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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三峡工程的后遗症 -- 夏至欧锦
唐老鸭博客,最新转载了李锐的文章。
以往的印象,李锐是毛主席的秘书,庐山彭德怀事件上出事。
却不知,李锐实际上是水电专家,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就是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当然,他的反对,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的。以下引用一段他的博文,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关于三峡的观点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
关键词,是“造床卵石”,大意是,长江上游,导致河床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卵石和粗砂。三峡大坝,会造成重庆往上的干支流,逐渐堆积大量卵石和粗砂,后患无穷。按照黄的计算,这些卵石每年有1亿吨。
我觉得,李锐最后引用了黄万里的学术成果,只不过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李锐从科学角度出发反对建设三峡大坝,原本是合理的。但是,引用了黄万里的学术成果以后,不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反而显得李锐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就偏颇了。
我一个客户,在湖北黄石附近,承包了一座山。干什么呢,就是开采山石,粉碎了做建筑砂石。
如果重庆以上每年有1亿吨卵石和粗砂,那不是很好。国家可以推进这些商家,变开山炸石,为到长江上游开采江水里的砂石,不是一举两得吗。这样一来,重庆上游的江水,会变得浑浊,不要紧,三峡大坝是很好的沉淀池。当然,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减少江水的浑浊。
就这一条,他就是国贼,当诛之~
应该好的。
江苏上海,没有砂石,全靠输入
也看过三峡工程论证的大概介绍,因为不是水利方面专业人士,只记得的些皮毛,生态影响、以及大规模战争等影响都在论证里。印象深刻的混凝土重力坝结构是为战争准备的,包括临战前24小时还是更长时间内把坝内水排泄到安全位置下。
影响这么大的工程,反对的人很多非常正常,很多反对意见也非常有道理。最终决定工程上马建设,文章中反对者由此得出结论说体制有问题,这个很奇怪。
任何决策本身应该都包含利弊,甚至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利弊大小发生变化、判断利弊的标准发生变化都很有可能,从弊的一方面来否定决策很容易,那么最好的决策就是什么都不要决定最好了?由此上升到体制问题,还有三个铁人,卖国贼的标签,人人都这样看问题,不会有人力排众议干什么实事的。
并且结果也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但那三门峡大坝除了水力之外还有什么,就不是他及我等知道的了。
暗指当时任的总理。
所谓体制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扯什么体制问题,不过是闭门造车。
一个不走的钟一天有两次绝对准时,但是没有屁用。黄就是这个不走的钟。
这句话深刻地折射出此人的心胸、格局和视野,在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和个人名声之间,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不惜用诅咒三峡出事来成就身后的虚名,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传之于子孙,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品啊。
当年是共产党高干中不多的大学生(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52年开始从事水电行业管理工作,到京任国家能源局水电总局局长,此前一直搞宣传、笔杆子。
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倒了。
水电这一行,满打满算,干了7年。
以及长江是在上游修多级小水电,还是在中游修截断长江的大坝。
也就是说,黄万里不是反对修坝,而是学术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
有空看看我的新贴。
当年截流时,湖北有个副省长很感慨地说,湖北人民苦啊!每年洪水都是一场浩劫,这个汉口人有体会。三峡大坝修起来后,至少这一点,要好得多。从这点看,生命和财产就得到了保障。
按理说从论证到建设到完工运行这么多年来,应该有新的资料新的论证,经验教训总结。
但是某些人一开口还是“黄万里”,似乎把某个人捧上天,就能论证三峡工程的失误了,就有机会生发开来攻击体制机制了。但却又不具体的讲体制机制如何改。
这种方式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李某在中央工作这么多年,应该懂得这些道理,也应该知道怎样论证才是正道,更知道有意见应该怎样反映。
反其道而行之,反常即为妖。
要说反对三峡,宜昌地区从上倒下反对的人非常多。因为地方不仅要解决三峡工程的系列问题,三峡发电的好处却落不到地方。但倘若以此来论证三峡该不该上,那岂不成了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