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你觉得司马迁写的这段历史可靠吗？ -- 孟词宗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巡狩，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鲍鱼”在古代即咸鱼、盐渍的鱼，如《孔子家语·六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这个记载貌似很平淡，实际很耐人寻味。首先，胡亥、赵高等人以“鲍鱼”的气味混淆秦始皇的尸臭，这种引起怀疑的做法聪明人一看就知道欲盖弥彰，无中生有。其次，胡亥赵高等人为什么偏偏用“鲍鱼”，而不用其他的动物？咸鱼的腥臭气息虽然很浓烈，但是它的腥臭与尸臭的腐臭还是有差别的，倒不如用腐败的牲畜来混淆尸臭更好。所以，用鲍鱼混淆尸臭应不是随意的做法，背后很可能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

一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中的鱼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给人们提供了秦代巫术的重要材料。其中有数简提到了鱼的神秘作用：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为祟，得之于黄色索鱼、堇酉（酒）。壬癸病，甲有间，乙酢。若不酢，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甲种》七三正）

鲜鱼从西方来，把者白色，王父谴，牲为姓（眚）。（《乙种》一七四）

死生在酉，鲜鱼从西方来，把者白色，高王父为姓（眚），野立为。（《乙种》一七七、一七八）

戊己有疾，巫堪，王父为姓（眚），□□□索鱼堇□□□□间，乙酢，不酢，□□邦中，中岁在西，人黄色，死土日。（《乙种》一八四）

庚辛有疾，外鬼伤（殇）死为姓（眚），得于肥肉、鲜鱼、卵，□□甲乙病，丙有间，丁酢，不死。（《乙种》一八五、一八六）

鱼和鬼魂相关的记载，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中出现多次，应不是偶然现象。简文颇为晦涩，有必要进行梳理通读。

第一则简文中，“巫堪”应为巫名，“行”为出行。“王母”，《尔雅·释亲》：“父之妣为王母”，即故去的祖母。“得之于……”，谓以某物而得病，“得之”后面的物品是具体的致病之物。“索鱼”整理者认为“疑读为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有“萦鱼”,专家认为“萦鱼”应是“索鱼”，是与鲜鱼相对的名称，就是干鱼的意思。“堇酉”即“堇酒”，专家认为似是一种神秘意义的饮料。“酢”为报祭，见《书·顾命》伪孔传。“岁”读为“害”，《老子》五十八章“廉而不刿”，《释文》：“刿，河上作害”。该简谓：戊己日患了疾病，是因为恶神“巫堪”出行、死去祖母的鬼魂在作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黄色索鱼”和“堇酒”这些东西对鬼魂产生了危害，刺激了它们。壬癸日发病，甲日有所好转，就应该在乙日举行“酢”祭，否则鬼魂给人类带来的烦扰就在城中兴起，危害产生于西方，黄肤色的人就该死去了。

第二则简文中，“王父”，《尔雅·释亲》：“父之考为王父”，即故去的祖父。 “姓”，即“眚”，《国语·楚语下》注：“犹灾也”。该简谓：刺激鬼魂作祟的“鲜鱼”是从西方来的，拿着它们的人是白肤色的；家人生病是因为祖父的亡灵在谴告子孙，牲畜也在作祟。

第三则简文中，“野立”读为“野位”，即野外的神祠。该简有残，该简大意与第二则简一致，谓：在酉时得病则生死难说；刺激鬼魂作祟的“鲜鱼”从西方来，拿着它们的人是白肤色的；家人生病是因为祖父的亡灵在作祟，野外的神祠也在为灾。

第四则简，简文有残，大意与第一则简一致，谓：戊己日患了疾病，是“巫堪”和死去祖父的鬼魂作祟，因为“索鱼”、“堇酒”等物刺激了鬼魂；应在乙日举行“酢”祭，否则烦扰就在城中，危害产生于西方，黄肤色的人会在土日死去。

