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三峡工程的后遗症 -- 夏至欧锦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