基的头上砸下去。但是托洛茨基并未当场死

亡。他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刺耳的尖叫声”（“这一声尖叫我将终生不能

忘却”，梅尔卡特后来讲道。）并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一只手，在力气耗尽之前

还抓住了冰镐。他是在第二天，即1940年8 月21日，在医院中去世的。

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对杀害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里面讲到的和后来彼得罗

夫回忆的一样，对其造成致命伤的不是冰镐的锐头，而是钝头。梅尔卡特被判处二

十年监禁，而他的母亲和艾廷根，从事先计划好的路线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贝

利亚接见了梅尔卡特夫人，她还被介绍给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并被授予列宁勋

章。但几年后，她开始受到良心的折磨，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她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代

表说：

“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用不着我了，国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再

用我就很危险了。但他们也知道，我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了……”

“卡里达德•梅尔卡特已不是普通的卡里达德•梅尔卡特了，而是一个万恶的

凶手。我不仅走遍了欧洲，寻找那些脱离乐土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情地杀死

他们。我做的甚至超过了这些！……我还为了‘理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凶

手。尽管我看到了他被绑着，浑身血迹斑斑地从托洛茨基的房子里走出来的情形，

但却无法与他接近，我和列昂尼德（艾廷根）还不得不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跑掉。”

拉蒙•梅尔卡特在整个监禁期间始终对斯大林主义坚信不移。在历史巨人的眼

中，如他所说，他将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革命的战士，是他使

工人阶级摆脱了走上背叛道路的领导人。梅尔卡特如果说明身份，讲清和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关系，那他有可能在做出某种承诺之后就会被释放掉。但是他一直守口如

瓶，不得不服满了二十年的刑期。1960年，梅尔卡特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先从墨

西哥到了古巴，然后又途经捷克斯洛伐克来到了俄国。可是当他提出加人苏共的申

请时，却遭到了拒绝。

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

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

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

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

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

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

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

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

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

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

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

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

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

“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

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

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

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

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

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

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

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

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

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

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

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

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

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

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

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

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

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

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

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

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

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

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

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

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

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

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

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

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

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

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

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

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

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

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

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

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

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

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

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

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

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

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

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

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

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

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

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

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

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

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

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

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

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

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

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

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

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

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

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

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

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

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

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

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

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

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

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

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

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

‘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

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

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

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

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

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

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

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

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

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

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

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

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

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

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

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

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

“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

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

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

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

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

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

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

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

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

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

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

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

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

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

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

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

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

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

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

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

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

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

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

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

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

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

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

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

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

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

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

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

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

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

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

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

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

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

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

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

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

《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

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

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

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

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

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

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

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

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

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

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

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

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

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

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

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

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

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

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

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

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

‘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

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

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

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

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

――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

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

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

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

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

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

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

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

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

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

――“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

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

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

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

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

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

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

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

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

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

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

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

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

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

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

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

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

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

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

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

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

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

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

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

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

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

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

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

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

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

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

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

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

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

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

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

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

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

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

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

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

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

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

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

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

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

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

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

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

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

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

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

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

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

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

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

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

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

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

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

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

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

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

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

“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

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

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

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

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

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

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

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

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

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

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

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

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

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

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

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

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

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

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

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

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

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

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

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

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

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

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

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

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

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

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

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

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

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

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

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

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

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

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

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

“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

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

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

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

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

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

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

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

“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

“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

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

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

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

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

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

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

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

“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

?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

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

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

《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

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

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

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

“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

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

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

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

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

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

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

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

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

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

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

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

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

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

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

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

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

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

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

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

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

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

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

…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

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

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

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

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

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

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

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

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

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

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

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

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

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

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

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

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

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

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

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

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

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

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

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

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

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

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

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

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

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

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

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

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

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

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

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

“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

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

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

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

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

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

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

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

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

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

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 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

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

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

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

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

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

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

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

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

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

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

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

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

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

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

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

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

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

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

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

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

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

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

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

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

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

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

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

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

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

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

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

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

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

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

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

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

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

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

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

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

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

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

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

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

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

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

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

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

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

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

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

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

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

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

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

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

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

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

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

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

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

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

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

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

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

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

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

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

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

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

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

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

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

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

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

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

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

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

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

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

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

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

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

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

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

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

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

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

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

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

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

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

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

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

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

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

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

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

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

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

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

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

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

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

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

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

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

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

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

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

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

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

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

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

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

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

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

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

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

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

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

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

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

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

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

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

“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

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

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

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

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

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

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

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

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

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

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

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

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

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

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

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

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

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

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

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

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

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

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

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

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

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

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

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

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

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

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

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

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

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

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

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

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

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

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

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

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

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

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

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

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

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

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

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

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

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

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

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

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

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

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

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

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

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

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

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

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

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

“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

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

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

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

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

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

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

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

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

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

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

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

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

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

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

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

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

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

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

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

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

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

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

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

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 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

“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

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

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

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

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

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

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

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

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

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

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

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

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

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

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

……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

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

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

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

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

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

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

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

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

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

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

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

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

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

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

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

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

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

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

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

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

“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

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

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

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

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

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

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

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

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

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

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

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

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

―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

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

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

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

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

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

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

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

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

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

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

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

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

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

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

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

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

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

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

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

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 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

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

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

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

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

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

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

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

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

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

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

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

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

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

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

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

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

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

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

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

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

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

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

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

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

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

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

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

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

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

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

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

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

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

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

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

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

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

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

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

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

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

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

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

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

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

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

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

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

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

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

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

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

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

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

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

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

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

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

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

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

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

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

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

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

（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

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

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

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

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

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

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

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

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

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

“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

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

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

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

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

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

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

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

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

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

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

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

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

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

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

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

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

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

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

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

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

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

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

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

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

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

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

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

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

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

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

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

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

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

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

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

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

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

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

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

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

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

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

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

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

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

“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

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

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

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

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

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

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

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

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

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

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

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

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

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

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

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

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

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

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

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

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

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

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

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

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

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

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

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

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

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

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

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

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

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

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

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

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

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

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

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

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

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

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

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

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

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

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

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

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

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

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

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

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

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

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

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

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

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

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

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

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

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

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

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

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

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

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

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

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

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

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

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

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

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

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

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

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

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

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

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

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

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

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

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

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

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

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

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

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

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

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

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

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

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

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

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

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

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

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

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

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

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

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

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

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

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

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

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

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

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

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

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

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

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

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

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

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

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

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

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

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

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

“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

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

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

―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

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

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

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

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

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

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

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

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

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

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

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

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

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

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

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

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

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

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

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

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

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

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

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

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

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

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

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

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

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

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

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

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

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

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

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

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

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

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

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

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

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

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

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

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

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

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

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

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

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

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

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

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

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

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

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

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

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

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

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

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

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

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

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

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

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

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

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

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

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

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

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

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

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

1938年4 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

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

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

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

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

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

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

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

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

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

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

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

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

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

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

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

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

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

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

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

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

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

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