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话放到今天也合适？ -- 大明白

秦二世的做法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治国策略上，秦二世变易旧法，行督责书，严刑酷法破坏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上下相疑，上下相忌，导致了极大的政治不稳定。这在历史上是史有明载的，很多人也都看到过：汉高祖刘邦作为秦朝官员，押送劳役到咸阳服役，结果中途逃亡严重，刘邦最后索性让大家都逃走，结果得到大家拥护，带头逃亡山中。这里暴露了两个事情，一是劳役繁重，民甚苦之，连基层官员都无法容忍。二是基层官员原本都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但是他们也到了无法面对出现纰漏的后果，宁可走向铤而走险的地步。还有一个典型，大泽乡起义。依照出土简册，秦二世以前，秦朝法令规定，行军服役，遇雨失期，无罪。但是大泽乡起义时，陈胜吴广面临的问题却是“失期当斩”！法令严苛到这种程度，大家已经没法玩了。这些都充分展示了秦二世时代，国家机关的基本政治秩序已经被秦二世、李斯、赵高这一班人玩坏了。上下离心，无法合作，这已经严重破坏了帝国的根基。

第二，在高层协调问题上，秦二世以政变侥幸上台，因此采取极端手段铲除潜在的竞争对手，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波动。秦始皇所留下的公子乃至公主，大多遭到了秦二世的清洗。这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并给了六国贵族造作谣言、伺机勾连以可乘之机。同时，李斯与赵高为争权夺利爆发了激烈冲突。秦始皇时代为秦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在秦二世时代一心为了荣华富贵而奋斗，完全丧失了锐意进取的精神，已经蜕变成了大蛀虫。赵高本有才华，这一时期也将全部心力用在了争权夺利上。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动荡，秦帝国的统治因此陷入了极大危机。

第三，秦二世时代，秦朝刚刚吞并了数倍于己的国家，需要耐心细致的进行治理采取取得成效。需要对既有的政治结构和人才结构，以及相关选拔机制进行调整。但是秦二世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将自己的权力与国家的权力对立起来，进行了背道而驰的改革。可以说，秦朝在需要进行适应性变革的时候，吃错了药，结果把自己玩坏了。

秦二世的问题，表面上是这三点，其实，第一，这是君主世袭制度易于出现的两个问题之一。君主世袭制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君主错误干预国家基本制度体系，一是君主完全无力操控国家基本行政体系。第二，秦二世的基本问题，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李斯、赵高等政治力量，错误干预了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和基本行政体系。这不是秦二世一个人的问题。第三，秦二世的问题是不是法家的问题呢？如果说是法家的问题，秦二世违背了以吏为师的基本原则。如果说不是法家的问题，秦二世似乎又是因为严刑峻法而亡国的。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记得宋朝有句话，叫做“万事有法”。万事有法，不等于万事皆严刑峻法。所以，问题出在，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无论是用法家，还是用儒家，都解决不了这个固有缺陷。所以，站在法家内部研究的角度，可以说，这是法家不完善的问题。站在儒法对比的角度上，由于两家都有这个缺陷，不能单纯说这是哪一家的问题。人们身上都不自带路由器，所有上网其实很麻烦，得带上网设备，假如说这是由于人们脑袋上都没有长鹿角的缘故，那么，我们不能在对比两个人优劣的时候，指着其中一个人说，他的缺陷是没有鹿角，说得好像另一个人长了角似的。

秦朝以攻灭六国为目的，建立了军功导向的人才制度。这个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商鞅也早就指出，这个制度只是强国之术，还不完善。可惜商鞅早就死了。在攻灭六国以后，秦国应该进行全面改革，建立新的人才制度，但是他们没有做。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新的法家人士，制定新的办法。但是他们没有。

汉朝建立以后，通过郎官制度、察举考试制度，建立了基本的人才制度。原本这项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其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软肋，就是受到政治学说的直接影响。董仲舒发现了这一个致命弱点，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错误地将这一系列制度的考核内容全部改成了儒术。最终，汉朝的人才制度反噬了汉朝自己。从这个事上来说，如果要我总结经验，那就是参照秦汉制度建章立制，同时规定人才选拔考试不以单纯某一家为基本学说。

其实，以民本主义而论，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不是最关键的东西。该怎么做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民本主义。打着爱民的旗号毁民，这是可耻的。

秦二世的问题，断然不是用全盘否定的办法可以看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