第五则简文中，“外鬼伤（殇）死”为在外死去的未成年人之鬼。简文有残，大意谓：庚辛日患了疾病，是在外夭折而死的鬼作祟，因为“肥肉”、“鲜鱼”和“卵”刺激了鬼魂。甲乙日发病，丙日有好转，应该在丁日举行“酢”祭，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通观以上五则简文，可知鱼在秦代巫术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胡亥、赵高等人命令臣下车上载一石“鲍鱼”，也是利用了鱼的这种作用，并不是随便而为的。

二 古代鱼的神秘作用之分析

不难发现，以上《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数简中鱼是带有神秘作用的。

首先，鱼成为人们得病的根源，是因为它与鬼魂有抵触作用。巫术中对鬼魂产生妨害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有的东西不足以把鬼魂震慑住，却刺激了鬼魂的出没作祟。

其次，鱼被当时人放进了五行说的范畴。“得之于黄色索鱼”对应“黄色死”、“鲜鱼从西方来”对应“把者白色”（白色为西方之色），这种以五方对应五色情况《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的其它简文也有反映，如“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甲种》六九正）、“在南方，赤色死”（《甲种》七一正）、“烦居北方，岁在北方，黑色死”（《甲种》七七正）等等，足见鱼带有浓重的方术痕迹。事实上秦汉时代五行家用于辟邪、压制灾殃的“厌胜”之法，也是把五方、五行结合在一起，《论衡·言间时》有载：“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时人兴土动工，往往岁神、月神降下灾祸，这些受灾的家庭可以用五行“厌胜”的方式来纾祸，即有灾祸的方位，悬挂相应的五行之物，如西方悬金、东方悬炭就可以厌除灾祸。《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中因鬼魂而致病、《论衡·言间时》辟邪厌除鬼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在五行说笼罩之下，两方面相辅相成。

第三，上述简文中鱼和“堇酉（酒）”、“肥肉”、“卵”等物品并举。其中“堇酉（酒）”文献中有明确的神秘功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里有四个方子有“堇”，“堇”草带有毒性，有致人昏迷的作用。相传唐玄宗试探张果的道术，把堇酒斟与张果，张果一饮而尽，连尽三杯，醺然如醉；张果说“非佳酒也”，须臾牙齿皆焦黑，张果把黑牙齿击碎，休息后重生了一口雪白的好牙齿（这个故事见宋人晁补之《鸡肋集》卷四九、朱胜非《绀珠集》卷二等），足见“堇酉（酒）”绝非一般饮料。鱼和“肥肉”、“卵”同“堇酉（酒）”并举，可知也带有很强的神秘性。

鱼在古代的象征意义与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一文中指出，中国上古时代以鱼象征女阴：鱼的外形与女阴非常相似，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上古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鱼的这种特征与人类的生殖崇拜相吻合，于是鱼成了“配偶”、“情侣”的隐语。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是见仁见智、千差万别的。不可否认，古代的鱼在许多场合中是求偶生殖的象征，起到了隐语的作用；可除此以外，人们还构思出鱼的许多意义与作用，比如：（一）鱼象征着水。鱼生活在水中，被视为水之神。《山海经》中许多怪鱼都是雨水神。如《西山经》中有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南山经》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二）鱼象征着丰收。《诗·小雅·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因为鱼和水相连，水使农牧丰收，所以牧人梦到了鱼，预示着丰收；至今鱼还在年画中出现，作为“馀”的谐音。（三）鱼作为吉祥物、辟邪的“厌胜”物。从半坡时代的人面鱼纹盆开始，鱼就带有许多宗教意义。鱼（或者双鱼）的图案在战国秦汉瓦当上常见，鱼纹也在商周青铜器与其他器物上作为典型的动物纹饰，都带有辟邪求吉的神秘意味；玉质鱼饰商周时代人们已经佩戴，除美观以外还能作为祓除灾殃的护身符。鱼的这些意义、作用都是根据鱼的特性而衍生，它因为与水相关故而成了丰收的象征与吉祥之物，又由此成为辟邪的“厌胜”物。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中鱼的神秘作用，也与鱼辟邪“厌胜”的作用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中的鱼虽然和鬼魂相抵触，但是并没有力量震慑住鬼魂，反而刺激鬼魂作祟为灾、使人生病，于是鱼倒成了给人带来灾难的因素。事实上巫术本来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错误认识上，以“厌胜”术消除灾祸无疑是荒唐的、于事无补的；但古人欠缺昌明的科学观念，反而认为是“厌胜”物力量不够从而刺激了鬼魂作祟。失败的“厌胜”术在文献中也有很多例子，桓谭《新论·言体论》言：“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比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当吴人来攻时，国人告急，而楚灵王巫舞自若，说：“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这是以巫舞作厌胜而亡国的例子。《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是“厌胜”术的笃信者，“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铸成后，王莽命“司命”负持，寸步不离此物，后来汉兵攻击王莽，王莽逃至“渐台”，“犹抱持符命、威斗”，仍不免碎尸万段的下场。这些迷信巫术的人以失败留下笑柄，说明“厌胜”术并不能消除灾难。《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把鱼作为致病原因，表明当时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三 “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与古代“祕祝”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这里应是胡亥赵高等知道秦始皇已死的人，命令臣下的车子每车载一石鲍鱼，而不是把鲍鱼放在秦始皇的车上。因为秦始皇的尸臭已经很厉害了，如果再在秦始皇的车上放鲍鱼，等于把恶臭加剧。那么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负责鬼神事务的“祝”官中有“祕祝”一职，《史记·封禅书》说“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汉书·郊祀志》同），其职掌是把天子的灾祸转嫁到臣子身上。《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裴骃《集解》引应劭曰：“祕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祕。”

这样以神秘手段为天子转嫁灾祸的现象，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昭王派人询问周大史，周大史回答：“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但楚昭王认为：“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于是没有进行禳灾的“禜”祭。秦汉时代巫术大兴，汉文帝废除“祕祝”，说明此时“祕祝”行为格外盛行。虽然汉文帝曾提出废除“祕祝”，但由于整个秦汉社会的神秘色彩都非常浓重，这种以神秘手段转嫁灾难给臣子而为天子纾祸的做法仍旧长期存在。比如两汉时代天灾、日食出现，皇帝下诏罪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一般仅是皇帝的态度，并不真正受罚；而政府中职位最高的以宰相为首的“三公”，往往才是阴阳失调责任的真正承担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史记·陈丞相世家》）、“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汉书·丙吉传》），于是遇到天灾、日食就要引咎辞职甚至自裁。“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汉书·翟方进传》如淳引《汉仪注》），即自然灾变发生后，丞相需要称病是起码的处罚。汉成帝绥和二年，“荧惑守心”，按照占星家的说法凶在皇帝，有人上疏说可以让重臣受过，于是汉成帝下诏重责宰相翟方进，赐给酒十石和牛一头，翟方进当日自杀谢罪（《汉书·翟方进传》）。汉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丞相于定国“惶恐，上书自劾，归侯印，乞骸骨”（《汉书·于定国传》）。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后汉书·明帝纪》）。这些例子足见“祕祝”的做法是影响深远的。

可以推知，在笃信方术迷信的秦始皇在位时期，应该存在“祕祝”之职与转嫁天子的灾祸给臣子的行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之所以“恶言死”应是因为此时他已经病重，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臣下没有人敢提及身后之事，说明不少人已经知道皇帝染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知道秦始皇已死的胡亥、赵高等人秘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做出一系列秦始皇还活着的假象。而“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则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一方面用鱼腥可以混淆尸臭，另一方面采用“祕祝”的神秘方式，用“鲍鱼”来招惹鬼魂，在臣子车上放致病的“鲍鱼”，就意味着臣子代替秦始皇经受鬼魂之扰，代替皇帝生病，这也是胡亥、赵高等人佯装秦始皇尚在的掩人耳目的手段。这样解释“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的事就合情合理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这种巫术是盛行的，司马迁当作司空见惯的事件记录，所以并没有作过多的说明。

综上所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等人秘不发丧，“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这不是一种随意的做法。鱼在当时的巫术中具有刺激鬼魂作祟使人得病的作用。胡亥、赵高命令臣子车载鲍鱼，就是佯装秦始皇没死，让臣子把皇帝的灾祸转嫁到自己身上，即古代“祕祝”的做法。